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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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到哈利.沃森的時候，他的形象極大地動搖了我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成見。他時年三十八歲，長得一表人才，他的舉手投足大方自然，言談話語也十分隨和。如果他事先沒有告訴我，我根本看不出他有什麼問題。當時他正身處於派對現場，派對的主辦人是他那位才華卓越的同母異父姐姐帕米拉以及優雅聰慧的母親凱蒂。他們三個人的氣質就像《費城故事》里的群眾演員一樣。「我覺得他總想玩個痛快，但是他的體質總讓他玩不痛快，」後來凱蒂這樣告訴我。「你看他開始大量出汗了。明天他恐怕根本下不來床。」

帕米拉與哈利都是凱蒂的兒女。哈利的父親比爾還給他生了另外兩個同父異母的姐妹。哈利是四個孩子當中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小的一個。他在1969年生於加州，從小就備受寵愛。「他是個出色的棒球球員，」凱蒂說。「十歲那年他告訴我，教練要他擔任投手。他說：『我覺得我應付不了這麼大的壓力。』十歲大的孩子說這種話多奇怪啊？他等於是告訴我，即便在這麼小的時候他就已經覺得不太對勁了。」身為記者兼小說家的帕米拉認為，「這種故事你大概聽過不少了，但是他小時候的確很有出息。他是一個出色的運動員，富有魅力，人人都學他。在他十二歲那年，也就是我上大學那年，我的母親與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繼父——離婚了。他的父親一直教訓他不要示人以軟弱。因此哈利並沒有承認自己感覺很怪，而是隱藏了自己的感受。」直到高中畢業的時候，哈利依然有很多朋友，看上去也還像一個正常的青少年。「他的表現遠比他的實際情況更健康，因此甚至在他得到確診之後，他的治療師們依舊忽視了大量原本應當掌握的情況，」」凱蒂說。「他依然認為，只要他行為正常，世界就會更為正常地對待他。這意味著他實際得到的幫助遠不足以滿足他的需要。」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絲毫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因此我們也沒有為他尋找恰當的治療，」帕米拉說。「結果是災難性的。我的繼父找了一個貪婪、無能、不講道德的心理醫生，哈利就這樣落到了這傢伙手裡。我們誰都沒有意識到情況有多麼嚴重。直到經歷了好幾年的病症折磨與反覆住院之後，哈利才傷心地意識到那個人是個江湖騙子。從那以後他再也不能全然信任其他治療師了。」辨識神經錯亂是一個逐漸的過程。「多年以來，如果哈利說了什麼不對的話，或者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我總會立即忘掉，」帕米拉說。「我二十四歲他十八歲那年，他變得非常抑鬱，整天神秘兮兮的。母親讓我在聖誕節的時候回家跟他談談。我們關上他的屋門，整整六個小時沒有出來。他告訴我所有人都覺得他是同性*戀。他堅信他的女朋友認為他是同性*戀，他所有的朋友都認為他是同性*戀，我的母親與他的父親也認為他是同性*戀。我說：『你別瞎想了！誰也沒覺得你是同性*戀。』這句話讓他豁然開朗，似乎卸下了心裡的包袱，我也因為自己幫助了他而感到非常高興。回頭看看，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歷時很久的幻覺。當時他真的需要接受認真治療。」

哈利考取了羅林斯學院，主修哲學與心理學——在凱蒂看來，「他顯然正在試圖理解自己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第二年的聖誕節，帕米拉與哈利來到棕櫚泉與哈利的父親以及另外兩個姐妹一起過節。「當時哈利的敵意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帕米拉說。「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宣布他與我的一個異母姐妹一起吸食了迷幻劑。藥力發作之後他才發現自己的感覺與沒嗑藥的時候也差不了多少。他基本上公開聲明了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不過儘管在大學裡鬧出了這樣那樣的古怪小插曲，哈利還是在1992年順利畢業了，看上去並沒有什麼大礙。

畢業之後又過了四年，哈利遭受了平生第一次徹底的精神病發作，他自己的想法將他嚇得魂不附體。1996年春天，他住進了舊金山的朗利.波特精神病院。「我們開始玩拼字遊戲，因為我實在不知道應該與這麼瘋狂的人說些什麼，」凱蒂說。「他會指著街頭的麵包車聲稱裡面藏著FBI的監控設備。他認為護士打算毒殺他，因此拒絕吃藥。他住院之後我來到了他的公寓，房間里亂七八糟，就像他的腦海一樣。」

