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克萊伯德一家

1999年4月20日，利特頓縣科恩拜倫高中的兩名學生埃里克.哈里斯和迪倫.克萊伯德在學校餐廳里放置了炸彈，將爆炸時間設定為午餐時段中午十一點十七分，並且計劃堵在餐廳門口射殺逃出來的人們。由於雷管製作有誤，炸彈未能如期爆炸。於是克萊伯德與哈里斯劫持了整個學校的學生與教職人員充當人質，殺死了十二名學生與一名教師，最後雙雙飲彈自盡。這起事件是直到當時為止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校園暴力事件。右翼勢力譴責「家庭價值」的崩潰，左翼勢力則悲嘆充斥銀幕的暴力並且試圖加強槍支管控。人們大肆抨擊社會整體文化，藉以解釋此類無解事件。

一般的說法認為那一天在科恩拜倫高中一共死了十三個人，科恩拜倫紀念堂里也只有十三位死者的位置，就好像克萊伯德與哈里斯並沒有死在那一天的學校里一樣。與至今依然廣為流傳的猜測截然相反，這兩個孩子並非來自殘破的家庭，此前也從沒有暴力犯罪記錄。見證了這場慘劇的世界一廂情願地認定，良好的家教能夠阻止孩子們變成埃里克.哈里斯和迪倫.克萊伯德，但是雄性暴力並非總會以可預測或者可理解的方式滋長起來。自閉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無法理解，那個他們向來熟悉的、曾經看似健康的孩子為什麼會消失不見。罪犯的父母也會難以接受突然做出可怖行徑的子女，一心只想知道那個他們以為自己非常了解的好孩子消失到哪裡去了。

我剛剛決定要採訪湯姆與蘇.克萊伯德夫婦的時候，原以為見到他們有助於我更好地理解他們的兒子的所作所為。但是隨著我越來越熟悉克萊伯德夫婦，我的疑惑也越來越深了。蘇.克萊伯德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在迪倫死去之前，她一直是一名照顧殘疾人的義工），許多遭到忽視或者虐待的孩子都會祈禱自己能有像她一樣的母親。湯姆總是熱情洋溢，足以讓最倦怠的人也振作起來。在本書寫作期間我走訪了許多家庭，克萊伯德一家算得上是我最喜歡與之相處的家庭之一。儘管受困於他們自己的俄瑞斯忒亞慘劇，他們卻學會了令人驚詫的寬恕與同理心。愛好人總是比愛壞人更容易，但是失去一個你愛著的壞人卻比失去一個好人更困難。蘇曾經對我說，「有一天晚上我看《羅斯瑪麗的嬰兒》，結果特別同情羅斯瑪麗。」芭芭拉.沃爾特斯曾經在慘案發生後採訪過迪倫的同班同學的父親，此人這樣評論克萊伯德夫婦：「他們被鎖在了一個玻璃籠子里。他們手中用來解謎的拼圖數量一塊也不比別人更多。」

蘇有兩個孩子，迪倫是老二。4月20日那天早上，迪倫跟她說了一聲「再見」就摔上屋門離開了家。這是她最後一次聽到他說話。那天中午湯姆接到電話，說是學校里發生了槍擊案，迪倫是嫌疑人。他馬上給蘇也打了電話。「我突然覺得自己知道他都幹了什麼，」蘇回憶道。「利特頓的其他母親們全都在祈禱自己的孩子平安無事，我卻在祈禱我的孩子在繼續傷人之前趕緊死去。我想假如他當真活了下來，肯定會遭到刑法審判並被判處死刑，而我實在無法忍受第二次失去他。我進行了平生最用力的祈禱，我祈禱他會自殺，因為這樣一來我起碼知道他一心求死，如果警察的子彈打死了他，那麼我心裡肯定會留下一大堆永遠無法解答的問題。或許我是對的，但是從那以後我一直為了那天的祈禱而後悔：我希望我的兒子能夠自殺，而他也當真自殺了。」

