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為何沒像佛教一樣普及？
謝邀。
因為道教存在的缺陷比佛教多、道教整體人員素質比佛教差、道教的教理教義沒有到佛教完備、對於傳教來說，道教具有天然的劣勢、道教的宗教自洽性差；由此造成了道教經濟收入差、道教信徒少、道教思想哪怕再完美，都沒有足夠的勢力和金錢弘揚，於是，惡性循環。
一、相對於其他宗教，道教的宗教屬性過弱，對於信徒的洗腦、思想統一、信徒的排他性、宗教內部的詭辯都缺乏有效的手段，道教思想源於道家思想，雖然後續發展中，增加了迷信、洗腦的內容，但是對於一個宗教來說，遠遠不夠，就如同佛教沒有基督教和伊斯蘭發展更好一樣，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比佛教更具有自洽性和排他性。
二、道教重在今生，承載了作為宗教之外過多的內容，同時，無論抽籤算命風水中醫內丹八字算不算迷信，道教都尋求一種在今生解決問題的方式，這註定了道教作為宗教的尷尬局面。其他宗教可以把一切因果推給前世或者許諾給你上天堂的指標，道教是解決不了眼前的問題，就會被視為騙子；太多問題不是道教能夠解決的了，於是 ，道教更不能普及了，騙局太容易被拆穿了啊，別的宗教哪怕再多騙局，難拆穿。
三、道教沒有足夠多的詛咒異教徒的經文，沒有太多因果報應的故事恐嚇人，連吃豬肉下輩子變豬都沒有，怎麼可能嚇唬得住人呢？排他性是宗教傳播的最佳手段，殺死異教徒一旦被賦予了宗教的神聖意義，宗教便具有了飛一般發展的潛質。就如同蘋果系統的排他性，32%的打賞提成，當利用生命做要挾、哪怕再血腥暴力，發展小的時候是邪教，發展大了就是別人惹不起的宗教，別人連邪教都不敢提，反而稱讚和平宗教。
四、道教不是外來宗教，中國向來有一句話叫做遠香近臭，外來的往往看不清缺點，跟隨我們一起成長的反而看到了缺點，缺點看多了，優點就不顯眼了；如同你的父母每天給你做飯你覺得理所當然，甚至沒有感激，反而嫌棄他們嘮叨，你流落街頭，路人給你一個饅頭你都可能把他們當做活菩薩。如果道教是外來宗教，哪怕是泰國鬼道古曼童，都會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五、道教太多神靈，究竟信奉誰的問題難以解決，同時，由於道教信奉可以修道成仙的原則，未來你也可能成為神靈，然而，部分道教徒無法認清楚這個問題，或許壟斷了道教經典的解釋權，甚至當了道士就認為高人一等活神仙，造成了迷信思想瀰漫。
幸好，我們遭遇了網路，幸好，我們有了解釋這一切的機會，我始終認為，網路的發展對於排他性宗教尤其是不信我者下地獄的恐嚇者來說，或許是場災難，但對於道教來說，可能是一場機遇。
道，事物背後的真相，宇宙的真理就是我們信奉的一切。
所謂神仙，就是能夠詮釋道、真理、真相的人，皈依我佛吧，哎呀，不好意思，皈依我道吧。
傳道不傳教，修仙先做人。
中國農村居民去世的時候，如果不事先指定的話，葬禮就默認是道教的（或者說有一定的道教色彩）。
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道教不是不普及，而是很普及。
插句題外話，據說日本人的葬禮如果不事先指定，就默認是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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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為什麼的時候，先問是不是。涉及到本國話題的時候，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個基本了解。
