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促織》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短篇小說《促織》。
一、層次
宣德年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斗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遊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為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
這段開頭讓我想起紅樓夢第六回。中國古典主義文學的開篇往往是漸進式的,層層鋪開,鮮有如《局外人》般突兀的,其中最為氣勢恢宏的要數莊周:「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紅樓夢》從女蝸鍊石補天說開,由棄石引出一僧一道,這是全篇「空-色-空」結構的起筆,開篇格局頗大,但真正能體現功底的還在第六回,要從劉姥姥進說起。
劉姥姥是個寡婦,靠兩畝薄田過日,不算地主,也不算貧民,就這樣一個「中民」,想要去賈府里攀門親戚,討點好處,來看看她是怎樣進賈府的。
她先尋到角門邊,看到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門上」,於是上前恭敬地問:「太爺們納福」,卻被戲耍,有好心人告訴她周大爺住在后街上,又繞到後門,路旁孩子卻道:「哪個周大娘?我們這的周大娘有好幾個呢。」還沒踏進大門,就遇到了門檻,這便是賈府外顯的氣派,連僕役也能擺出太爺的姿態。
好不容易進了周瑞家,便求著要「請姑太太的安」,於是周瑞領了她去,但能直接見到王熙鳳嗎?不能,中間還有一道坎,便是平兒。見到平兒時,劉姥姥「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知是何氣味,身子就像在雲端里一般。滿屋裡的東西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於是便要稱姑奶奶,卻不知遍身綾羅的平兒只是個大丫頭。
寫到這,再往下一步應該終於要見到賈府的掌事的王熙鳳了,但曹雪芹把筆頭一轉,寫起下人上菜的情形:
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悉索,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著大紅油漆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道「擺飯」,漸漸的人才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的幾個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不過略動了幾樣。
這一套儀式後,才能拜見王熙鳳,還得有平兒在一旁,捧著茶盤,而「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那灰」,這一句,姑奶奶的架子就立住了。
劉姥姥進賈府,數道門檻,磕磕碰碰,才見到王熙鳳,而王熙鳳後面還有賈政、賈母,再後面還有四大家族。第四回中,曹雪芹寫「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這句話是空的,落不著實處,有點像神話或是個比喻,但是跟著劉姥姥進一次賈府,就知曉了這賈府有多深,層次感鋪在劉姥姥的門檻上,這就是小說的縱深。
《紅樓夢》與《促織》同為偉大的小說,但大不相同,《紅》是通俗小說,面向大眾,傳唱於市井之中,用墨鋪張,詞句華麗,如花團錦簇;而《促織》如詩詞般凝練,求得是「不得再刪一字」的境界。《促織》全文僅1700字,首段只85字,但論文學的偉大性,絕不遜色於《紅》的第六講。
《紅》的第六講是由小見大,而《促織》則是倒金字塔的結構,一層層往下走。
「宣德年間」,只有歷史學家開頭敢這麼寫,落筆就是一個朝代的氣勢。但鏡頭聚焦到宮中,「宮中尚促織之戲」,這事本來只是皇家的胡鬧事,還被宣德的母親下令封口,不準寫入史書。但是皇帝要玩的東西,必然要是最好的,於是「歲征民間」,這徵令從上官傳到華陰縣,再到里胥。且這裡胥有個特點,滑黠,於是「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