那天晚上警方要求克萊伯德夫婦離開他們家——一方面是為了方便警方入室搜查，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他們自己的人身安全。「我想迪倫現在已經死了，」蘇說，「『他很年輕也很健康，或許我們能將他的器官捐獻出去呢。』接下來我又一想，『可是誰會接受殺人犯的器官呢？』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了全世界對我兒子的看法。」克萊伯德夫婦在迪倫的姐姐那裡呆了四天，在迪倫出殯那天趕了回來。「我們並不清楚事情經過，」蘇說。「我們只知道迪倫死了，是自殺，他開槍打了別人。」

隨著利特頓開始哀悼，一位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木匠在學校附近的山坡上豎起了十五座十字架。「當時我覺得心裡輕快了不少，」湯姆說。「我希望成為社區的一份子，我以為我們可以一起傷心。」蘇回憶道，「十字架下面堆滿了鮮花，迪倫與埃里克的十字架下面的鮮花並不比其他人少。」然後有幾位受害人的父母就將迪倫與埃里克的十字架拆掉了。當地教堂的青年社團栽種了十五棵樹，然後有幾位受害人的父母領著一大幫記者過來砍倒了兩棵樹。一周後的畢業儀式上，人們為受害者獻上了一篇頌詞，可是校長卻告訴迪倫與埃里克的朋友們不要出席儀式。 沒過多久，新聞報道就開始將槍擊案死者人數稱為十三人而不是十五人。「這種說法濃縮了以下含義，」湯姆說，「十三個無辜的孩子死了，兩個納粹份子殺了他們。責任全在父母身上。當時的氣氛簡直就像私刑判決一樣。」蘇有些出神地說道，「我覺得其他父母相信只有他們才遭受了損失，我卻沒有，因為他們的孩子是寶貝，我的孩子是渣滓。可是我的孩子也死了啊。他做出了糟糕的決定，犯下了嚴重的罪行，可是他依然還是我的孩子啊，他依然還是死了啊。」

克萊伯德家的律師建議夫妻二人不要接受媒體採訪，但是他們的沉默卻進一步激發了當地社區的敵意。「你在報紙上讀到了好些說法，但是卻無法回應，」湯姆說。蘇也覺得，「你知道這些說法都是假話，純粹是在煽風點火，簡直就像一直挨打卻沒法還手一樣。」為了釋放心中的苦痛，蘇親手給每一家死難或者受傷學生的父母都寫了一封信。她並不認為自己要為發生的事情負責任，但是她依然希望能夠做點什麼來緩解已然發生的慘劇。「在我看來，癒合這個社區的唯一方法就是與每一位受害者建立一對一的關係，」她後來解釋道。「我想對這些人說，『如果你想和我談一談，我隨時都有空。我可以到你家去，我們可以去教堂，也可以叫上調停人在場。如果這樣做有助於你與我交談，我怎樣都行。』直到我說出這番話之前，我的旅程都不算結束。」但是她從沒這樣做過，因為一位輔導人員告誡她，接觸受害人可能會再度傷害他們。「但是我不僅為我的孩子哭泣，也為他們的孩子哭泣，」她說。不過儘管克萊伯德夫婦面對著高漲的敵意，非同尋常的關愛時刻也時有浮現。「科恩拜倫的事情過去幾周以後，家得寶的一位收銀員擁抱了我，」湯姆說。「鄰居給我們家送來了吃的。有一次我去修車的時候，機修工對我說，『至少你還沒改名字呢。』他很尊敬我的做法。」

接下來幾個月的調查揭示了籠罩著科恩拜倫高中的校園欺凌氛圍。「除非你很合群，而且擅長體育，否則你在學校里就沒有地位，」湯姆說。「所以迪倫肯定憋了一肚子氣。要想避免科恩拜倫慘案，就必須解除他的心結，可是他的心結就是科恩拜倫本身。他與埃里克並沒有開槍打我們，也沒有在超市或者加油站里開槍；他們在學校里開了槍。科恩拜倫高中的社交結構很不公平，而迪倫對此無能為力。學校里的世界讓一個敏感的孩子積攢了滿腔怒火，踏上了復仇的死路。」

