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1918年流感:最重要教訓是"對公眾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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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是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流行病疫情，在全球造成至少5000萬人死亡，甚至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儘管它被稱為「西班牙流感」，但實際上可能起源自美國，它給我們今天提供了哪些教訓？

哈斯克爾縣（Haskell County）位於美國堪薩斯州的西南角，靠近俄克拉荷馬州和科羅拉多州。在1918年，草皮屋在那裡仍然很常見，在沒有樹木的乾燥大草原上，它們幾乎很難被分辨出來。哈斯克爾縣曾經盛行養牛，現在已經破產的農場曾經飼養過3萬頭牛，但哈斯克爾的農民也飼養豬，這可能是對當年流感疫情在這裡爆發的一條線索。

另一條線索是，哈斯克爾縣坐落在候鳥遷徙的重要路線上，共有17種鳥類遷徙時路過這裡，包括沙丘鶴和野鴨。科學家們今天了解到，禽流感病毒和人類流感病毒一樣，也會感染豬。當禽流感病毒和人類病毒感染同1個豬細胞時，它們的不同基因就會被打亂和進行交換，就像撲克牌被重洗那樣，導致一種新的、也許特别致命的病毒出現。

我們現在不能確定1918年的流感疫情起源自哈斯克爾縣，但是我們知道流感疫情發生在1月份，疫情非常嚴重，儘管流感當時還不是「需要報告」的傳染性疾病，當地醫生洛林·米納爾（Loring Miner）認為這種疾病與微生物有關，好奇心驅使他對這種疾病進行科學的了解，並向美國公共衛生服務機構發出警告。該報告原本已不復存在，但它已成為世界上有關1918年異常流感疫情的第一份記錄。

當地報紙《Santa Fe Monitor》也證實，這段時間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報紙報道稱：「伊娃·范·阿爾斯丁夫人（Eva Van Alstine）患上了肺炎，拉爾夫·林德曼（Ralph Lindeman）仍然病得很重，霍默·穆迪（Homer Moody）據說病情嚴重，皮特·何塞爾（Pete Hesser）的三個孩子都得了肺炎，考克斯夫人（J.S. Cox）的身體十分虛弱，拉爾夫·麥克康奈爾（Ralph Mc-Connell）這個星期病得很重，歐內斯特·埃利奧特（Ernest Elliot）的小兒子默丁（Mertin）患上了肺炎。全縣大多數人都患上流感或肺炎。」

幾名已經感染流感的哈斯克爾縣男士曾前往堪薩斯州中部的芬斯頓軍營（Camp Funston）報道。幾天後，也就是3月4日，第一個已知感染流感的士兵報告了自己的病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龐大的陸軍基地正在訓練士兵們準備參加戰鬥。在兩周內，1100名士兵被送進了醫院，兵營中的數千人生病，其中38人死亡。此後，被感染的士兵很可能將流感病毒從芬斯頓軍營帶到其他軍營，包括36個大型營地中的24個，最終這種疾病被帶到海外之前，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感染。與此同時，這種疾病蔓延到美國的平民社區。

流感病毒的變異速度很快，足以在1個季節內使人類免疫系統難以識別和攻擊它。當一種全新的、致命的流感病毒(免疫系統尚未見過)進入人群並傳播到世界各地時，就會發生大規模疫情。普通的季節性流感病毒通常只與上呼吸道細胞結合，即鼻子和喉嚨，這就是它們容易傳播的原因。1918年疫情也感染上呼吸道細胞，導致其非常容易傳播，但它也會進入肺部深處，破壞器官組織，經常引發病毒性肺炎和細菌性肺炎。

儘管許多研究人員認為1918年的流感疫情始於其他地方，比如1916年的法國，或者1917年的中國和越南，但許多其他的研究都表明了它起源於美國。澳大利亞免疫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麥克法蘭·伯內特(Macfarlane Burnet)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研究流感，他得出的結論是，證據「強烈暗示」這種疾病起源於美國，並隨著「美國軍隊的到來」蔓延到法國。長期以來，芬斯頓軍營始終被認為是1918年流感疫情的爆發之地，但現在來看，它最早可能爆發在哈斯克爾縣。

