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黃昏——1913年的西方世界(三)
2018-2-1 格拉摩根
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今天的文章,不出意外的話就是最後一篇。在這一篇中,我們將要來到兩個可能在正統歐洲人心中不被認為是歐洲的城市——聖彼得堡與君士坦丁堡。
聖彼得堡:東方的巨人
在1913年的復活節,尼古拉二世善良、美麗的妻子收到了一份來自丈夫的禮物——一顆記載著俄羅斯帝國的發展歷程的法貝熱彩蛋。上面裝飾著羅曼諾夫王朝的歷代沙皇與皇冠和雙頭鷹,裡面的藍色鋼球分別展示著1913年的領土與1613年的領土,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個曾經羸弱不堪,只有冬天可以依靠的蠻荒國家,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黑海到中亞,從波蘭到中國邊境都可以看到的龐大帝國。三個世紀以來,不斷伸展他的兩翼的雙頭鷹無疑是羅曼諾夫偉大統治的最好體現。
在整個1913年,聖彼得堡都沉浸在慶祝羅曼諾夫王朝300周年的喜悅氣氛之中。書店裡擺滿了沙皇尼古拉的傳記,為沙皇與俄羅斯祈福的十字架拔地而起,紀念碑比比皆是,劇院里的《為沙皇獻身》又上演了無數次。宗教方面也沒有落後,在Nikolaevskaya火車站旁落成的教堂能夠同時容納4000名信徒。而在聖彼得堡的清真寺中,布哈拉酋長、希瓦可汗與國家杜馬中的穆斯林議員都會接受這樣的教導:忠君愛國是上帝與先知提出的要求。
儘管沙皇一家在1913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外面巡遊,接收著來自國家各地的禮物。其中不乏支票、聖象等,體現出俄羅斯那缺乏想像力還有點愚昧的特性。但是,在聖彼得堡,仍然能看見沙皇的身影——兩部描述羅曼諾夫王朝的電影交替上映,工廠里加班加點的生產著紀念馬克杯、餅乾盒、香煙盒與沙皇紀念郵票。當然,在傳統主義者的要求下,全國的沙皇紀念郵票都不允許蓋郵戳。
真正的重頭戲是3月21日的300年慶祝活動。正是在1613年的這一天,米哈伊爾·羅曼諾夫在縉紳大會上被全俄貴族被推舉為沙皇。這個推舉是十分重要的,按紀念委員會的說法,被推選為沙皇的米哈伊爾不負眾望,成功地將俄國從內憂外患中解救出來。這在當代的暗示已經十分明顯了——人們要意識到沙皇與俄國人民有著不可改變的緊密聯繫,是人民的嚮導、父親與捍衛者,它所暗含的忠誠與服從也不容破壞。這句話正是對因1905革命而產生的國家杜馬所說——你們應該協助君主履行義務,而非破壞國王的獨裁統治。從這個角度來說,國家杜馬永遠不會對應著西方的議會,俄羅斯永遠不會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
那天上午8點整,聖彼得堡的起源彼得保羅要塞向天空發射了21響震耳欲聾的禮炮。以此為信號,遊行隊伍開始向喀山大教堂進發。隊伍中主要是宗教人士,但也不乏民族主義者和君主主義者。軍樂隊的聲音在全城的上空飄揚著,商店拉下門帘,沙皇的肖像布滿了大街小巷,雖然被部分文藝界人士批評為沒品味,但更多的則是正面評價,正如《彼得堡公報》所說,一切都比昨天更美好,更光鮮,更明亮。全體人員落座後,祈禱在安提阿牧首的主持下進行著。雖然沙皇的身邊佔滿了哥薩克衛隊,但這卻是他這幾年最親民的一次。
在這樣的場景下,1905的革命、1908的外交困境、1911年的首相被刺殺、巴爾幹斯拉夫兄弟的相互攻伐又能破壞什麼呢?看到沙皇與他的臣民們一同聚集在穹頂之下,有關俄國統一和國家地位的疑慮就全部被打消了,彷彿晨霧被太陽的熱度所驅散。