克萊伯德夫婦一直都不知道迪倫在學校里遭受了極大的侮辱，儘管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並不是能夠輕易被別人推來搡去的孩子。有一天他回家的時候襯衣上沾滿了番茄醬。蘇問他出了什麼事，他說自己經歷了有生以來最糟糕的一天，而且不想再說了。迪倫死後過了幾個月，蘇得知有一回迪倫與埃里克在學校里被一群孩子推來搡去，噴了一身番茄醬，這些孩子還罵他們兩個是基佬。「那一天我明明看見了他身上的污漬，可是卻沒有及時幫助他。如今一想起來我的心就要疼死了，」她說。科恩拜倫慘案過去幾周後，湯姆來到警察局提取迪倫的汽車。一位警官告訴她，「有一天我兒子從那所學校回來，他們在禮堂里把他的頭髮點著了，他的頭皮全都燒傷了。我當時就想把那座學校拆成平地，可是他卻說我無論做什麼都只能是火上澆油。」

慘案過去幾年後，警方將迪倫的日記本交還給了克萊伯德夫婦，他們兩個都不知道這個本子的存在。「迪倫的文字里充滿了『我比你們更聰明』之類的內容，」蘇說。「他看不起那些對他不好的人。他覺得自己十全十美，這種自大的態度也在槍擊案當中體現了出來。在高中的最後兩年里他越來越內向隱秘，但是這種事很常見。人們往往會想當然地認為他與埃里克是兩個可憐的小孩，他們之所以計劃殺人是因為他們非常孤僻。這種說法完全是錯的。他有時候很開朗，有時候很羞澀，他有很多朋友，他們都很喜歡他。我聽說別人都以為我兒子不合群的時候就像我聽說他開槍殺人的時候一樣驚訝。他很關心別人。」湯姆喃喃說道，「至少看起來如此。」

「無非有兩種可能，要麼你的孩子生來就是殺人狂，你完全無能為力，要麼他是個好人，可是有些事情把他惹急了。我實在不知道哪種可能更糟糕，」蘇說。「悲劇發生之後，我們兩個也成了被別人排斥的人。這段經歷讓我了解了我的兒子遭到邊緣化是怎樣的感受。他讓我們體驗到了他的現實：下九流，人人避之不及，面對仇恨卻無法自衛。」克萊伯德夫婦的律師負責篩選他們的郵件，以免他們看到過於不堪的內容。「或許有三百封信說的都是『我很佩服你』，『我為你祈禱』，可是只要我看到一封表達仇恨的信件，一切就都毀了，」蘇說道。「貶損你的人們遠比所有的愛都更有分量。」

就像迪倫一樣，湯姆在上學的時候也很羞澀。他覺得這種相似性讓他能夠本能地理解迪倫。他與迪倫感同身受，但是並不認同他的行徑。蘇則看到了多種負面因素的可怕匯流，包括抑鬱症，令人怒火滿腔的學校環境，以及有嚴重問題的朋友的壞影響。「迪倫有些害怕埃里克，有些想要保護他，也有些受他操縱。他之所以做出這種惡行，是因為他陷入了某種我不理解的心態。但是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他原本就是這樣的人。沒錯，他作出了有意識的選擇，犯下了這樣的滔天大罪。可是究竟是什麼因素讓他產生了這樣的意識呢？他心裡有些東西碎了。害死其他孩子的社會病態也害死了我的孩子。」

