明朝中期最大的城市是哪個？

02-06

是北京嗎？還是蘇州？也有說是南京的

多謝邀答。

評價一個城市的規模，首要參考標準是經濟。有了經濟力，就會聚集大量人口，就會有豐富的文化。

在說經濟和文化之前，要先來談談城牆和建成區的區別。

關於城市規模要看如何定義。例舉北京、南京、蘇州三城。如果認為城市的範圍等於城牆的範圍，那麼南京比蘇州大得多。如果所說的南京城牆是外郭，那麼南京還可以超過北京。

但做歷史的不能這麼看，要看實際的建成區。明代南京的實際建成區就是城牆內範圍的南部，東部為皇城，城外大報恩寺、莫愁湖、上新河也有零星的建成區。

而蘇州的建成區遠不止城牆。蘇州城牆內面積14平方公里，基本被填滿。城外，從閶門開始往西二十里到楓橋，全是建成區。看《康熙南巡圖》就可以知道蘇州當時城外建成區的規模。南京城牆內是44平方公里，只填滿二分之一不到。

利瑪竇的《中國札記》。說南京是當時全國最大城市的是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原文為「他的正式名字是應天府，我認為它是全國最大最好的城市」。利瑪竇的《中國札記》中只是說「北京……城市的規模、房屋的規劃、公共建築物的結構以及防禦都遠不如南京」。

明清南京城外最大的建成區恐怕還是上新河碼頭，是全國最大的木材物流基地。蘇州的閶西地區，加上滸墅關一帶，規模要大得多。

同樣是來自曾德昭《大中國志》：「北京城沒有南京大，而人群壅塞則過之。」北京在嘉靖年間修了外城，內外城相加有62平方公里。南京城是44平方公里，只有算上外郭才能做到「北京城沒有南京大」。眾所周知，南京城與南京外郭之間的絕大部分面積並非建成區，只有零星的幾個點。按照這個邏輯，當時歐洲人定義的「城」，就是指城牆內的面積，而非實際的建成區。

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存在城鄉二元對立。城市是自治的，而鄉村實行封建制度。鄉村人移居城市意味著身份上的巨大轉變。所以歐洲中世紀城市都力圖用城牆把建成區全部囊括進來，城牆就是邊界，出了城牆就是鄉村。科隆、美因茨、紐倫堡、布拉格等中世紀名城莫不如此。而且，城牆內也並非全是建成區，萊茵河邊的小城Bacharach的城牆內就有大片空地。所以，在傳統歐洲人的意識中，城牆就是一座城市的邊界，他們會自然地以城牆範圍大小衡量城市大小。

而古代中國不存在這種城鄉二元對立（在今天的中國反而因為戶籍制度大行其道），這也是上元縣、江寧縣的轄境既包含城市、又包含鄉村的原因所在。所以，用城牆範圍大小衡量古代中國城市的大小是過時、不甚科學的觀點，也沒有實際的歷史意義。

現在例舉明清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商業大都市蘇州的經濟數據。雖然明清有別，但可以拿來佐證，在明朝不發達的城市，在清朝也不可能一步登天。明代繁榮的城市，都會延續到清代。

明代中葉開始蘇州府城就是全國中心市場，京杭大運河南北商品集散地。

明代只有兩個城市有能力成為大運河南北商品集散地：蘇州和揚州。但因為揚州本地手工業較弱，揚州以北的地區消費力也弱，蘇州是全國最大的手工業中心，發往全國的很多貨物是蘇州產，所以蘇州成為市場中心，揚州完全是因為地理優勢，是副中心。

蘇州府城閶門稱天下大碼頭，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商業區；閶門外有兩條很長的商業街區，一條沿著運河往西到楓橋，另一條是往西北到虎丘的山塘街；閶門邊沿著運河往南還有南濠街；因此蘇州市中心在城牆外，建成區很大規模空前。

就蘇州府城而言，應該是先有商業的發達，後有手工業的發達。發達的手工業又反過來促進商業的進一步繁盛。

《利瑪竇中國札記》第四卷第四章

宋代以前，所有城市都是某一個級別的政治中心。比如唐代的蘇州城，是蘇州這個郡的政治中心，也是浙西諸郡的政治中心。宋代以前的城市手工業較弱，主要用來滿足達官貴人及其僕役的部分生活需求，而城市商業市場中的大眾消費品大部分來自鄉村。唐代著名的蜀錦、越羅都是來自鄉村，這時的絲織業是農業生產的副業。