提問者如果有鄉下親戚且參加過他們的葬禮，就不會覺得道教不普及了。
有一位答主說得好，道教的普及是儀軌方面的。我要補充的是，這種普及主要在農村。如果從小到大都沒去過鄉下，那確實是感受不到道教的普及。同意@梁興揚 道教發展不如佛教的原因在於「道教尋求今生解決問題的方式」。
延展補充一下，宗教傳播的手段無非是「糖果」加「大棒」。拿亞伯拉罕三教舉例，「信主死後上天堂」是糖果，「不信者接受末日審判」是大棒，威逼與利誘雙管齊下，效果賊好。發現沒有，無論是死後世界還是未來世界，都是不可證偽的。一個成功的宗教，最起碼教義應該具有不可證偽性。佛教修來世，道教修今生。從教義理論來說，佛教很難被證偽。誰知道遵循佛法的人，轉世後是不是有福報？誰知道參透佛經的人，是不是完全解脫跳出輪迴？死人不會開口說話，不管佛教怎麼胡吹，全都死無對證。而道教的宗旨是追求長生不老、得道成仙。給出的承諾都在今世實現。現世嘛，有史可查。哪個修道人真正長生不老？又有誰被證實了肉體飛升？歷史上最著名的道士們，他們作為道教千百年來最傑出的修行者，有誰做到了長生不老？
沒有。那些痴迷於修仙煉丹的皇帝，他們能享受同時代最龐大完備的修真資源，有哪個皇帝得道成仙？沒有把「糖果」許諾於今生的宗教，自然更容易被戳穿。而三大一神教和佛教把「糖果」許諾於後世，當然更難被推倒。附言：評論針對佛教和道教，而非佛法和道家思想。道教干不過佛教，理論體系上的缺陷是最主要的原因，一個次要原因是作為本土宗教，在外來統治者治下更容易被打壓。
1，佛教正式見於史書是在東漢明帝時期。釋迦大約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人物，而漢明帝大致是公元左右的人物。也就是說，在佛教傳入之前，已經在南亞存在了將近1000年。印度民風長於玄想，這1000年里，佛教的理論體系已經被琢磨的很自洽、完整了。而同時期的道教，理論體系還比較稚嫩。這個缺點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2，道教的思想總體上偏向實用，比如煉丹、求長生，再比如造反。道家被利用來造反在歷史上很常見，比如漢末的太平道（黃巾軍）、天師道（漢中張魯），兩晉時期蜀中的李特、李雄、李弘、李金銀的起義（大家注意哈，如果你姓李，造反的時候請務必聯繫道教）。
宗教如果偏實用，前途就不會太好。對於一個優美的社會理論而言，最好只是用來批評現實，如果非要拿它去實踐，就會灰頭土臉，而且越是精美自洽的理論，就越是灰頭土臉。比如經濟學，它可以在事後完美的解釋你為什麼會賠錢，但是如果你想賺錢，經濟學是沒用的。道家的問題就是不夠出世，比如葛洪就認為「不能廢生民之事」，你老想著用它來干點什麼，這個理論一定會灰頭土臉。
3，元初，蒙古人利用佛教打擊道教。當時道教作為本土宗教，經歷唐宋兩朝的推崇，處於上升期，引起了蒙古人猜忌。兩次佛道大辯論，理論劣勢，再加上統治者拉偏架，都辯論輸了。由此引起大範圍的強制性道家的財產土地歸於佛教，弟子剃度為僧。
4，道教真正衰落是在清朝。尤其乾隆年間，滿清尊喇嘛教（藏傳佛教其實就是邪教，得多沒文化才去信這個啊）為國教，壓制道教，使用行政權力限制道教的傳播。
總結，道教不夠務虛（不夠務虛，就做不到理論體系的自洽和完整）；外來統治者傾向於扶植佛教，打壓道教。
道教：愛信信，不信滾，別打擾我飛升。
第一，道教的存在是以道術為前提，道術失傳之後，道教就走向滅亡。就像醫術失傳，中醫也就滅亡。而道術沒有十年八年學不會，普通上班的都房奴，得辛辛苦苦賺錢，哪有那個時間和財力。所以只適合有錢有閑的公子哥學習。現在的公子哥都浮躁，哪有靜心學習的。