令我驚訝的是，克萊伯德夫婦至今沒有搬家，依然居住在這個曾經為他們帶來無盡傷痛的城鎮里。「就算我們真的搬了家並且改了名字，也一定會被媒體挖出來，」蘇說。「在我遇到的每一個人眼裡我都會成為『那個兇手的母親』。至少在這裡我身邊都是曾經因為我是誰而喜歡過我的人，以及曾經因為迪倫是誰而喜歡過他的人，我需要他們——尤其是後一類人。」湯姆說得更直白：「我們要是搬走，他們就贏了。有些人想要把我們按在地上壓扁，堅決不搬家就是我們的反抗方式。」我試探著問他們，在慘案發生之後繼續愛迪倫是不是更困難了，蘇答道：「根本不是。愛是最簡單的部分，難道部分在於理解他，在於應對失去他的痛苦，在於面對他的所作所為造成的後果。可是愛他——不，對我來說這一點也不難。」

當我與克萊伯德夫婦交談的時候，總覺得蘇像是二戰後的德國，湯姆則像是二戰後的日本。蘇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心頭壓著沉甸甸的負疚感；湯姆則簡短地承認之前發生的一切很糟糕，然後就不管不顧地繼續向前走。「你還能做什麼呢？」他問我。「他肯定覺得自己很有道理，他肯定覺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他已經不在了。我很抱歉我兒子給其他人造成了這麼多痛苦，但是我們遭受的痛苦也並不比其他人少啊。我們不僅失去了兒子，還要眼看著他的記憶遭到唾罵。」就像日本一樣，湯姆也十分強調外在原因，但是外在原因畢竟不能解釋一切。「我總是想像埃里克這樣告訴他：『你要是不動手，我就殺了你還有你爸媽，』」湯姆後來說道。「但是就算這樣，迪倫畢竟還是自願參與了行兇，這一點他是躲不開的。」蘇相信，假如謀殺父母是槍擊計劃的關鍵因素，那麼迪倫肯定能頂住埃里克的壓力而不至於下手。她想過迪倫在事發前是否遭受了什麼創傷，甚至還考慮過他是否遭到過強姦，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能支持她的想法。蘇看過了自從迪倫上中學以來留下的各種文字。「他的文筆很很有思想，很深刻，也很壓抑。大部分內容講的都是他如何暗戀別人，對方卻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慘案之前三個月，他說過他想死，『我興許會和埃里克一起搞一場NBK。』」後來蘇得知NBK是「天生殺手」的縮寫。「換句話說直到一月份他還沒有打定主意。他只是想死。但是為什麼要把學校炸了呢？有一個周一早晨，我坐進車裡就開始想迪倫，然後就一路哭著來到了班上。我會在心裡與他對話，或者我也會自顧自地唱歌。你絕不能疏遠自己的傷心情感。」

這麼重大的事情會徹底打亂一個人的現實感。「以前我覺得我看人看得很准，」蘇說。「這件事情之後我才意識到我根本不知道別人心裡在想些什麼。我們給孩子們讀童話故事，告訴他們世上有好人與壞人。以後我再也不會這麼做了。以後我會說每個人都有能力做好事，也都有能力犯錯誤。如果你愛一個人，就必須好壞兩面一起愛。」蘇的公司所在的寫字樓里有一間假釋辦公室，因此她經常需要與假釋人員一起乘坐電梯。以前她總會害怕這些人，覺得自己與他們隔了一層。科恩拜倫慘案之後她有了不一樣的看法。「我覺得這些人就像我兒子一樣。他們也只不過是出於各種原因做出了糟糕的選擇，被甩進了絕望的環境里。每當我聽到關於恐怖分子的新聞時都會想，『這是誰家的孩子啊。』科恩拜倫比起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讓我覺得我與全人類是一體的。」