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有疑問,首段都結束了,為什麼主角還沒有出來?其實主角沒有必要出場,在他尚未出現的第一段,其命運就已經註定,層層攤派後,促織成了懸在他頭上的一柄劍,在我們還不知道主角是誰的時候,就已經看到了隱約的悲劇結局。
二、起伏
成名,「操童子業,久不售」,從來都考不中秀才。考不中沒關係,還「為人迂訥」,這個人的形象也就立住了,百無一用,還不會做人。於是他被裡胥征來擔任里正,數年之內,家產漸盡。
這樣的一個人,在里正的雜役與學業中勉強求個生計,但是「會征促織」,又「無所賠償」,於是自行搜覓。
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三兩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余,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床頭,惟思自盡。
在第二段,成名就已經落入了人生最低谷,這樣的跌落突兀嗎,不突兀,因為「迂訥」這兩個字,在我國國情中,從古至今,就應是這種後果。
電影敘事有一套「英雄之旅」的理論,當平靜的生活被外部危機破壞時,總需要一個「導師」來救場,《促織》中出現的就是中國式的導師:駝背巫。中國的導師總是如此奇異神詭,巫師不夠,還得駝背才行,古人總相信冥冥之中存在人與上天的交易,要預知神鬼之事,就要付出身體上的殘缺。
成名用駝背巫給的提示按圖索驥,找到了那隻拯救命運的促織,來看看蒲松齡是怎麼寫它的:「巨身修尾,青項金翅」。這八個字,就算一個人從來沒見過促織,也能從中窺見它的神俊,對於一隻促織,這就是語言和想像能抵達的極限。於是「舉家慶賀,雖連城拱璧不啻也」,在這裡,小說抵達了情緒上的一個高峰,但同時埋下了一個伏筆,「留待限期,以塞官責」。於是這促織,曾是拯救者,最後竟變成了禍根。
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蟲躍擲徑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復算耳!」兒涕而去。
兒子失手殺蟲後因懼怕離家而走,接下來,讓我們把焦點放在成名的情緒上,在這個長鏡頭裡,成名的情緒有三層起伏。
第一層:「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得知促織丟了,就像三伏天掉在了冰窟里一樣,需要注意的是,促織丟了的同時,兒子也丟了,但成名是去尋找丟失的兒子嗎?不是的,「索」這個字容易讓人聯想起《石壕吏》,它充分體現了成名當時的憤怒,他想要尋找的是促織,不是兒子。
第二層:在井中發現兒子的屍體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默然,不復聊賴」。這一次,一切都消停了。促織沒了,兒子也沒有,希望和生活都化為烏有。夫妻向隅,茅舍無煙,這八個字的悲慘,其實是由無數古詩文中出現過的「炊煙」意象襯托出來的。貧寒的茅舍,冰冷的屍體,日將暮,但是沒有炊煙,也沒有人氣。
第三層:發現兒子仍有微弱氣息,於是守在榻邊,但「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為念」。前兩層的悲,是來自生活的層面,是苦難和壓迫帶來的痛苦,如果蒲松齡就停在這裡,《促織》的文學性就被削弱了。真正的悲,在第三層,來自人性,兒子的復甦都沒能振奮成名,層層交織的壓迫感甚至讓他忘記了孩子,「亦不復以兒為念」,這就是生活作用在人性上的力量。
一個好的作者,知道該如何把控節奏,既然已經到了冰點,是時候讓成名回暖升溫了。
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覘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在。徘徊四顧,見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躍落襟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脛,意似良。
讀者在這裡要注意了,成名抓小蟲卻還比捉那隻「巨身修尾」還要困難,在這裡藏了一個小小的起伏。「一鳴輒躍去」、「覆之以掌」、「手裁舉」、「急趨之」,成名連續四次嘗試捕捉,全都撲了空,可以看出小蟲非常敏捷。而等到看清小蟲的樣貌時,「成以其小,劣之」,緊接著發生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壁上小蟲忽躍落襟袖間」。
蟲是懼人的,且前四次抓捕它都靈巧的躲開了,而當成名想要放棄時,這小蟲卻反而躍到了成名的袖間,這是反天性的、反常識的。為什麼小蟲會往成名身上跳呢?讀到此處,讀者應該能察覺到,這隻促織,是成名的孩子變的,只有孩子,才會與父親如此玩鬧,最終還撲入父親懷中。
