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開埠後茶葉貿易的興起與衰落

摘要：福州自開埠以後幾乎差不多沉寂了十年的時間，直到1853年第一批茶葉從這裡運出開始，其蘊藏的潛力才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在短短十數年間就一躍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茶葉貿易大港。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國際競爭加劇，以及西方國家對華茶需求的減少，作為茶葉貿易大港的福州便迅速衰落下去，而且從此再也沒有重振起來。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的幾十年間，福州便經歷了由興起到衰落的變遷，這種大起大落值得人們深思和回味。

鄭和下西洋圖

茶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很早就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元素。自明朝開始對外貿易以後，中國茶葉對世界歷史的發展走向也產生了深刻地影響，如美國獨立戰爭、中英鴉片戰爭等都與之有著密切的聯繫，其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在20世紀以前，作為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茶葉市場的興衰可謂關乎著國計民生之大事，尤其對於某些沿海沿江的省市來講情況更是如此，比如福州港口的興起與衰落，可以說其「成也茶葉，敗也茶葉」。因此，從華茶的對外貿易史中，我們不難發現近代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徵。本文正是立足於福州開埠後，茶葉貿易從興到衰發展變化的這一小路徑，來透視中國近代化曲折歷程的這段大歷史。

一、福州崛起的時代背景

中國是茶的故鄉，茶像絲綢、瓷器及「四大發明」一樣，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做出的不朽貢獻。可以說，在近代一部茶葉貿易史就等同於一部中國對外關係史。正是由於茶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居於如此特殊的位置，所以茶葉史研究也就成了學術界非常關注的領域，而對茶市的區域性研究更是方興未艾。本文就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對近代福州茶市所做的不算成熟的探討。對福州茶市作出過專門研究的有：林立強《茶葉 福音 傳教——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盧公明棄教從商個案研究》、[1]《西方傳教士與19世紀福州的茶葉貿易》；[2]程鎮芳《鴉片戰爭與福州茶港的興起》；[3]姜修憲《制度變遷與中國近代茶葉對外貿易——基於福州港的個案考察》[4]等（還有許多文章雖然都涉及到福州茶市，但都不是對其所作的專門研究，所以這裡就不再引述）。以上研究從不同層面對福州茶市變遷都進行了深入淺出的探討，故此本文在他們的基礎之上，對福州茶葉貿易由盛到衰的整個過程給予嘗試性的淺析。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在漫長的經營中，對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逐步創造出獨具東方特色的茶文化來。同時，在農業文明時期，茶葉生產及貿易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尤其在明清兩代，隨著商品經濟的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茶葉市場空前繁榮起來。這期間，又由於新航路的開闢以及國際資本市場的興起，進一步為華茶外銷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這從而刺激了國內茶葉的規模生產，武夷山脈、雲南普洱、皖南山區等逐步發展為茶葉的專營區。在此基礎上穩定的茶葉市場及運輸路線逐步形成，一些處於茶葉貿易網路中心的城市和地區，如廣州、河口等城鎮的地位日益凸顯出來。直到19世紀中葉，這些城市或地區在區域貿易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功能，對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林則徐虎門銷煙

然而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戰敗被迫開放五口通商，中國市場打開，與此同時外國資本便蜂擁而至。於是舊有的貿易體制被打破[5]，新的貿易體系漸趨形成[6]。 以前某些作為茶葉貿易中轉站的城市和地區受到嚴重衝擊，地位日趨衰落。而同時新的貿易集散地卻迅速崛起，在崛起的港口城市中，福州正是得益於武夷山紅茶的轉口貿易。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在加強侵略的同時，也把中國逐步納入到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之內，他們一面向中國傾銷商品，一面加緊掠奪中國資源。當時由於華茶特別受到外國人的青睞，因此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大宗的對外貿易物品之一。開埠之初，其蘊藏的巨大市場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挖掘，一旦時機成熟這種潛能便瞬間迸發出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福州才一躍而成為國際貿易網路中一顆璀璨耀眼的流星。之所以稱它為「流星」，是因為它純屬於那種暴發戶型的城市：幾乎在一夜之間成名，而又在短暫的時間內迅速湮滅，從此萎靡凋零再也沒有重振雄風。