克萊伯德夫婦也收到過其他青少年的來信，這些孩子們將迪倫奉為偶像，還有些女生愛上了他。「他有他自己的粉絲團，」湯姆說這話的時候臉上掛著譏諷的假笑。意料之外的善意總能讓夫妻二人心頭一暖。在幾年前的一場自殺干預座談會上，有人來到蘇的面前單膝跪地說道：「我只想讓你知道我多麼敬佩你。我簡直不敢相信你遭到了怎樣的對待。每天我拿起報紙都以為上面會刊登暴民襲擊你家的新聞。」還曾經有陌生人在街頭擁抱過她。但是正常生活依然可望不可即。最近有一次蘇去超市購物，收銀員看到了她的駕照上的姓名。「然後她就問，『你也姓克萊伯德……你認識他嗎？』我說，『他是我兒子。』她立刻接了一句：『都是魔鬼乾的好事。』我只能說『您先幫我把菜裝好吧。』當我離開超市的時候，她還在我身後大喊大叫，說她一直都在為我祈禱。這種事簡直要把我累垮了。」

在我第一次見到湯姆與蘇之前，有朋友問我是否害怕克萊伯德一家，就好像他們家裡的邪惡氛圍會侵染我一樣。事實證明，真正令人難以認可的事情其實是他們家的正常表現。迪倫的一位朋友表示他曾經採用情景喜劇《留給比弗家》里的主角夫妻姓名將克萊伯德夫婦稱作沃德先生與朱恩夫人，因為他們家的氛圍太溫馨了，也太安穩了，根本不可能發生什麼出格的事情。他們兩個讓我看了他們家的相冊與家庭錄像。迪倫參加畢業舞會之前的一段錄像尤其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僅僅是慘案發生三天之前的事情。他就像典型的青春期少年那樣有點氣鼓鼓的，但是同樣也很可愛。他看上去像個好孩子。只看這段錄像，我根本想不到他正站在瘋狂殺戮的邊緣。他的長髮紮成了整潔的馬尾辮。他正在調整租來的晚禮服，並且抱怨袖子太短。他的女伴正在整理胸前的插花。「爸，你亂拍什麼呀？」他說道。然後他就忍不住笑了出來。「算了，反正以後有一天我也要看錄像，到時候我肯定不清楚現在我在想什麼。」這番話很有技巧地掩飾了他當下的情緒，因為他流露出了自己在未來的感受：將來有一天，未來的他將會想起自己如何穿戴整齊，挽著一位美麗的姑娘趕赴平生最盛大的一場派對。可是在錄像結尾他突然沒頭沒腦地蹦出來一句：「我絕對不生孩子，孩子只會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團糟。」然後這團突如其來的怒火立刻就同樣突然地消散了。

自從4月20日的血案之後，直到同年10月克萊伯德夫婦都不知道案件細節。他們只知道迪倫在槍擊現場並且自殺了。「我們心裡一直牢牢抓著一點念想，總覺得他其實沒殺人，」蘇說。然後警方公布了結案報告。「於是我們又從頭傷心了一遍，因為這一回我再不能否認現實了。報告里談到了他究竟殺死了哪幾個人，還附有一張學校地圖，上面布滿了小小的屍體。」然後克萊伯德夫婦又看到了迪蘭與埃里克有意留下的「地下室錄像」。這段錄像當中的迪倫與畢業舞會錄像當中的那個少年簡直判若兩人，從頭到腳滲透了仇恨，充滿了自我膨脹的怒火。 「觀看這些錄像就像經歷原本的事件一樣苦不堪言，」蘇回憶道。 「我們之前用來自我保護的信念全都被粉碎了。我們家裡從來不說種族仇恨言論，我有猶太血統，而這段錄像里卻充滿了反猶主義的咒罵。他們兩個把所有類似『黑鬼』與『包皮佬』這樣的侮辱言辭全都說了一遍。我終於看到了我畢生辛勞的最終產品：我生養了一頭怪物。一切我拒絕相信的事情全都是真的。迪倫是大屠殺的有意參與者而不是被迫的從犯。大屠殺並不是一時衝動。他購買與製造了大量武器，只為了儘可能多地殺人害命。他的每一槍都瞄準了別人的要害。我第一次理解了別人眼中的迪倫是什麼樣子。當我看到他如此蔑視世界的時候，我簡直要恨我的兒子了。我簡直想要毀掉這批錄像，因為它們保存了迪倫犯下的最扭曲最害人的錯誤。從那以後，無論認識他的人們會怎樣美好地回憶他，無論他們為他說了多少好話，這些錄像都會永久性地堵住他們的嘴。對我來說，這批錄像留下了一片令人窒息的虛空。」 不過就像潘多拉的禍匣底部藏著希望一樣，在這些錄像的結尾也有一段略顯善意的時刻。當埃里克提到他們的父母的時候，迪倫說道：「我父母對我很好，我不想把他們牽扯進來。」