哈利在朗利.波特精神病院呆了十天。出院之後他找了一份編程工作。「有一陣子一切都挺好，然後他就聲稱自己的房間被人安裝了竊聽器，」凱蒂說。「當時他停止服用了多種藥物當中的一種。我對他說，『要不然你回家過夜吧。』他答道：『你家也有竊聽器。你要不信我指給你看。』於是他拉著我來到洗衣房，煞有介事地指給我看。我把他拖回了朗利.波特。這種事情斷斷續續地發生了好幾年。每次住院他待不了三天就會離開。你能感到他的自我欺騙程度越來越深了。」哈利在對抗精神分裂症的戰爭當中節節敗退。「不幸的是，這個時候他已經被腦海里的聲音抓住了，」帕米拉說。「這些聲音全天二十四小時都不停息，你怎麼能比得過它們呢？如果孩子有精神疾病，父母一定要儘早求醫。如果我們在他十五歲那年就發現他有問題，誰知道我們能取得怎樣的治療效果呢？直到三十歲那年，他才變得足夠無助，足夠崩潰，足夠深信自己的妄想，不得不回到我們身邊接受治療。」

這些年對於凱蒂來說就是一步步深入地獄的過程。「他的父親在納帕有一所房子。1997年哈利去度周末，然後再也沒有離開。將近過了一年之後我去看他，他一看見我就尖叫道：『你來這裡幹什麼？』那架勢就好像被惡魔附體了一樣。我說：『你爸爸和我都覺得你應該回到城裡，定期看醫生，和我一起住，並且堅持吃藥。』他說：『我才不幹呢！』我說，『你要是不答應，我們就把你趕到大街上去。』話雖這麼說，可是我真害怕他聽了我的話以後當真跑到街上去。之前我僱傭了一位私人偵探到處跟著他，免得他出事。他的偏執妄想內容本來就是自己遭到了FBI的跟蹤，如今我還要僱傭私人偵探監視他，想想真是哭笑不得。他尖叫道他多麼恨我。四十八小時之後他就搬家了。」帕米拉回憶道：「哈利還有酗酒的毛病。他在納巴整天喝酒，成瓶的龍舌蘭酒，一直喝到喪失意識為止。他居然沒喝死自己真是命大。喝酒使得他極度抑鬱，然後他就會開車來到金門大橋，有時還會站在橋的邊緣，琢磨究竟跳還是不跳。他說有一次他幾乎真的就要跳下去了。但是他並不喜歡冒險。他的自殺傾向比你想得要小一些。」

納帕之後的幾個月里，凱蒂因為哈利回到家裡而大感寬慰，但是整天看著他迷失在瘋狂當中也為凱蒂造成了時刻不停的壓力。「我請人回家做客的時候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冒出來。他的葯經常會吃完，不得不重新住院。我經常檢查他的房間。這就像監督吸毒人員戒毒一樣，只不過是反過來的：如果我沒有看見藥瓶，那才真會感到擔心。」哈利很快又搬回了自己的公寓。「我按門鈴他總是不開門，於是我就會自己開門進去。」凱蒂說。「我會走上一道很陡峭的樓梯，他則會躲在樓梯頂端。我很肯定他不會把我推下去，但是他總會對我大喊大叫，非常嚇人。」帕米拉說，「當時他胖成了一坨，對誰都充滿敵意，而且極其憤怒，任何人說的任何話他都一概不信。他的厭世情緒如此顯而易見，以至於我們都不敢跟他說話。他看上去就像是臨死之前那幾年的吉姆.莫里森一樣，窩在房間里不出來，坐在電視機前大碗大碗地吃義大利面。實在很難想像他能以任何形式或者方式發揮任何能力。」

納帕事件之後又過了三年，哈利三十二歲了。凱蒂希望他能重新開始。這一次她選擇了附屬於哈佛大學的麥克林精神病院。「讓他主動離開舊金山前往麥克林的確是了不起的成就，」帕米拉說。「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清楚我媽究竟怎樣說服了他。他在舊金山的洞穴里呆得太舒服了，她只能好言好語地勸他跟自己一起走，因為從法律上來說她根本不能強迫他這麼做。」哈利作為一名長期病人住進了醫院，開始服用新的藥物，並且與治療師合作，至今他依然在接受這位治療師的幫助。哈利的身材並不高，但是此時的體重卻足有220英磅。醫生說服他相信，維持目前的身材既不明智也不健康。於是住院半年之後哈利開始節食與跑步。每當他衝過麥克林醫院的操場草坪的時候，其他病患都會哼唱《洛奇》當中的主題曲為他助威。

