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釋「文學比歷史更能呈現真相」？
又名「文學比歷史更真實」、「文學比歷史更接近真相」？
課上講到余秋雨的《道士塔》延伸出來的問題。大概是余秋雨講的故事與歷史符合嗎？如果不符合會影響我們理解文本嗎？……然後延伸出了這個問題。筆記上老師唯一的解釋是「文學的真與歷史、新聞是不一樣的」。
結論提前，方便閱讀：文學的真實落腳點和歷史是不一樣的。文學的內核與靈魂，是表現式的真實啊，這是歷史不能觸及的。
從我的角度來說，我十分贊同這句話「文學比歷史更真實」。但是文學的真實和歷史是不存在可替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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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覺得這句話毫無問題。話雖然是余秋雨說的，但是分析這個話的時候跟余秋雨也沒多大關係。要是列數據來表示，真的沒有意義。這句話的表述說「文學比歷史更真實」「文學比歷史更能呈現真相」。它並不是說，「文學比歷史更接近史實」。所以列數據以歷史階段來說明這句話，並不是駁斥這句話。文學的真實跟歷史性的細節有關係，但並不是那種列數據。
首先，文學追求真善美。這個真實，和歷史上說的真實有某種重疊之處，但不完全一樣。文學的真實，一種是再現式的真實，一種的表現式的真實。但即使是再現式的真實，也只是通過文學家的感知與角度，去獲取與還原這個世界。這是不能和歷史學相比的還原和追求。作家要展現這個世界的時候，並不是為了還原而去還原的。所以這個還原之後仍然落在表現上。那麼第二種表現式的真實。這種真實是追求生活之下的真實，通過虛構去構建比真實還要真實的真實。比如說，一個老生常談的例子，格里高爾起床發現自己變成了甲蟲。這個是真實的嗎？我覺得是的。這個是本質上的真實。但是歷史和經驗告訴我們，人是不能變成甲蟲的。這就是文學上的真實和歷史上的真實的區別。這和歷史數據這些都毫無關係呀。
然後是「文學比歷史更真實」「文學比歷史更能呈現真相」。還是拿《變形記》為例好了。在這部小說中，除了這個誇張的「變形」之外，其他的難道不真實嘛？家人的態度刻畫進世間人情冷暖，所以這個虛構就是沖著表現真實去的。格里高爾的生存現狀、家庭的環境、父子之間的鬥爭、家庭的微妙關係。這些真實是歷史很難呈現的。所以有了「文學比歷史更真實」這種說法，因為他的視角可大可小，可以具體到一個人，也可以到社會的百科全書，《人間喜劇》。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表現出來的真實，並不是一堆現實的堆積。而二十世紀之後的文學，對於個體與社會的緊張關係，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是個體內部的非理性、自覺、潛意識的重視，這些都是表現真實的，也都是歷史不能呈現出來的。你要說它是「心靈的真實」，我也不反對。但是作為一名文學愛好者，我寧願去把「心靈的」去掉。這就是真實哇。
除去這個，還有作品的邏輯嚴密性。從這一點上來說，再現的真實和表現的真實是要緊密結合的。表現的真實是內核，但是再現的真實一定要成為它的外包裝。當然這要挑一些好的作品說。你非要挑一些家春秋平凡的世界之類的小說去比，那大可以跟歷史課本去比。好的文學作品對於生活中的細節還原的是非常好的，譬如木心的《上海賦》等。為什麼對汪曾祺的文學造詣評價那麼高，其中一點就是他淫浸了生活，這幅風情卷的生活氣息，尤其是細節還原之類的，都是非常妙的。這也是為什麼余華的作品一直與同期作家的作品，譬如莫言閻連科劉震雲之類的相比老是差那麼一截，因為他只是通過表現去還原他認為的真實，但是他不知道再現的真實究竟是什麼，這也怪不得他，明明是有點小資的家庭出生，對農民生活沒什麼體驗，卻非要跟風學別人寫什麼鄉村史詩。這就是缺乏兩者結合的失敗例子。但是如果沒有表現的這種真實——就是與歷史不是在一個層面上的真實，那這個作品的靈魂就沒有了。
最後還以《變形記》為例，納博科夫照著卡夫卡的變形記，測量出了甲蟲的尺寸，和房間的大小，划出了房間的格局圖。卡夫卡的嚴密邏輯喲。