二、福州茶葉貿易的興起與衰落

五口通商後福州港口的繁榮景象

福州1844年7月才正式開埠，是五個通商口岸中開埠最晚的一個。因為臨近紅茶主要產區武夷山，西方勢力早就對之垂涎三尺，在沉寂中差不多靜待了十年的功夫，終於在1853年等來了第一批茶葉輸出，此後其勢頭便一發而不可收，出口量迅速飆升。從1854年起直到80年代，福州對外的茶葉貿易量一直居高不下。1854年，據福州海關統計，出口茶葉13萬擔計650萬公斤（實際還要多），有55艘船（其中英37，美14）進行運輸，這年6月，光洋行就增加了7家；1855年，由於這一年廣州貿易幾乎陷於停頓，福州茶葉出口量增至27萬擔計1350萬公斤，船隻猛增到132艘，載重量達51，674噸；1856年其出口量更是增加到40，972，600磅（約1860萬公斤），外國貨輪148艘；而同年的廣州和上海茶葉出口額分別為21，359，865磅（約970萬公斤）和36，919，064磅（計1675萬公斤）。1859年7月的茶葉上市季節，從廣州運往美國的茶葉量為3，558，424磅（約161萬公斤），從廈門運出5，265，100磅（約240萬公斤），上海6，893，900磅（約313萬公斤），而從福州運出11，293，600磅（約512.3萬公斤）；同期運往英國的茶葉，廣州41，586，000磅（約1900萬公斤），上海12，331，000磅（約560萬公斤），福州36，085，000磅（約1360萬公斤）。換句話說，在開始茶葉貿易短短的五六年的時間裡，福州出口的茶葉量已達到廣州、上海兩地出口總和的三分之二。在1863—1864年度，截至5月31日，福州出口的茶葉量分別是：英國43，500，000磅（約2000萬公斤），澳大利亞8，300，000磅（約375萬公斤），美國7，000，000磅（約318萬），三者相加數量達58，800，000磅（約2700萬公斤）。[7]

據統計1871—1873年，中國平均每年出口值為11，000萬元，其中茶葉出口值為5，797萬元，佔52.7％。而福州口岸輸出的茶葉價值又佔全國茶葉的35％至44％，也即是說，福州僅茶葉出口一項，就佔全國出口總值的20％左右。[8]以上這些數字表明福州在很短的時間內，已迅速上升為中國最大的紅茶貿易口岸，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到1880年這種出口貿易達到最輝煌時期，出口量為801，110擔（約4000萬公斤），價值265萬英鎊（約4000萬元）。至此，福州已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茶葉港口。」[9]

福州俄商磚茶廠舊址 圖 | 福州老建築百科網

然而正當這種貿易步入鼎盛時期，福州茶市與全國茶市一樣卻隱含著深刻的危機，其表現為：

1， 由於紅茶暢銷，紅茶生產在全世界得到推廣，價格下跌，從而引起競爭加劇。

清代武夷山茶的主要市場是英國，武夷山星村所產功夫茶與小種茶在歐洲尤其受到英國人的歡迎。但是紅茶製作簡單，很快在中國南方各省普及，安徽祁門紅茶整體質量漸漸超過福建紅茶；在國際市場上，由英國資本控制的印度、錫蘭茶園日益擴展，所產茶葉葉厚味濃，特別符合英國人的口味，英國人逐漸改喝印度、錫蘭紅茶，於是福建紅茶也就逐漸失去了英國這個重要的市場。

2， 英、美茶商操縱茶葉市場，他們有意製造生產過剩的局面，使福建茶葉價格慘跌。

中國茶市原由廣州茶商控制，價格上漲很快；但茶市轉到福州以後，英美商人捷足先登，著名的旗昌、怡和等行都在福州開闢洋行。他們以雄厚的資本逐步控制福州茶市，華商無力爭鋒，徒嘆奈何。為了獲得高額利潤，每逢初春，他們竟相抬高茶價吸引茶商前來售茶；而當各地茶葉大量上市時，他們又狠殺茶價，迫使茶商低價售出，致使中國茶商賠本。19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茶商連年虧損，人人都對紅茶貿易望而卻步。

