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薩姆

誰也說不清薩姆.菲舍究竟有什麼問題。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三十三歲，我的介紹人是當時正在為他治療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醫生。但是另一位醫師的診斷結果卻認為薩姆患有阿斯博格綜合症。薩姆的情緒顯然非常紊亂，經常遭受一陣一陣的深度抑鬱以及偶爾發作的狂躁不安，他具有非精神錯亂性質的過度價值感與權力感，他的社交互動行為充滿了操縱他人的企圖，這意味著他的狀況非常接近人格失調。他經常焦慮，並且遭受了多種恐懼症。此外他還具有多種強迫症與自戀人格失調的跡象以及長期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簡而言之，眾多精神病癥狀完美地集合在了一顆大腦當中，簡直就像開聯歡會一樣。「誰也不能真正理解我，」他說。「我太古怪了，誰也理解不了。」

儘管薩姆並不是早產兒，但是他出生時體重只有五英磅，而且還有黃疸。生下來之後他不吃飯。醫生們都很擔心他留不住。一開始薩姆的父母帕翠莎與溫斯頓帶著他在費城兒童醫院呆了很久，那裡的醫生們想要斷定他是否患有腦瘤與腎臟疾病。此外薩姆還有脊柱側凸的毛病與一顆隱睾，需要用手術摘除。他從來沒有爬過，學走路的時間也很晚。他的母親回憶道，起初的標準測試表明他是一個「使用語言的天才，不過猜謎的能力與弱智並沒什麼區別。」

薩姆在幼兒園裡見到了平生第一位精神病醫生，此人認為薩姆「正在深淵的邊緣行走」。在小學裡，薩姆完全不會做數學，也不會寫字畫畫，因為他一丁點手眼協調能力都沒有。帕翠莎回憶道，「當時溫斯頓與我經常相互寬慰，『反正現在都有計算器，不會數學也沒什麼。至於不會體育或者不會畫畫就更無所謂了。』薩姆說起話來總是出口成章。他能將花店裡每一種冷僻花卉的名字全都叫出來。我們覺得他太了不起了；其實我們當時就應該覺察到他的情況並不太好。我們很確信他的力量將會壓過他的弱點，儘管專家們反覆告訴我們，絕大多數患者的弱點都會壓過他們的力量。」

五年級的時候，有幾個大孩子把薩姆捆在了籬笆上，他整整尖叫了二十五分鐘才被老師發現。他還曾經不止一次地被人從樓梯上踢下來。於是他的父母將他轉到了一所公立特殊教育學校，但是他在那裡同樣很不適應。「薩姆就好像患上了與讀寫困難症完全相反的毛病：他讀書認字毫不費力，但是除此之外什麼都幹不了。」帕翠莎說。

中學期間薩姆已經意識到了自己是同性*戀，但是一直嚴守秘密。然後有一天他在學校的浴室里遭遇了一些事情。薩姆將這件事稱作「強姦未遂」並且苦澀地說道：「那個欠操的學生輔導員跟我說，『他是高年級，你是低年級，所以我們不會採取什麼措施。』這件事基本上毀了我的人生。」薩姆總覺得這件事的重要性遭到了低估，他的父親卻覺得薩姆過分誇大了這件事的危害。按照溫斯頓的說法，當時無非是有人故意在薩姆面前裸露下體而已。無論真相究竟怎樣，薩姆都受到了嚴重的創傷，並且出現了幻聽癥狀。薩姆說，「這些聲音全都是我在中學的對頭，自從聽到聲音之後，我就從一個很平和的人變成了一個好戰分子。」

薩姆的家人帶著他去看精神病醫生，但是薩姆服藥之後並沒有明顯好轉。「鹽酸嗎啉吲酮一點效果都沒有，」溫斯頓說。「氯羥安定有作用但是不大。維思通簡直就是災難，徹底打亂了他的身體協調。鹽酸氟奮乃靜只會添亂，害得他整天乾嘔。接下來硫利哌啶的效果也就一般。我們逐漸意識到這將是一場持久戰。」

