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直播唱歌需要付音樂版權費么？

文 | 大帥

網路直播的火爆，尤其是手機直播開始，讓陌陌、鬥魚等直播平台迅速火起來的同時，也培養了一大批人氣主播。也因此，各式各樣的直播內容應用而生，遊戲、脫口秀、唱歌、吃飯、旅遊等等，很多主播也因為用戶打賞年收入過千萬。

在這其中，唱歌甚至成為了新的造星工廠，比如傳說中鬥魚一姐馮提莫就已經簽約了杜蕾斯的品牌代言，而不少主播也開始發布單曲，或者直接進軍主流娛樂圈。但是，在唱歌主播星途璀璨的背後，仍然存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網路直播唱歌是否涉及到侵犯音樂版權？

侵權界定相對模糊

《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了十二種合理使用（無需經著作權人許可）的法定情形，其中第九項涉及直播唱歌的問題：「免費表演已經發表的作品，該表演未向公眾收取費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報酬。」也就是說，表演者想要進行合理使用音樂版權，需要滿足以下的幾個條件：

1、免費演出的作品必須是已經發表的，如果作品沒有發表，即使演出是免費的，也要經著作權人許可。

2、免費向公眾表演時，應當尊重著作權人的其他權利，應當指明作者的姓名，作品的名稱，並且不得任意修改、歪曲、篡改作品。

3、免費表演應當是既不能向公眾（聽眾或觀眾）收取費用，也不能向表演者支付報酬。如果由組織演出的單位付費給表演者費用，該演出雖然沒有售票，但也不是免費表演。

我們來看直播，首先大部分直播播主應該屬於表演行為，畢竟有那麼多用戶在看。並且發布的均屬於已經發表過的歌曲，甚至很多時候都是傳唱已久的；其次，對於表演時，是否有在明顯位置標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界定比較模糊，很多時候都是播主口播，並不會有字幕顯示。至於偶爾即興改一下作品，或者直接修改歌詞、惡搞也都是存在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直播播主是否屬於免費表演，這個其實是比較難以界定的。

一方面，直播播主大多時候都是收取網路虛擬禮物，再通過平台兌換獲取收入。在這裡，網路虛擬禮物是否屬於「收取費用」，在現行的體系下，似乎還沒有特別明確的界定；另一方面，在直播過程中，主播是否是在收費表演，這也是一個模糊地帶，大多數時候，用戶都是自願打賞，這跟主動向公眾收取費用，似乎比較難說的清。很多人將此比喻為街頭賣唱，似乎目前相關法律案件並不多，沒有依據可循。至於那些口播索要打賞的唱歌播主，肯定是侵權了。

那麼，在主播侵權行為難以界定的情況下，直播平台作為平台方是否有責任呢？實際上，這一點也同樣不太好說清。最起碼在目前，很難說平台方是播主表演的「組織者」，很大程度上，表演屬於播主自發行為，平台方似乎很難跟類似於很多晚會的組織者劃等號。

所以，就目前來看，直播唱歌是否存在音樂侵權行為，實際上並不好界定。無論是直播播主還是平台方，責任劃分其實還並不明晰。但是，隨著直播平台的壯大和直播播主收入越來越高，是否會存在另一個汪峰和旭日陽剛的案例，恐怕有很大的可能性。

音樂版權維權困難

奇怪的是，儘管直播平台和直播播主因為翻唱歌曲很多都已經收入不菲，但是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公開的音樂公司或者音樂人訴訟侵犯版權的案例，為什麼？事實上，之所以還沒有相關問題出現，因為目前音樂版權維權非常困難。

《知乎日報》上游雲亭律師曾經回答過直播唱歌是否存在侵權的問題，他認為，網路主播在直播間唱歌，最大的問題不是是否構成侵權，而是詞曲版權人對如何維權的問題無計可施，權利人維權成本會非常高。原因在於：

1、取證困難。直播播主數量巨大、直播唱歌歌曲也數量巨大，並且非常隨機，權利人想要取證，需要大量的時間成本；

2、判賠標準低。一首歌的侵權賠付標準3000塊已經很高了！曾經燭光里的媽媽侵權，連帶合理支出，判了總共1700元。

3、著作權集體管理不力。我國目前存在的集體管理組織壟斷性、准行政性體制弊端，以及授權、收費、分配等方面的機制缺陷，導致集體管理組織公信力不強、認同度不高。很多大的國際唱片公司寧願維權困難，也要選擇不加入集體管理組織。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音樂版權方意識到直播侵權，但也不會過多的採取行動，或者是心有餘力不足，或者是直接交槍放棄、不跟人計較。很多人對此認為，想要解決這種類似的侵權行為，其實靠純粹的版權方法律訴訟其實並不能解決問題，恐怕只有依靠政府的統一行動了。

游雲亭律師就直接寫到，中國的事還得靠政府，國家每年有打擊盜版的「劍網行動」，下次「劍網行動」，把直播網站作為執法對象，他們就不得不向唱片公司和集體管理組織交費了。

管理升級是關鍵

因為目前的種種原因，直播行業出現了短暫的版權紅利，但是這是否能夠長久，恐怕也比較困難。這讓我想起了幾年前向KTV收音樂版權費的例子，經過幾年的實施，似乎狀態並沒有那麼令人滿意。

早在2010年，就有媒體報道因為KTV版權費分配而導致的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在《南方周末》的一片報道中提到，按照會議通過的《全國卡拉OK著作權使用費分配方案》，首次待分配版權費總額1.2億元，扣除稅金後，首先由「中文發數字科技有限公司」提取「全國娛樂場所陽光工程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監管平台費用」8％即960萬元；剩餘部分的50％為歌曲版權人所得利益；另外的50％即5000萬左右為「運營成本、維權成本、宣傳成本以及基礎建設成本」，由負責收取版權費用的天合公司和音著協、音集協會分配，而天合公司本身又由中文發控股50％。這種分配方案曾經印發多方爭執。近年來，由於種種原因，相關的消息相對比較少了。

那麼，國外又是怎麼處理這種版權問題呢？西方人發明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唱片公司共同成立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組織管所有會員在部分領域的版權，比如營業場所的背景音樂，又如卡拉ok詞曲版權，進行統一維權。而在中國，同樣的組織因為「官辦」限制，使得很多版權方並不能對這種集體管理的方式完全認同。

2014年3月，國家版權局在官方網站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此法案一經推出，立即引發了各種「爭議」。其中在集體管理層面，因為涉及到行政管理部門代替申請代表行使權力，讓音樂人認為侵犯了他們的著作權。高曉松就層對此事開炮，「憑什麼立法剝奪我們對著作權同時也是公民私有財產的處置權？立法讓從未對音樂投過一分錢的官辦機構處置我們的財產？」儘管此事最終不了了之，但能夠反映出目前對版權管理上目前存在的困難。

事實上，已經早有專家提出，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體制機制是化解目前爭議的治本之道。只有這樣，才能像是對於目前類似於像直播這樣存在侵權爭議的行為，使得版權方願意維護版權，並且行駛自己的權力。

畢竟，飲水思源，只有當版權處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中時，才能夠促使整個產業進入到更加良性的發展階段，與此同時相關的內容也才會更加豐富。

作者微信公眾號：大帥聊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