所以文學這兩層真實，和歷史相對接近的是再現的真實，但是這個落腳點還是和歷史不一樣。但是文學的內核與靈魂，是表現式的真實啊，這是歷史不能觸及的。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說，我十分贊同這句話「文學比歷史更真實」。但是文學的真實和歷史是不存在可替代性的。然後這句話和余秋雨這個人，真心沒多大關係。
文學呈現的不是真相，是基於現實，創造出的一個世界。
但是，文學作品中包涵許多豐富的史料資源。
比方說，陳寅恪先生的「以詩證史」，就是這方面卓越的貢獻。章學誠說，六經皆史。上古的許多材料，既是文學作品，又極富史料價值。而且，有很多史料不涉及的東西，卻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偶然保留了下來。比如，嚴耕望先生研究唐代交通，玉門關之外的驛站，正式的史料中極少，但一些詩作中提及了。甚至，像《本草綱目》這種專業書籍中，也包含著史料價值。嚴耕望 《治史三書》：《新修本草》一七「蒲陶」條云：
蒲陶……生隴西、五原、敦煌山谷。本註：「魏國使人多賚來。……此國人多肥健耐寒，蓋食斯乎?」
按《本草》為藥物學書籍，一般研究歷史的人不會去仔細讀，研究北朝民族社會問題的人也不會去讀。這條材料顯示北朝人或許指鮮卑人多肥健；至於肥健的原因是不是食蒲陶，則不必深論。北朝鮮卑人體肥健似別無其他史料可考，你想這條史料多麼重要。閻立本繪《歷代帝王圖》，好像把唐太宗繪得很肥胖，大概因為他本有胡人血統?
不過，我也對嚴先生的一些地方有所存疑，比如此條：
孫樵《興元新路記》(《全唐文》七九四)云：
自黃蜂嶺，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私田，嘗用息馬，多至萬蹄，今為飛龍租入地耳。
按唐代馬政問題，今存有關國家養馬的史料頗多，但私家養馬的史料則很少，尤其內地。這條史料說明郭子儀在這一處地方就養馬二干五百匹上下，是全唐代書籍中涉及唐代私馬極少數材料中最好的一條，多麼寶貴。
我想，「萬蹄」會不會僅僅是個虛指呢？比如有一千多匹馬，因為是寫文章，不妨誇張一些，直接叫「萬蹄」了，嚴先生將10000除以4，得出2500匹上下的結論，會不會也有商榷的餘地？
但不管怎麼說，此條目的史料價值，是無可否認的。而嚴先生的考據功力，由以上兩條看，也是很顯見的了。1. 余秋雨是個SB。I mean it. 題主的問題是個好問題，SB不足以容納題主的疑問。2. 根據亞里士多德，詩討論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歷史討論已然發生的事情；因此歷史總在某種程度上建基於偶然性，故而詩比歷史更有哲學性。3. 普遍的東西比偶然者更真實，這是希臘形而上學傳統的一個先設，這個先設本身需要解釋和辯護。
空穴來風抑或是眾口鑠金，余氏其為文為人究竟如何，在此無意臧否。
若撇開其人不談，允單截此句以斷章取義。
則此句所言，余以為並非一無是處。一、對於中學課上曾學習過杜甫的諸君來說，文史之辨，也許早有耳聞。《本事詩》中，孟棨有言，「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 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這大約是杜甫詩歌第一次為人以「詩史」相稱。孟棨以為，杜詩發微掘隱，世態人情莫不攝入筆墨，故而「安史之亂」中，紛紛萬象，都可從杜詩中窺得一二。是否如此，不妨以杜詩中敘事風格較為濃厚的《兵車行》為例。《兵》詩背景，《杜臆》解作唐明皇征吐蕃一事，錢謙益先生則認為《兵》詩所記，明皇征南詔一事。二者孰是孰非，擱下不論，不妨暫依虞山先生。而征南詔一事，可見於《資治通鑒》。天寶十載四月，鮮於仲通討南詔，將兵八萬，至西洱河，大敗，死者六萬人。致大募兩京及河南河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使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將兵幾何？死者幾何？雲南瘴癘，國忠捕人。
史冊所載種種，《兵》詩中皆隻字未述。因而，說「文學比歷史更能呈現真相」。不免強詞奪理。二、既談及文學，《冰與火之歌》中這句話，我想諸君可能心有戚戚。A reader lives a thousand lives before he dies.