中學快畢業的時候，薩姆進行了平生第一次半心半意的自殺嘗試。「當時他打算在浴缸里淹死自己，不過我把他拽出來了。他大概一直在水下憋著氣。」溫斯頓說。薩姆的行為能力看上去好了一點，但是三年後他與執法人員發生了衝突，然後就住院了。「當時他正走在街上自言自語，警察攔住他問話，他要不然說了『我想殺人』，要不然說了『我想自殺』。」溫斯頓說。「警方對他進行了保護性拘留，然後他就爆炸了。八個人一起把他按在地上，給他套上了束身衣，還強行喂他吃氟哌啶醇。我一點辦法也沒有。當時他不住嘴地說道：『快讓我死吧。』簡直太可怕了。」 接下來薩姆進入了他自己口中的「死肥豬時期」。他解釋道，「當時我非常信奉種族主義，仇恨所有人，二十一歲到二十四歲期間我除了垃圾食品什麼都不吃，一天吃八頓，而且還迷上了冰球。我不知道我究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一頭令人作嘔的死豬，但是我的確變成了這個樣子。」

溫斯頓與帕翠莎帶著薩姆訪問了戈爾德農場，這是馬薩諸塞州的一家康復機構，薩姆在那裡呆了一晚上就鬧著要回家，聲稱那裡的人「比我更肥更噁心」。菲舍夫婦完全沒了主意。根據弗洛伊德學派的信條，理解自身的行為有助於改變這些行為。可是薩姆卻單槍匹馬地打翻了這條信念。他完全理解自己的問題，因此覺得自己比起戈爾德農場的其他住客更加優越。但是他一丁點問題也無法解決，所以他才會被送去戈爾德農場。

童年時期的薩姆專註於植物學，死肥豬時期的薩姆痴迷於冰球，後來薩姆又迷上了全盛時代的搖滾樂，在這方面溫斯頓也抱有相同的熱情。薩姆四處尋找早已被人遺忘的黑膠唱片，並且認為收到唱片訂貨是唯一能讓他真心感到快樂的時刻。但是自從他拳打了一位普林斯頓唱片行的出納之後，唱片行就禁止他進門了。每次他在外面惹了麻煩，溫斯頓都要留下來平息事端。「我喜歡陪伴他，但是這一切都太過分了。我是他唯一的朋友。可是我們之間的關係目前已經走到了難以持續的地步。假如我們能將薩姆留在戈爾德農場，那麼他大概終究會從根本上意識到他必須主動經營自己的生活，或者在醫院裡呆一輩子。但是我們實在不能強迫他。」

溫斯頓與帕翠莎試圖支持薩姆對於其他人的興趣。可悲的是，這種做法似乎助長了薩姆身上某些最麻煩的缺陷。「有一次我們來到一家唱片店裡，」溫斯頓說，「店裡有一張The Knife樂隊的專輯唱片，一下子就被震住了。我設法找到了主唱的電話號碼。薩姆與對方建立了電話聯繫。然後他就會過於頻繁地與對方通話。通常情況下，主唱的妻子或者女朋友總會說，『別再讓你家孩子打電話過來了，我都要瘋了。』一開始一切都很美好：他發現了令他瞠目結舌的唱片，找到主唱，與主唱成為朋友，然後與對方交惡，一切都變成了噩夢，最終讓他感到糟糕至極。」

薩姆花費了很多時間編造虛構的搖滾樂隊，並且為他們製作專輯——畫封面，寫歌單，編歌詞。「我的歌詞唱的是愛、恨與復仇，」薩姆說，「所有歌詞的本源全都是同性*戀。」我曾經與薩姆花費了好幾個小時賞玩他的手繪唱片封面。「這支樂隊名叫遺忘軌道，題材包括英軍生活的冷硬現實與偶爾的歡樂，外太空，奇異的自然現象與性。」此外薩姆還會彈電吉他，並且擁有三把吉他。

薩姆還非常痴迷於軍人。「軍人是唯一一個能夠理解我的群體，」他說。「他們直視著我的眼睛，試著讓我感到不那麼脆弱，就好像他們當真相信我一樣。他們不像我的父母，我父母根本就沒有努力嘗試過。」在溫斯頓看來，這份痴迷並非全無道理。「他的性幻想就是得到保護，因此他一直纏著我要與士兵們見面。」人們或許會質疑，放縱此類渴望是否明智，畢竟此類渴望肯定會讓士兵們不勝其煩。但是溫斯頓與薩姆一起經歷了他的混亂現實，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他的妄想。「我在報社找了一份工作，然後意識到我可以去採訪迪克斯堡。他們允許我們兩個在其中遊歷了一番，他與軍人合影，還與他們面對面交談。」薩姆對於外國軍隊同樣很感興趣。「有一次我們去英格蘭旅遊，坐火車前往布里斯托，我讓他自由活動了一會兒，」溫斯頓說，「結果他就與一位現役軍人攀談起來。」帕翠莎對於這一切全都很不以為然，不過她還是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因為她要上班，平時都是溫斯頓照看薩姆。「薩姆的精神病醫生總是說我必須再嚴厲一些，」她說。「但是溫斯頓的態度這麼和善，我還能怎麼嚴厲呢？」