當晚7點30分的煙花表演,照亮了彼得保羅要塞的三幅畫像,照亮了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鍍金大廳,照亮了俄羅斯的整個天空。正如他們那頗有個性的沙皇一般,俄羅斯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前進。沒有一個人能看出,一場摧毀一切的革命的即將降臨。
君士坦丁堡:歷史的潮汐
1913年,君士坦丁堡,古稱拜占庭,土耳其人稱為伊斯坦布爾的這座城市正在迎來自己的第26個世紀。在這26個世紀中,他見過了太多的起起落落、由盛轉衰。而現在,他正在面對的是奧斯曼的最後一刻。那個曾經控制著北非,西南歐,阿拉伯半島的偉大帝國,現在只剩下了小小一角而已,西亞病夫這個名字已經越來越受到認可。
君士坦丁堡在人們的心中無疑是同時具有兩種形象的,一種是土耳其詩人菲克雷特的比喻:一名妓女。對於一個剛剛在街頭上演過大屠殺的城市來說,這的確不為過分。何況它還經常遭受著摧毀一個個木質社區的火災,以及時斷時續的地震。但就是這樣一座城市,在得以倖存的同時,每年還吸引著100多萬居民與許多遊客,還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熱愛。這樣的一座城市,稱其為人類共同遺產的寶石又有何不可呢。
但是,在1913年,青年土耳其黨人領導下的君士坦丁堡中央政府無時無刻不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化而在思考著一個問題:多民族、多宗教的君士坦丁堡,究竟是民族主義時代的一個錯誤;還是和奧匈帝國一樣,象徵著社區與民族之間和諧的可能性。
1913年的開齋節無疑是體驗君士坦丁堡的多樣性的最好的機會。在三天的慶祝活動中,不僅僅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都紛紛走上街頭,走親訪友,交換禮物——多半是甜品與煙草,還有來自帝國的、代表著帝國東西方文化兼容的獨特審美的工藝品。緊接著,慶祝活動就變成了一場世俗集會。無論是在希臘人所開的咖啡館,還是在剛剛遭受過重創的亞美尼亞人的社區的水煙館裡。接下來的較晚的日子裡,來自大不里士的波斯人開始慶祝阿舒拉節,這個紀念默罕默德外孫海珊的日子,才是他們最為重要的節日。總之,正是因為君士坦丁堡的多樣性,整個城市似乎一直都在節日當中。當然,在1913年的復活節,發生了東正教徒向街頭雕塑肆意開槍的惡性事件。
對於君士坦丁堡來說,最為重要的還是皇宮,在老城區斯坦布爾的加拉達和佩拉附近的碼頭不遠,就是在19世紀興起的幾座新皇宮。先是歐化的多爾馬巴赫切宮,其次是契拉昂,最後是耶爾德茲建築群。他們位於高城中稍微內向的地區,有自己的水電供給,自己的後宮。。對於他的建造者妄想狂哈米德二世蘇丹來說,這就是他所想要的一切。
但是在1913年,君士坦丁堡仍然在惴惴不安的觀望著外部世界。巴爾幹半島的諸多國家紛紛獨立對於青年土耳其黨是一個打擊。奧匈帝國,俄羅斯在自已原來的勢力範圍明爭暗鬥則更讓他們氣憤不已。但即使奪權成功,卻也為時已晚。政局反反覆復,蘇丹本人則不理政事,地方叛亂此起彼伏。義大利還入侵了奧斯曼的行省利比亞。此時用內憂外患來形容這個國家,無疑是再恰當不過了。畢竟在不久之前,保加利亞人差點就攻進了塞利姆二世的清真寺。
現在,擺在青年土耳其黨人、擺在這座城市、擺在帝國面前的似乎只有兩條路:一是慢慢忍受這一切,讓國家各個部分的分離主義愈發嚴重,最終分崩離析;二是從加拉塔大橋奔向巴爾幹,奔向歐洲,以國家的命運相賭,重新樹立帝國的威望。
在青年土耳其黨人心中,第二條路明顯是最好的選擇,對於戰爭的特殊嗅覺似乎讓他們更能感受到大戰的即將來臨。這一次,不成功,便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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