「拖著他那一身肥肉到處活動可是不容易，」凱蒂說。「我突然想到，為什麼醫院裡沒有健身中心呢？」於是凱蒂四處籌款，為醫院修建了一座健身房。凱蒂本人固然相信健身的好處，但是她修建健身房還有別的目的：在施工期間她可以經常出入醫院，而不用擔心哈利會覺得她在時刻監視自己。這座健身房如今每月要接待七百人次左右。自從進了麥克林之後，哈利減掉了六十英磅。「他每天都跑步，」帕米拉說。「他也會直言不諱地向別人承認自己有精神病。老實說，如果在他離開舊金山之前你讓我看到眼前這一幕，我根本不會相信，因為這一幕實在太積極了。」但是自從神經錯亂最初顯露徵兆到麥克林之間的漫長耽擱還是造成了不可逆的傷害。「我們不僅耽誤了時間，而且他的大腦經受了十五年神經錯亂之後也不是當初的狀態了。」帕米拉解釋道。「他是個嚴重受損的人，但是你能看到他多麼聰明，多麼善談，多麼有趣，也能看到他本來可以擁有多麼富有活力的人生。他病得很重，什麼都幹不了，但是卻又不夠重，以至於他很清楚自己失去了什麼。另一方面他也很清醒，知道自己不該告訴別人腦海里的聲音都是真的，但是卻又不夠清醒，以至於他自己並不能堅信這一點。他告訴我他總是擔心『董事會』要害他。我說，『上帝啊，你知道這些聲音最讓我忍不了的是什麼嗎？這些聲音太沒特色了，太無聊了，也太蠢了。董事會是個什麼鬼啊？最不入流的電視劇也不至於採用這種設定。』然後我們兩個都會哈哈大笑起來。我們也會討論他尚未克服的真實障礙：他其實並不真心想要將這些聲音阻擋在腦海之外。儘管它們把他嚇得不輕，但是它們與他畢竟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凱蒂的看法更簡略：「哈利一直在艱難地抉擇，究竟要在真實世界生活，還是要在他自己的世界生活。」

哈利現在獨自生活在劍橋。他每天都會跑步一小時，看電視，經常看電影以及逛咖啡店。他定期與治療師見面。他喜歡養魚，家裡有鹹水淡水兩個水族缸。他還參與了麥克林的職業康復項目，在一座溫室里工作。但是在哈利的世界裡一切都不可能長期保持穩定。後來有一次我去拜訪凱蒂，她告訴我哈利又不去溫室了。「他的世界已經停滯在了細微瑣碎當中，」她說。

凱蒂始終不渝地想盡辦法幫助哈利，幾乎拖垮了她自己。儘管她比任何人的期望都要更加成功，糾纏不散的挫敗感還是極大地傷害了她。帕米拉也有類似的感受。「有自己的孩子極大地解放了我，」帕米拉說，「因為我無法整天在這麼壓抑的氣氛當中生活。」她對我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順手將手機放在了我們兩個之間的桌子上。「我這個手機既是為我的孩子準備的，也是為他準備的。他一旦覺得不對，需要有人開導，就會打這個電話。如果他不主動找我，那就說明一切都好。」凱蒂很清楚目前情況的有利一面，但是她依舊感到有些灰心沮喪。「我曾經希望帕米拉能多投入一點，」她說。不過與此同時凱蒂也覺得自己應當在儘可能長的時間裡儘可能多地肩負照料哈利的任務。「他很孤獨。但是只要有人想與他交朋友，他就會產生各種懷疑別人的偏執妄想。他告訴我，有一回他跑步的時候有人跟他打招呼。這人是他常去的一家餐廳的烙煎餅師傅。兩個人聊了一會兒。後來他說：『我覺得自己成了集體的一份子。』」不過哈利與他的母親也經常開玩笑。「媽，我好像給你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就業機會。」

在鼓勵與壓力之間尋求平衡依舊幾乎不可能。「他現在真的已經儘力了，」帕米拉說。「有時候我覺得我們根本就是雙胞胎。他向我解釋的幾乎所有感受我都心有戚戚，只要從我自己的感受出發額外推演幾步就行。我是個小說家，他也是個小說家。他創造了很多世界，有時還會搬進去居住。那些世界裡也有人物與星球。他很會審美，而且他的美學觀念也滲透進了他的幻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可怖而又孤寂的世界，但是偶爾也會有非常美麗的時刻。應當為我母親記一大功——因為她從不放棄。我的繼父忍受不了堅守原地咬牙戰鬥，這一切對他來說太痛苦了。但是我母親內心中的戰士卻彰顯了出來。我母親與醫生們都是戰士——不過哈利尤其更是一名戰士。他是一個非常頑強的人。在我眼裡他是個大英雄，是一個深陷越南戰場十五年不能回家的老兵。儘管重病纏身，但是他每天起床之後依然能找到令他感到快樂的事物。我能不能承受他的人生呢？我不敢說。」

在哈利發病之前，凱蒂經歷過漫長且豐富多彩的人生。「我曾經是一個無憂無慮的人，然後我就被拖進了精神疾病的世界裡。這一路上我又踢又叫，拚命反抗，可是沒有用。」凱蒂說。「現在我經常幫助其他精神病患者，為他們提供建議或者聯繫醫生。我很肯定我的性格得到了錘鍊。但是說句老實話，我還是更喜歡無憂無慮的生活。」她知道，哈利也因為自己對她的生活造成的影響而感到內疚，因此她一直在極力淡化這個問題。可是當我問她哈利佔據了她多少時間與情感精力的時候，她的眼眶還是濕潤了。她聳了聳肩，勉強擠出一個微笑。「一點都沒剩下。一點都沒剩下。」她的語氣幾乎有些歉疚。「這種事我說了也不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