根據被最廣泛引用的分析，無論疫情從哪裡開始，雖然它只持續了15個月，但卻是人類歷史上爆發的最致命疫情，在全球範圍內造成5000萬到1億人死亡。由於當時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缺乏合適的記錄，為此不太可能給出確切的全球死亡數字。但很明顯，流感疫情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了艾滋病40年致死的人類總和，比淋巴腺鼠疫100年造成的死亡人數都多。

此次流感疫情對美國的影響迫使人們更清醒地進行思考，它導致大約67萬美國人死亡。在1918年，醫學幾乎還沒有實現現代化，有些科學家仍然認為「瘴氣」是流感傳播的主要原因。隨著醫學的進步，人們對流感已經有了相當深的認識。今天，我們更擔心埃博拉（Ebola）病毒、寨卡（Zika）病毒、MERS病毒或其他外來病原體，而不是這種經常與普通感冒相混淆的疾病。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誤。

人類可以說依然是脆弱的，更難以抵禦類似1918年流感疫情的襲擊。今天，頂級公共衛生專家通常將流感視為我們面臨的最危險「新興」健康威脅。今年早些時候，湯姆·弗里登(Tom Frieden)辭去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主管的職位，當被問及最讓他害怕、感到夜不能寐的威脅時，他說：「最令人擔憂的是流感疫情，這真的是最壞的情況。」因此，100年前發生的悲慘事件再次產生令人驚異的緊迫感，尤其是從災難中汲取的最重要教訓尚未被吸收之時。

最初，1918年流感疫情並未引發人們太多警惕，主要是因為在大多數地方，它很少導致人死亡，儘管有大量的人被感染。例如，英國大艦隊的醫生們在1918年5月和6月份承認，共有10313名船員患病，但只有4人死亡。1918年4月，流感也襲擊了法國交戰雙方的軍隊，但軍方輕描淡寫地稱其為「三日熱」。當它橫掃西班牙，甚至國王都出現噁心癥狀時，流感疫情才引發關注。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參戰國家新聞媒體不同，西班牙（沒有參戰）媒體詳細地報道了這種疾病，因此它被稱為「西班牙流感」。

到當年6月份，從阿爾及利亞到紐西蘭都有流感疫情爆發。然而，1927年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第一波流感疫情爆發都是微弱的，幾乎無法察覺，或者完全缺乏關注。它們爆發的形式十分溫和。」有些些專家認為，稱其為疫情似乎有些言過其實。但也有些令人感到不詳的跡象。雖然很少有人在春天死亡，但死者通常都是身體健康的年輕人（普通流感很少殺死他們）。在某些地方，疫情爆發也十分嚴重。法國陸軍一支軍隊中的1018名士兵中，有688人住院治療，49人死亡，死亡率高達5%。

在第一波疫情中死亡的人常被忽視，因為他們被誤診為患上腦膜炎。一位困惑的芝加哥病理學家觀察到，患者肺臟組織中充滿了液體，伴有大量出血癥狀，他詢問另一位專家這是否代表了「一種新的疾病」。到了7月份，這似乎已經變得不重要。正如一份來自法國的美國陸軍醫學公報所說：「疫情即將結束，而且它始終都是良性的。「一份英國醫學雜誌直截了當地說，流感「完全消失了」。

事實上，這更像是一場巨大的海嘯，一開始把水從岸邊吸走，然後又以壓倒一切的巨浪捲土重來。8月份，瑞士的流感疫情痛苦重新浮出水面，以至於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在「絕密」報告中警告說：「這種現在流行在瑞士的疾病通常被稱為黑死病，儘管它被指定為西班牙流感，並宣稱得到控制。」1918年流感疫情第二波襲擊浪潮已經開始了。

在距離波士頓56公里的陸軍訓練基地德文斯軍營（Camp Devens）可以容納4.5萬名士兵，其醫院可接收1200名患者。9月1日，這裡只有84人接受治療。9月7日，1名士兵被診斷出患有腦膜炎後送往醫院，他顯得有點兒精神錯亂，尖叫不已。第二天，他的連隊里又有十幾個人被診斷出腦膜炎。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士兵患病，醫生將診斷改為流感。突然，一份陸軍報告指出:「流感爆發了。」

在疫情爆發高峰期，有1543名士兵在1天之內報告感染流感。現在，醫院的救治設施不堪重負，甚至就連醫生和護士都倒下了，食堂的工作人員太少，無法給病人和工作人員提供足夠食物，醫院也停止接受病人，不管病人有多嚴重，營房裡留下數以千計的病人和瀕臨死亡的士兵。

