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哪些好心辦壞事的典型事例？

02-06

在生活工作中常常會遇到一些出於好心卻辦了壞事兒的情況，弄得偶灰常不開心。於是，出於以史為鑒的精神和沒事找事的好奇心，想了解一下中外歷史上有哪些好心辦壞事的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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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

漢武帝時期，世族勢力遭到壓抑，他去世之後，各項管制政策相繼鬆弛，繼任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中央朝綱日漸為外戚把持，而地方上的世族勢力乘機崛起。世族集團在經濟上「閉門成市」，嚴重阻礙了商品大流通，使得生產力無法釋放，在政治上對中央集權構成威脅，隨時可能孕生顛覆政權的力量。

改革三戰場：財政、貨幣和土地
　　王莽變法自稱是「奉古改制」——中國人從來認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聰明。不過從政策上看，他並不想改回到遙遠的周代去，改革的目標其實就是「漢武帝-桑弘羊」模式。他的改革基本上緊緊地圍繞影響宏觀經濟的「三大核心課題」財政、貨幣和土地而展開。
　　王莽登基第二年，就推出「五均六筦」。所謂「五均」，是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這六大都市設立五均官，由原來的令、長兼理，稱為「五均司市師」，他們的工作，一是定時調節、均平物價，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場供應，市場貨物滯銷時，以低價收購，貨物漲價時，則以高價出售；三是辦理賒貸，根據具體情況，發放無息貸款（賒）或低息貸款（貸）；四是徵收山澤之稅及其他雜稅。所謂「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項經濟事業，即由國家專賣鹽、鐵、酒，專營鑄錢，徵收山澤生產稅，經辦五均賒貸。簡而言之，「五均六筦」就是全面恢復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
　　從王莽為「五均六筦」所下達的詔書看，他對專營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說，政府要管制的都是民眾日常必需品，即價格很高，民眾也一定會購買的商品，也就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關鍵性產業」，這些產業國營化之後，就可以達到「齊眾庶，抑兼并」的目的。胡寄窗評論說：「在王莽以前，倡議經濟管制者如管仲與桑弘羊，對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講的透徹。」不過，後世的人們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計劃經濟的人無不以「均貧富」和實現社會公正為口號，而實際上都是為了加強集權以及擴充財政收入。
　　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計劃色彩甚至更加濃重。比如，在零售物價的管制上，到了事無巨細的地步，《漢書·食貨志》記載，政府在規定的時間對各種商品進行分類定價，同一種商品按品質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後才允許商賈拿到市集上去銷售（「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這無異於用計劃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場的功能。

　　如果說王莽在財政和產業政策上完全效仿漢武帝，那麼，他在貨幣和土地改革上則要激進得多。
　　王莽第一次改變幣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即公元7年的5月，他以周錢為藍本，增鑄貨幣，新幣分三種，各值五千錢、五百錢和五十錢，是為「大錢」。當時，國內已經呈現通貨膨脹的苗頭，新幣的名義價值遠遠高於舊幣五銖錢，於是民間私鑄之風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黃金。
　　公元8年，新朝創立，王莽以「奉天承運」為名義改出一銖小錢，社會傳言說五銖錢和大錢都要被廢止，市場頓時大亂，王莽一方面把涉謠者、傳謠者抓起來，流放邊疆，另一方面則大量鑄造小錢。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改變幣制，把貨幣總名為「寶貨」，分金貨、銀貨、龜貨、貝貨、錢貨、布貨等六種，六種貨幣又細分為二十八個品種。因品種繁多，換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理解混亂，交易大受影響——「百姓憒亂，其貨不行」。四年後，王莽被迫第四次改變幣制，他下令廢止大錢、小錢，發行「貨布」（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貨泉」（重五銖，枚值一）兩種貨幣。在短短七年間，王莽進行了四次幣制改革。
　　在土地改革上，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為決絕——恢復全面的土地國有制，然後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其具體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為「王田」，一律不得買賣，凡是一個家庭男丁不到八個而田地超過一井（計算單位，一井為九百畝）的，就把多餘的部分分給宗族和同鄉的人（《漢書·王莽傳》：「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黨」）。
　　這是自商鞅「廢井田」之後，第一個重新推行土地國有化的政權。土地是世族集團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在此之前，針對土地兼并的狀況，很多人提出過種種遏制設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議「限田」，他深知恢復到井田制的辦法是不可行的，不過可以通過額定每戶擁有土地的上限，來防止兼并過度（《漢書·食貨志》：「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這種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平均地權的思想，在後來的歷史中是主流。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對土地性質進行的一次革命。如果從兩千年歷史來看，從先秦到1949年，歷代治國者中試圖將土地全面國有化的人非常少，嚴格來講，只有兩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個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而孫氏只是紙上宣示（1906年，孫中山在《民報》第三號上宣布革命的六大主義，其中第三條為土地國有，「均地政策為人民平等之基礎」。在《民報》第十號上，他更宣告：「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王莽卻付諸實施。

