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研究「東西」的歷史

什麼是物質文化

前些年，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孫機先生出版了《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一書，堪稱博物館界的「大事」。孫機先生曾從沈從文先生學習中國古代服飾史，又從宿白先生研究漢唐文物，在文物研究領域堪稱大家。書中後記談到，全書是將作者各次講座內容整理、編排，集成一書，使得文中內容輕鬆可讀。

全書分為十章，從「衣食住行」到「科學技術」一應俱全，全面介紹了中國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讓讀者重新了解中國古代歷史。博物館人眼中的歷史和一般讀者心中的歷史有一些差異。讀者眼中的歷史往往是唐玄宗和李白、錢謙益與柳如是，但是，除了這些以外，李白寫詩所用的紙、唐玄宗梨園做戲所用的道具、錢謙益的拙政園和柳如是的書畫同樣也有各自的歷史；而這些紙張、戲曲道具、園林和書畫背後，還有更多的脈絡——這些就叫「物質文化」。

「物質文化」聽上去是個挺玄妙的術語，我們聽慣了「非物質文化」（簡稱「非遺」），對「物質文化」反而有些陌生。其實這是一個來自考古學的術語。人類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文化則是人類適應環境的產物。比方說，一個熱帶居民學會利用動物毛皮製作禦寒衣服，用泥土砌好厚厚的房子和土炕，下面生好火堆，就可以在寒冷地區生活。衣服、房子、土炕這些有形的部分，就叫「物質文化」（通俗地講，就是「東西」）。而怎樣做衣服、蓋房子以及生火取暖的過程，叫做「非物質文化」，這兩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文化。甲方請乙方做衣服，乙方幫甲方蓋房子，甲方、乙方感情深厚，締結婚姻紐帶，繁衍後代，這種互動的過程就構成了我們一般意義上的歷史。

我們所關注的歷史記錄往往充滿英雄氣概、激情浪漫；但做衣服、蓋房子、種糧食、造工具……才是歷史上絕大多數時候發生的事情。一個世紀之前的研究者多關心文字記錄的「帝王將相」的歷史，沒興趣也沒能力關注「衣食住行」的歷史，隨著考古學的進展和博物館的出現，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從「東西」的角度來重新省視歷史。孫機先生的這本《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就是對這些平凡歷史的一次出色研究實踐。

怎麼研究「東西」的歷史

話說回來，「東西」的歷史就不如「人」的歷史那麼好研究。古人幹了什麼，「二十四史」說得還算詳細，但物質的歷史就不好說了。博物館裡陳列的都是許多年前人類活動留下的「東西」，有的出自墓葬，有的來自遺址，共同點是它們都比曾經的使用者更加「長壽」。人沒了，東西還在。通過考古發掘，我們還能看到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但當時人是怎麼用它們的，就完全不知道了，比如我們把好多東西都稱作「禮器」——這等於是說：「我們也不知道這是幹嘛的！」

讓這些不會說話的物質文化「開口」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正因為不容易，才更顯難得，體現出研究者的智慧和豐富積累。拿第一章的「農業與膳食」來說，雖然在「衣食住行」中排在第二位，但正如書中的排序一樣，吃飯問題其實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飯的「傢伙」就包括耒、耜這些最原始的農具，還有犁這類高級些的農具。考古發現許多石質、骨質的農具遺存，但是這些農具上可能只剩下石質的尖端部位，原先用於捆紮的繩子和木柄這些有機物都隨著歲月風蝕了。那麼這些農具的真實用法和安裝方式就需要研究者上下搜求了。

首先，文獻是少不了的，從甲骨文中找找有沒有「犁」的原型，《國語》《論語》等文獻爬梳一下最早提到犁的文字，比如「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等成了最早用牛拉犁的證據。這些文獻方法我們都知道，因為歷史學科也都在用，「故紙堆中」爬梳，說的就是這種功夫。但「物質文化」研究還有哪些獨門技藝呢？

除了文獻記載，第二個重要的工具來自圖像，古代墓葬之所以有價值，大多數人都認為墓中隨葬品都是「寶貝」。但對考古工作者來說，哪怕一座古墓被盜掘一空，如果剩下的墓室牆壁上還能留下未被毀壞的壁畫，那麼，這座古墓的價值至少就保留了一半以上。壁畫大多記錄了墓主人生前和死後想像的生活，源於當時日常生活場景。通過仔細比對，從這些圖像中，就可以看到漢代時期用牛犁地的情景，從中復原當時農具的真實用法。這種方法就叫做「圖像志」研究，是考古學和藝術史學科都經常用到的工具。此外，除了壁畫，我在孫先生這本書中約略翻看了一下，還用到了（早期時代）地磚上的銘文，漆器彩繪、青銅器物圖像銘文，以及（晚期時代）史上流傳繪畫作品、古書雕版插頁等。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繪畫作品的價值，固然在於從古至今流傳之不易，以及出於名家手筆之罕見。但在考古研究者看來，畫中一人一物、一屋一宇，哪怕一石一雀都是難得的研究材料，這些具體的事物組合或者反映了日常生活的細節，或者體現了繪畫者內心的時空觀、宇宙觀，而通過具體圖像重建物質文化的使用細節，也徹底避免了僅憑文字對物質遺存使用方式的不切實際的想像。