假如你與湯姆和蘇談起迪倫犯案之前的回憶，他們的言語多少會流露出一絲輕鬆。「迪倫太了不起了，」湯姆這樣回憶兒子的幼年時期。「她特別有主見，而且好奇心特別旺盛。」每年迪倫過生日的時候，湯姆都會帶他去爬山，每次都會帶上迪倫最喜歡喝的胡椒博士汽水與考拉布偶。慘案過後，克萊伯德夫婦花了整整三年才徹底清空了迪倫的卧室，將其重新裝修成為了客房。我在採訪期間就睡在這個房間里。蘇說，「他曾經是個了不起的孩子，幾乎十全十美。他讓我們覺得自己是特別成功的父母，因為他總是很聽話。迪倫做什麼事情都非常井井有條，而且辦事能力也很強。」 三歲的時候迪倫就能數到一百一十，還能用冰箱門上的磁力貼紙拼接各種等式。他提前一年上了小學，成績名列前茅，還被神童教育項目招錄了進去。「小時候他喜歡把五六套拼圖摻在一起玩，覺得這樣更帶勁。他喜歡迷宮，喜歡字謎，喜歡與湯姆下棋。他簡直人見人愛。」說到這裡，蘇在我面前轉開了目光，過了半晌才低聲說，「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久沒有在外人面前誇過我兒子了。」後來他又說，「他是個可塑性很強的人。你只要跟他講道理，『出於這些原因我認為你應當這樣做』，那麼你幾乎總能勸說他改變主意。作為父母，我曾經以為這是他的優點。現在我才意識到這或許是他身上最糟糕的缺陷。」

在慘案發生之前一年，迪倫有過一次闖禍的經歷，暗示了他身上或許有些不對頭的地方。這一年春天，迪倫希望自己能在朋友扎克家裡過夜。可是扎克更改了計劃，於是迪倫趁機與埃里克一起開車出去兜風。他們原本打算驅車前往郊外放焰火，途中他們路過一個停車場，發現裡面停著一輛麵包車，前座上放著攝影機。於是他們找來石頭砸碎車窗，偷走了攝影機，然後回到自己的車裡開燈檢查贓物。一名警察碰巧路過，走過來查看情況，結果還沒等他多問幾句迪倫就立刻承認自己偷了東西。兩個孩子都被帶回了警察局。「家裡的電話響了，」蘇回憶道，「是警察局打來的——到那時為止，那就是我們人生當中最黑暗的一夜。」夫妻二人來到警察局，發現迪倫與埃里克戴著手銬。警方將兩個孩子交還給父母管教，並且將他們納入了分流計劃的幫教範圍，該項計劃讓少年犯進行社區服務，接受教育指導，並且要求他們對事主進行賠償，從而避免讓他們留下案底。事後想來，蘇覺得這種寬大處理其實是命運的殘忍捉弄。假如他們兩個坐了牢，就會被分開，也會脫離令他們感到地位卑下的學校。

