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影瑣憶·神風吹落一地櫻花

從今天起，因手頭事忙，這個專欄要斷更一段時間。這篇神風敢死隊的長文壓在手裡有一陣了，現在拿出來，算是感謝關注本專欄的朋友長期以來的支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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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風敢死隊員們長期以來被描述為一群被洗過腦的狂熱分子，追求毀滅、死亡與榮耀，然而事實真是這樣嗎？作為凡人，他們坐進駕駛艙開始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時，對自己的命運難道真的不曾有過恐懼、困惑和憤怒？

1945年4月12日這天，林一藏駕駛著一架零式飛機，在雲霧瀰漫的沖繩海域朝一艘美國軍艦猛衝過去。再也不能回頭了，裝滿了高爆炸藥的機頭是那樣沉重，即使林一藏想反悔，也無法把飛機拉起來了。

「奔著煙囪去，」林一藏告訴自己，那是神風特攻隊的一本教材上說的，「睜大眼睛撞過去。在你之前已經有許多人這樣做過，他們會告訴你這是何等的幸福。」

林一藏奮力把機頭拉起一點，讓機身掠過碧藍的熱帶海面，他看到敵艦上的高射炮朝自己這邊轉過來。美國水兵們手忙腳亂地瘋狂比劃著、催促著，想在林一藏撞上他們前把飛機擊落。

可是太晚了，林一藏的飛機雖然被射中幾次，但他成功地保持了航向。離目標只有幾米遠了，敵艦灰色的鋼鐵艦身已經填滿了林一藏的整個視野，他用無線電送出了自己的遺言：「天皇萬歲！」接著，世界變成一片黑暗。

無論如何，林一藏的上級軍官是如願以償了，他們中幾乎沒有一個人自願參加類似的自殺任務。實際上，神風敢死隊員里就鮮有官階比較高的，也很少有技術嫻熟的飛行高手，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些菜鳥，第一次駕駛飛機執行的任務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大日本帝國扭轉國運的最後希望，就寄托在這批炮灰身上。

愛國志士還是受害者？

從1944年10月開始神風攻擊算起，到戰爭結束時有近4000名飛行員執行過這種自殺式攻擊任務。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要讓自己年輕的生命在如此暴烈的自殺方式中結束？這是他們的西方敵人很難理解的。戰後的西方研究者大都把神風敢死隊的動力歸因於被洗腦後的狂熱，以及軍國主義者的殘暴本性。然而，一些神風敢死隊員留下的日記、信件和詩歌，卻講述著截然不同的故事。像林一藏這樣的年輕人，他們的生與死並不是那樣生硬冰冷、缺乏人性，知道這一點庶幾可以讓我們略感寬慰。

1931年日本侵華戰爭開始時，林一藏還只是個9歲的孩子。在「事關大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旗號下，戰爭的規模不斷擴大。在學校的課本和歌謠里，在街頭遊行的口號里，在宣揚軍人勇氣的雜誌里，一個信息被無數次重複：日本正面臨著來自傲慢貪婪的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只有奮起抗爭才能自救圖存。

在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也會不時接收到同樣的信息：爵士樂變成了軍樂，觀看戲劇變成了參拜神社，供電和食品開始嚴格配給，五顏六色的日本民族服裝也漸漸從街頭消失，讓位於色彩單調、造型難看的「國民服」。

在這樣的環境下，林一藏這一代年輕人從高中時代起就抱著以身殉國的思想也就不足為奇了。「我必須接受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那就是為國奮戰直至成仁。」一名高中生曾這樣寫道，不過他並不認為這種命運是合情合理的，他接著寫道：「我們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批評或爭辯，只能踏上戰場，慷慨赴死……按照國家的要求去死——我無法對此表示讚美。這是一出莫大的悲劇。」

少數有幸在高中畢業後進入日本一流高等學府的年輕人，有機會形成更獨立的思想，他們的焦慮感和宿命感也演變成了激進的反對。不過到了1945年，連這些人也學會了保持沉默，或是在表面上「悔過自新」。沒辦法，日本的「思想警察」實在過於強大，一開始他們會動之以情，比如在你面前擺上母親做的家常飯菜，告訴你：「你的母親很擔心，這是她親手做的，吃了這頓飯，忘記那些奇奇怪怪的念頭，你就可以回家了。」如果這一套行不通，他們會採取更直接的方式：嚴刑拷打乃至肉身毀滅。

至於其他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他們接觸到的歷史或文學，只不過是一塊更大的新調色板，用陰鬱的色彩描繪出他們身在其中的這個黑暗時代。1944年，盟軍在歐洲發起反擊，日本控制的範圍也在逐漸向本土縮小。日本的年輕人看到了他們早已註定的命運，他們或早或晚都會接到一紙紅色徵兵令，生命像火花一樣一閃即逝，淹沒在浩蕩的歷史長河中——正如一位神風敢死隊員直言不諱說出的那樣：「我犯下的大錯是出生在這個世紀。」

不過，跟林一藏這樣的人相比，大多數年輕人還算是幸運的。神風敢死隊員從被挑選出來那天開始，就進入了一個緩慢的自殺流程，他們會接受一點專門的訓練，可是不會有選擇的自由，就像林一藏寫下的一樣：「死亡選擇了我。」

