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清代中國茶葉出口貿易詳情

我國早有相當廣闊的茶葉市場，並形成大商人資本的茶商。因實行茶行制度，茶商具有一定程度的專利權，利潤優厚。清代茶商可分三大類型。一為安徽、福建商人，屬主要茶產區的茶商，尤以經營安徽祁門和福建武夷茶著稱，資本巨大，行銷四方。二為陝西、四川商人，原由邊區茶馬互市而來，後以經營邊茶為主，行銷康藏。三是山西商人及江浙、湖廣商人，經營內地茶葉貿易。其中尤以晉商即習稱西客者實力最雄厚，足跡遍全國，並經營蒙古、新疆和在恰克圖與俄國的茶葉貿易。

英國東印度公司

我國茶葉亦早有出口。17世紀時即有荷蘭人來澳門購茶，而以陸路輸俄國為大宗。18世紀起，海路出口日增，以輸英國為主。1833年以前，中英貿易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所壟斷，而茶葉占該公司自中國出口商品總值的80—90%，其增長情況如表2—45。估計鴉片戰爭前全部水陸出口茶葉年約45萬擔，占茶葉總銷量的23%左右，價值約858萬兩，在相當長時期內都是中國出口的第一位商品。

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前，出口茶價很高，紅茶每擔在26兩，綠茶24兩。但因系廣州一口通商，茶商將茶葉由江南產區翻越大庚嶺運至廣州，路途艱遠，需時六周至二個月，費用很大。而出口業務由廣州十三行經手，利潤為十三行及東印度公司所奪。東印度公司經營茶葉利潤年達350萬鎊，英政府亦獲同樣多的稅收。

鴉片戰爭後，外貿中心轉移上海。徽州綠茶集中屯溪，由新安江經杭州轉上海；祁門紅茶或經屯溪，或經九江運上海；水運都不過10日。浙東平水茶由紹興起運，經杭州到上海，只需5日。而武夷山茶運福州出口，只需4日。上海、福州成為兩大茶葉口岸，1856年，上海出口44.5萬擔，福州出口30.7萬擔，兩共佔全國海運出口量的77%。二次鴉片戰爭後，漢口開埠，成為華茶區的出口口岸，原陸路運俄國之磚茶亦改由漢口出海。至1881年，上海出口茶62.3萬擔，福州出口66.3萬擔，漢口出口26.8萬擔，三大茶埠出口佔全國茶出口量的73%。從事茶出口的華商，亦以此三大口岸為中心，進行運銷。

表2—45：東印度公司自中國輸往英倫本土茶葉量值（1760—1833年）　每年平均數

資料來源：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1955年版第14—15頁。　　

*1817—19年平均數

由於國內運輸路線縮短，出口茶價下降。但在1876年以前，國際市場擴大，出口遞增，出口茶價尚維持較高水平，華商運銷獲利亦厚。1877—1888年間，出口量增長更快，惟已受印度、錫蘭、日本出口茶葉影響，中國茶出口價猛跌。1888—1894年間，雖價格略有回升，但出口量下降了20%，傳統的輸英茶葉下降尤甚，賴輸俄茶增加，稍為非作歹彌補。這時從事出口茶的貨商，亦陷入不景氣。到1894年，出口茶已超過內銷茶，但因茶價下降，出口值已由盛時的400萬關兩降為300萬關兩。這期間的茶葉出口貿易情況見表2—46。

表2—46：甲午戰爭前茶葉出口量值（1868—1894年）

* 出口量包括經樊城陸路運俄數字，以及1887年後九龍、拱北與香港、澳門的帆船貿易數字，故較歷年海關統計出口量為大。　　

說明：

** 據海關統計。

*** 按海關統計的出口量值平均計算。

資料來源：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963年版第1204—1205、1606、1644頁。