第二，佛教是文盲教，修到最高就是要飯。最適宜懶人，中國懶人最多，自然興旺。
第三，道教會產生造反情緒，最為當政不喜。佛教一向忍辱，當政最喜歡。其實道教教義理論上比佛教普及，但教團信徒上沒有佛教普及。這是現在道教與佛教比的現狀。這主要是歷史上造成的，即佛教從傳入中國一開始就注重教團和信徒的發現，而道教一開始就注重教理教義的傳播即文化的傳播。佛教都是以寺廟建設為中心的，而道教就是以向民眾傳播文化為中心的。這主要是兩者的教義決定的，佛教認為世間是苦的，否定世間的，當然信徒很大一部分都是出家的，這就造成了佛教教團的興盛。而道教是肯定世間的，一直都是，即使是全真教，內丹道教也是如此。全真教一開始也是否定世間的，但與道教南宗合拼後，否定世間就不是全真教的主流。而內丹道教包括全真教也是肯定世間的，而人們也不用出家也可以修鍊，甚至可以夫妻雙修。所以就寺廟宮觀和出家人數相比，道教都不會比佛教興盛，而世界上的宗教基本上都是出世的，西方也是如此，而教堂教徒指出家的與其實際影響力和信徒是成正比的，所以以西方就是以教堂教徒為標準來確定宗教的興盛程度的。但這不適應與道教。因為道教的影響力和信徒與宮觀人數也是成正比的，但不能以此與別的宗教比較，因為別的宗教比較世界上是可以的，但除了道教。因此，在歷史上，不能以道教宮觀出家人數與別的宗教比，還是以信徒和影響力這樣一個最終標準來衡量道教與其他宗教的比較。這樣看來，道教遠比佛教興盛，當然是在清以前。而近代一來，佛教出現了一系列的變革，去適應時代，到現在能夠引領時代。所以佛教成為時尚。而道教則被嚴重衝擊。這還是以道教是一種文化來講的，佛教衝擊的是寺廟而道教衝擊的是文化，並且道教實際上比佛教興盛，而且是很多，所以衝擊很大。而佛教由於寺廟多，出家信徒多。所以更容易出人才。而道教在新文化運動中，由於道教人才多來源於宮觀外這與佛教不同，而本土文化受到極大衝擊，所以道教很難出人才，所以造成了道教改革滯後。而在新中國成立後，一直一來都是改革文化，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可以說對道教的衝擊是極大的，當然佛教也是極大的，因為其寺廟也被剷除了。而後改革開放以來，佛教教團和道教文化都開始復興。一直到現在，而道教妄自菲薄的是道教宮觀教團和信徒沒有佛教多，在寺廟教團上，沒有佛教多的原因是已經談過了，佛教否定世間，所以出家人多。而道教相對少，而信徒比道教多的原因在佛教方面，由於其改革。成為時尚，所以很多人都願亮出佛教的身份。二是佛教吸收了大量的道教的內容，從玉帝，財神到本命佛等等。在道教而言，以前雖然說是以文化傳教，但其中是以道教教團為精神領導的，但道教教團是和文化一起複興的，而文化復興快，而教團復興慢，主要看文化復興時，道教沒有形成精神領導，因為道教當時還在考慮吃飯問題，建宮觀問題，而文化已經復興到氣功的時候，因為文化是觀念，當然要比實體的宗教復興快了，所以文化沒有了道教教團精神領導，所以沒有道教身份認同，這是道教信徒少的原因。而正是這個原因，而又佛教以教團寺廟為復興的，當然比道教要快，佛教認為世間是苦的。而道教沒有精神領導，佛教乘機佔據了道教的內容，所以現在看出來是佛教比道教要普及。而道教教團現在開始成為道教文化的精神領導了。首先，人們已經意識到道教教團的存在，特別是網路的興起，人們已經知道自己信得文化是道教的，道教教團開始深入到人們的生活，也就是說道教教團成為道教文化的精神領袖的基礎已經有了，接下來就是道教教團與人們的互動，即人們認識了道教教團，道教教團要做到使人們認識。第一人們到教團，第二，教團到人們。這兩者互動即會使道教教團成為人們的精神領導，而第一部已經建立，即由於網路的興起，第二正在進行中，例如道教的傳教，出書出紀錄片齣電影等等。特別是道教現代教義的建構，則會使人們有現在教義的認識，會極大的促進第二步的發展。國家的支持也必不可少，這是國家對道教的意義。而道教對國家的意義在於，相對與中國在內的其他宗教。得到國家的支持，那麼道教信仰者至少在宗教方面是支持國家的。這是道教對國家的意義。