神風敢死隊中那些愛好藝術、哲學和自然的人比較不會容易被那些乾巴巴的軍國主義口號迷惑，而是轉而關注其他更有意義的東西：故鄉的花兒、訓練基地的月光、親人的容顏，以及戰後更美好的世界。1943年底，一位叫佐佐木八郎的神風敢死隊員曾說：「我祈求一個新的世界早日降臨，在那個世界裡我們不必與那些跟我們沒有私人恩怨的敵人廝殺。為了這一天的到來，我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許多神風敢死隊員歌頌他們無法避免的犧牲，隨著戰爭車輪的加速，他們每天都從父母、老師和宗教領袖那裡接受著類似的信息。到1943年12月，當數千名大學生突然被徵召入伍時，一場大決戰似乎就要到來。日本在戰爭的泥潭中陷得越深，要求所有國民傾其所有的呼聲就越高，一位神風敢死隊員說：「我們的祖國物質資源極為匱乏，最後的資源就是我們的身體。」

死亡的恐懼

成千上萬日本年輕人走出教室，加入陸軍或海軍，他們站在一起，有軍官問他們是否「自願」加入神風敢死隊，其實生與死這個重大的問題早就有人替他們決定好了，所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能舉起手。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這些「志願者」的名字被添加到神風敢死隊名單里，他們同樣要經曆日本軍隊毆打新兵的陋俗，外加接受有限的飛行訓練。可是到了夜晚，白天那點英雄主義浪漫情懷往往很難保持，林一藏在日記中寫道：「像古代哲人一樣抽象地談論死亡並不難，但我依然害怕真實的死亡。（日本軍隊）在中國屠殺無辜的平民，連嬰兒也不放過……我已經沒有時間逃離這一切了。」

為了逃避這種難以排解的悲觀情緒，許多神風敢死隊員接受上級或同袍的建議，不再寫詩歌或歷史，轉而歌頌他們並不真正信服的光榮和壯麗的死亡。這種自我精神麻醉通常並不能持續多久，他們很快又會陷入迷茫與渴望——渴望再見到家人和愛侶，渴望從這種荒謬透頂的處境中脫身。

壓力很快變得難以承受，許多神風敢死隊員借酒澆愁，性格暴烈的大鬧軍營，多愁善感的滿懷厭棄地燒掉他們的「千人針」腰帶。有一名神風敢死隊員執行任務時，剛起飛就朝自己的基地猛烈掃射，另一些人則破壞飛機，或是故意駕駛飛機沖入海中。

日本人的自殺攻擊在早期取得了一定效果，不過美國人逐漸從這種看來不可理喻的打擊中回過神來，他們提高了警惕，用雷達系統和更集中的火力迎接那些笨重而缺乏機動性的神風飛機。日本人付出了近4000條年輕的生命，美國人則損失了40多艘艦船。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神風攻擊只是讓日本的命運變得更糟糕，這類自殺攻擊和塞班島等島嶼戰中的「萬歲衝鋒」讓美國人深信，面對這樣一個瘋狂的民族，只有動用他們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研發的秘密武器，才能一勞永逸地結束戰爭。廣島和長崎因此變成了新武器的試驗場，日本人終於意識到人命怎樣也填不滿戰爭的溝壑。

沒有人確切地知道1945年4月12日這天，年輕的林一藏在死前到底想了些什麼，他纏上旭日缽卷，戴上雪白的圍巾，坐進飛機駕駛艙里。機艙里有三件林一藏的私人物品：一本《聖經》，一本索倫·克爾愷郭爾的《致死的疾病》，還有他母親的照片。其中兩件物品都跟基督教有關，這是林一藏最終的精神歸宿，他臨行前對母親說：「一切都掌握在上帝手中。」

「像是在做夢一樣。」林一藏寫道，「明天我就要死去，昨天執行任務的人都死了——這種感覺好虛幻。我想知道自己是否會進入天堂。媽媽，請為我祈禱。我不敢想像我們今後再也不能在天上重聚的未來。」

人間悲劇

神風敢死隊員的死是榮耀，是邪惡，還是悲劇？對當時的日本軍人和宣傳機器而言，這是一種悲壯的自我犧牲，是大和民族的精英青年捨棄生命保衛國家的英雄之舉。

花期短暫卻絢爛綻放的櫻花，自然而然地成為神風敢死隊員的象徵，他們出征時有年輕的女孩揮舞著櫻花相送，有些自殺飛機上則繪上了櫻花。作為一個對自己的歷史極其迷戀的民族，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也深入人心，軍隊、媒體和教育系統利用這一點大做宣傳，他們善於利用櫻花這樣的象徵和各種故事，為神風敢死隊的任務罩上一層神聖的外衣。

2001年9月11日美國世界貿易中心遭受恐怖襲擊後，西方人又一次聯想起神風敢死隊，一些學者提出那正是這類恐怖襲擊的早期萌芽。兩者的相似之處是不言而喻的：它們都通過精神控制的方式堅定執行者的信念，並承諾他們在死後會得到榮譽與回報。不過這樣的聯繫未免流於表面，今天的日本人和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已經意識到，神風敢死隊只是少數軍方領導人拒絕接受必然的失敗，而把不必要的死亡強加於年輕人頭上的人間悲劇。

那些早逝的生命中，當然有少數人抱著狂熱的信念和成為「戰神」的幼稚渴望，但是對眾多神風敢死隊員留下的文獻進行的研究表明，在孤獨和絕望思索生命的意義，才是他們中大多數人最後的思想狀態。這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劇，因為——正如一名神風敢死隊員寫下的——「在生命的最高處……一切戛然寂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