3， 官府茶稅過重，茶農、茶商受到相當大的打擊。

清代道光１３年茶稅票據

自武夷山茶貿易以來，清政府就垂涎於茶利，不斷增設稅局，加多厘卡，竭力抽征，武夷茶運輸所要經過的河道、港口，幾乎都設置了稅卡，如水口、松溪、三都等地都設有專門徵收茶稅的機關；茶商要納的稅越來越多，平均一擔茶要納稅四兩四錢，這對福建茶業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在茶稅不斷攀升的同時，茶價卻在不斷下跌，1898年福州市場上的茶價才十三兩五錢，比鼎盛時期的茶價慘跌了三分之二。這一正一反的變化使茶農和茶商艱難到難以喘息的地步。[10]

另外，新航路的開闢(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國際航海業以及國際電訊事業的發展，雖然都曾促成了華茶遠銷世界各地，但最終卻成為削弱其主導世界市場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在蘇伊士運河通航以前英商運輸華茶必須要經過好望角，一般帆船要行駛120天左右；就是搶運茶葉的飛剪船也需時90天。這樣當華茶運到倫敦時，肯定成為搶手貨；而新航線的開闢改變了這一切，它縮短了產銷之間的距離，加快了新茶上市的時間，降低了運輸的成本，使本來昂貴的武夷紅茶價格一降再降。

如果說國際遠洋輪運業的發展，大大降低了中西貨運成本，縮短了貨運時間，而國際電訊事業的興起則徹底改變了中西貿易的經營方式。19世紀40年代，西方國家已經掌握架設陸上電線技術，50年代便能夠鋪設海底電線。1866年英美之間成功架設了橫越大西洋的海底電線。很快，70年代歐洲通往中國的海底電線也鋪設成功。從此歐美對中國的信息傳遞便由電線聯繫，過去傳遞時間以旬、月計的信息，至此在幾小時內便可到達。海底電線的鋪設，徹底改變了信息傳遞的舊局面。例如在英國本土的商人，再不需要通過渡船航行千萬里來了解海外的訊息，他只需發一個越洋電報，便能解決一切問題。由於電訊工具掌握在外國人手裡，而中國商人又對世界市場一無所知，這樣主動權便掌握在外商的手裡。外商完全控制了貿易的局面，從而使得中國茶葉市場受制於人，只得依據他們的標準出口。[11]

最後，福州是一個單一型商品出口城市，其所以發展壯大主要是依靠武夷山茶的對外貿易。但除了茶葉以外，福州幾乎沒有別的貿易可言。因此，反過來說，這種單一型貿易又制約著茶葉市場的發展，如在貿易高峰的1859年，福州出口貨值達到1100萬元的時候，而其全部進口貨值卻不足200萬元，也就是說外商帶來的商品在福州市場上，行情並不看好。這種情況在茶葉貿易上升時期，由於利潤額高外商或可容忍；一旦競爭加劇利潤額減小，甚至無利可圖，外商肯定會失去對福州的興趣而放眼他處，這從而又影響到福州的茶市。所以，在進入到1880年代以後，由於受到上述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福州的茶葉輸出便江河日下，同整個華茶命運一樣很快被印度、錫蘭所取代。從此福建紅茶獨霸世界的局面便不復存在，至1890年以後每年出口僅幾十萬擔。此後，福州茶市儘管依然繼續慘淡經營，但再也沒能回到昔日的輝煌。

三、茶市興衰對福州的影響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福州所以最早成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主要是因為它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即靠近武夷山茶區。在福州通商之前閩茶要通過陸路從崇安運抵廣州進行外銷，一般需要一兩個月的時間，路途不但遙遠，而且險象環生 ；1853年以後，武夷山茶開始經閩江運往福州對外銷售，行程最多只是8至10天。這樣路程縮短，運輸成本大大降低。於是外商便雲集福州，每年茶船都爭先恐後地來到這裡搶購茶葉，福州港口的競爭力從此得到加強。[12]表明福州崛起的現象主要有：