要分清宗教的普及與在宗教性的普及。
道教騙人的能力差，更強的入世性與功利性。在黃巾道之後就沒形成強有力的教團，這樣就不方便把信眾圈在一起洗腦。而且在內丹修鍊法普及以前，煉丹的失敗率100%，這也影響道教普及。
但道教因年深日久，在民間信仰裡面則是深入骨髓的。比如祭灶、燒紙、祭祖這些，就是不知道是道教的儀軌，但人人卻依傳統在做。這就是道教宗教性的普及。
教派沒普及是好事，和日本神道一樣，形成一種思維的開放性，而非排他性。而且從根上的事功傳統（莊子其實都走偏了，寇謙之實際上是回歸老子傳統），又使得其宗教性不會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
道教無所謂的普及與否，因其基本思想已經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因為沒有像佛教那麼強的依附性與擴張，近代沒像佛教一樣，出來全城寺院集體掛單日本，以此來取得治外法權的奇景。而且近代有影響的漢奸和尚極多，但有影響的漢奸道士只有一位。
還想普及？道人們講究的是道不輕傳，萬兩黃金不買道。真法相傳歷來是密之又密，且不著文字。就這，還不是一次性傳完。呂祖得全訣的時候好像都六十好幾了。他自己不也說了嘛：匣中寶劍時時吼，不遇同人誓不傳。有些隱秘傳承，家人妻子父母都不能告知，你還指望他們這群人普及？再者，真修行哪有這閑工夫。人家圖的是清凈，恐為聲名所累。除了全真教還有那麼幾個小年輕傳教外，誰不是躲清凈？反正法脈不斷就行了。很多小宗派，師父和徒弟就真的和父子一樣，讓你養一百個兒子，試試是什麼滋味！收了弟子，不僅要負責教本事，還要承擔徒弟的因果。要累死人的呢。歷代好道之人並不少，但道士們還真是很挑剔的呢。這點從師傅找徒弟而不是徒弟找師父就可以看出來。除非你因緣俱足，又是上等根器，人家才搭理你，收你入門，這點去看看考駕照教練怎麼對待笨學員就可以知道了。出來傳道的，要麼騙子，要麼半吊子，可能半吊子都談不上。還有極少部分，特殊階段，需要供養，差錢用了。就這人家走的也是上層路線。再一個，真修道人最講究一個真性情，行事不違本心。這樣的人，性格都是又臭又硬，指望他們傳道，招牌都立不起來。返璞歸真，如嬰兒一般，喜歡就是喜歡，討厭就是討厭，這樣的人，能夠在世俗傳道？
追求不同吧，道教強調自身修行，佛教強調普度眾生……
所以，道教一般都是自己玩，佛教是宣傳出去大家玩……
死道友不死貧道。
道教重要的一部分求長生，可以被證偽，而佛教就不會。
因為佛教誰都能皈依 道教需要本科學歷
平民表示煉丹煉不起誰不想修今生沒錢只有修來世咯
佛教教義是:忍耐服從
統治者需要鞏固統治最好的方法就是宗教佛教教義正好符合統治者需求，所以統治者大力推廣，所以佛教傳播比道教廣泛。佛道都是出於婆羅門教的體系。朱大可 佛道源摩奴法論 道梵一體 道德經為集團創作 老子留學印度投身沙門 三星堆海貝金杖西王母是濕婆Siva
印度和伊朗作為一種文化聯合體，對中國上古神話體系的建立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之一就是老子學說與道家思想的興起。老子作為印度沙門時代中的「叛教者」之一，很可能是最早抵達印度的楚國學者，並投身於印度沙門運動，回到中國後創立了後世所謂的道家學說。老子也並非一定是單一個體，而可能是一個以李耳為首的，活躍於先秦時代的小型沙門集團。《道德經》即是該團體的集體之作。老子學說的印度原型還表現在它與印度吠陀教義存在諸多類同之處。