1、經營出口貿易茶商的興起

鴉片戰爭前的茶商，基本上是從事國內貿易的舊式商人，其經營出口茶者，除傳統的中俄恰克圖貿易外，也只是將茶賣與廣州十三行，本身不與外商打交道。鴉片戰爭後，出口中心移上海，就有一些「多領洋人本錢」的新興茶商，「挾重金以來」產區，代外國洋行購茶。繼之有人開設專與外商作交易的茶棧，以及加工精製茶的茶廠、茶號（國內運銷主要是毛茶，出口茶則需再加工）。上海茶商行業發生分工，主營內銷者稱本庄，主營出口稱洋庄。70年代時，上海已有茶棧幾十家。採購毛茶，在滬加工精製以銷外商的茶棧（5），也有三四十家。在福州，經營出口的茶莊基本代替了原來的西客，乃至在武夷茶產區，「福州通商後，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廣、潮三幫繼之起，道光夷茶經營為此三幫獨佔。」漢口原有領部貼（茶引）的舊式茶商20多家，開埠後，俄、英等外商來漢設廠收茶，即出現專與洋行買賣的茶棧七八家。經營毛茶的茶行，包括崇陽、羊樓司等茶產區，1886年達299家。漢口輸俄茶原來由西客經營，在恰克圖有山西庄100庄，改由海運出口後，西客均告衰退。三大茶埠之外，其他口岸亦出現新式茶商。如九江1861年開埠時尚無茶棧、茶行，次年即出現十六七家，1882年連同寧州、武寧、祁門等產區有茶行344家。

十三行全盛時期，被稱為清政府財源滾滾的"天子南庫"。

（1）原廣東十三行行商改設茶葉行棧。鴉片戰爭後，廣東行商壟斷對外貿易特權雖告廢止，但舊行商還繼續做茶、絲生意。廣東的外國商人也都認為新商「不及舊商之可靠」，故仍投「素所相信之行店十餘家」。外商的「寓所棧房」，也是經奏明「先向各洋行（注即舊行商）租賃」。據《廣東十三行考》：「鴉片戰起，洋行制度（即公行制度）隳壞，然十三行猶復改稱茶行，繼續營業，至咸豐一火始替」。 1838年，廣東行商共11家，有材料說，到1846年減少1家，從1845年至1855年增加3家。

伍崇曜

值得一提的是，舊行商還企圖繼續壟斷茶葉出口業務。「粵商亦曾一再計劃，冀將已廢之公行制度，改頭換面，使之復活。其最著者，厥為呈請官廳特許商人設立茶棧，並將輸入（按指從產地輸粵）之茶，悉行卸棧存儲」。此項活動是以原十三行總商浩官伍崇曜為首進行的。伍崇曜本人就是一個有名的茶商，與美商旗昌洋行關係密切。恢復官辦茶棧事，曾經兩廣總督批准，並由南海、番禺兩縣縣令發布布告，卒因外國商人反對甚力，未能如願以償。

（2）原廣東從事華洋貿易的散商，流寓外埠，充任掮客，最後自開棧號。上海的阿林（A lum音譯），就是其一個比較有名的人物。

阿林是上海開埠初期，隨外國洋行北來的一個廣東散商。開始充當英國商人的掮客，他在上海一方面教授本地商人以中西交易方法，同時將英國製造品介紹推銷到內地，又推動內地絲、茶商人來上海與外商交易。由於博得英商的信任，遂給予貸款8,000元開設一家義升行倉棧（Esang Hong），當時幾乎所有外商都把貨物交阿林處理。1845年由阿林經手的貿易額，竟佔到上海進出口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二。但這年因棉布超量進口，造成市場獃滯，貨價暴跌，義升行終於倒閉。據說當時所欠對外債務達90萬兩。阿林在1847年再次來滬，重整舊業，終於又拖欠內地茶販帳款4萬元，最後一走了之。

上海外灘 1930s

上海稍晚些時候的林阿欽（Lin Achin 音譯）是又一例。林阿欽也是由廣東來上海的商人，受雇於怡和洋行當掮客，由於行東的信任，被賦予怡和「特約代理人」的名義，總辦該行在福州地區華茶收購業務，按交易額收取2%的經紀費用。林阿欽自己開設的行棧名福興隆，1859年經這家字型大小為怡和收購的華茶即超過9萬兩。

（3）產地的茶商和其他商人到通商口岸開設茶棧。上海的謙和、元吉、仰記、久成、震和等茶棧，都是由浙江平水茶商來滬開設的。他們在滬設棧直接賣茶給外商洋行，可減少中間人費用。上海的方鎮記，則是浙江鎮海方家開設的。方家起家人方性齋，原在上海經營錢莊、絲號、糖行、雜貨，當時錢莊都與絲商、茶商有貸款往來。方家遂設方鎮記，一方面到湖州收買土絲，到紹興、嵊縣收買平水綠茶，賣給洋行；一方面向洋行買進棉布，向內地推銷。