成名知道這一點么,當然不知道,他「喜而收之」,但讀者能讀出這一層意思。這時再把原文的兩句話放在一起看,會發現,雖然成名是喜的,但是文章的底色仍是悲的。
成名:「亦不復以兒為念」。
小蟲:「壁上小蟲忽躍落襟袖間」。
孩子想為父親解決問題,既然自己惹了麻煩,為了父親,孩子不惜讓自己變成了一隻促織,在我看來這是這篇小說中最溫暖動人的一刻,也是底色最黑暗的一刻。
再之後的故事就無甚可講了,小蟲神異無匹,進獻宮中,大喜,從此成名走上了人生巔峰,兒子最終也恢復了神智。
在我看來,《促織》的精妙之處就在於它的節奏,前半部分約九百餘字,每每用寥寥數語,就能將人物高高拋起或摔落,如此精湛的敘事技藝,實在是不可多得的。
三、悲劇
古希臘悲劇大多取材於神話與史詩,題材通常都很嚴肅。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目的是要引起觀眾對劇中人物的憐憫,對無常之命運的恐懼。悲劇中描寫的衝突往往是難以調和的,如《俄狄浦斯王》一般,具有宿命論色彩。
因此古希臘舞台上呈現的悲劇往往是無可避免的,人物被目不可見的命運絲線所操控,面對困境無論做何選擇,都沒有辦法與這種未知的力量抗爭,逃脫悲劇的結局。歸根結底一句話:悲劇具有命運性。
《促織》中的悲劇是否也具有命運性?讓我們回到第一段,「此物故非西產」,陝西這個地方並不出產促織,也就是說這場悲劇原本與成名毫無瓜葛,但「有華陰令欲媚上官」,於是悲劇就落在了成名頭上。
「欲媚」,想要媚,渴望媚,你不讓我媚我就跟你急。這就是魯迅所批評的國民性,即奴性。奴性和奴役是有區別的,後者是被迫的、不自願的;而奴性,就是你心平氣和地、主動地去接受,它成了你的心態、習慣、行為指南,有奴性的人多了,聚在一處,就有了奴性的文化。
回到剛才的問題,悲劇不是具有命運性嗎?而成名的悲劇是由華陰令一手造就的,難道不是一種偶然嗎?恰好相反,蒲松齡正是用這種偶然來反襯出這場悲劇的必然,如果沒有華陰令,難道就沒有成名嗎?不會的,這塊土地上,最不缺的就是欲媚上官的人,就算不是成名,也一定會是其他人,成名只不過是被選中,作為一個縮影,為我們揭示這種命運的必然性。
四、局限
誇讚到這裡就結束了,固然《促織》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學性的小說,但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在我看來,主要有三點。
其一,蒲松齡在故事的結局中點出來成名的孩子變成促織一事:
後歲余,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斗,今始蘇耳。
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對讀者的不尊重,為了讀者而可以降低閱讀的門檻。閱讀,本來就是作者與讀者互相解讀,鬥智斗勇的過程,交鋒在紙張上。作者為讀者讓了幾步,閱讀的門檻固然低了,但本文的文學性也被削弱了,讀者在閱讀中能體會到的快樂也減少了。
後現代主義小說相較於古典小說最大的特點,就是文本含義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更具有詮釋性。當一個作者在自己的文本中站出來,張貼出正確答案,也就屏蔽了其他的可能性,文本便失去了更深層次解讀和詮釋的可能。
其二,蒲松齡在故事的最後加了一段自己的總結和感慨:
異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以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獨是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當其為里正,受撲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升,仙及雞犬。信夫!」
司馬遷也喜歡在文末加點評,只不過他自稱太史公,而蒲松齡的自稱是「異史氏」,蒲松齡是在以一個自詡的民間史官的身份向天子勸諫,「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天子啊,你的一舉一動,都關乎天下萬民的性命,一定要謹慎啊!這是蒲松齡作為一個文人——與成名一樣屢試不第——在那個朝代對天子的勸諫,以明朝之事為清朝之鑒。
再往後,提到成名的榮華富貴,感慨「天將以酬長厚者」,「一人飛升,仙及雞犬」。更是把這篇文章拉低了境界,甚至認為成名最終的榮華富貴其實是天道酬勤,大大削弱了文本的批判性。
其三,成名之子最終復活。
復活不行嗎?舉家榮華富貴不好嗎?幸福美滿的大結局不對嗎?