「一個讀者在死之前已活過千遍」， @劉小劉作了很漂亮的翻譯，「攜書如歷三千世。」
無論為文為史，能打動我輩的窗戶，必定能看見別處風光。譬如《三體》所描摹的「黑暗森林」宇宙圖景，譬如《指環王》中肩擔塵世興亡的佛羅多。甚至，譬如《情深深雨濛濛》。
日復一日的日常里，試問，我輩幾人可有緣體會如冰冷太空中「自然選擇號」與「藍色空間號」的殘酷搏殺？我輩幾人，可有緣經年一月遠征魔多以拯救世界？我輩幾人，又有緣如何書桓一般自覺不自覺得一段奮不顧生的愛情？據我所知，我輩中多數的經歷，只是瑣碎、溫暖而平凡的水波不興。
忽而想到東坡的一闋詞，寫橘。香霧噀人驚半破，清泉流齒怯初嘗。吳姬三日手猶香。
當真驚艷。
日常之中，所食柑橘數不勝數，然能美如東坡筆下的，能有幾隻呢？既需從日常之中，窺得別處勝景。則前賢為文，自然不乏對日常的誇張變形。
譬如寫愁，「白髮三千丈，緣由似個長。」（李白）
譬如寫愛，「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晏幾道）寫惆悵，「我比楊花更飄蕩，楊花只是一春忙。」（石柔）寫相思，「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李商隱）恆河沙數。誦詩閱詞，無數人言過其實。小說戲劇更不必待言。然不妨設想諸君背後架攝像機器，片刻不得離身。
一日之終，取下放映。則此部影片，試問幾人將欣然而觀？如此說來，文學，當是一面哈哈魔鏡。
一映萬物，幾乎面目全非。三、文學既不可靠，求諸歷史。《金明館叢稿二編》中有論。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
以及
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其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
陳寅恪先生所言，稗官野史、小說家之言，誣妄繁多；然官修正史也並非完璧無瑕，其中不乏文過飾非，因此需詳辯慎取，方得真境。
即「詩文證史」。《賣炭翁》一詩，陳寅恪先生說，「『回車叱牛牽向北』者，唐代長安城市之建置，市在南而宮在北也。……要知樂天此句之『北』殊非趁韻也」。
則樓上諸君所言，文學與真相併無一絲瓜葛，似乎偏激了。「詩文證史」的最大困難，我想也許在於雖然明辨慎取，但仍不乏取蕪落菁之士。
譬如上述，若不知唐時建築形制，「回」之句大約也不會按回宮作解。回到史書是否能完全反映真相一事。取《史記·荊軻列傳》。刺秦之前，書中有載。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
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樊於期言罷即自刎，試問密室之中，二人所言，太史公又如何得知？
四、
說想法。無論文學抑或歷史，二者皆無可能纖毫畢現觀當時情狀。然史書所載，幾乎天下大事。
譬如前文所述「安史之亂」，史書所記，無非何人何事，生者死者，添成數字。說「將兵八萬」，「死者六萬」，生者是何情狀，死者是何情狀，不得而知。因此，說「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並無可觀，說「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與真實生活無涉，我萬萬不敢同意。
歷史自可呈現出偌大輪廓，譬如衛星照片，夜底中國，盡皆燈火。
而這每一盞燈火邊畔，家人旅客正經歷怎樣寒辛酸苦，則由文學一一言訴。你說哪一邊不是真相呢。一邊，是泰坦尼克。一邊，是傑克。這句話所說的「真相」和歷史的「真相」並不是一個語境下的產物……
在奧遜·威爾斯 (豆瓣) 中有句話說得很好：讓.柯克托（Jean Cocteau）曾經說過，和歷史相比他更喜歡神話，因為歷史始於真實而終於謊言，神話則源於謊言而走向真實。
意思有點類似。
所以原文的「真相」只是一個泛化的概念，只是一種世情的「真相」，不是一個語境下的辭彙。
余秋雨為何人不需要討論，不過你們也不需要急匆匆抄傢伙上去說他是SB的。首先關於余秋雨我除了吐槽別無想法，因為之前看過一篇批評他西化中文的「惡行」。
在表達我自己的觀點之前我想先提一個問題。
畢加索的《格爾尼卡》和越戰時那張知名的自【和諧】焚照片(Burning Monk)相比，哪個更能呈現戰爭的真相？