又如湖南安化茶產區，原有山西省人經營黑茶。「迨海運既開，華茶運銷外洋，……一般茶商乃紛紛改制紅茶，即向日晉商之專制黑茶者，至此亦改制紅茶為尚」。類似情況也見於建德、巴陵、寧州等地。山西茶商還在漢口開設有經營洋庄、口庄（蒙、俄方面貿易）的棧號，光緒年間有牌名可考的，即有16家，如德巨生、三德玉、長盛川等。

（4）洋行買辦開設茶葉行棧。這是當時各口岸普遍的現象。19世紀80年代前後，在廈門滙豐銀行任買辦達20餘年的葉 秋，開設瑞雲茶棧，同時他也是源通銀號和匯昌、厚誠錢莊的東家。漢口規模較大的茶棧，幾乎都是由買辦開設。著名的鴻遇順茶棧，是漢口寶順洋行買辦、漢口茶葉公所負責人盛恆山開設的。俄商阜昌洋行買辦唐瑞枝，是厚生祥茶棧主人。阜昌藉助唐瑞枝及厚生祥茶棧的活動，80年代末每年運出紅茶達五、六十萬箱。

怡和洋行

上海洋行買辦經營茶棧的，歷史更久，人數更多。50年代寶順洋行買辦徐鈺亭、曾寄圃，60年代怡和洋行買辦林欽、唐廷樞都是在任職買辦同時開設絲茶行棧。鄭觀應在60年代離開寶順洋行，充任太古輪船公司買辦之前，「承辦和生祥茶棧，代兩湖、江西、和徽州茶客沽茶」。這些茶葉行棧都具有相當大的規模。例如林欽、唐廷樞等伙開錢莊3家、茶棧1家，另在內地設茶莊7所。經營資金不下十幾萬兩。稍晚些時候，有杜德洋行買辦鮑達祥、同孚洋行買辦盧家茂投資於公升茶棧；仁記洋行買辦丁家英投資於慎源和 昌盛茶棧；瑞昌洋行買辦李邦賢投資於源成永、恆益兩家茶棧。郭惠倫擔任丹麥寶隆洋行買辦，是靠忠信茶棧老闆陳翊周的支持，郭的買辦收入要同陳分拆。

唐廷樞

在這個時期，上海經營茶棧歷史較久、成績較著的，當屬徐潤和唐翹卿。

徐潤在1859年與買辦曾寄圃等「合開紹祥字型大小，包辦各洋行絲、茶、棉花生意」；兩年後又「試辦潤立生茶號於溫州白林地方」，因「大得其利」，遂「合股續開福得泉、永茂、合祥記等於河口、寧州各處，又與汪乾記（茶棧）合辦茶務」；1862年再與徐芸軒全開寶源絲茶土號。總計徐潤在寶順洋行任職期間，獨資或合資開設的茶葉棧號已有6家（其中有的停歇）。1868年，他離開寶順洋行，更是全力集中茶務。自立寶源祥茶棧，加增漫江，羊樓司、崇陽、湘潭、長春街、泮溪等昝茶號。他在各地開設的茶號，不是「年年第一」，也是「不落三名之後」，為當地茶號的大產。這時他自己也自翊「頗知茶味，各路清楚」了。

徐潤

徐潤經營茶葉的收入，未見面記述。徐鈺亭說他「年中行內入息過萬，……白林庄 三四萬」。溫州白林一處茶號收入即有三四萬，他開設外庄茶號共有十餘處，其總收入可以想見。正是在這幾年，他投資於房地產、典當、購買股票等總額達到320多萬兩。1873年，李鴻章扎委徐潤會辦輪船招商局後，他經營茶葉也從未間斷，1883年還出銀4.5萬兩買下漢口善昌升茶棧（連同碼頭）。不久，中法戰爭爆發，徐潤受累瀕於破產，官職參革，閑居上海。1886年經各友相勸，重作馮婦，集資、借款20萬兩，對各茶號放款、搭股，但因各種不利條件（天旱、價格等），結果只能是「空忙一番」了。

唐翹卿

上海另一個有名的茶棧商人唐翹卿，廣東人，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的族兄弟，在上海人多稱他小名為「阿槐」。上海開埠不久，唐就創立謙順安茶棧，被認為是上海開設最早的、有實力的茶商之一。唐的經歷是先茶棧，後買辦，由謙順安老闆而後成為茶商元芳洋行的茶葉買辦。有資料說他還擔任過滙豐銀行買辦、福州怡和洋行買辦。1868年上海成立茶葉公所，他和徐潤、唐廷樞等都充任董事。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勢力深入到漢口，唐又在漢口開設謙順安分行。上海謙順安則交給外甥祝鏡澄管理。這個茶棧在滬、漢兩地都是有名的大茶棧之一。唐翹卿的長子唐叔 ，清末曾任駐馬尼拉領事；次子唐季珊，留學英國，並曾考察國外茶葉市場情況。1916年，唐氏父子創辦華茶公司，由唐叔 任總經理，唐季珊協助，成為我國開設最早、規模最大、直接向國外出口的民族資本貿易茶商。