　　在推行土地國有化的同時，王莽宣布不準買賣奴婢，其理由是奴婢買賣有悖於「天地之性人為貴」的聖人之義。從記載看，王莽似乎一直對奴婢抱持同情的態度，在還沒有當上皇帝的時候，他的次子殺死了一名婢女，王莽硬逼著他自盡償命。因此，不少史家對王莽禁止買賣奴婢政策的評價很高，認為這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創舉。不過，僅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并與限制人口兼并，是打擊世族門閥勢力的配套性政策。
　最慘烈的改革結果
　　王莽的經濟改革，是以掉腦袋落幕的。
　　「五均六筦」的國營化改革，剝奪了民間工商業的所有利潤，卻沒有帶來國庫的充盈。王莽效法漢武帝，任用了一批商人來經營「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鉅賈王孫卿為主管市場的京師市師、漢司東市令，任命洛陽城裡有「十千萬」資產的富商張長叔、薛子仲為納言士，在各地設置專營事務的官吏時，大多用的是當地的商人，讓他們當交易丞、錢府丞等。由於缺乏鐵腕的監督機制，這些穿著官服的商賈乘機與行政官員沆瀣一氣，虛設賬簿，掏空國庫，大肆牟取私利，最終的結局是，官府的錢庫沒有充實多少，卻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漢書·食貨志》：「郡有數人，皆用富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俞病」）。

　　七年四次的幣制變動讓金融秩序大亂，政府的金融信用幾乎破產。史載，每次變動，都造成民間的一次大破產，監獄裡因此人滿為患。
　　土地國有化引起中產以上利益集團的集體反抗。早在西漢時期，土地就成了財富的主要承載形式，具有「類貨幣」的性質，王莽在缺乏任何民意基礎的前提下貿然推行王田，自然得罪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
　　在執行層面上，行政官吏的懈怠及不配合也是造成改革凝滯的重要原因。王莽是一個特別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執政的十多年裡竟然換了八任大司馬。
　　因此，王莽變法既得罪了世族和有產者，又得不到無產者支持，而中央又沒有增加收入，可謂疲勞天下，一無所得。改革進行到第14個年頭，已經無法寸進，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詔書，廢止即位以來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為，第二年的10月，叛軍攻進長安城，王莽逃至未央宮的漸台，被人砍下了腦袋。
摘錄自《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吳曉波

宋宣公曾經對宋穆公說：「我對兒子與夷的愛，還不如對你的愛，我認為作為社稷宗廟的主人，與夷遠不如你，你何不就做宋國國君呢？」宋宣公死後，宋穆公繼任國君。

然後就是宋殤公，宋庄公持續的內亂，消耗了宋國國力，地位逐漸下降。

太子伋和衛公子壽哥倆相親相愛，公子壽為其赴死，太子伋也堅守信義赴死。然後是衛國的數代內亂。

春秋初期尚未禮崩樂壞下克上的時代，這種情況應該比較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