生產力發展後，農村的生產分工越來越細，就出現分化，一部分生產就轉移到城市。絲織業就是典型：蠶桑養殖和生絲採集必須在農村進行，但加工成上等絲綢的工作就在城市和市鎮進行，因為城鎮里有專門的織工，他們不再從事農業生產，所以技藝更精。

明清時期，南京、蘇州、杭州的府城都是全國級別的絲織業中心。然而，江寧府本地不產優質生絲，蘇州府境內的生絲生產規模也不大，遠不及嘉、湖。所以，南京、蘇州的商人每年都會去嘉、湖採購優質生絲，然後運往府城給各個作坊的生產供貨；杭州因為離原產地較近，所以往往不需要中間商，商業資本操縱手工業生產的特徵不明顯。吳江應該也產生絲，所以盛澤就近成為絲織業大鎮。從明代開始，蘇州城中從事生產的人口就佔到了很大的比重，這對中國來說是比較新型的城市，以前一般是都城在哪裡，最大的城市就在哪裡，因為都城的消費人口最多；從明代開始這種情況就變了。除了消費的因素外，生產的因素也極大地促進了城市的擴張。所以蘇州雖然不是位於頂端的政治中心，卻憑藉前代積累下的較大規模的城市人口（就是消費人口），加上新興手工業帶來的人口，也躋身於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明清時期，傳統的消費型都市繼續存在，比如開封、北京，也是龐然大物，而蘇州、杭州等是生產消費並重的新型城市。所以，有學者就提出「開封型城市」和「蘇杭型城市」的概念。南京的情況比較特殊，明代因為是兩京之一，鋪戶買辦的剝削很重，壓制了手工業的發展。但是在清代，隨著政治勢力的撤出，江寧也發展成與蘇、杭相似的城市。揚州屬於另一種情況，揚州不是高等級的政治中心，物產雖然較豐富，但是大眾消費品的生產（絲織業、棉織業等等）幾乎沒有；消費發達，而且是以奢侈消費為主。消費主體既有達官貴人，也有新興的富民階層。揚州興起的前提是盛世，只有盛世中的人才有那個消費力。

後來的上海也是沿著蘇杭的道路繼續發展出的城市，有很大規模的生產，也有很大規模並且很高端的消費，所不同的是上海產品的銷售市場已經主要面向海外。

城市在全國的首位度如何，看的是5大重點：1 公所、會館的數量；2 商業區碼頭的商品集散規模；3 手工業生產數量；4 田賦；5 城市人口；6 文化產出數量和檔次這些蘇州優勢非常明顯

王衛平《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蘇州為超地域中心城市

明朝人口分布圖蘇州府是全國人口最密集的地區

明代人才分布圖

明代中葉起，蘇州城的商業和手工業蓬勃發展，使蘇州成為了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這個發展勢頭一直持續到清代

中國歷史中兩縣同駐一個城池，主要是出於人口的考慮，清代雍正年間，把人口太多的蘇州城分成三個縣管理

蘇州城是全國唯一的三縣同城

明代市民文學版刻數量

中國會館志全國中心市場

中國會館志江南會館、公所數量表

明清時期，蘇州共有會館64家，公所163所（所屬136個行業），說明了蘇州作為商業、手工業中心，中心市場的地位

明初蘇州田賦最多號稱天下糧倉，後發展了手工業，田賦繳稅大戶的地位被湖廣取代，從天下糧倉變成工商業大都會，明代中葉開始，蘇州的商業稅收和手工業稅收都是全國翹楚

描繪了明代蘇州熱鬧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風情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圖

版本一：遼寧博物院藏本仇英《清明上河圖》

版本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仇英《清明上河圖》

版本三：仇英清明上河圖

明代江南地區是全國的富庶之地，蘇州是江南的政濟、經濟、文化中心，最為繁華。蘇州的社會風俗習慣頗有特點，並且向外傳播，成為周圍地區仿效的對象，對明朝江南地區社會風尚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江南自明以來就是人文淵藪之地，表現之一是江南的書市，蘇州的書市是四大書市之一。蘇州書坊最大的特點是刊本數量多，刻印質量高，胡應麟曾評價說「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世帙類書，咸會萃焉。……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吳為最。」卷四蘇刻種類很多，經、史、子、集都有。到明中後期，小說、文學作品最多，質量也好。————《明代蘇州地區的社會風尚及其傳播》