2.茶葉的交易環節和中間剝削

我國茶葉貿易的交易環節甚多。內銷茶相對說少一點，茶號從產地收購的茶葉，運銷各大城市，經由當地茶葉中介商，轉銷客幫並供應當地茶店（有些是批零兼營）。外銷茶則要經過更多的中間商人，每經轉手，都要從中取利。外銷茶在國內市場的流通過程及經營環節，可示如下圖：

（1）茶棧 茶棧大都設於通商口岸，是適應外國洋行進出口貿易的需要而出現的。最早的行棧，大都是絲、茶、土（鴉片）兼營，甚至同洋行用易貨方式交換進口貨物。它既中介取佣，又有自營業務。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隨進出口貿易的擴大，出現了專業茶棧；80年代後茶葉價格下跌，自營業務常冒險，許多茶棧就「自己不做交易，唯為人作掮客，代客買賣」。

清代茶商

茶棧組織出口貨源有多種方式，有的是利用同鄉關係，組織地區性幫別行棧，各有固定客戶；有的是在產區設立分支機構，或在產區茶號搭股；更多的是新茶上市前派人去茶區，給當地茶號貸款，預先取得茶葉收購權。1889年滬、漢兩地茶棧對漢口茶市貸放的春季茶銀有300多萬兩。

福州檔案館保留的生順茶棧印章

茶棧本身資金一般不過一二萬兩，但放款有時多達一二十萬兩，這主要是靠錢莊的信貸支持；而錢莊又是靠外國銀行的拆錯。錢莊向茶本放款入利息一分，茶棧轉借茶號則在一分五上下。所以茶棧不僅是外銷茶貿易中介商，還是個融通茶葉流通資金的信用機構。

外國洋行一般不同內地茶商直接交易，必須茶棧為之居間。成交後，茶葉的品質、數量發生糾紛，茶棧要負一定責任。茶棧介紹成交的傭金，一般為交易額的2%，但實際收入要遠比此為多。1860年一個記載說，茶號經茶棧賣茶給洋行，付給茶棧的費用，包括傭金、通事費、破箱費、關稅等，約為茶價的10%。20世紀初，祁門茶號經上海茶棧售茶，不包括關稅，付出的傭金和名目繁多的費用，佔到交易額的7.5%。

茶棧設有倉庫、旅舍，接待客商。備有通事，代客向洋行兜售貨物。貨物售出前，遇有資金周轉上的急需，還可以存貨為抵，由茶棧通緩急。茶棧能為外地客商提供種種便利，所以深受歡迎。但有的客商也常遇到茶棧勒索，只好甘苦自嘗。

茶棧內部，經理之下設有管帳、書手（管文書信件）、通事（跑街）、茶樓司事、學徒等人，另外還派出人員，駐於茶區，負責貸款、匯兌及茶葉的收購、轉運事宜。

（2）茶號、茶客 茶號（指洋庄茶號，有的地方叫茶廠）為收購併精製外銷茶運口岸銷售的加工廠，開設者多為茶區或茶葉集散地具有資產實力的地主、資本家、豪紳等，流動資金來源，大部分靠茶棧借貸。此外，上海等口岸城市還有一種稱作「土庄茶號」的，系將內地運來之毛茶，就近加工為精製箱茶，經由茶棧，賣給外商。

成都大昌祥茶號廣告牌

外銷茶的加工分兩個部分：自採摘鮮葉起，至凋萎、揉捻、殺青或發酵、烘曬等粗製加工，由茶農負責進行；烘焙、補火、篩分、揀選等精製加工，由茶號負責完成。外銷茶因要求質量較高，故精製手續頗繁複。茶號設有一批技術人員專司其事。

茶號收購對象，包括茶農、茶販、茶行等，並不固定。習慣上收綠茶的茶號，並不由農民直接送來，而是由茶號自派茶客（亦稱水客）到各鄉收買。茶客下鄉，為了節省費用，多在當地茶行開秤收購，謂之「投行」。茶行代茶客招徠、介紹茶產、天方評議價格，撮合成交。收購茶葉的價格、質量等，由茶客最後決定。收妥的茶葉，再雇力夫運茶號精製。