1， 福州國際影響力的提高

由於茶葉貿易的急劇提升，福州的國際影響力也日益增強。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英、法、美等列強先後在這裡設立了領事。1854年美國政府委任旗昌洋行老闆在福州代理領事一職；同年英國將其在福州的領事從副職再升為正領事一級。接著，法國、荷蘭、葡萄牙、丹麥、瑞典、挪威、德國等國也都先後在福州派駐領事，以保護其在榕城的經濟利益。[13]為了壟斷對外貿易的巨額稅利，1861年7月，英國正式在福州設立海關，關址設在臨江的泛船浦，從而實現了它對福州海上貿易長達幾十年的管轄權。

福州泛船浦天主教堂

與此同時，巨大的商業利益也吸引了不少外國投機者，他們紛紛來到這裡尋找發財的機會。僅1854年，在港商的外國洋行就增加了7個。閩江兩岸建起了許多外國商行或公司，他們都是大洋行、大公司及海關總署和郵政局在本地的分支機構。有一條從這些建築延伸到南台的街道，被冠以「皮卡迪里」大街（倫敦一條繁華大街），兩邊儘是中國店鋪，這裡非常嘈雜和熱鬧。而一旦穿過這條街道，就來到一個布滿小型公園和歐式建築的美麗地方。那裡有洋行老闆的住宅、海關專員的宅邸，以及漂亮的領事官邸。此外，更多的較低官吏和商人及傳教士們也大都住在那兒，他們的房子風格樸素，相對典雅；福州俱樂部、各種教會的教堂以及一個小型英國公墓都建在此處。一條街的兩端有著不同的格調，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4]

2， 茶葉貿易的擴大促進了國際海運業的發展

隨著茶葉貿易的不斷擴大，海上航運競爭加劇，海運業得到迅猛發展，千噸級快帆船應運而生，像最初的「海洋巨頭」和「茶葉車」這樣巨大而笨重的東方大商船，很快淡出人們的視線，被光滑靈便的快帆船所代替。快帆船設計為流線型，有更多的帆，在順風時，時速可達18海里；在航海史上，它的速度超過了新發明的汽船。確切地說，第一艘快帆船就是為中國茶葉貿易而建造的。1866年初，著名的快帆船「羚羊號」和「梯平號」之間進行了一次最為壯觀的比賽，「羚羊號」率先出發，但是，「梯平號」超過了它而先期抵達倫敦碼頭。整個航行持續了99天，到岸時它們只相差10英里，也就是10分鐘的距離。從閩江口到倫敦1.5萬海里，兩艘貨輪的這點差距的確讓人無法想像。原來一般商船至少半年的水上航行，現在提升到了只需三個月，可見因茶葉競爭而引起的航海技術方面的改進，速度之快簡直令人難以置信。[15]

1868年12月，藝術家James Henry Butt繪製的水彩畫，題為「羅星塔，福州（產茶區）「（來源：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館） | 轉載於福州老建築百科網

另外50年代以後福州港口還出現了浮標和航標燈。在閩江口岸，以前這裡事故頻發，許多商船因為沒有這些航運標誌而不行遇險沉沒，例如美國「東方號」千噸運輸帆船就曾在這裡傾覆。自從有了這些設施以後，航行的危險性就大為降低。

3， 商業中心向外轉移

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商業突破城牆而外溢，福州也不例外，當茶葉貿易興起以後其商業重心便由城裡轉移到城外。閩江兩岸店鋪林立，南台地區成為茶葉交易的主要場所；由於福州離閩江口還有大約15海里的距離，而閩江又淺，大貨輪一般無法逆流而上到達南台載貨，只能停在馬尾港里等候小駁船把貨物運來重新上貨，這樣福州的貿易功能實際上已經延伸到了馬尾港。[16]可以說南台地區和馬尾港已成為福州的商業中心。

4， 近代文教事業的發展以及西學的傳播

近代福州頗為引人注目的成就，就在於其文教事業的發展。福州自開埠以後其舊的教育模式被打破，多種辦學形式並存的格局開始出現，各種教育思潮竟相傳播。於是，各種文化事業也蓬勃興起。