照片在此處看來是片面的。其邊際是被捕捉的現實和未被捕捉的現實的分界。這個分界是不可跨越的。也就是說，照片中的內容，是本身就受限於現實的不完整的現實，這個不完整的現實可以恰巧呈現了真相，也可以完全無關於真相。但是，就以畢加索的《格爾尼卡》舉例，人物結構和色彩的運用都是極其抽象但畫作內容本身卻又是極其寫實的。畫作中的每一個元素都很好地表達了作畫者以自身經歷見聞總結出來的關於戰爭的真相。這個真相本身雖被畫幅大小所限，但又確確實實完整地呈現了真相。因此在我看來，這畫作要比照片更能表達真相。
歷史就好比照片，是對真實有差別地記錄，並非純粹地完全含有在時間裡所發生的每個細節，因此，歷史在我看來也屬於上文所寫的不完整的真相。撇開歷史記錄者本身的意圖來看，即使是毫無私心的記錄，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因此我想大膽下定論：不存在不帶有目的或情感的歷史，也就因此沒有不帶有目的或情感的真相。
那麼既然如此，文學家以及藝術家，當他們透過文字，畫面，音符表達所想表達的敘述和情緒時，他們或許較之歷史學家能更犀利更全面地將真相呈現於人的眼前。余秋雨是個文（化）人、戲劇教授，不是什麼文學或者歷史學專家學者。
他寫的是文化散文，不是學術論文/專著，受眾主要是沒有接受過專業基礎教育、但又有所思考的人，比如非文史哲專業的大學生、中小學老師、小資文青。各位還不允許人家有點輕微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啦？
各位學了一點專業知識，發現了余秋雨先生文章中的大量漏洞和破綻，便自以為成了掌握宇宙真理的少數精英，恨不得在大眾面前把余批得體無完膚。殊不知，從學術角度反駁他一點意義都沒有。更甚的是，普通大眾根本不懂你們在說啥。我一直感謝余秋雨先生對於我思考角度、表達方式方面的啟迪，也一直推薦中學生、非文史哲專業大學生閱讀余秋雨。
但如果你一個成年人，尤其是受過文史哲專業基礎教育的，對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沒有思辨的自覺性、批判吸收的能力，我只能說你蠢。
總之一句話，余秋雨先生膚淺、偏頗的地方多了去了，但這些並不足以作為否定他的關鍵論據。在評論等了半月余未見最高票答案 @姬軒亦回答關鍵問題，
三國人口下降的確是「近九成」，在結論上是無誤的。
引食貨志所載：」至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戶口之滋殖者也。 」」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九十一」通典作「八十一」）「希望 @姬軒亦 將該人口學家姓名以及文字出處列出方便查證引用。
故提出作為反對答案。
若無法列出，則所謂想起一個梗，某著名人口學家認為三國時全國人口下降百分之九十，理由是曹操寫過一句詩：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
我覺得他應該再加上一個結論，凡是看到這個事實的人腸子都斷了。所以曹操後來還那麼能打一定是做過手術，進而推理出華佗成功地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腸道縫合手術。
亦是虛構的文學。
用虛構的文學來回答」如何解釋「文學比歷史更能呈現真相」？「這樣的方法，未敢苟同。「時間永遠分叉，指向不同的可能性。」
…………如果題主指的是文學中這樣的真實性，那文學的真實可以高過歷史學。因為這樣的「真實」 ，告訴你的是過往甚至未來的不可還原不可預見，因而有了無數的可能性。既然如此，不如放下絕對的「真」，而去尋求「美」。在這個意義上，文學講述的是人性中的真實；而歷史，則在探究絕對真相的道路上舉步維艱。
作為文字愛好者，我覺得這樣也不錯。作為歷史系的學渣，我覺得文學中的真相大抵如此，不過如此。以前讀過一句話：歷史除了名字，都是假的，小說除了名字，都是真的。當時的我感慨萬千，深表贊同。其實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贊同情緒里，夾雜不少年少的叛逆輕狂與無知矯情。
不過至今依然覺得，這句話，in some sense, to some degree, 也有它的道理。
什麼是真相？
我們通常說歷史呈現的真相，大概是往上追述，某段時間在某個地方發生了某件大事，這些事情涉及到相關的人，並直接引導了歷史走向。這是非常客觀的史實。倘使有一個上帝，能將這些事情都能被完完整整，不帶感情色彩和立場地記下來供後人翻閱，那也算是呈現了所謂的真相。