直到第二天早上全家人才從警察局回到家裡。蘇簡直氣壞了，根本不能與迪倫講話。第二天湯姆與迪倫出門散步，驚訝地發現自己的兒子居然對於被捕憤恨不已。「他的表現就像沒事人一樣，他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完全正當，」湯姆說，「他根本不認為整件事情違反道德。」蘇也注意到了類似的態度。分流計劃的談話記錄同樣表明他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的錯誤。「我說，『迪倫，你跟我好好說說，你怎麼能做出這麼不道德的事情來呢？』他說，『我又沒害人。那些東西都是公司財產，公司都買了保險的。』我說，『迪倫，你嚇著我了！』他說，『我也嚇了一跳啊，我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反正我們一下子就做出來了。』」蘇認為這件事的元兇是青春期衝動，並且讓他承諾再也不會做出類似的事情。「他說，『我保證。可是我也很害怕，因為就算這一次我在動手之前也沒想到自己能真能幹出來。』我說，『現在你不就想到了嗎？』」

蘇曾經問過分流計劃的工作人員，想知道迪倫究竟需不需要心理輔導。他們讓迪倫接受了標準心理測驗，發現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迪倫具有自殺、殺人或者抑鬱傾向。「假如現在你讓我面向一個禮堂的父母發言，我會說，『永遠不要信任你們看到的東西，』」蘇說。他是個好孩子嗎？他愛思考嗎？在他死前不久我出門散步，走之前我告訴他，『如果下雨的話就過來接我』，他也的確來了。他很樂意為你效勞，他是我見過的最好的聽眾。現在我才意識到這只是因為他不愛說話，而且他心裡有所隱瞞。他與埃里克一起在一家披薩店裡工作。科恩拜倫慘案之前的幾個禮拜，埃里克心愛的狗病了，似乎挺不過去了。於是迪蘭就頂了埃里克的班，一個人做兩份工。好讓埃里克有時間陪他的狗。」

在迪倫與埃里克留下的文字當中，埃里克看起來有殺人的傾向，他的怒火都指向外界。迪倫看起來則是有自殺傾向，他的精力助長了自我貶低與自我批判。簡直就好像迪倫遷就了埃里克的殺人動機，埃里克也遷就了迪倫的自殺動機。在文字的結尾，迪倫開始計算自己還剩下多少小時可活。「他怎麼能把一切藏得這麼嚴實呢？」蘇喃喃自語地說道，「他心裡這麼苦，我怎麼會一點都不知道呢？」

我問克萊伯德夫婦，如果迪倫此刻和我們在一起，他們想問他什麼問題。湯姆說，「我肯定要問他，『你他媽的究竟在想什麼？你他媽的以為自己究竟在幹什麼？！』」蘇盯著地板足有一分鐘，然後才靜靜的開口說道，「我會求他原諒我。我雖然是他的母親，卻從來不知道他都經歷了什麼，從來沒能幫助他，從來沒能成為讓他可以傾訴心曲的人。」後來她又說，「我做過一千個關於迪蘭的夢。夢裡我和他說話，想讓他告訴我他的感受。我夢見將他送到了床上，我脫下他的襯衣，這才發現他身上布滿了刀傷。他很痛苦，我卻沒看見。他的刀傷都被衣服掩蓋了。」

有些受害者的家人針對克萊伯德夫婦發動了訴訟。慘案過去四年之後，他們在這些父母面前進行了宣誓作證。照理說宣誓作證的內容應當保密，可是到了第二天，丹佛市的當地報紙卻主張全世界都有權知道他們說了什麼。「他們的言外之意是，在我們經歷了所有這一切之後，他們依然相信這都是我們的錯。『你們怎麼能不知道呢？你們怎麼能不知道呢？』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我確實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就是不知道啊。同一個問題究竟要我回答幾遍才算完呢？我們要是真的知道，怎麼可能袖手旁觀呢？怎麼可能不告訴別人呢？」

