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走向了公民國家之路而中國和俄國卻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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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題目沒說清，我是指以後幾個國家為什麼走的道路差距是如此之大

1789年法蘭西共和國成立，歷經第一帝國、七月王朝、第二帝國、巴黎公社、維希政府，到最後1946年第四共和國成立，歷時一百五十七年。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距今一百零三年。

1917年俄羅斯共和國成立，距今九十八年。

如果跳出題主規定的三個案例，這個問題在巴林頓·摩爾的經典著作《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有過非常精妙的論述，我在這裡就直接照搬過來了。

摩爾的案例主要有三個：英國，代表了資本主義議會民主道路；日本，代表軍國主義-法西斯專制道路；中國，代表共產主義革命道路。

摩爾的理論框架包括了兩個基本要素：

1、國家政治結構，即前現代化時代的政治制度（封建體制、中央集權體制、帝國？），它對之後農業及商業發展、應對外來挑戰的能力等有著重要影響；

2、農業生產的商業化程度，即農業生產及產品參與市場交易的程度，這點與面對現代化時各階級的反應及轉變有著重要聯繫。

在此前提下，摩爾分析了五種社會階級，這些階級的分化轉變對於現代化道路的選擇有著重大影響：

資產階級，基本傾向於民主政體，但當面臨工人運動強大時就會倒向專制政體；地主階級，傾向於專制政體以維護自身利益；國家精英，自然傾向於專制政體，最大化自己的政治特權；工人階級，傾向於民主，民主最符合他們的利益；農民，沒落的階級，有可能被雙方利用，但由於人數眾多因而其選擇會對之後的道路產生重大影響。

「英國道路」的發生條件在於，一個分權的政治結構阻止了國家精英（國王）施行專制的可能性，而海外殖民和貿易的發展促使地主階級更多轉化為資產階級、農民轉變為工人階級，因而民主政體的基本盤得以鞏固。

「日本道路」的發生條件在於，一個分權的政治結構給地方大名的獨立行動創造了條件，明治維新前日本的高度商業化經濟為經營商業化農業的「地主」（武士階級）轉變為資產階級創造條件，而在維新之後促使其轉變為資本家，然而農民卻並未充分轉為工人，因而導致傳統生產方式的殘餘矛盾不斷衝擊資本家的新政權，促使他們採取專制和對外擴張的道路。

「中國道路」的發生條件在於，前現代化的中國地主（士紳階級）極少參與商業化農業而完全扮演了寄生者的角色，高度集權的政治結構阻礙了任何獨立勢力的出現，因而在面對外來衝擊時，地主和農民基本維持著傳統的生產模式，最終在維持不下去的情況下走向農民暴動以及徹底的社會革命。

題主所指的法國「公民國家」之路應該是指1875年第三共和國憲法之後了。

在1789年至1875年間，法國經歷了民主與復辟的反覆鬥爭並最終以民主政體獲勝為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原有國家精英的國王和貴族勢力逐漸消亡，政治結構被反覆的革命逐漸改造。地主階級逐漸沒落、轉化又反撲，最終資產階級獲得全面勝利、農民充分轉化為工人。政治結構的轉變和階級基礎的轉變，成為民主政體和公民國家誕生的基本土壤。

關於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我能力有限只談中國。1911年前，中國傳統的政治結構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而只是單純削弱，傳統生產方式始終佔據主導地位，這就使得單純的民主政治革命必定走向失敗（辛亥革命）。隨著1911年傳統政治結構的瓦解，舊國家精英消亡殆盡而被支持傳統的軍閥取代，破落的傳統生產方式、地主及農民是其基礎，但面對越來越多的內外衝擊已經無法維持。

因此，先進但佔少數的資產階級所支持的國家精英取代了傳統的軍閥。傳統生產方式的限制以及集中爆發的矛盾，促使資產階級支持這些國家精英的實施專制。然而，由於地主、農民和傳統生產方式佔主導地位的存在，國家精英和資產階級始終不能獲得農民的支持以發動社會革命改造傳統，這一轉變並不能挽救局面。

最終，新的社會精英發動了更加徹底的社會革命，以更加有效的手段組織了農民、消滅了地主階級及傳統生產方式的束縛，並最終消滅了資產階級及與之聯盟的國家精英，成為了新的國家精英。在這一階級基礎上，革命的文化促進了專制和暴力的一面；而國家精英對工人和農民的充分控制，則限制了民主政體和公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

與之相關的著作還有斯考切波的《國家與社會革命》，但由於存在爭議性的槽點就不在這裡說了。

以上

補充一下 @小原的答案。

一般來說，政治家或者政客在作出承諾或預言時，往往會含糊其辭、不輕易給出時間表。——這樣總能有轉圜的餘地，免得計劃趕不上變化而慘遭打臉。但總設計師同志曾經作了兩個時間表明確、可證偽性極強的預言。

