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韋迪一家

　　貝蒂娜與格雷格.韋迪夫婦都出身於東北部地區的傳統義大利天主教家庭。格雷格是某航班的地勤機修工人，貝蒂娜是學前班老師。後來格雷格被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聘用，於是一家人搬到了亞特蘭大南郊。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保羅在三個月大的時候就喜歡粉色的玩具。兩歲大的時候他就會將襯衫披在頭上模仿長頭髮，還會將貝蒂娜的弔帶背心當成罩袍穿在身上。保羅兩歲半那年，貝蒂娜在一次舊貨拍賣會上給他買了一件黃色繡花的裙子。「我覺得在家裡玩的時候這樣做能有什麼壞處呢？」她說。格雷格眼看著兒子穿裙子總覺得不太舒服，但就像貝蒂娜一樣，他也覺得這只是早晚要過去的成長階段而已。大兒子埃里克四歲那年，學前班組織了在讀學生的兄弟姐妹到學校參觀，貝蒂娜帶上了保羅。「別的人家帶來了穿著流蘇裙子的女孩，保羅一看見她們就倒吸了一口氣。『媽媽，我想要那件衣服。』」貝蒂娜回憶道，「其他的母親逗得咯咯偷笑。」貝蒂娜告訴兒科醫生，保羅只要進了玩具店就想看女生專櫃。醫生說，「你說不行不就完了嗎？」格雷格說，「那樣保羅就會說，『要是不買女生的玩具咱們就走吧。』」

　　到了五歲那年，保羅對貝蒂娜說：「媽媽，我想像女生一樣去學校，像女生一樣穿衣服，起一個女生的名字，買一堆女生的玩具，我想當個女生。」貝蒂娜嚇壞了。他們又去找到了兒科醫生，問他如何看待性別身份失調。醫生說「那些孩子」最終往往會自殺，因此他們應當找一家基督教書店，潛心閱讀並且祈禱。貝蒂娜在亞特蘭大找了一位治療師，並且約好了與格雷格一起與醫生見面。「就算格雷格撒手不管，我自己也要撐下去，」貝蒂娜回憶道。「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說，『好吧，咱們動手好了』」。貝蒂娜找了一位好朋友，她的孩子與埃里克以及保羅同歲。貝蒂娜建議讓兩家孩子一起玩。「我告訴她，『我希望你能管她叫寶拉。』她說：『貝蒂娜，我心理有點沒底。孩子們會拿他開玩笑的。』我說，『總能試試吧？』」於是兩家人就碰面了。這位朋友的大兒子問埃利克，「你弟弟怎麼穿的像個女孩啊？」埃里克說：「這叫跨性別，意思是一個男孩想做女孩或者一個女孩想做男孩。我不想談這件事。」朋友的孩子說：「那好，咱們接著玩。」至於年紀再小一些的孩子根本就沒有注意到保羅的穿著打扮有什麼不對，原因恐怕是因為保羅平時的舉止就像女孩子一樣。

　　接下來貝蒂娜造訪了她所在的天主教教堂的宗教教育主管。「我的情緒非常激動，她則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態度：』你希望讓她以寶拉的身份來參加教會活動嗎？我們可以將相關文件修改一下。『於是我們在教堂里進行了改名手續。」再接下來貝蒂娜將自家的情況通知了學校，校長說，「我們的職責是為所有學生提供安全友好的學習環境，你的孩子也沒什麼不同。」校方允許寶拉使用學校護士的廁所，但除此之外，她就只是寶拉而已。貝蒂娜的家人從一開始就很支持他們，至於格雷格的父母此時雖然已經年近八旬，但是第一眼看到寶拉就接受了她。

　　但是格雷格與貝蒂娜與鄰里之間的關係並不算融洽。「就好像突然之間我們就搬進了聖經地帶一樣，」貝蒂娜說。貝蒂娜向鄰居們告知了自家情況。「整整兩年時間裡，每天早上我都要與另外一個人一起去公交車站等車，我以為他是我的朋友。寶拉上學的第一周，他就在自家車道盡頭等著我，手裡拿著一沓他從網上下載列印的文章，講的全是跨性別多麼邪惡。」在學校的校車上，一對兄妹將手按在寶拉的頭上，祈禱他重新變成男孩。寶拉回家之後說，「我倒是不太介意，反正他們也沒安壞心。但我跟他們是不是不能當朋友了呢？」貝蒂娜去造訪了這對兄妹的母親。「她告訴我『上帝不會犯錯。』我說，『上帝要真不會犯錯，那你的兒子就不會有視力問題，也就不用戴眼鏡了。』她說，『那又不是一回事。』我說，『什麼不是一回事，橫豎都是身體的一部分。你是一個好母親，咱們將心比心的說，如果你在我的處境里也會和我一樣做的。你肯定會聽取孩子的心聲，盡量讓他們幸福。」

　　貝蒂娜工作的學前班也錄取了她的孩子。她讓每一位同事都知道了自己的處境，並且警告自己的僱主要小心來自其他學生家長的反彈。一個月後僱主告訴她，「有一位家長質疑你的教學能力。我說：『您找不到更好的老師了。她的家庭生活並沒有影響她的工作表現。您的孩子能在她的班上上課非常幸運。貝蒂娜是那種願意坐下來回答任何問題的老師。我現在要掛上電話了，您可以用書面形式提交您的顧慮，然後再給我打電話。」這位家長一直沒有回電，而這家人的女兒也並沒有退學。

　　我第一次見到格雷格與貝蒂娜是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次跨性別會議上。很快格雷格的溫雅父母就領來了一位美麗的小姑娘。兩位老人都努力擺出了一副幾十年來一直在參加跨性別會議的神氣。寶拉有點拘謹地和我握了握手，然後就蹦蹦跳跳地跑到走廊里去玩了，爺爺奶奶趕緊跟了上去。貝蒂娜說，「參加這場會議其實主要是為了我們而不是為了她，她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我們才是一頭霧水。」我問他們認為寶拉日後會繼續成為跨性別者還是單純成為女性。貝蒂娜說，「格雷格已經不再將她視為跨性別者了，但部分原因恐怕在於他用不著每天給她洗澡。」

　　貝蒂娜與格雷格向我出示了他們一直隨身攜帶的「安全文件夾」。許多跨性別子女的父母都保存著這樣一個文件夾，裡邊裝著遇到麻煩時可以拿出來的證明文件，因為執法部門與醫療系統往往並不熟悉或者非常敵視非性別殊異。這個文件夾里裝了兒科醫生與心理治療師開具的證明當事兒童性別身份的文件；至少三封家人或者朋友的證明信；一封來自高階教士之手，證明父母養育能力健全的證明信；表明子女有生以來就一直具有非典型性別行為的視頻錄像帶或者照片；能夠證明性別或姓名改變的出生證明、護照以及社保卡副本；針對家庭穩定性的研究檔案；此外還有證明父母並非虐童者的犯罪信息局報告。

　　我想知道，貝蒂娜的活動家視角是否使得她比格雷格更容易接受這一切，或者說情況恰好相反。這個問題一出口格雷格就哭了出來。「我一直在掙扎，」他抽泣著說。「因為這是我兒子呀。我想讓我的孩子幸福，但是我找到了這事之前我們全家人的合影，我很懷念那個小男孩，有時候我心裡依然很疼。」我問貝蒂娜她是否有同樣的感覺？「不，」她沉思了一分鐘之後說道。「真正令我遺憾的是我錯過了那麼多與寶拉共度的時間。我錯過了我女兒的嬰兒時光，將自己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一個從來不存在的兒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