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他的權力比總統還大？

在現代世界，伊朗的政體是比較特殊的。這個中東地緣大國，依然沿用古老的政教合一政體。在伊朗政治結構中，什葉派教士掌控國家核心權力，作為教士首領的最高精神領袖，掌控伊朗的軍權和決策權，民選總統只是作為精神領袖決策之執行者。

這種政教合一的模式，在當今世界無疑十分扎眼．且不論歐美東亞這些相對比較現代化的地區，就是封閉保守著稱的中東伊斯蘭世界，伊朗這也是獨一份．像沙特這些海灣阿拉伯王權國，儘管一直沿用君主專制政體，但至少都是世俗化的政治勢力掌權，宗教組織依然得受王國世俗權力管控．

而伊朗以前其實也是如此．在１９７９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前，伊朗是一個世俗化程度較高的伊斯蘭國家，西方文明對其社會有著非常廣泛的影響力．直到伊斯蘭革命爆發，伊朗才一夜逆轉，向政教合一體制急速轉型．

為什麼伊朗會出現這種逆轉？尤其是，在世俗化成為世界主流的當下，伊朗居然能把這套政體長期延續，歷經３０年風雨利益不到，伊朗又是怎麼做到的呢？關於這一節，雲石君在此做個簡單的分析：

在上一節《地緣政治65：為何美國這麼恨伊朗，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一節中，雲石君曾分析過１９７９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原因：上世紀７０年代，海灣阿拉伯國家因石油大發橫財，並與美國結盟；阿拉伯與伊朗間傳統的歷史／地緣／教派衝突，使得阿拉伯的崛起，讓伊朗西線遭受巨大壓力；而美國與伊朗的傳統盟友關係，又讓伊朗不得不在北部承受來自中亞方向的蘇聯威脅．這種雙重承壓，讓伊朗難以承受；加之當時親美的巴列維國王在伊朗國內強推「白色革命」，導致社會矛盾嚴重激烈，最終促發了伊斯蘭革命，巴列維王朝被推翻。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接過巴列維衣缽,成為伊朗繼任者.隨後,它解除美伊同盟，並推動跟蘇聯的戰略和解，以集中力量，與以伊拉克為首的阿拉伯勢力博弈。

不過，地緣政治層面因素，導致伊朗與蘇聯，雖然關係有所緩和，可伊朗並未因此倒向蘇聯，蘇聯亦未對跟美國鬧掰的伊朗鼎力援助（原因詳見《地緣政治65：為何美國這麼恨伊朗，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而伊美同盟破裂後，美國與伊朗反目成仇，對其強力制裁不說，還大力扶持阿拉伯勢力，這讓伊朗仍然面臨巨大的國家安全壓力。特別是兩伊戰爭的爆發，極大的消耗了伊朗之國力，美國的封鎖制裁，更加劇了伊朗的危機。

伊朗必須頂住阿拉伯國家的攻擊，可又嚴重缺乏外援。既然如此，伊朗還能做的，就只有內部挖潛了。而所謂的挖潛，說白了就是要將社會資源最大程度的集中，以供應對外部危機。而這個所謂社會資源徵用，主要是兩種：一，民眾財富——以充軍餉；二，成年男性——以充行伍。

要徵集社會資源，伊朗能採用的辦法主要有二：第一，直接刮地皮、拉壯丁，但這麼搞，免不了會民怨沸騰，引發社會動蕩——伊朗外患重重，內部經不起這種折騰。

第二，思想上發動民眾，讓他們心甘情願的交錢參軍。而帶有一定原教旨主義色彩的保守意識形態，既能夠營造出簡樸的社會氛圍，在道德層面遏制民眾的消費慾望，降低社會消耗，又能夠利用中興伊斯蘭的宗教情結，激發人民的聖戰情懷——如果伊朗社會依舊採用西方那套世俗化模式，那基於享樂主義和貪生怕死的人性本能，伊朗很難籌措到足夠的資源以供對外博弈。

很明顯，第一種辦法是自取滅亡手段，第二種才是合適之選。只是，意識形態的引導，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伊朗的外部壓力卻是迫在眉睫。基於這種現實，伊朗的權力架構就必須向宗教方向高度傾斜，通過以教治政的方式，最快，最深入的將思想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實際上，早在6.70年代，隨著阿拉伯國家的崛起，伊朗國內的宗教影響力便已抬頭，但是當時的巴列維國王親美，又要鞏固自身之世俗權力，故對其強力壓制，後來作為伊斯蘭革命最高精神領袖的霍梅尼，也因此被迫流亡海外。