首先教會學校的興辦開創了福州文教事業的新局面。傳教士在福州創辦教會學校略遲於廈門，但在福州開埠之後的短短數年間，即有美國的美部會、美以美會和英國的聖公會派人來到福州開始辦學活動，先後在福州辦起相當規模的學校：美部會辦「格致書院」，美以美會辦「鶴齡英華書院」，聖公會辦「三一書院」等。同時美以美會和美部會又各辦一所女子學堂，一為「毓英女書院」，初名「太茂女塾」，一為「保福山女書院」，後改名「文山女學」。其後各種學堂相繼而出，就學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教師隊伍、教學設備亦不斷加強。[17]不管教會學校創辦的初衷是什麼，但它在客觀上促進了福州近代教育事業的發生和發展，充當了西學東漸的橋樑，這是因為：一，它促進了近代福州各級學校的發展；二，開設新的課程，擴大了教育內容；三，開創了福州女子教育之先河；四，引進近代學校教育模式，為現代教育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成功的範例。

由於茶市興盛帶動了整個福州經濟的發展，為創辦各種學校和各種文化事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主要還表現在書報業的興起上。福建第一份近代意義上的報紙《福州府差報》創設於1858年10月，此後相繼出現了《福州廣告報》、《福州每日回聲報》、《福州捷》，以及日本人創辦的《閩報》等。這些報紙讀者對象雖為外國人，但教會學生、涉外華人也都能涉獵，大商家亦在其中刊登廣告。國人自辦報紙始於甲午戰爭之後，到20世紀初共有七家這樣的報紙，分別是《福建日日新聞》《福建日報》、《福建新聞報》、《建言報》、《福建公報》及《商業公報》等等。這些報紙或宣傳革新、或鼓吹進步，對於開闊民眾視野、啟迪民智和信息傳播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它們對近代福州社會的影響是不容小覷的，[18]

福州船政局

另外福州船政局的創辦，為傳播西學、培養新型知識分子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福州船政局創建於1866年，於20世紀初衰敗，時間上恰與福州茶葉貿易由鼎盛到衰落極為巧合。這實際上並非偶然，因為船政局的資金來源相當部分是來自於閩海關的茶葉稅。[19]當茶市蕭條時，它自然也會受到影響。可以說船政局的貢獻不在於它造出多少船隻，而在於培養了人才以及對西方先進思想、技術的傳播。在興建船廠時，船政局開始創辦了船政學堂招收學生入學，並聘請英國人和法國人為教師教授西方知識；學堂除設有外語、數學、物理、化學、繪畫外，專業課還包括造船、設計、駕駛、輪機、藝圃等知識。除了在國內培養，學堂還進一步向國外公派留學生，這其中就包括嚴復、魏瀚等人。福州船政學堂培養出了中國第一批造船、航海以及其他相關人才，對中國近代軍事、外交、翻譯、教育等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推動近代社會的發展、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傳播近代思想觀念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

嚴復

茶市興起改變了福州的原有狀況，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新型的職業，如專門從事茶葉交易的品茶師、職業掮客等；隨著貿易的發展，各大洋行、錢莊、銀行等都入住榕城，新的金融體系在這裡建立；各色人等進進出出，社會流動加大……總之，當茶葉貿易達到最鼎盛時期，福州已成為中國東南沿海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都市了。

照片攝於1890年的福州，留下了中國茶館早期吸收西方經營方式而生髮變革的印記。比如這種評茶室，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編號，茶客可以聞香氣，辨茶色，挑出心儀茶品，據編號點茶。源遠流長的中國茶文化，之所以一直生命力旺盛，與其順應中外交流，自然地融入世界各地生活的方式是分不開的。

然而到了19世紀末期，隨著閩茶對外貿易的日漸萎縮，儘管馬尾港口依舊呈現出一片繁忙的景象，但是整個福州口岸的商業金融活動已大不如前了，比如1882年至1884年，每年需要進口四百萬元金銀量用於商業行為；此後兩年更是達到每年七百萬元。而到了1890年和1891年，卻驟然降到區區一百六十萬元。[21]這期間，一些銀行撤出福州，從原來的7家減少為4家，最後還剩兩家；當年繁忙的貨運碼頭被泥沙淤塞，常年無人清理；[22]而以前許多從事與茶葉相關職業的人也都改了行……[23]種種情況顯示，福州的輝煌已經過去，那些輝煌時期的親歷者們，只能在記憶里回顧著曾經的光輝歲月。從此可見，福州的茶葉貿易對整個城市發展影響有多麼深刻。正是由於茶市的衰落，福州的城市地位也因此大大削弱，到了20世紀初差不多就變得默默無聞了。