明代王世貞稱，蘇州城無論就「財賦之所出」（農工商總體），還是「百技淫巧之所湊集」（手工業），「駔儈譸張之所倚窟」（商業），都堪稱天下第一繁雄郡邑（《明代商業與社會變遷》）

在明中葉至清中葉的三個世紀中，蘇州城市有顯著擴大。這個擴大同時表現為城市地域範圍的擴展與城市人口的增加。蘇州城市變化的主要趨勢，是城市從府城內擴大到城廂附郭和郊區市鎮，從而形成一個以府城為中心、以郊區市鎮為「衛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蘇州城市變化的主要動力來自城市工業的發展。城市工業的發展，並非單純的府城工業向外轉移，而是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形成的合理的地域分工。經過這三個世紀的發展，到了清代中期，城市工業在蘇州經濟中已經居於主導地位。蘇州的城市變化代表了明清中國城市發展的一種新道路，亦即傅衣凌先生所說的「蘇杭型」城市的發展道路。————《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李伯重

明中葉至清中葉蘇州府城的商業腹地，由小而大，可大致分為4個層級：最直接的是蘇州府轄下地區；其次是整個江南地區；再次是施堅雅所說的「長江下游經濟巨區」；最後，作為明中葉至清中葉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蘇州的商業功能覆蓋了中國最主要的經濟地區，因此其商業腹地也包括了中國的大部分（47）。這樣，蘇州府城的商業腹地的地域範圍，遠比蘇州城市的地域範圍大。————《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李伯重

手工業：絲織業、棉織業、印刷業、造紙業、建材業、造船業、釀酒業、制茶業、榨油業，皆是全國中心或全國中心之一。

商業：洞庭商幫基地、全國會館公所中心、全國中心市場、天下四聚之一、東南諸省物流中心。

文化：全國出版中心、戲曲中心、學術中心、狀元之鄉。

日本的許多中國歷史書里，特對明清時代的蘇州讚賞有加

圖說中國文明史

漫畫版中國的歷史

整個明朝時期1368年到1664年，南京是全世界最大、最好的城市，遠比北京好！

明朝時期，有一些西方人，對明朝進行過比較詳細的描述，比較主要的有，一個是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住了27年，寫了一本《中國札記》，還有一個是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在中國住了23年，寫了一本《大中國志》。

這兩人都是在明朝後期到中國的，兩人都認為南京是當時（明朝後期）全世界和中國最好的城市。

明朝一開始是建都南京的，後來明成祖遷都到北京，大家都想當然地以為後來北京肯定是比南京要好的。但是大家忽略一個問題，永樂大帝他真的是覺得北京比南京繁榮比南京宏偉而遷都的嗎？從朱元璋定都南京以來所有機構建築經濟都通過了發展和完善，當時的北京只是一個王爺的封地。很多年以後從兩個西方人的眼裡看來，南京還是要比北京好很多，而不是好一點點或者差不多。 —————————————————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是在明朝的最後40年居住在中國的，在他的《大中國志》里寫到：「南京城……我認為它是全國最大最好的城市，優良的建築，寬大的街道，風度優雅的百姓，以及豐富優良的種種物品。它有令人驚羨的遊樂場所，境內人口眾多，……各處能遇到擁擠的人群，街道難以通行。此外，無數的宮殿、廟宇、樓塔以及橋樑，使城市顯得非常壯麗。」

從西方人所著的關於明朝的典籍中，都對明朝的評價非常高，對比西方人對清朝最好的「康熙--乾隆盛世」的描寫，可以明顯看出，西方人認為是明朝好得多。——————————————————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是在明朝的最後60年里居住在中國的，在其所寫的《中國札記》中，稱讚南京是世界上最雄偉秀麗的城市。他認為北京的規模、城中房屋的規劃、公共建築的結構及城防溝壘，都遠遜於南京。

—————————————————我們再來看看南京皇宮布局圖

應該是南京。北京只是政治中心。明清北京的規模確實不大。不過樓上那位吹捧過頭了吧。。

一個城市你就說是古代社會的巔峰。。你讓盛唐情何以堪。比繁榮你比不了宋代的汴京。比對世界，東亞的影響力你比不了長安。怎麼能說是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