但到70年代末，伊朗國內外形勢急劇惡化，世俗權力已經難以有效應對，這種情況下，伊斯蘭革命爆發，宗教勢力趁勢上台。

這就是伊朗由世俗化轉向政教合一的內在原因。而從外部環境來看，政教合一，也確實有利於伊朗對阿拉伯的政治軍事博弈。

伊朗要跟阿拉伯國家對抗，不僅要盡其所能的增強內部實力，同時也要絞盡腦汁去挖阿拉伯國家的牆角。

而在挖牆腳方面，宗教便一個不錯的籌碼。在中東阿拉伯世界，有兩個國家可供伊朗「籠絡」——一個是敘利亞，另一個，就是跟自己打了八年兩伊戰爭的頭號大敵伊拉克。

伊斯蘭教主要有什葉、遜尼兩大教派。儘管就全球而言，遜尼派佔據絕大多數。不過在中東這個伊斯蘭核心區，卻並非如此。比如伊朗，這個中東一流地緣大國，就是典型的什葉派國家，也是什葉派之大本營。

而伊朗之外，伊拉克和敘利亞其實也與什葉派淵源甚深。

在伊拉克，儘管當時掌權的薩達姆和復興黨是遜尼派，當民眾中，什葉派卻佔了半數以上，而且主要聚居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這個伊拉克本部核心區。至於敘利亞，儘管什葉派只佔總人口之約莫兩成，但在位阿薩德政權卻是什葉派中的阿拉維分支。

對伊朗來說，要是能以教派感情籠絡住系出同門的敘利亞，再煽動伊拉克的什葉派推翻遜尼派的薩達姆，那隨著二者的倒戈，伊朗就可以一舉逆轉在與阿拉伯世界地緣博弈過程中的不利地位。

但倘若伊朗是世俗權力掌權，這是無法做到的。因為在世俗框架下，民族與國家才是民眾認同的主要載體。而以國家為標準劃分，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彼此獨立；而若以民族為標準，敘利亞跟伊拉克兩國內的什葉派也是阿拉伯族系，而伊朗則是波斯族系——雙方是千年死對頭。這即是說，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伊朗很難爭取到敘利亞、伊拉克的情感認同。

但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作為一個宗教國家面目出現，那情況則大為改觀。身為什葉派宗主，伊朗可以相對容易的贏得伊拉克什葉派與敘利亞阿拉維派的好感。同時，伊朗又打起了中興伊斯蘭的旗號——這對遜尼派而言或許還心有芥蒂，不過對什葉派而言，這個旗號還是頗為鼓舞人心的。甚至，要是伊朗真能展現出中興勢力，在中東打出一片天，那就算是遜尼派，說不定也有許多會基於中興伊斯蘭的大義，轉而尊伊朗為宗。

用宗教認同取代民族、國家認同，這是伊朗經營中東，分化阿拉伯國家的絕妙之法。而既然要彰顯宗教色彩，伊朗的權力架構，自然也需進行調整，，教權高於政權的政教合一體制，便是這種思路的一個絕佳體現。

而從歷史脈絡來看，伊朗的這步棋還真是走對了。如今的中東，伊朗、敘利亞政府，還有薩達姆政權滅亡後，什葉派掌權的伊拉克，三國之間的關係已經大幅走近，在「什葉派之弧」的概念整合下，跟沙特為首的海灣阿拉伯王權國，乃至於敘利亞的反對派，甚至IS們分庭抗禮。

當然，三國之所以會走近，根本原因還是基於共同的國家（政權）現實利益。不過什葉派這個共同紐帶，也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促和作用。倘若伊朗在1979革命後，繼續堅持世俗化體制，說不定現在還在阿拉伯國家與美國的合力圍剿下苦苦掙扎，甚至國家衰亡，又何以能有現在的轉圜空間？

那麼，放眼將來，伊朗政體會不會出現什麼變化呢？在雲石君看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政教合一依然會存在下去。一方面，伊朗跟美國、阿拉伯勢力的整體矛盾依然存在，國家戰略壓力依然不小；有必要用宗教發動民眾；另一方面，伊朗也需要用什葉派紐帶，增進與伊拉克、敘利亞的關係。即便有一天，什葉派的紅利被吃盡，伊朗還能夠更進一步，以伊斯蘭復興概念，去爭取遜尼派阿拉伯人、乃至於土耳其、中亞突厥語族的情感認同。

總而言之，所謂的政治體制，本身並無優劣之分，唯看是否合用。對伊朗而言，其之特殊國情，決定了儘管政教合一看似不合世界主流；但放置於其自身，卻是當前環境下，最符合其自身需要的選擇。基於這種邏輯，政教合一能在伊朗延續至今，也是符合情理的。

伊朗到此結束。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下一節開始，雲石地緣政治系列進入伊拉克。看看這個佔據中東最富庶板塊——兩河流域的區域大國，其興衰沉浮，背後有何地緣邏輯。

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104章——伊朗第3節。解讀大國博弈內幕，剖析政治深度邏輯，請用微信搜索公眾號：雲石，收看雲石全部地緣政治系列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