四、小結

「不管怎樣，福州只能算作一個單一商品的口岸，它打破將有繁榮的美夢。隨著以後的變動，它又從那麼驚人的成就中回到原來的狀態。」[24]福州雄起的助力得之於茶葉貿易的擴大，其衰退的緣由也因之於茶葉貿易的萎縮，因此茶市的好壞幾乎成了這座城市成敗的決定性因素。這種由單一商品的貿易變化導致一座港口城市的盛衰，在我國還不多見；而且福州自1853年至20世紀初，在短短几十年間便經歷如此大的大起大落，這種現象本身就值得令人深思和回味。

福州的興衰表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民族經濟的成長是非常脆弱的，缺乏穩定的體制保障，很容易形成單一貨物的出口形式；而單一商品形式的對外貿易正是帝國主義殖民經濟在他國發展的必然結果。福州只不過是搭建在國際資本上的一座橋樑而已，當它一旦失去作用時，外國資本一撤走它就會自然而然地跨塌下來。19世紀中期福州經濟的躥升，本身就是一種畸形的膨脹過程，因為它不是建立在強大的民族工業之上的發展；單指望外國資本的支撐是靠不住的，所以它的衰落也在情理之中。

福州興衰給我們的啟示：一是，一座城市的發展一定要充分發揮自己的資源優勢，但決不能只完全依賴於這種資源；二，沒有穩定的國家作後盾，一座城市再怎麼發展都是難以持久維繼的。從中國社會本身來講，傳統慣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徹底改變的，它需要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又是帝國主義所無法忍耐的，所以他們要用堅船利炮強行使之轉變，這樣的結果大家都以知曉，就是把中國長期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型是痛苦的，其代價是慘痛的，而福州正是這種轉型風潮浪尖的一抹浪花而已。

[1]林立強：《茶葉 福音 傳教——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盧公明棄教從商個案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五期。

[2]林立強：《西方傳教士與19世紀福州的茶葉貿易》，《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四期。

[3]程鎮芳：《鴉片戰爭與福州茶港的興起》，《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五期。

[4]姜修憲：《制度變遷與中國近代茶葉對外貿易——基於福州港的個案考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二期。

[5] 即廣州貿易體制，指鴉片戰爭前只廣州一口通商的貿易體制。參見【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John king Fairbank ,China,tradition andTransformation）張沛譯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6] 即鴉片戰爭後形成的條約貿易體制，參見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

[7]【美】盧公明：《中國人的社會生活》（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Chinese）陳澤平譯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8]林慶元：《福建近代經濟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

[9]【加】皮特·斯特斯伯格：《見證中國百年：一個外國家族的中國情懷》李巍譯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第4頁。

[10]參見見林慶元：《福建近代經濟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

[11]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

[12]徐曉望：《福建通史 第五卷》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3]林立強：《西方傳教士與19世紀福州的茶葉貿易》，《世界宗教研究》2005第四期。

[14]見【加】皮特·斯特斯伯格：《見證中國百年：一個外國家族的中國情懷》李巍譯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

[15]見【加】皮特·斯特斯伯格：《見證中國百年：一個外國家族的中國情懷》李巍譯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

【加】皮特·斯特斯伯格：《見證中國百年：一個外國家族的中國情懷》李巍譯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

[17]陳支平 李少明：《基督教與福建民間社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8]見徐曉望：《福建通史 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8]見徐曉望：《福建通史 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9]見徐曉望：《福建通史 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20]見徐曉望：《福建通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21]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福建文史資料 第十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福建文史資料 第十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23]【加】皮特·斯特斯伯格：《見證中國百年：一個外國家族的中國情懷》李巍譯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

[24]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頁。

作者：李清

出版源：《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 2010, 31(4):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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