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天才與環境

　　糾正天才遭受的偏見是全社會的責任，部分原因在於絕大多數成就都要取決於社會背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天才是最終極的水平身份。假如一名生在瓜地馬拉的窮人具有滑雪的天賦，那麼他終其一生大概也不會發現自己的能力。假如某人的主要能力是精通計算機，那麼此人穿越到十五世紀之後肯定會一事無成。假如達芬奇生在愛斯基摩人的部落里，他會忙些什麼呢？假如伽利略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他會成為弦理論的先鋒嗎？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天才不僅需要實現天賦的工具與條件，還需要由同輩與仰慕者組成的富有接受能力的社會環境。阿弗烈.克魯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注意到，天才會激發其他天才。用牛頓的話來說，「假如說我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就像聖徒的封號一樣，除非經歷了長時間的磨練並且產生了若干奇蹟，否則天才這個標籤並不會隨便貼在某個人身上。我們幫助殘疾人追求一個更人性的世界，或許我們也應當用同樣的精神來對待天才。憐憫妨害了殘疾人的尊嚴，反感則會為才能超群的人們製造類似的障礙。憐憫與反感都彰顯了我們對於極端不同的人們的恐懼。

　　朱利亞德學院院長約瑟夫.波利西注意到，熱衷古典音樂的先決條件是「一套後天習得的傾聽方式」。在二十世紀後期，美國流行文化成為了攻陷世界各地文化壁壘的撞城巨錘，而文化多元主義也隨即成為了非盈利贊助申請書當中的關鍵詞。許多人都認為古典音樂與實驗性音樂與精英主義密不可分，這種看法正在以驚人的速度侵蝕著所謂高雅音樂的受眾群體。任何人都不會阻止所謂的非精英們走進古典音樂的神聖廳堂，但是欣賞古典音樂的口味是後天習得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基於歐洲貴族階層與語言學傳統，而且越是富裕的人們越有可能熟悉並且適應此類傳統。 真正深刻的問題在於是否值得花費氣力培養這種口味。根據盧克萊修的定義，所謂高雅就是放棄較為容易的享樂、追求更加困難的享樂的藝術。叔本華更是聲稱苦難的對立面是無聊。古典音樂可能在不熟悉的聽眾耳中頗為沉悶，但是其中蘊含的複雜性質卻足以令潛心研究的人們心醉神迷。背負著無數世人眼中的缺陷，很多人都學會了在困境當中尋求意義。儘管學會欣賞普羅科菲耶夫所需要的刻苦付出在耳聾或者唐氏症的挑戰面前看似微不足道，但是通過自我磨練來尋求意義的過程卻相差不遠。在兩邊的案例當中，努力掙來的愉悅都超越了被動獲取的愉悅。

　　為殘疾人以及其他劣勢群體提供更好的服務有助於他們更充分地發揮本身固有的能力，因此這些服務能夠帶來多重收益。同樣，為天賦非凡的人們提供適當的教育也符合全體公眾的利益。假如我們將科學與文化的進步歸功於天才這個身份群體，那麼拒絕認可與支持天才就會致使全人類遭受巨大的損失。我們生活在一個反智主義盛行的社會，取得非凡成就的人們更容易被視為怪胎而不是當做英雄。瑪格麗特.米德在1954年注意到，「如今的美國存在著駭人的一流人才浪費。老師、其他孩子的父母以及其他孩子們都容不下神童的存在。」選民們希望總統是一個能與他們把酒言歡的尋常人，而不是具有他們自身所缺乏的特質的非凡領袖。明星一旦功成名就之後，他們賴以成名的才能就會遭到淡化。這種毫無益處的現象一定程度上正是社會批評家朗達.加力克所謂的「仰慕危機」。

　　令我大為觸動的是，許多曾經的神童儘管極力批判自己的童年教育，但是他們在教育自己的天才子女時依然感到力不從心。我採訪卡迪.鮑康布的時候，她的女兒已經十六歲了。她具有絕對音感，會彈鋼琴，還在研究聲樂。卡迪告訴我，「凱蒂三歲的時候開始彈琴，一開始我對她的要求特別嚴格，『每天下午三點半必須開始練琴，而且我們要這麼彈才對。』這樣的做法在我們兩個之間造成了極大的摩擦，最後我不得不徹底放手。」我問她為什麼。一直小心迴避批評母親的卡迪答道：「我不想讓她有朝一日因為陷入了自己不想要的生活而責怪我。」尼可拉斯.霍奇斯也面對著類似的衝突。「如果我聲稱六歲那年開始上鋼琴課壓力很大，那麼我也太不知好歹了。我是一名音樂家，如果我母親不是她那樣的人，那麼我現在肯定不是音樂家。我根本無法想像自己成為或者想要成為其他什麼人。」現在他也遭遇了身為父母的困境。「假如你將自己的人生全部投入了家族事業，那麼你肯定希望自己的子女繼續投入他們的人生。你希望他們成為藝術家，了解你所了解的一切，從你的閱歷與經歷當中受益。所有的父母都想這麼做，取得成功的父母從來也沒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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