經歷了如此巨大的壓力之後，蘇被診斷患上了乳腺癌。「我不相信生命能量之類的說法，但是你要是想想這麼多心碎，這麼多失敗的養育，還有失去一個孩子的痛苦，這些因素肯定沒起好作用。不過患病之後我終於有機會遇到了一些因為自殺失去孩子的母親。我們的互助組裡有六名女性，其中有算上我有三個人患有乳腺癌。我曾經開玩笑說這裡的場面對我來說簡直有些滑稽。在我們經歷了這一切以後，乳腺癌簡直有些平淡了。」科恩拜倫的旋風過去兩年之後，蘇曾經覺得自己想死，但是現在她擁有了新的使命感。「我心想，『等一下，我還不能死，我還有事情要做呢！我要讓人們都知道迪倫是誰，他究竟是什麼人。』我遇到了一位母親，她最近剛剛因為自殺失去了一個兒子，另一個兒子則進了監獄。我對她說，」你現在可能還不理解或者不相信這一點，但是如果你真的一頭扎進這一切，你將會得到啟迪。這並不是你會主動選擇的道路，但是這條路的確會讓你成為一個更好更堅強的人。」

科恩拜倫慘案之後，蘇遇到了一位客戶。這位女性是盲人，只有一隻手，剛剛失去工作，家務事也是一團糟。「她對我說，『我的人生或許也有些問題，但就算用全世界來交換我也不想成為你。』這話讓我忍不住笑了出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為殘疾人服務，我經常想，『感謝上帝我還能看見，感謝上帝我還能走路，感謝上帝我還能自己撓頭皮以及自己吃飯。』有趣的是，我們全都要通過相互比較來讓自己覺得好過一些。」

蘇認為自己是個很幸運的人。「我很幸運，因為迪倫沒有向我們兩個動手，他對我們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將他自己從我們身邊奪走了。科恩拜倫之後我覺得迪倫殺死了上帝，因為任何上帝都不可能與這種事情有關係，因此上帝肯定不存在。當你的世界裡的一切都消失之後，當你的整個信仰體系，你的自我概念，你對自己的信念，你的孩子，還有你的家庭全都消失之後，自然會有一個試圖重建的過程：我究竟是誰呢？是否真有這麼一個人存在呢？公司里的一位女性最近問我周末過得怎麼樣。槍擊案周年馬上就要到了，所以我說我感覺不太好，並且我告訴了她原因。她說，『哦對了，我忘了這裡面還有你的事呢。』我擁抱了她，說道，『這是這些年來別人對我說過的最暖心的話了。』」但是蘇並沒有忘記。「不久前我在火車上與一位乘客談得很投機。然後我就感到他要提問『你有幾個孩子啊？』我必須提前堵住這個問題，否則我就要告訴他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永遠都是迪倫的母親。」

我告訴克萊伯德夫婦，與我在本章當中採訪的某些其他人相比，他們對於自己處境的敘述可謂清晰至極。湯姆苦笑著說，「我們之所以能夠如此開誠布公，是因為我們的兒子已經死了，他的故事已經寫完了，我們再也不能指望他改過自新了。假如知道了結尾，講故事肯定容易得多。」第一次見到克萊伯德夫婦之後又過了幾年，有一次蘇對我說：「很久以前我們差一點就在加州買了房子。但是我們的報價被回絕了，然後利特頓的房子就出現在了我們面前。我們一開始的報價很低，所以當報價得到接受時都很興奮。當時我們心想，加州的房子沒能得手多麼幸運啊。我曾經希望我從沒有孩子，從沒結婚。假如湯姆與我沒有在俄亥俄州相識，迪倫就不會出生，這樁慘案也就不會發生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產生了另外的感受。就我個人來說，我很高興我生了孩子，我也很高興我擁有了我所擁有過的孩子。因為我對他們的愛儘管伴隨著如此痛苦的代價，依然是我生命當中最大的喜樂。當然，我這裡所說的痛苦只是我自己的痛苦，而不是別人的痛苦，但是我已經接受了我自己的痛苦。人生中充滿了苦難，這就是我的苦難。我知道，假如迪倫從未出生，這個世界肯定會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但我也相信我並不會因此成為一個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