（3）茶行 茶行也是茶葉貿易的中間商，多在產茶區，為數眾多。他們中介取佣，與通商口岸的茶棧相似。不同的是：茶棧專中介精製茶的交易，賣方為內地的洋庄茶號或通商口岸的土庄茶號，買方為外國洋行。茶行則是中介毛茶交易，資本較小，賣方為茶農、茶販，買方為製造外銷茶的茶號及販售內銷茶的茶葉店。

清代茶行

在產茶區開設茶行，須向地方政府申請，領得牙帖，始可營業，故茶行亦名牙行。茶行負責介紹茶號、水客與茶農、茶販之間的交易，從中取得茶農付給的2—3%的傭金。水客照規定亦需交付傭金，但茶行為招徠號商，多不收取。茶行介紹水客的收購方式，在浙東多為伴同水客到茶農家中看貨議價，茶行負責導引，幫助評議；皖西、皖南多為水客在茶行開秤，茶農就近挑來出售；祁門則由茶農與茶號直接交易，幾天茶行居間。

茶行除介紹茶號水客與茶農交易外，還有另一個作用，就是接待外地茶販，臨時收購或介紹與茶號成交。例如安微屯溪鎮為茶葉集散地，每年外運數量甚多，但所在地休寧縣產量有限，供不應求，於是毗鄰地區的皖、浙、贛各地茶葉由茶販販運而來，每逢茶季，各地茶販麇集，茶行即出面接待，並居間介紹向茶號售賣。茶行可得買賣雙方傭金，為數不少。擁資雄厚的茶行，有時且自為販客，自設庄號，既作中間商，又自營販運購銷業務。

產區茶行之外，通商口岸也有茶行之設。他們基本是代客買賣，應客商急需，有時也作價收購。上海茶行經手的內地毛茶，主要銷路有三：一是精製出口箱茶的土庄茶號；二為經營沿海、近海貿易的客幫，如銷往廈門、廣州、南洋群島的南洋幫，銷往營口、天津、煙台、青島的北洋幫；三為製造內銷茶的當地茶葉店。其中以客幫的銷路最大。它們由跑街布樣，兜售議價，取佣較茶棧為高，有的達百分之四五。

（4）茶販 各茶產區都有一批茶販。茶農距茶號、茶行過遠，即就近賣與茶販，由茶販轉售，從中收取購銷差價，所以茶販一般都需有一定數額的自籌資本。從事茶販生意的，有沒落地主、富農，也有地痞、流氓。這些人平時不治生產，但對看茶有幾分經驗，茶季即從事茶葉販賣。

茶販一般為「扁擔商」，購銷數額不大，每次百斤左右，以一根扁擔挑動為度。浙東四明山區，有的以咸鯗換茶，擔進擔出。他們一般不納捐稅，逢低購進，看行情有利，即短期囤積。有的可積累幾擔、幾十擔資本。有些茶販，幾個合夥成一集團，購銷茶葉的量較大，一般都有囤積待利的周轉餘地。

茶販的購銷對象是茶農和茶號。因之，他們一方面有一套拉攏茶農的本領，攀親道眷，巧言令色，直到做成交易為止；另一方面又與茶行茶號廝混甚熱，吃喝勾搭，分肥牟利。茶號利用他們作眼線，了解各鄉茶葉生產、存貨數量、品質等情況，同時製造價格漲落空氣，散布停庄止購之類謠言，誘使茶農上鉤。茶販收購茶葉，往往是壓級壓價，拖欠茶銀；向茶號交售又是加價「戴帽」，兩面三刀。所以，人們常你他們為「兩面刀」。

有些有實力的「長腿」茶販，還與通商口岸的茶行直接掛鉤，長途販運。有的茶販本逐步積累，上升為茶號主人。浙東平水茶幫中，經營茶葉有百年多歷史的紹興王化宋家，就是從茶販子起家，成為茶業巨擘。