德文斯軍營醫院的內科醫生羅伊·格里斯特(Roy Grist)寫道：「這些人最初就像患上普通感冒或流感，但是隨後迅速發展成前所未見的最嚴重肺炎。接收兩小時後，他們的顴骨上出現桃花點兒。幾小時後，你可以開始看到黃萎病（Cyanosis）癥狀，這個術語通常指人因為缺氧而全身發紫，從他們的耳朵開始，最後蔓延到整張臉上。這種情況會持續幾個小時，直到死亡來臨。這是可怕的，我們這裡平均每天有100人死亡。有好幾天甚至沒有足夠的棺材，屍體只能堆積起來。」

德文斯軍營和波士頓地區是美國最先遭遇第二波流感疫情襲擊的地方。在它結束之前，流感幾乎無所不在，從冰雪覆蓋的阿拉斯加州到熱氣騰騰的非洲。只是這一次，它非常致命。

由於處於戰爭狀態，各國政府行為導致疫情更加惡化。例如，美國軍方几乎徵召了45歲以下醫生中的半數人，而且大多數都是最好的醫生。更致命的是，政府採取隱瞞真相的政策。當美國參戰時，時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要求保持「殘忍無情的精神」。所以他創造了公共信息委員會，靈感來自於一位顧問，他寫道：「真理和謬誤可以隨心所欲地變換，某個想法的力量在於它的靈感價值。至於是真或假，那就無關緊要了。」

在威爾遜的敦促下，國會通過了《反煽動叛亂法案》。法案規定，凡「散布、印刷、撰寫或出版任何對政府、憲法、美國國旗或軍服不忠的、褻瀆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視的、醜化的或者辱罵的言論」，均構成犯罪，最高處罰金2萬美元及最長20年刑期。政府海報和廣告敦促人們向司法部舉報任何散布悲觀論調、為和平吶喊，或貶低美國贏得戰爭努力的人。

在這種背景下，儘管流感蔓延到美國全國，公共衛生官員決心保持士氣，並開始撒謊。9月初，一艘從波士頓出發的海軍艦艇將流感帶到了費城，這種疾病隨即在海軍基地里爆發了。該市公共衛生主管威爾默·克魯恩(Wilmer Krusen)宣布，他將「將這種疾病限制在目前的範圍內，在這方面我們肯定會成功。目前還沒有人員傷亡的記錄。不要關心有什麼感覺。」

第二天，兩名水手死於流感。克魯恩說，他們死於「老式流感」，而不是西班牙流感。另一位衛生官員也稱：「從現在起，這種疾病將會減少。」可是第三天，又有14名水手和首批平民死亡。患病的人數每天都在加速增長。每天報紙都向讀者保證，流感不會帶來任何危險。克魯恩向城市保證，他將「把流行病扼殺在萌芽狀態。」到9月26日，流感已經蔓延到全國各地，因此許多軍事訓練營開始看起來顯得死氣沉沉，軍隊取消了全國徵兵。

費城原定於9月28日舉行大型自由債券(Liberty Loan）銷售遊行。醫生們敦促克魯恩取消這一計劃，擔心成千上萬的人相互擠壓，從而導致流感進一步擴散。他們還試圖說服記者寫出關於流感危險的報道。但編輯拒絕接受，並拒絕列印來自醫生的信件。費城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活動如期舉行。

流感的潛伏期為兩到三天。遊行結束兩天後，克魯恩承認：「現在已經擴散到平民中的流行病可能是在軍營中發現的那種類型。」不過，他警告說，不要「對誇大的報告感到恐慌」。他不擔心誇大其詞，因為報紙都站在他這一邊。《問詢者報》的頭條寫道：「科學護理阻止了流行病。」然而事實上，護士似乎的確沒有受到影響，因為醫院裡已經無人可用。在3100個醫院護士緊急請求中，只有1個調度員，且他只能提供193個回復。

克魯恩最終下令關閉所有學校，並禁止所有公共集會，儘管報紙上的非正統說法稱，該命令不屬於「公共衛生措施」，「沒有理由恐慌」。然而，人們恐慌的理由很多。最糟糕的是，費城的疫情導致1天內有759人死亡。牧師們駕著馬車沿著城市的街道行駛，號召居民們把他們的屍體交出來，許多人被埋在集體墳墓里。在6周疫情爆發期內，超過12000名費城人死亡。