在中國的考古學證據表明，中國古代文明經由西南地區與近東文明之間的接觸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中葉就已存在了，其間文化因素的交流往還，多經由南方絲綢之路進行。四川和雲南考古發現的來自西亞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證明中國西南與西亞地區的經濟貿易和文化關係早已發生的事實。商代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印度洋深海的海貝、海洋生物雕像、人體裝飾藝術、神樹崇拜，以及象徵南亞熱帶叢林文化的大量象牙由於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國其他地區，但卻同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類似文化形式的發展方向符合，風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處於比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區域的有關文化因素進行再創作而製成。這意味著早在商代，中國西南地區便發展了與歐洲地中海地區和印度地區的陸上交通，從各個不同的方面證實了中國古代文明與南亞文明的交流關係。
在某種意義上，楚文化區（今湖北、湖南）、縱目文化區（今四川）、三苗文化區（廣西、雲南、貴州）和西羌文化區（西藏和青海等），甚至北方的某些地區，都屬於泛印伊文化空間的範圍。反之，在印度人的文化視界中，只有兩個「中國」：第一是支那（Cina），也就是以絲綢著稱的蜀國；第二是外支那，所指的顯然就是荊楚（《羅摩衍那·帝德》）。
佛家和道家之間的高度相似性，並非後世互相學習的結果，而是先天孿生的緣故。儘管其教義因宗師的信念分歧而變得大相徑庭，但總體的修行模式卻相當一致：打坐、調息、觀想、導引（中國俗稱「氣功」）、素食主義和遠離塵囂。而這些方式有一個共同來源，那就是婆羅門教（Brahmanism）。其教規《摩奴法論》（Manusmrti），正式成文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但其中的許多規則，在公元前1000年已被廣泛傳播和遵循。
公元前600年，印度婆羅門教從吠陀時代進入沙門（Shramana）時代。一些婆羅門教或教外哲人（包括來自東亞和西藏的遊學者），不滿於教義中的權力壟斷、等級界限以及繁縟規定，以「林居者」和「遁世者」自居，成為採拾野果或行乞的苦行者，在森林和曠野里沉思並研習瑜伽術，以尋找新的真理和精神的安寧。〔4〕從他們的隊列里誕生了佛教創始人佛陀（約624—544 B.C.）、道教宗師老子（約571—471 B.C.）和耆那教（Jainism） 始祖大雄（599—527 B.C.），等等。
這場「叛教」運動的最大受益者並非印度本身，因為它最後拋棄了佛教而返回新婆羅門教（印度教）的狹小道路。在杜爾干看來，道家（或稱原始道教）與佛教的共同特徵，就是它們都缺乏神靈的觀念，並把獻祭、祝聖、懺悔、求赦等宗教活動，置於相對次要的地位。它們是無神的宗教，因為它們都不關心世界的來源，而僅關心如何靠自我修行來擺脫這個充滿慾望和苦痛的世界〔5〕。只有中國同時接受了這兩種孿生宗教，並把它們變成自身文化中的兩大支柱。中國人以史無前例的胸襟，笑納了這些崇高的饋禮，並加以本土化的改造，令其跟中國日常生活及其意識形態融為一體。