文獻和圖像志，是孫先生進行物質文化研究最常用的兩種工具。全書十章內容的分析中，這兩種工具始終得到了紮實應用，這也是具備博物館背景的學者研究「物質文化」的最大優勢。博物館人常會自豪地表達，自己比起純粹歷史（文獻）研究者略勝一籌的方面，是可以「接觸到實物，我們可以『上手』」，這種路徑在孫先生的著作中得以充分體現。所謂「上手」很大程度上就通過獨一無二的圖像志分析呈現出來——因為相比其他研究者只能通過「肉眼」推敲已經發表的材料、推測日常生活的細節，博物館研究者能更多藉助顯微鏡、光譜儀以及掃描電鏡等技術手段，使表面無奇的「物質遺存」提供更豐富的信息。

如何看到「隱形」的文化

說到更豐富的信息，在物質文化研究領域中，還有兩種在孫先生的作品中出現較少的方法。第一種就是已經提到的成分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深入的微觀分析。比如在「文具、印刷、樂器」一章中，孫先生提到了當代研究者用「石脂、白礬、滑石粉、胡粉、牡蠣、鹽、鹵、醋等」物質還原「泥活字」製作的模擬試驗，這代表了當代技術考古的最新進展。

其實，由於當代技術的發展，這項技術的反向運用也能給我們提供更多視角。一方面，光譜分析手段不但可以讓我們分析出一種壁畫、繪畫作品中採用的顏料成分（這種技術在實踐上能幫助我們辨別文物真偽），另一方面，也能通過對物質遺存的成分來辨明其產地。比如，我們通常認為的商周青銅器原料來自中原一帶，但通過「鉛同位素」考古技術可知，這些銅礦原料來自中國西南地區。這類研究不但開闊了我們對青銅器本身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也反過來幫助我們極大地拓寬了對古代中國文化、物質交流方面的認識。這種研究通俗地說，就是「分析成分以判斷產地」，在國外相關領域中，它已經越來越多地超過文獻和圖像志研究，成為物質文化的主流。其原因就在於成分分析所依賴的科學手段，能提供文獻和圖像無可替代的（時間和來源上的）準確性，同時，也將不同時空中的生產者、製作者、運輸者以及使用者聯繫起來，為物質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全新維度。

第二種孫先生較少提到的方法是「民族考古學」，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失求諸野」。我們今天已經難以捕捉古人的物質生活，但是，所謂「難以捕捉」只是局部意義上的，許多發達地區找不到的傳統工藝，在交通不便的山區或民族地區仍可較好地保留。這種方法的好處，就在於使出土文物中失去「非物質」一面的「物質文化」得以復活。比如，在「紡織與服飾」一章中，孫先生提到了晉寧石寨山出土貯貝器上銅質人像呈現的「踞織」技術。其實，這種技術在海南黎族地區仍有使用，如果能引入對當代踞織機紡織技術的分析，將能更全面地考量古代紡織者的生產效率、生產原料，以及產品再分配等方面。

此外，「民族考古學」方法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幫助我們修正一些認識上的誤區。在「交通工具」一章中，作者提到了浙江鄞縣出土銅鉞上的「競渡紋飾」，並以此批駁了「認為圖中四個泛舟者頭上戴的羽冠是『原始的風帆』」的說法。孫先生的看法確是真知灼見，因為民族考古學也可證明，「古代獵頭者頭戴羽冠」的風俗，是環南中國海文化的普遍現象，在整個華南和東南亞都可找到。因此，民族考古學確實有助於我們對物質文化遺存作出準確判斷。

怎樣看得更遠

通過《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孫機先生作為博物館中的「物質文化」研究者，為我們呈現了另一個不同於「歷史文獻」路徑的古代中國。他用圖像志結合考古發掘材料，對古代文獻中的物質生活作出了全面的敘述，描繪一種更真實也更「接地氣」的古代生活。也讓我們對古代中國的物質成就，有了非常細膩和直觀的認識。當然，如果吹毛求疵的話，在技術分析和民族考古學方面的糅合，或許會為我們呈現更豐富的文化維度。

記得幾年以前，大英博物館出版過一本《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用一百件珍藏文物講述世界歷史故事。這同樣是一本出色的「物質文化」研究作品，它用物質呈現脈絡，用文物展現世界的思路，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站在一個全球化的歷史階段，中國的「物質文化」正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影響著世界，用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用中國的實踐來回應世界。結合前輩提供的學術積澱，這或許是我們新一代物質文化研究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深入運用各種新技術、新思路，審視中國和世界古老聯繫的當代表征的新契機。

本文原載《東方早報》2015-12-20

博物館人如何追尋「東西」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