在全國各地，政府官員都在撒謊。美國外科醫生魯伯特·布魯（Rupert Blue）說:「如果採取預防措施，就沒有理由感到驚慌。」紐約市公共衛生部長宣布：「其他支氣管疾病，而不是所謂的西班牙流感導致大多數人報告患上流感。」洛杉磯公共衛生主管說：「如果觀察到普通的預防措施，就沒有理由驚慌。」

以阿肯色州為例，這是媒體失敗的一個例子。在10月份的4天時間裡，派克軍營（Camp Pike）的醫院接納了8000名士兵。弗朗西斯·布萊克(Francis Blake)是美國陸軍特種肺炎部門的一員，他描述了這樣的場景:「每條走廊都有大量臨時搭建的床鋪，它們排成2排、綿延數公里長，上面躺滿了流感患者，這裡只剩下死亡和毀滅。」然而，十多公里外的小石城（Little Rock），報紙上的頭條上卻寫著:「西班牙流感只是普通感冒，只有發燒和寒戰等癥狀。」

然而，人們知道它們絕非是同樣的東西。他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在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被感染的人數驚人，53%的人患了流感。他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受害者從第一次出現癥狀的幾個小時內就會死亡。伴隨著可怕的癥狀，不僅僅是渾身疼痛和寒戰不已，還有形成泡沫的血液從肺部咳出來，鼻子、耳朵甚至眼睛都會出血。人們知道，因為各個城市、鄉鎮的棺材都用光了。

人們無法相信他們被告知的一切，所以他們害怕任何事情，尤其是未知的事物。它會持續多久?它能殺死多少人?誰會被殺死?隨著真相被掩蓋，人們的士氣崩潰了，社會本身也開始瓦解。在大多數災難中，人們通常會團結起來，互相幫助，就像我們最近在颶風哈維和伊爾瑪來襲時看到的場景。但在1918年，沒有領導人站出來，沒有人說出真相，信任也隨之消失。人們只管照顧自己。

在費城，緊急援助部門的負責人懇求道:「所有在家裡不必照顧病人的人，請儘早報告，以便從事應急工作。」但志願者們沒有出來。兒童衛生局請求人們接收（或暫時照顧）那些父母正處於瀕死狀態或死亡的兒童。回應者寥寥無幾答。緊急援助部門再次發出懇求：「我們必須有更多的志願者，這些人幾乎都處於死亡的邊緣。你們能不能幫幫我們?」還是沒有人站出來。最後，緊急援助部門主管痛苦地說:「數百名夢想著成為慈悲天使的女性做著愉快的美夢，現在似乎沒有什麼能喚醒她們。有些有孩子們的家庭實際上正在挨餓，因為沒有人分發給他們食物。死亡人數如此之高，這種趨勢將繼續下去。」

費城的苦難並非獨一無二的。在密歇根州盧斯縣（Luce County），一對夫婦和三個孩子都生病了，但是一個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報告說：「沒有鄰居來幫忙。我打電話給這個女人的妹妹。她來敲了敲窗戶，但拒絕跟我說話，直到她走到安全的距離為止。在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New Haven），約翰·德拉諾（John Delano）回憶說:「通常情況下，那時有人生病時，人們會把食物帶給其他家庭，但是沒有人進屋，沒有人帶食物進來，沒有人來拜訪。」在肯塔基州的佩里縣（Perry County），紅十字分會主席請求幫助，他稱「有數百例人們因飢餓而死的例證，這不是因為缺乏食物所致，而是因為人們感到驚慌失措，不願靠近病人。」

在北卡羅萊納州的戈爾茲伯勒（Goldsboro），丹·唐克爾（Dan Tonkel）回憶道:「我們實際上幾乎害怕呼吸，你甚至害怕出去，恐懼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人們害怕離開他們的家，害怕互相交談。」在華盛頓特區，威廉·薩爾多（William Sardo）說:「流感將人們書院開，你不再有學校生活、教堂生活，什麼都沒有。它徹底摧毀了所有家庭和社區生活。更可怕的一面是，當每天黎明來臨的時候，你卻不知道太陽落山的時候自己是否依然活著。」