一個預言是大家非常熟悉的，1983年總設計師同志稱：「中國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會受任何干擾、有任何改變，否則我們就交不了賬。我們和英國朋友說，我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就是李鴻章。誰不解決這個問題，都是李鴻章。」到了1997年，事實證明總設計師同志的這個預言是靠譜的。

另一個預言是1987年作的：「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從1987年算起，「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大致就是2037年左右，離現在（2015年）也就二十來年的時間。總設計師同志的這個預言能否成真呢？這個「普選」是否會變成今日香港「政改」式的、赤裸裸的金權專政呢？

我們拭目以待吧。

革命伊始，法國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氣息，孔多塞作為吉倫特派的傑出人物，被選為巴黎立法議會議長，負責起草法國新憲法。按設想，法國將仿造英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此外，他公開主張女性應該擁有與男子相同的財產權、投票權、工作權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權，力主男女平權。

然而情況很快急轉而下，激進的革命勢力的雅各賓派開始崛起，風雲人物馬拉創建了巴黎最負盛名的報紙《人民之友》。作為盧梭主義的信徒，馬拉反對法國成為君主立憲國家，要求建立人民至上的全權政府。他宣稱人民群眾與特權階級的矛盾不可調和，只有通過暴力流血，打破一切舊有體系，才能讓這個歐陸大國涅槃重生。在他廣為傳播的宣傳冊里，馬拉宣稱，要「砍掉五六百顆頭顱，來確保人民的安眠、自由、以及幸福。」

1793年，在馬拉的主持下，國民公會開展了對國王一家的審判，罪名是裡通外國，以及向議員行賄。政治家、法學家馬爾澤布，以古稀之齡出庭，擔任國王的辯護律師。他與兩位同事在法庭之上援引《1791年憲法》，陳述即使國王有罪，根據憲法規定，國王依然應享普通公民的神聖權利，最高刑罰無過於放棄王位，判處國王死刑，恰恰是對憲法的褻瀆。

然而「路易十六必須死，因為祖國必須生」的口號蓋過了一切理性聲音，審判表決之時，馬拉違反無記名投票原則，公開宣讀投票內容，靠著市民群情激奮地圍觀，對投票反對死刑的議員施以巨大壓力。最終反對處死國王的票數是360票，支持死刑的有361票。

這一票之差，使路易十六成為法國史上唯一被處死的國王。他不算是一個昏庸的君主，可也缺乏以雷霆手腕彈壓局勢的能力，他死在王位之上，只是因為在那個時間節點，他恰好坐在王位之上。

他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與他一道被處死在斷頭台，兒子路易·查理後來被投入監獄，受盡虐待折磨，去世在十歲的幼年。女兒瑪麗·特蕾西婭則被毆打、被輪姦、被逼迫看著斷頭機斬下父母的首級，她多次試圖自殺，均告失敗，在父母的四個孩子里，只有她活到了大革命結束。

馬拉親手點燃的革命烈火也開始反過來舔舐他的身軀，國王被處死後僅一年，馬拉在浴缸中泡著藥水緩解皮膚病時被少女夏綠蒂·科黛刺殺，刺客隨後被判斬決，死前留下一句遺言：「我殺此一人，是為救千萬人。」

馬拉的朋友畫家大衛以古典主義近似聖像畫的筆法繪出了他的死亡。畫中馬拉閉著眼倒在浴缸邊沿，死前還在處理著革命文件，鮮血從傷口裡湧出，右臂無力地垂落，肅穆的光線照在馬拉身上，如同照著殉道的聖者。這幅古典主義的巔峰之作《馬拉之死》，後來被收錄進幾乎每一部名畫集錄與美術教材。

馬拉的繼任者羅伯茨比爾隨即設立起革命法庭，可以不經司法程序隨意將所謂的反革命者無端處決，正式開始了法國的恐怖統治。在這段血腥的日子裡，有四萬法國人死在斷頭台或監獄當中。斷頭機以每分鐘砍掉一顆頭顱的速率高效運作，特製的船隻滿載著政治犯開到河心，在機械的操作下撤去船底，將犯人投入水中溺斃。犯人的家屬只能遙遙地等候在下游，以打撈親人的屍體。

危局之下人人都難以自保，這時的孔多塞侯爵，卻從事著一件看似完全不相關的事情。

他在忙著統一度量衡。

在科學院里，孔多塞、拉瓦錫、拉格朗日、拉普拉斯等一流學者聚集起來，摒棄繁複的英制系統，試圖建立一套以十進位為基礎的公制單位。我們今天米、公里、千克等日常使用的幾乎全部單位，都誕生在這一時期。

只是，這些科學家沒有來得及完成委員會構想的全部工作。

1793年，巴黎皇家科學院被看做是舊有王室的勢力殘餘，橫遭解散。這個始建於1666年太陽王路易十四時代，凝聚了歷代學者心血的學術殿堂轟然崩塌，倒在了建院的第127個年頭。

這也是啟蒙運動的絕響，當時啟蒙時期黃金一代的思想家們都已凋零，孟德斯鳩去世在1755年，伏爾泰和盧梭去世在1778年，達朗貝爾去世在1783年，狄德羅去世在1784年。唯一見證大革命的思想家，只剩下碩果僅存的孔多塞侯爵，他以啟蒙運動與大革命之中的貢獻，一度被稱作法國大革命的「擎炬人」。