然而私以為，真相不僅僅包含歷史（大）事件，還應當包括整個時代背景下，小人物們展現的命運的整體基調，體現的情感傾向，推崇的道德標準……甚至再小到小群體或者個別人物的境遇，思想，情懷……但凡真實存在過的，都應當被認為是真相。「歷史」展示的真相，就像時空的骨骼，而唯有歷史中每個真實個體的生存跡象，才能夠豐富時空，讓真相變得鮮活富有血肉，更接近它本來應有的樣子。
所以，即便一篇文學作品僅僅是單純的傷春悲秋，也構成了繪製這個真相，讓其更加完整的一筆。然而文學反映的真相遠遠不止傷春悲秋的情感，很多文學作品都直接展示或者間接折射當時政治局勢，民生疾苦，以及具有時代背景的思潮。從《卜辭》到《詩經》，從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哲思到漢樂府生動的記敘，從慷慨悲涼又剛健明朗的建安文學到哀怨憂憤的正始文學……無一不是一幅幅描繪真相的畫卷。
因此，在我看來，文學作品所飽含的作者的情懷加上文學作品本身的豐富全面的特點，相比正史，更加真實地反映了民眾在一定社會和政治環境下的想法，情緒，理想和願景。
@姬軒亦 「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而推斷「全國人口下降百分之九十」的吐槽（咳咳我知道其實這只是個笑話，不應該較真），其實並不能真正說明文學作品在反映真相方面的局限，先不說數字虛指的概念，當我們用史料來推測史實時候，也並非根據單一的史料來判斷，而是參考不同的資料，對照推斷，選出合理的解釋。而文學作品中，倘若我們需要從中汲取一些真相，也是需要參照對比。倘若真的很多詩都出現了「生民百餘一」並且沒有所謂虛指的概念的話，那麼說人口下降百分之九十九便並不是一個荒謬的推測了。
而正史本身，也是具有其局限性。我不懷疑通常大部分史官都是傑出的人才，而且歷史上向來都有「以史制君」的傳統，但是史官記史畢竟也會為君王諱。而史官作為一個人，也不可能絕對客觀公正地記錄事實，而且私自推測，能夠被當朝選為史官的人，其意識形態，政治立場都是與當朝者，或者當權者比較契合（這個命題非常草率，僅是臆測），因此畢竟難以跳脫當權者的思維。更何況還有諸如董狐這種因為秉筆直書而被砍頭的例子在。另外，周朝之前，史官的職能與巫師都沒有分離，巫師寫史……豈不是有些……扯淡？
我不否定任何史料還原真相的價值。這裡也並非是說文學在還原真相方面做得更好，而是說，在某些方面，文學也許帶給我們不一樣的視角去了解真相。
所以，題主問題的這句話自然是偏頗。我想題主的語文老師之所以說這句話因為他更多地關注了文學，所以從文學中獲取的真相多餘從史料中獲取的真相罷了。我讀余秋雨的不多，比較小的時候讀到一篇什麼千年的迴響（懶得回去查了- -），寫嵇康的，感動得在晚自習上哭了一節課。後來眼界不那麼窄的時候回頭看，覺得他寫的文章太過矯情，處處透著意淫之後刻意抒情的痕迹。不過我以為這不應當是回答的重點。因為實際上題主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命題，值得單獨討論。
最後用一段法國文學史家朗宋的話結尾：「一個民族的文學，便是那個民族生活的一種現象，在這種民族久長富裕的發展之中，他的文學便是敘述記載種種在政治的社會的事實或制度之中，所延長所寄託的情感與思想的活動，尤其以未曾實現於行動的想望或痛苦的神秘的內心生活為最多。」
------------糙糙的理科生，歷史與文學修養都不夠，大家權且看一看。歡迎各種形式的指正。updated on 18th April, 2014首先，我必須說一下大前提。這個問題，顯然出自《詩學》。但是表述略有差別，所以我認為余氏所謂這個文學是一種寬泛的概念。而不是指具體的文學創作。 這個問題的最早論述是亞里士多德。他在《詩學》中討論了詩歌與歷史的區別。簡單來說詩歌或者上文所謂文學，作為一種藝術，關鍵在於摹仿。這種摹仿不僅存在於對現實客觀的描述，更可以反映出人類社會相對普遍，相對持久穩定的特點。比如對於富強的嚮往，善良的歌頌等等。 而歷史作為一個學科是在近代被納入了科學的範疇。在此之前歷史更多的被認為是一種技藝，類似於工匠的手藝活兒。所以其基本特點就是以求真求實為第一要務，並不過多對歷史規律、是認識論作專門的探討，所以歷史所呈現出來的內容，往往是十分典型的，特殊的事例。相較於文學或者說詩歌所反映的，人性、社會等永恆而普遍的內容，歷史所反映的內容比較特殊和短暫。 也正是因為普遍與特殊，永恆和短暫的區別，亞里士多德認為詩歌要比歷史更可信。這種可信也並不是之前知友們所認為的可以考據的邏輯上相信，而是那種理解體悟的，情感方面的可信。 後學不才，對於這個問題只是略知一二。能確定的就是這個論斷一定出自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之後都是個人理解，若有錯謬，希望知友指正臧否。