我想蒲松齡寫的並不是童話故事。如果說這個故事的主旨,是為了體現在極權統治之下,成名式悲劇的不可抗拒,那麼這個結尾,就非常像《嘉年華》最後的新聞畫外音,像是某種妥協,破壞了整篇文章的節奏。
在我看來,更理想一些的結局應該是成名自從進貢小蟲之後,全家榮華富貴,而一直到文章最後,兒子都沒再出現,他藏在滿紙喜悅的背面,躺在榻上,「神氣痴木,奄奄思睡」,而他化身的小蟲「忽躍落襟袖間」,進了皇宮,再無消息。
五、文學與文化背景
《促織》和《變形記》略有相似之處,在這兩部作品中,人都變成了昆蟲。
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改造了西方世界,在大機器生產遍及的情況下,人們開始思考自身存在的意義,「個體的我」和「公共的我」發生了衝突,一方面工業社會要求人成為一個機器,只要勤勞、穩定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行,而啟蒙運動卻要求人們從內心去尋找自我。
於是甲殼蟲出現了,當格里高爾變成甲殼蟲的時候,他並沒有過於驚慌,而是思考「我出什麼事啦?」因為他雖然軀體變了,但仍舊有著人的思維。而他的親戚、同事卻開始厭惡他,他再也不能通過工作為破產的父親還債,也不能成為一個社會人再為家庭作出貢獻,最終被社會、家人所厭棄,在饑寒和疾病中死去。
注意一下這裡的設置,格里高爾的軀體變成了甲殼蟲,但思維仍是格里高爾的思維。在這樣的情況下,格里高爾卻遭到了原來愛他敬他的家人的厭棄,那麼社會和家庭原本需要的是格里高爾嗎?還是一個格里高爾異化而成的「格里高爾機器」?究竟是這種機器更為醜惡,還是甲殼蟲更讓人驚恐?
這就是卡夫卡在當時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下提出來的問題:上帝死後,人真的自由了嗎?在尋找自己的道路上,出現了更為可怕的東西,那就是現代化工業社會對人的異化。
西方的文化是發展性的,一直都在求知、求真、求美。而中國的文化發展卻是循環的,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的體系給予了統治者近兩千年的穩固和統治合法性,同時也削低了其餘思想孕育的可能性。兩千年來,後世的思想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讀、融合、詮釋儒家典籍,但始終沒能跳脫出儒家的體系,於是造就了中國奇特的循環史觀。
而《促織》也受到了文化背景的局限,所以蒲松齡只能是個勸諫的「異史官」,他寫的《促織》無論其文化性有多高,都只是「勸諫」文化的一部分。這篇文章,並不涉及對時代的認知,也不涉及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不涉及任何思想上的困境和黑洞,它只是屬於那個時代的產物罷了。
只希望這一朝的歷史,不再是循環的歷史;這一代的文化,不再是循環的文化。
說明:
年初我讀了畢飛宇的《小說課》,這本書的第一講點評的就是《促織》,我連讀了兩遍,之後又反覆讀了三四遍,感觸很深。之前看的書評集類似《刻小說的人》、《已讀攻讀》,裡面大多談論的都是西方現代文學,我在這方面的閱讀量很小,只能是讀個囫圇吞棗。但《小說課》大多是以中文作品為文本探討,所以讀來非常親切,也真的是讀出了豁然開朗之感。
雖然感謝畢飛宇先生為我啟蒙,但是我對他談《促織》的看法並不是完全認同,於是嘗試自己把它重寫了一遍,格式和內容都有所不同,裡面部分的觀點來自畢飛宇,只不過我夾雜了許多私貨,權當是練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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