上述茶葉出口貿易的各個交易環節，在交易過程中，都有一套陳規陋習和花樣繁多的盤剝取利辦法，這些中間盤剝，可大別為二級。

第一級是洋行、買辦以及茶棧對內地茶商的盤剝。內地茶商對茶葉的國際市場需求、銀匯變動、價格漲落，幾乎是毫無所知。外國洋行利用它獨佔我國對外貿易的地位，就在價格方面聯合壟斷。「如茶市，英商照會俄商，不許放價搶盤，俄商即允照辦理」。或洋商故意抬價開盤，使華商將茶大量集中口岸，然後抑價收購，叫「放盤殺價」。「洋商抬價，則[華商]儘力多囤，一旦跌價，則又急思脫手。……顛之倒之，一任洋人之所為，播弄華商不竭血本不止」。因外商抑勒茶價，1892年，漢口茶幫「紛紛減價求售，致虧本銀一百數十萬兩，洋行大獲其利」。次年，「湘茶開市，英商故意為難，仍以抑價為得計。華商無計可施，以致光緒十九年（1893）又虧本一百餘萬兩，傾家蕩產者有之，投河自盡者有之」。

除操縱價格外，洋行收茶還在看樣、過磅、會款等方面，有許多陋規，舉其大者有以下數端：

留取樣茶：內地茶商將茶運抵通商口岸，向洋行出售前，例而破箱取樣。這些樣茶，即歸洋行買辦及茶棧經手人中飽。天啟的茶箱，洋行過磅，例稱「下一件」，即扣除若干斤。一箱茶約重50的，多批交易，自可積少成多。

二五聽磅：茶號向洋行售茶，由洋行、茶棧各出一人會同貨主過磅，貨主擔負過磅費，另外扣除「明虧暗吃」，容許洋行買辦公開吃磅。每箱茶重50斤，舊例，以茶葉乾燥不足為借口，需扣5磅左右；後以茶商群起反對，改扣2.5磅，稱二五扣磅。實際不止，每磅摺合市斤應為0.9071斤，但外商系按0.9075折算。以上兩項合計，每擔茶實扣數約合4.5375斤，佔5%左右。

九九五扣息：華洋茶葉交易，洋行多不按期付款。少數付現款的就要有一定的折扣，遂有「九九五扣息」產生，即茶價1,000元，實付995元。以後不論付款期限工短，一律扣息，成為陋規。

延期付款：茶葉售給洋行，照舊章，交貨過磅在一星期內辦清，同時即付給貨款，但事實上，洋行往往遷延時日。70年代初，蘇伊士運河開航，中英電訊直通，經營出口茶葉的外商，更採取茶葉裝船之後，以銀行結匯付款辦法，稱作「裝船銀子」。1873年，內地茶商曾要求「貨既過磅，須即行結帳付銀」，洋商恃強不理，反誣華商「其意不善，其事難行」，於是裝船銀子，成為慣例。用這種辦法，洋行買茶几乎無需資本，但華商需等待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時間，才能收到貨款。華商都是借款辦茶，須繼續承受利息負擔。

上述這些中間盤剝，為數相當可觀，從1868年到1894年，我國出口茶葉總值約為9億關兩，如果按照上述吃磅5%、扣息5‰合計，內地茶商即受損4,950萬關兩。留存樣茶、延期會款增加的利息負擔，更難計數。

茶棧參與洋行、買辦對內地茶商的盤剝，本身亦可分取餘瀝。例如，樣茶茶棧有份；洋行延期付款，茶號借款不能早期歸還，茶棧即可坐享更多的利息收入。有些洋行付款不是按每批交易清結，而是合數批整付，不指明某號單位，這樣茶棧就可推稱貨款未到而以之作為周轉，並使茶號延長利息負擔。

此外，茶棧代茶號墊付的運銷費用以及各種名目的稅捐、傭金等開支，或者浮報，或者中飽，為數亦復不少。1852年，英人福欽（Fortune）寫的《中國茶區旅行記》，曾記述當時每擔成本4兩的茶葉，運到口岸出售，「批發商額外費用」高達1兩。而上海收購價平均每擔為18兩的中上等茶葉，中間商操縱的利潤就有4兩，即達成本的25%或售價的22%。稍晚些時候的調查材料，也說到祁門茶號委託上海茶棧出售的茶葉，數量損失、付價折扣以及各種費用、陋規等，佔到茶葉價格的20%左右。有的調查者說，「茶價八折，已成為祁門紅茶習慣商法」。

第二級是茶號、茶販、茶行等對茶農的盤剝，其方式主要有以下幾項。

高秤收進：浙東茶號一向用「司馬秤」，20兩作1斤，比之市上通用的16兩秤，每擔（百斤）只摺合80斤。安徽祁門則是通行漕平22兩作1斤。湖南安化歷來用七六扣秤，每百斤作76斤。其他有些地方甚至用三七秤、對摺秤。「茶商入山買茶，多用大秤，往往有加至32兩以外者」。總之，茶農在出售茶葉時，只在秤量上每擔就要吃虧二三十斤以上。