老子（們）很可能是最早抵達印度的楚國學者，投身於印度沙門運動，從中獲取思想原型，而後返回中國，千錘百鍊地熔鑄了一種嶄新的哲學。傾向於這種推論的理由在於，老子的《道德經》是一部偉大的漢語經典，儘管它有賴於後續者的反覆修訂，但它仍需一個相對健全的初始文本。而對於一個滿頭白髮的印度移民來說，這顯然是難以承擔的語言重任。
不僅如此，老子也並非一定是單一個體，各種跡象表明，它是一個以李耳為首的，活躍於先秦時代的小型沙門集團，有著嚴密的組織和紀律，卻又分散於遠東各地，在相當長的時間跨度內，執行宣揚「無為」學說的秘密使命，而《道德經》是該團體的集體之作。它匯聚了早期道家學派的全部精華，先由李耳一人執筆寫就，而後被集團其他成員所反覆修訂。
這就可以解釋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展示的那種古怪現象：為什麼這邊老子剛剛誕生，那邊老子已滿頭白髮；為什麼在老子西遁以後，還有一個老萊子出現，甚至孔子死後100多年，又有一位叫「儋」的周朝太史去見秦獻公，精確預言了秦王朝統一六國的事實；為什麼屈原在放逐期間，曾會見一個叫做「鄭儋尹」的神秘祭司，後者斷然拒絕了這個失意楚臣的占卜要求。萊、聃、儋，都是同一類辨識「暗語」，它旨在向世人暗示這些不同年代人士的文化親緣關係。
《道德經》作者的集團化特徵，就是考古挖掘中出現多個「版本」的主要原因。1993年冬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本，是目前所見最為原始的《老子》，含有效簡片730枚，文字2046個，顯然是先秦的產物；而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甲、乙兩種寫本的《老子》，其中乙本字數5467，推測成書年代在漢文帝前後。傳世本字數在5000左右，跟帛書已相差無幾，但其中有10個章節遭到明顯改造。上述現象表明，跟《莊子》一樣，《老子》本來沒有一個先天完備的「原典」，它向「自己人」完全開放，直到西漢才逐漸閉合。《道德經》，是老子集團從戰國到西漢300年間不斷修訂「完善」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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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古老的長江中游楚系大文明及其歷史階段；從距今五千年前以來長江中游先民經過漫長的探索掌握青銅技術的過程，以及他們對神奇的冶煉產生的信仰與崇拜；硬陶與原始瓷器技術的發展及其對精神文化的作用；楚系文明在夏商之際的變遷；楚商（早商）所組成的信仰體系，其內在意義、多元的源流以及與該信仰相配的禮儀活動，並賦予特定禮器以特定的神祕作用等等。還有：楚商時期其他族群與國家的信仰，其源流和內在意義，其包括對吳城、三星堆等南方國家文化的討論，同時也涵蓋北方遼河流域、渭河流域、草原地帶以及其它文化的脈絡；楚商文明與其它文明互相影響的脈絡；殷商時期跨文明帝國信仰的形成；兩商之間的傳承與失傳的關係；商文明信仰在兩周時期以及更晚期社會中的演化；信仰的哲理化及迷信化等等。
商文明信仰所展現出來的並不是零散的殘片，而是完整的宇宙圖景：天中有帝，先王等祖先在祂左右，天空四方有四鳳，在天上負責中與方的相合；天上另有龍負責降甘露，從天上通過吞吐實現上下之交；而地面之下水中有烏龜，能感受天意而參加上下之交；作為神靈雨的甘露自天降於地，而太陽從地下升於天，構成上下神明之交。
此外，地上中央有王，負責使中央與四方相合，並共同供明德祭天；同時，人王從地的中央通達天中的帝。這種信仰在當時文化中採用了與今天不同的語言來表達：用神獸形象、神祕符號、祈卜儀式、顏色等等非直接敘述的形象語言。