一份美國紅十字會的內部報告總結道:「流感帶來的恐懼和恐慌類似於中世紀人們對黑死病的恐懼，它已經在這個國家的許多地方爆發。」恐懼清空了就業場所，清空了城市。東北地區的造船工人被告知，他們和前線的士兵一樣，對戰爭也同樣重要。但在L.H. Shattuck公司，只有54%的工人出來工作。在George A. Gilchrist公司，只有45%的人出工。在Freeport造船場，出勤員工僅佔43%。在Groton Iron Works，這個比例為41%。

恐懼也在街上肆虐。一個在費城（全美最大城市之一）緊急醫院工作的醫學院學生，在路上遇到汽車非常少，他開始計算它們的數量。一天晚上，在驅車回家的20公里途中，他沒有看到一輛車。他說：「城市生活幾乎停止了。」在地球的另一端，紐西蘭的惠靈頓（Wellington），另一個人走出他的急救醫院，發現了同樣的事情，他說:「工作日的下午2點，我站在惠靈頓市中心，那裡看不到一個人。沒有有軌電車運行，沒有商店開門，唯一的交通是一輛貨車，上面有一張白色的床單，上面畫著一個大大的紅色十字，它是救護車或靈車。那真的是一個死亡之城。」

維克多·沃恩(Victor Vaughan)曾是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的院長，他並不是一個善於誇張的人。現在，作為軍方傳染病部門的負責人，他記下了自己的個人恐懼:「如果疫情繼續以指數的速度加速船舶，文明很容易就會從地球表面消失，也許只能再堅持幾周。」

然後，突然間，流感似乎消失了，就像它突然來襲那樣，但一股令人感到不安的暗流依然存在。可是，隨著戰爭結束後帶來的歡欣鼓舞，道路、學校和企業的重新開放，社會開始恢復正常。在這種情況下，第三次流感浪潮在1919年1月爆發，直到春季結束。這是除了第二波，以任何標準衡量都是致命的疫情，而且一個特殊的案例會對歷史產生特殊影響。

1919年4月3日，在凡爾賽和平會議上，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崩潰了。他在會議期間突然陷入虛弱和嚴重意識混亂中，使這次會議被廣泛評論，這也可能是他放棄此前堅守原則的原因。結果是災難性的和平條約簽署，成為後來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許多歷史學家將威爾遜的意識混亂歸因於輕微中風。事實上，威爾遜當時高燒不退，且伴有劇烈的咳嗽、腹瀉和其他嚴重癥狀，中風根本無法解釋所有的癥狀。

當時在巴黎廣泛傳播的流感，曾殺死了威爾遜的一名年輕助手，這或許可以解釋所有的問題——包括他的意識混亂。專家們後來同意，許多流感患者出現認知或心理障礙等癥狀。正如1927年權威醫學評論所總結的那樣：「毫無疑問，流感對神經作用的影響是深遠的，幾乎不次於對呼吸系統的影響。」

在第三次浪潮之後，1918年的流感病毒並沒有消失，但它確實失去了驚人的殺傷力，部分原因是許多人類免疫系統現在已經認識它，部分原因則是它失去了容易入侵肺部的能力。它不再是嗜血的殺手，而是演變成季節性流感。科學家和其他專家仍然在研究這種病毒以及造成的破壞問題，包括為什麼第二波襲擊比第一波更致命。研究人員並不確定，有些人認為第一波疫情可能是普通季節性流感病毒引起的，它與流感疫情的病毒不同。但是，大量的證據似乎表明，流感疫情病毒也有溫和而致命的形式，導致在春季輕微和嚴重爆發。然後，由於原因仍不清楚，病毒的毒性變體在秋季變得更加普遍。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死者的。儘管死亡人數是史無前例的，但大多數被此次流感病毒感染的人倖存了下來。在發達國家，整體死亡率約為2%。在不發達國家，死亡率更低。在墨西哥，估計死亡人數占人口總數的2.3%到4%。俄羅斯和伊朗更高，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7%。在斐濟群島，相當於總人口的14%人口死亡，而且發生在短短的16天內。加拿大拉布拉多半島（Labrador）上1/3人口死亡。在阿拉斯加和甘比亞的土著人村莊里，所有人都死了，這可能是因為所有人都同時生病了，沒有人能提供照顧，甚至不能給人們提供水。也可能是因為周圍有這麼多人死亡，倖存下來的人也隨之而去。