留取樣茶：茶農出售茶葉，每袋均需解開袋口，讓「檢樣手」從中取樣評議。一般每百斤取樣2斤，有的取樣幾次，多達四五斤。樣茶在成交時，向例不過秤，留歸茶號。

除皮、殺秤：售茶過秤，需先減去皮重（包裝重量），茶葉布袋重量每袋不過1斤（16兩），茶號規定每袋除皮1斤（20兩或更多），布袋稍厚或有縫補，就要除皮2斤。過秤時，不少茶號秤手或茶販「高懸短喊」，能在每擔茶中壓低一二斤，又使茶農覺察不出。

付款折扣：安徽六安一帶，買茶叫價是銀兩，再折成錢文，最後合成銀元實付。每次折算，或貶值，或抹零，總是茶農吃虧。湖南安化買茶，向用九七制錢，等於茶價九七折算。浙東平水地區茶號結付茶款，要搭配小洋三成，小洋以10角作1元，但市面折換率往往是1元可換12角左右，以此推算，100元實付只抵95元。

抽取傭金：茶葉行號代客買賣，只收賣方（茶農）傭金，一般為2—3%。安化茶「每串扣錢50文」，平水茶也是扣佣5%，百元茶價，茶農只得95元，稱作「九五圓賬」。

此外，在交易過程中，茶號、茶販、茶行等，或借口樣貨不符，或推稱乾燥不足，都要再打折扣。偶爾發現雜質，更是百般刁難。安化甚至是不論有無灰末，每擔一律扣茶4斤。茶農一般窮困需錢急用，明知吃虧，也只得委屈成交。經過上述七折八扣，百斤茶葉，往往只剩下60斤左右的收入。不僅如此，茶號、茶販經營虧損，就要拖欠茶款，茶農無力聲討。有時在當地士紳斡旋下，折扣付還，甚至只付一二成，茶農也無可奈何。

3、出口貿易茶商的盛衰

在甲午戰爭前，經營出口茶葉的華商已形成一個大的商業資本，它們以外國洋行為靠山，建立了從口岸到產區的收購網。而茶葉的生產者則是個體的小農。小農不能自己推銷產品，也無力抵抗流通中的盤剝。因而，在茶葉大量出口的情況下，茶商的利潤總是很大的。當時一些論者如：「自開海禁以來，閩茶之利，較之從前不啻倍蓰」；「贏號既操三倍之賈，絀者亦集眾腋之裘」；「商民偶沾其利，遂至爭相謀效」「浮梁巨賈，獲利頗多」等，類皆言而不詳。但是，從一些茶商發家的情況中，也可略見梗概。

前述口岸較大茶棧，多是洋行買辦所設，他們就都是從茶葉貿易中獲大利者。其中徐潤、唐翹卿的事業尤為顯著。徐潤一生以買辦而經營洋務派企業著稱於世，實則他經營茶葉達27年，從他80年代以前的活動和收入看，實際是以茶發家的，故房地產等事業失敗後，仍不放棄茶葉經營。唐翹卿是由茶商而買辦，由上海而漢口，由父而子，成為茶葉世家。余如林阿欽、劉輔堂等，更都是茶葉起家。劉輔堂原為票號幫工，後任漢口俄商新泰、阜昌洋行買辦，並自開廣昌和茶棧，去世時有資財200萬兩。

前述上海茶棧不少是浙幫平水茶商所設，平水綠茶是上海出口大宗。平水富商董久大、宋瑞泰等，都有百年經營歷史。宋兩面泰除開設瑞泰棧外，他家還有帶「瑞」字的行號八九家，每年經營出口箱茶以萬計。他的後輩宋濟川（開設瑞隆號），更是富比王侯。

福建茶產區，新興茶商購買原來由寺廟據有的茶山，道咸時，每家經營資金「動輒百數十萬元」（可能是包括借款）。福州茶葉出口，在80年代初曾超過上海，福州茶商利潤也大。90年代初的一個記載說，福建各茶產區有名聲卓著的百萬富翁18家，其中最小的也有資財200萬元，最富的達800萬元。這時茶葉貿易已趨不振，但他們仍在經營。