可這位「擎炬人」終究因為反對雅各賓派的激進律法，在未出席法庭的情況下被判處死刑，只能躲在友人的居所里。

時局一天緊似一天，孔多塞的同僚摯友們，一個個離他而去。

科學院榮譽院士拉羅什富科·丹維爾公爵，全面反對暴民司法以及革命法庭，於1792年遭到市民殺害。

天文學家薩隆，當年曾獨立計算出天王星軌道，在大革命中反對解散巴黎最高法院，獲罪問斬。

化學家狄特里希男爵，時任斯特拉斯堡市市長，在他的居所里，音樂家魯熱·德·利爾創作了《馬賽曲》，是憲法規定的法國國歌。狄特里希後來因為同情王室，被處決在斷頭台上。

法國天文學家巴伊，以對哈雷彗星與木星軌道的研究立說，大革命期間更曾就任巴黎首任市長。1793年，他外出訪問拉普拉斯，在途中被捕，由於拒絕審判王后作證而遭斷頭。

畫像曾出現在每一本中學化學課本上的氧氣命名人拉瓦錫，一直小心謹慎地避免發表政治觀點，但由於他曾擔任多個重要政府公職，被看做反動勢力，於1794年5月被送上斷頭台，享年五十歲。

當年在法庭上援引憲法為路易十六辯護的法學家馬爾澤布，也以反革命罪與女兒及孫輩被一同處決。他的後輩中唯有外孫女身懷六甲，逃過一劫，日後誕下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托克維爾在1856年出版的，那本前段時間因被王岐山推薦而登上暢銷書榜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最冷靜深入的剖析。

跟文革何其相似

這是公民社會？

轉自@汪有

先介紹一個人，愛德蒙·伯克，英國輝格黨成員，最早反思法國大革命的英國人之一，並且寫了一本《法國大革命反思》的書，我引用其中一句話「當人們集體行動時，自由就變成了權力」，法國大革命之後並沒有使法國迅速走向民主，反而在各類政變中越陷越深，如何看待法國大革命的成敗，柏克說：「我應該中止我對於法國的新的自由的祝賀，直到我們獲悉了它，是怎樣與政府相結合在一起的，與公共力量、與軍隊的紀律和服從、與一種有效的而分配良好的徵稅制度、與道德和宗教、與財產的穩定、與和平的秩序、與政治和社會的風尚相結合在一起的。所有這些也都是好東西，而且沒有了它們，就是有了自由，也不是什麼好事，並且大概是不會長久的。」法國大革命以後的種種政權變革，都有集權主義的影子，而推動力也是民粹主義，關於這一點，勒龐的《烏合之眾》回答很好，該書也是針對法國大革命的問題來寫大眾心理研究的。法國大革命從後面持續的影響來看，並不是成功的，人民的力量得到歷史的認可，它並非是始作俑者，我們還有陳勝王，大楚興呢。

這裡簡單說一下中國的革命，從某個角度說，中國沒有革命，中國幾千年都「剷平主義」，也就是通俗的改朝換代，我們的革命從開始到完成，無不從民粹里來，進而脫離民眾，組成強有力的政府來維持自己的權力，由於我國農業經濟的完備，地理條件的優越，使得社會結構超穩定，所以很容易推倒一個政權後，複製一個類似的，尤其太平天國，簡直荒唐。

因為沙俄帝國和大清帝國不能組成民族國家

那些在世界史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就不羅列了。我想談談自己的看法。

從法國中世紀的那些國王開始，什麼矮子丕平、查理馬特，到近代那些路易們，這兩段歷史是對比明顯的。前者王權專制，封閉又霸道。這時期法國主要在忙和英國的那些事兒，你爭來我爭去，國民性還沒凸顯。後來到路易十六時，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的有一定程度了。經濟上的活躍帶來是法國第三等級的興起，政治地位的影響更加滲透了這種所謂的民主思想。儘管很多法國國民不懂什麼是民主，他們也沒有太多自主權，但起碼他們知道這麼回事兒。也容易受到拉弄。法國大革命徹底讓法國拋棄了過去血統里那些愚昧民眾的盲目服從。他們開始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和國家的聯繫。所以他們才會一代又一代甘願犧牲生命爭取他們的理想。這些波折在中國和俄國是很晚才看到的。中國和俄國選擇的道路和以前的過去差距太大。這種巨大的鴻溝讓這兩個國家難以彌補。不是是他們走不上這種道路，時間不夠。不足夠讓大多數人清醒，意識到。

法國哪裡來的公民社會，明明是腦殘社會，從大革命開始的腦殘直到現代，幸虧有戴高樂搞出了半總統制的第五共和國，否則就憑法國人的政治水平政局也就和義大利差不多。

法國大革命之後將近過了100年才走向了公民社會。具體原因可以參考《烏合之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