薩姆給許多士兵打過電話，溫斯頓就設法為他找來了英軍的電話簿。「我知道這些士兵全都嚇壞了，我知道他們覺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薩姆說。「英國的男孩與英國的男人都很美麗。他們的皮膚都很紅潤。我第一次愛上的人就是一名英國士兵。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經歷，因為我與他是一見鍾情。我們交談了一個小時我就想跟他共度餘生。後來我們再也沒見過對方。他的名字是吉布斯中士。當時我二十七歲，他三十三歲，我想要親吻他，但是他手裡端著機關槍。那以後我就心碎了。再以後沒過多久我的貓就死了。那段時間真的很難熬。」溫斯頓向我解釋道：「海德公園附近某政府辦公樓門前有人站崗。薩姆與這個哨兵交談了二十分鐘，只知道了這個人姓什麼。但是他卻成了薩姆的夢中情人，就好像他們兩個談過多年戀愛一樣。」

「我們很清楚薩姆為什麼如此迷戀軍人，」帕翠莎說，「這是他的性幻想，許多人都像他一樣。不過除此之外他還認為自己生活在戰區，並且覺得軍人們理解在戰火紛飛的環境里勉強求生的感受。我真不敢相信他們居然會與他交談，但是他們的確這麼做了。問題在於他總會反反覆復地去糾纏人家，這種做法就像毒藥一樣害人害己。我告訴薩姆，『把你每次打電話的日期都記下來，做好安排，到了合適的時候再給人家打電話。』後來有一次我看到電話賬單足足有四頁紙，於是就問他，『你不覺得你打電話的次數太頻繁了一點嗎？』他當場就爆發了，『不，才不呢！才不呢！人家才不介意呢！』」忍無可忍的帕翠莎終於採取了措施，「你不能再打電話了。」然後薩姆就打了她。溫斯頓只得叫來了警察。但是夫妻二人都害怕更嚴格的限制可能只會使得薩姆的情況更加惡化。

「薩姆與我每年都會去一趟蒙特利爾，」溫斯頓說。「我會帶他去觀看蘇格蘭高地警衛團吹風笛。六年前薩姆問我能不能與高地警衛團的成員談一談。他們派來接待我們的人恰好也是同性*戀。他與薩姆一直保持著聯繫。第二年我們又回到蒙特利爾的時候，薩姆下定決心要破處。我為他準備了幾個避孕套，然後那個人帶著他進入了一家浴室。我一直守在電話旁邊等著：結果會很糟糕還是會很美好呢？結果他們兩個什麼事情都沒發生，因為對方發現薩姆並不想承擔任何責任。現在他也成了薩姆的敵人，就像薩姆曾經遇到過的每一個人一樣。」

我第一次見到薩姆是在普林斯頓的一次午餐期間。當時他與帕翠莎一起下廚烹飪，這是他們兩個人能夠一起進行的最平和的活動，而且他們張羅了一桌非常美味的飯菜。席間薩姆宣布，「這是我這輩子遇到過的最糟糕的冬天，我試著自殺了六次。」帕翠莎補充道：「你也就是想想，根本沒動手。」薩姆不為所動，「我把刀子按在了手腕上，我遭受了兩次精神崩潰。我對藥物非常敏感。」「別忘了還有酒精，」帕翠莎搶白道。「還有毒品，」溫斯頓說話也毫不客氣。「還有人，還有生活，」帕翠莎總結道。薩姆能領取一些社保福利金——發放名義是殘疾補助——此外他的父母也會給他一筆生活費。於是他計劃攢錢搬到英國生活。「但是帕翠莎太煩人了！她一直在給我潑冷水。『你可不能去英國，快算了吧！』她整天跟我這麼說。我告訴她今年要是不去英國我的人生就算完了，但是無論我跟她說多少次都沒用。」