所以，對我們來說，無論是觀察禮器或閱讀甲骨文，都是解讀當時文化密碼的方法，但是由於文化的系統性，不同語言所表達的內在觀念是一致的。
在殷商時期隨著「宗教藝術」的興盛，以雙嘴夔龍母題基本圖案作為基礎，衍生出各種雙龍交纏造型，包括各種饕餮圖案的結構。在所有的構圖上，龍的頭嘴、尾嘴都是打開的，並且，在構圖上一定有成雙的嘴，在歷史發展中夔龍饕餮的形貌多樣化而涵蓋了很多其它神獸的特徵，但始終保留「雙」和「口」的核心重點。這是因為「雙」的觀念的本質為死和生，而「口」是死生的進出口，雙嘴夔龍、饕餮的主要神能就是以吞吐管理死生，神龍從天上吐下甘露，養育群生；在地上吞殺群生，使他們升天歸源。雙嘴龍的神祕符號，不僅成為商周多樣的「宗教藝術」造型的母題，同時也成為漢字「神」字的雛形。所以，依據當時社會的命名，可以將所有雙嘴夔龍紋及其變體，統一稱為「神紋」，因為當時神的唯一形象就是雙嘴龍或夔龍，也只有雙嘴龍或夔龍才符合當時「神」的概念。
甲骨文的分析補證、補充說明了商文明有關「神」的信仰的內容：天神神能的重點在於「神降」（吐泄甘露），以實現天地之交、上下關聯、萬物之生。但是負責上下相聯的神，不能只下降，亦須上升。自上而下的神降意味著盈生，而自下而上的神升即意味著死亡而再生。神龍負責一切萬物死生循環，並賦予人以神格化的奧祕形象，通過祂可以衍生「神人」；商王一方面是自己祖先的後裔，同時也是由龍形神母所衍生的「神子」，所以擁有超越性能力，而能獲得神龍的保祐。
我 ：在商代信仰中，神和鳳分別構成「上下和四方」的天上空間觀念，而老虎是地上或山上之四方四緣的保護神。在此空間里還有一個頗為重要的點：即獨一無二的四方之「中」。在商文明信仰中，在人世，兩商王朝的「中」是神格化的「王位」；而在天上除了群龍、群鳥神獸之外，還有居於「中」的獨一之「帝」，即永居於天中的崇高對象。龍和鳳都在天帝手下，眾鳳可以說是天帝所派的「方官」，而眾神可以說是天帝所派的「司命」，兩者皆聆聽帝令而從之。在此信仰中，幾乎所有的崇拜對象，包括自然眾神和祖先都是群體性的眾神、眾祖，只有上帝才是天上獨一無二的崇高對象。
商文明「帝」的信仰應源自對北極天中的崇拜，而「帝」的字形也具體、充分地表達了其本義，不僅具體描繪了當時北極天中周圍的天空概況，也保存了當時巫師推斷北極天中位置的方法。這不僅符合商周信仰的內容，也符合當時重視天文觀測的情境，並且從「帝」字的形構、用意來看，也和商時實際的天文狀態相一致。
甲骨文極為常見的祭法是用「方」的禮儀祭祀帝以及用帝（禘）祭的禮儀祭祀方，皆涉及中與方的互補關係。這種中帝與四方的關係表達了商文明的核心觀念：雖然天在上，而地在下，但萬事一切並不是由天來獨權主宰，天地互補交合才最重要；同理，雖然中有獨主，但中與方之互補相合才是關鍵，所以不僅是四方來朝拜中帝，中帝也恭敬四方。並且，帝與方的關係不僅僅是表達空間關係，同時也涉及天上黃道四宮的星星旋轉，以及與其相關聯的時間季節的循環周轉。在地上中立的王也取象於天地巡四方而恭敬國家邊緣。
上帝的神能除了作宇宙原理之外，也直接象徵和表達商王的神聖權力。帝永居於天中，所以位於地之中央的王是直接呼應上帝的，甚至可以代表上帝。所以地上之王既受上帝的支持，亦被祂考驗、受罪孽。並且，在地上之王為地中，帝所關注的要點一樣牽涉到中與方的空間觀念：保護或破壞作為國家中央的都邑王城，或授權保祐國家領土之邊疆。換言之，商王室與上帝的關係密切，在位的王祈求天帝的授權和保祐，且死後升天永居於帝的左右，而構成天帝周圍的「紫宮」（即相當於漢代以來宇宙觀中的天上五宮之間中宮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