受害者的年齡也是驚人的。正常情況下，老年人在流感死亡人數中佔據著絕大多數。但在1918年，這種情況發生了逆轉，年輕人死亡人數最多。這種效應在某些人群中表現得更突出。例如，Metropolitan人壽保險公司對25歲至45歲人群的研究發現，3.26%的工業工人和6%的煤礦工人死亡。其他研究發現，孕婦的病死率從23%到71%不等。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死亡？通常情況下，年輕人擁有最強的免疫系統，它們用各種可能的武器攻擊病毒，包括被稱為細胞因子的化學物質，以及其他可對抗這種微生物的毒素，戰場就是肺臟中。這些「細胞因子風暴」進一步破壞了病人自己的組織。據著名流感專家埃德溫·基爾伯恩(Edwin Kilbourne)說，這種破壞就像呼吸毒氣差不多。

季節性流感已經夠糟糕的了。在過去的40年里，它每年導致3000到48000名美國人死亡，這取決於在流通中的主要病毒株。現在，更致命的病毒株可能出現了。近年來，兩種不同的禽流感病毒直接感染了人們：H5N1型病毒在許多國家已經被發現，而H7N9病毒仍然僅限於中國。所有人都說，這兩種禽流感病毒在截至今年7月份感染了2439人，其中造成1032人死亡，這種高死亡率令人震驚。

科學家說，到目前為止，這兩種病毒都只能附著在肺臟深處的細胞上，而且不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如果其中某種病毒獲得了感染上呼吸道的能力，通過突變或通過與現有的人類病毒交換基因，就有可能爆發致命的流感疫情。由於禽流感的重新出現，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和世界各地的主要企業紛紛投入資源，準備應對流感疫情。

公共衛生專家們一致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開發一種「通用疫苗」，它可以對幾乎所有可能感染人類的流感病毒提供免疫。如果沒有這種疫苗，一旦出現新的流感病毒，我們將不得不專門為它生產疫苗，這樣做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而且疫苗可能只能提供部分保護。提高對流感疫情應對的另一個關鍵步驟是擴大抗病毒藥物的研究。目前還沒有一種藥物能有效對抗流感，有些菌株顯然已經獲得抗病毒藥物達菲的耐藥性。

「大流感」最終既是勝利的故事，也是一場悲劇，它為我們對抗迫在眉睫的流感疫情時提供了精確的、發人深省的模型。對抗流感疫情還有些不那麼吸引人的措施，它們被稱為非藥物干預：洗手、遠程辦公、掩蓋咳嗽，生病時呆在家裡而不是去上班等。如果流感疫情已經相當嚴重，學校就應大範圍地關閉，可能還會有更極端的控制方案。人們希望這種「分層」行動能夠減少疫情在公共衛生和資源方面的影響。但這種干預的有效性將取決於公眾是否遵守，公眾必須相信所被告知的信息。

這就是為什麼在我看來，1918年流感疫情最重要的教訓就是講真話。雖然這個想法被納入了我所知道的每個準備計劃中，但它的實際實施將取決於危機爆發時，負責應對危機的人的性格和領導能力。我記得在洛杉磯參加了流感疫情「演習」時，涉及到當地的公共衛生官員。在演習開始之前，我講了1918年發生的事情，比如社會如何崩潰，並強調要盡量獲得公眾的信任，政府必須坦誠以待。我說：「你不能干擾真相，要說出事實。每個人都點頭表示同意。」

接下來，組織演習的人向與會者透露了當天的挑戰：一種嚴重的流感病毒正在世界各地傳播。它還沒有正式到達加州，但疑似病例的嚴重程度似乎已經在洛杉磯出現。新聞媒體已經了解到這一點，並要求召開新聞發布會。第一個行動的參與者是一位高級公共衛生官員。他做了什麼呢？他拒絕召開新聞發布會，只是發表了一份聲明：需要更多的測試。病人可能沒有感染流感，公眾沒有理由擔心。

我驚呆了。這名官員實際上並沒有說謊，但他故意減輕了流感的威脅程度。不管這名參加演習的人是否感染了流感，一場疫情即將到來。這位官員不願回答媒體的提問，甚至不願承認流感疫情爆發的必然性，這意味著公民們會去別處尋找答案，可能會找到很多糟糕的答案。他沒有帶頭提供可靠的信息，導致行動總是落後一步。他會發現，再往前走幾乎是不可能的。簡而言之，他把自己的責任推卸給公眾，冒著無數生命消失的危險。幸好，那只是一場演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