事實上，這對困惑的父母身上依然放射出了大量的愛與洞見。「我不相信常態，」溫斯頓說。「常態無非就是極端的平均值而已。」帕翠莎則認為，「薩姆覺得只要他想要的唱片郵寄到家，他的問題就解決了。只要他能搬到英格蘭，他就能擺脫困境。但是他真正的問題在於無法過濾自己接收的信息，缺乏自控能力，做任何事都不能從一而終。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只是現實而已。他沒有朋友。他沒有工作。他必須依賴別人才能生活，我們兩個不過是這一點的證據而已。如果他想要什麼東西而我們不同意，那他就會吵鬧『你們不讓我過自己的生活』。如果我們說，『我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讓你過上自己的生活』，那麼接下來他就會說『你們想把我趕到大街上去』。他分析形勢的能力就像我一樣強。但是他的問題根本無藥可救。幻覺只是他的所有問題當中最不重要的一個。」

那一天我離開普林斯頓的時候，我去向薩姆道別。「謝謝，」我說。「我知道讓一個全然的陌生人進入你的房間，問你這麼多問題，對你來說很不容易。」令我大出所料的是，薩姆熱情地擁抱了我，然後看著我的眼睛說道，「在我看來你不是陌生人。」就在這一刻，房間里閃現出了一道心與心之間的動人聯繫。透過他一直在大肆張揚的病症，他的另一層自我似乎接觸到了我。然後這一切就再一次消失了，淹沒在了他那滔滔不絕的獨白當中。這一次他的講話內容是一張我從來沒聽說過而且大概並不存在的唱片。

薩姆的一位醫生告訴我，他大概遭受了某種神經綜合症，病因或許與胚胎髮育有一定關係，我們目前還無法明確描述病理。我將這套診斷轉述給帕翠莎之後，她發出了一陣既像笑聲又像啜泣的聲音。「最近的日子很艱難，薩姆總是大喊大叫，用力摔門，害得我的血壓一路上升。我現在時刻處於戰逃反應當中，可是我並不該與他作戰，更不該從他身邊逃走。大多數情況下我都能控制住自己，除非是在非常非常疲勞的時候。薩姆最近的一位精神病醫生將他的病例帶到了研討會上。回來以後他告訴我，『與會人員一致同意他需要加強心理結構。』我難以置信地打量著他，心想，『你以為我沒長腦子嗎？』跟薩姆說什麼結構！到我們家來看看吧，我倒要見識一下你在我們家能搭建什麼結構！凡是能夠搭建結構的已知手段我們全都試過了。」

如今菲舍夫婦取得的最大進展就是已經徹底放棄了取得進展的念想，聽天由命的態度為他們帶來了多少還算平和的心境。「現在我們就擔心一件事，」帕翠莎說，「我們兩個越來越老了，而且就連遺囑都還沒有寫，因為我們不知道要把遺囑放在哪裡。沒有人能代替我們照顧薩姆。我現在的念想就是我們兩個都能堅持到他五十五歲那年，然後我們就能把他託付給養老院了。換句話說我必須將目前的情況維持到我八十多歲的時候。溫斯頓過得很艱難，不過我也過得很艱難。但是說到底薩姆的處境比我們兩個都要更糟糕。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已經放棄了，他卻拾起了我們拋下的東西。他是個非常非常敏感的人，我希望我們的絕望不至於傷害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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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家庭在各種各樣的困難面前挺身奮起，竭力讓愛跨越了各種鴻溝，在幾乎一切挑戰當中發現了希望的信息以及獲得成長或者智慧的良機。在某些案例當中，精神分裂症與精神錯亂也會起到這樣的作用。儘管如此，精神分裂症依然算得上是一種自成一類的境況，一種毫無回報的創痛。耳聾伴隨著豐富的聾人文化，侏儒症伴隨著以全美矮人大會為核心的賦權運動，許多唐氏症患兒的性格都極其甜美，自閉症權益的隊伍很擅長自我實現。可是在精神分裂症的世界裡，所有這一切全都蕩然無存，唯有瘋人驕傲運動還在勉力支撐著。我們在治療某些疾患的時候或許會心存猶疑，因為這些疾患也帶來了豐富的身份。但是精神分裂症卻幾乎無條件地哭喊著要求治療。假如精神分裂症從不存在，我在研究期間遇到的非凡父母們以及他們的子女肯定會過得更加幸福快樂。在我看來，這些人的苦痛永無止境，而且尤其徒勞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