其他茶產區情況亦相似。如江西，「因茶葉致富者不下數十百家」。1871年，湖南14個茶產區有茶行160家，湖北7個茶產區有茶行94家，而這些茶行中，有100家是江西茶商開設的。湖南湘鄉的朱紫桂，原在一米店司事，「以所得薪資紅利自設一肆，積千餘金，遂業紅茶，歲盈萬金」，這是1867年左右的事，「既而逐歲貿茶，積資近百萬，湘皋漢滸幾無不知有朱紫桂名矣」。

隨著茶商的增長，各地相繼成立茶葉公所之類的行業組織。1868年（同治7年）上海首創茶葉公所。接著，漢口、福州等地也陸續成立茶葉公所。滬、漢兩地茶葉公所「互為維持」，在壟斷茶葉出口方面具有很重要地位。19世紀末葉，在各茶葉產區和集散地，如安徽的屯溪、婺源、歙縣、祁門等，也相繼成立茶葉公所。屯溪茶葉公所（後改徽州茶務總會）是根據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指示創辦的。構成茶葉公所的基礎，是籍屬各茶產區的茶商行幫。如漢口的茶商就有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廣東六幫。

可是，茶葉出口於1886年達最高峰221萬擔（海關統計），以後就逐漸下降，茶商也隨之趨於中落。1887年，上海茶價「往昔售三十餘兩至四十兩擔者，今只售十六兩、十七兩至十八兩」，「販運商人，血本全靡，多難再舉」。茶葉產區商人受影響更大。福建侯官縣，100斤袋裝茶，過去至少賣20元，1887年時跌至七八元。百斤袋茶，茶行販運到福州，挑工、 船費用、稅厘及各項開支需20餘兩，而只能售得銀八九兩。「如此失本，誰人敢為？」最以「茶行破家敗產者，不知有幾」。1888年，曾國荃奏及安徽產茶區情況：「近年以來，印度、日本產茶日旺，售價較輕，西商皆爭購洋茶 ，以致化商連年折閱，遐邇周知。據皖南茶厘總局具詳，……統計虧累將及百萬兩，不獨商販受累，即皖南山戶園戶亦因之交困」。1898年《農學報》載：「九江城廂內外，往年茶莊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爾來僅存十餘家，今年各茶商來者更屬寥寥，僅四五家耳」。

茶價的下降，固然是印度、錫蘭、日本茶葉競爭的結果，但洋行的壟斷和抑低收購價也是重要原因，而重重中間盤剝和內地稅厘過重，都使茶葉貿易趨於沒落。茶價下跌後，壟斷盤剝如故，種種陋規反有增加之勢，最後受害者還是生產茶葉的農民。茶農終歲辛勞，不獲一飽，只胡放棄種茶，別謀生計。於是「茶山拋荒」者有之：「茶圃變谷田」者有之害；茶地「售作墳墓」者亦有之。當然，絕大部分茶農還是繼續種茶，但「園戶不堪抑勒賠本，不得不遲摘粗茶，並以摻雜水濕充數，希圖多壓斤兩」；或者「園地荒草滋生，不芟不刈，老樹不除，任其榮枯」；或者「耕田有糧食兼有茶園者，每年鏟掘二三次」，不能精心照料。這都使得茶質日劣，更不能與洋茶競爭。

80年代後期以來，華商損失綦重，而壟斷茶葉出口的外商洋行，並未受何影響。據1887年各海關的貿易報告，上海的中國茶商，經營紅茶損失約300萬兩，經營綠茶損失約100萬兩；外商則進行了「有利可圖」「令人滿意」的交易。同年，九江中國茶商損失100萬兩，而外商卻得到了「可觀的利潤」。在漢口，經營茶葉的外商「一般情況良好」，經營上等茶的還「利潤很大」。而「中國商人損失極重，並且還要繼續遭到損失」。

華商損失，主要由於貿易不能自主，不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外商中梗，操縱茶價所致。有識之士，早已看到這點。1894年，湖南巡撫吳大澄上有《英商壓抑茶價湘茶連年虧摺奏請借洋款設局督銷折》，未能實行。同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從兩湖籌借官款，兩批共選購紅茶320箱，分水陸兩路運往俄國銷售，以希「官為之倡，商為之繼」，直接出口，「不致多一轉折，操縱由人」。這次試銷成功，又建議清廷，「由招商局自造茶船，自立公司，於俄境自設行棧銷售」，惜未能實行。（文/吳承明）

本文節選於經營進出口商品華商的出現之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第二章第五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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