我個人覺得這取決於你關心的是什麼樣的歷史。
文學能引起共鳴的永遠是人的感受，而歷史的客觀解讀很多時候和主觀感受並不一樣。舉個我印象很深的例子，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往往在歷史上被稱為停滯時期（Era of Stagnation），那個時候文學審查是很厲害的，嚴重到知識分子活動基本被稱為window-dressing 「粉飾門面」，很多文學大牛被驅逐出境，遭遇凄慘。
然而，就是這個在歷史上基本不被看好的時期，其實相當被人們所懷念。06年的公眾調查表示，過六成的人覺得勃列日涅夫時代是「好日子」，只有不到二成的人覺得那是糟糕的日子。
更諷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公眾調查則顯示，將近七成的人認為他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停滯了，或者下降了。而歷史回顧研究表現，那時候的最低收入提高了50%，養老金提高了，農民欠收有了國家保險，總之和人們的主觀感受是不符的。
那麼，假設一部以勃列日涅夫時期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它到底反映的是哪個歷史呢？
倘若寫在當年蘇聯境內，受環境影響，自然可以從濃濃的蘇聯風裡看出文學審查的力度。倘若是蘇聯境外，受之前赫魯曉夫「文藝解凍」的影響，反而可能對體制抨擊力度加大，現實主義加倍是很有可能的。
又或寫在當下，有了之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改革的對比，懷念起了相對停滯而穩定的年代，更是羅曼主義了起來也不可知。
無論是描寫的歌舞昇平，還是凄風苦雨，又或是充滿了懷舊的平和，到底哪個才能真正代表歷史呢？
或許都能代表吧，畢竟都是歷史的產物。無論是當下的，還是沉澱的。
但既然是這樣，又何來「真相」一說？
我個人還是認為，歷史是沒有真相的呀。真相在你我心中。文學與歷史在其表現手法上有著很大的區別。打個非常不恰當的比方，歷史重在對歷史材料的分類整理，意圖從歷史材料本身發掘它們的內在邏輯。歷史學家大多是在追求理中客，儘管很難避免自己的傾向融入進入，但歷史總是有著一定的規範框架。 而文學作品則顯得比歷史活潑，對於材料的把握上，也並不一定遵循嚴格的框架。儘管很多文學作品生成是還原歷史，但也難免有著作者個人明顯的好惡在其中，可以說，文學是遵循作者自身的邏輯進行材料的解讀，這就與歷史有區別了。 備受詬病的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主要是因為裡面有羅素本人嚴重的傾向在其中。而梯利的《西方哲學史》則完全不一樣，作者本身的思想傾向則不怎麼明顯，更多的是追求對材料的客觀評述。 同樣，《古拉格群島》與《古拉格：一部歷史》，同樣講述的是古拉格的事情，前者則更多的是文學性作品，後者則更像歷史學作品。 個人認為，再好的文學，也很難還原全部歷史真相，因為每個作者所能關注的東西總是有一定限度的，其自身的觀念也不能保證能夠完全展示出整個材料的意義。文學相對歷史來說，偏向於對歷史的解讀，真想還原歷史，最簡單的就是看檔案，儘可能多看點。 當初讀余秋雨這篇文章的時候，覺得他太厲害了，後來讀了讀他的別的文章，就覺得他也就那樣，各種苦情，各種惆悵，其實他在指責王道士的時候，是否從道士的角度去考慮？當你以所謂的民族情懷還原歷史的時候，是否意味著以自己的觀點，扭曲當事人的原貌？是否太強人所難？ 追求絕對還原全部事實，這本身就是不太可能的問題，反正我是不相信有限的人能夠突破自身進入無限的領域。
文學比歷史更能呈現 想像
嗯，這樣就合理多了一張30萬像素的圖片，要放大到500萬像素尺寸而保持豐滿華麗，那就要去插值或人為添加。你以為看到了更多細節，其實越來越假。歷史本就那麼點兒，還不一定真實，文學家再拿過來處理一下看著合情合理都圓上了，好像真就是這樣了。
=_=詳情參見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合情合理的不可能」和「不合情合理的可能」，談到詩比歷史更具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