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途乘客42-45

42.

馬師傅開著一輛江淮電動車。他說,現在家裡三個人用一輛車,想搖號又搖不上,實在沒辦法,只好買輛電動車。也許是因為孩子已經在北京考上了大學,媳婦還在上著班,馬師傅又沒有什麼正經事情做了。電動車雖然開的人少,卻也是一個趨勢。在充電站的話要充兩個多小時,在家裡用220V電充,就得充二十多個小時了。馬師傅正好就住在充電站的旁邊——但是充電站的店比家裡貴得多,服務費也要每度電八毛錢,馬師傅還是選擇在家充電。馬師傅喜歡運動,打球,但是他要開車,每天運動的時間也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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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師傅能感覺到世界的變化。他生長在亦庄,那時候亦庄什麼都沒有,一棟高樓都沒有,他響應號召,搬了出去,分了一套房子,沒有分到多少錢。沒有了土地之後他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提供的那些工作——就是把這些農民變成清潔工、司機的工作他也不是那麼願意干。不去做這些安排好的工作,便能拿到五萬塊錢買斷的費用。馬師傅那時候年輕,想著還是應該多出去走走,干一些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情,便去汽車廠當了一個工人,干起了汽車裝配的工作。後來工廠也搬走了,離開了公司之後他得找點事情干。他和那些原來就去開車的鄉里鄉親們一樣,也依靠開車掙錢了。他覺得工作就像是上了環線的車子,開起來了,就別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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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師傅說,總有一天,所有的車子都會變成電動車的。如果你不是那麼喜歡發動機的轟鳴的感覺,也不追求速度,為什麼不買一輛電動車呢。江淮的電動車安靜又現代,比北汽的看起來好一些。他出來得晚,回去得早。看起來,也不是那麼想要靠著開車掙錢。他只是想要開著他也不是真的喜歡的電動車,安靜地行駛在路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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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師傅說自己是遠郊的,算什麼北京人啊。平谷,你聽說過嗎?對,就是平谷大桃。現在家裡還種著地,種什麼呢?大桃啊!每年也就收桃、賣桃的時候回去一下,平時都靠老媽管著。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願意待在村子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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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師傅也不願意種田了。他是八四年生人,結婚了沒有要孩子。他還不想要孩子,對象和他都還沒有玩夠呢?要孩子來幹嘛?他在北京現代工作。這不韓國的事一鬧,活也干不下去了。他們開始鬧罷工,韓國公司也不給他們好臉色看。怎麼能讓韓國人給自己穿小鞋?老子不幹不就行了。所以他就辭職了。開著想要收購北京現代,又始終沒有收購成功的北汽電動車,開始滿北京跑了。哥們說,你不熟悉城裡的路,不要緊,反正都會給你導航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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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師傅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愛好,要說是愛好,也算不上——逛街算是愛好嗎?每天中午的時候,商師傅就得努力躲開探頭,把車停好,而不是被無處不在的探頭拍到了。要是吃了罰單,這一天不就白乾了嗎。到處都是新鮮的東西,商場、超市,不管哪個都讓人覺得怎麼也逛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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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師傅說你看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這些事情在以前都不敢想像,現在還是發生了。北京的變化太大了,不說別的,就說這些女人們穿得越來越少。簡直是誘人犯罪。別說犯罪份子只是向那些容易下手的動手,那些女人穿得太少了,讓人看都不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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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商師傅我給你拍張照片吧。商師傅立刻警惕起來了。你說現在這媒體,總是斷章取義。你說是不是。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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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師傅是一個乾瘦的中年男人。他臉上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是他戴著一副玫瑰金的女式太陽鏡,車的駕駛座上方的化妝鏡,也被粉紅色的塑料袋包裹著,和他的太陽鏡的顏色形成了呼應。這是一個奇特的畫面,拍下來應該會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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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攝司機的過程中,有一種若隱若現的規律,如果你試圖拍每一個人,就會看到這些規律。你知道哪個人願意訴說內心的想法,哪些人在說謊話,哪些人只是和你打哈哈,根本不想告訴你他頭腦中的任何想法——或許他們也沒有任何想法。不過那樣也沒有關係。主動表達只是選擇語言,人們會為了禮貌和自我保護而選擇語言,而人們通常都毫不掩飾自己的動作和表情。你看著一個人,關掉自己頭腦中的聲音按鈕,不聽他說話,你便能知道他真實的想法。但是,那只是你以為而已。實際上你很難確定那些判斷是否是真實的。兩分鐘之後,我就從艾師傅的玫瑰金太陽鏡後面的眼睛裡看到了一種拒絕,我知道我無法拍攝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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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載著我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那是我出家門要拐的第一個彎。右轉。可是他絲毫沒有減速的意思。我說:「這裡右轉。」導航也說:「前方請右轉。」艾師傅說,不行,這裡不能右轉?「為什麼?」這種情況第一次發生。車子飛快地錯過了那個路口。艾師傅說:「那路口地上沒畫右轉的箭頭。」「那也得右轉啊,沒有畫箭頭的地方多了。這是我住的小區,這是我每天上班的路,我們正在繞著小區走,怎麼可能不右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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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畫箭頭,就不能右轉。我們還是聽導航的吧。」艾師傅專註地看著前面,我們已經走在了錯誤的路上。導航立刻改了口風,「前方請直行,500米後向右行駛,請行駛在最右側車道。」他堅持不管我的質問,繼續向前和向右行駛。他想要右轉,卻發現前面並沒有路了。一道藍色的鐵圍擋擋住了路口,即使沒有這個圍擋。透過這個圍擋,我們也能猜到這條路還沒有修好。「怎麼回事。」他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車速很快,我質疑的話音還沒有消散幾秒鐘,我們無話可說的沉默才剛剛開始,他就走到了一條死胡同里。我說:「導航也不是全都準的,這條路我就上不了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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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師傅一邊念叨著「怎麼搞的。」一遍調轉車頭,從剛才的十字路口左轉。艾師傅說:「那個路口主路上沒有標誌,說明得走輔路才能右轉。」「可是輔路不是停滿了車子嗎?」他沒有說什麼。繼續向前走。「前面右轉吧。」我提前告訴他又該右轉了。可是導航說:「前方請繼續向前行駛2.4公里。」他說:「我們聽導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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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說的不對,我不想走那條路,快右轉吧。」我的態度不那麼好了。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知道我失去了拍攝他的機會。雖然幾分鐘後他就知道了。他小聲地念叨著:「沒錯,你說的沒錯,是該往這裡走。」但是已經太遲了。他不想說話。我眼睜睜地看著光影在他的女式眼鏡上流動著,心裡想著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一定很固執,有著自己的想法。一定有別人告訴過他,這個眼鏡應該給媳婦戴更合適,但是他肯定不會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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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規則有一種執著。當地上沒有畫箭頭的時候,他絕不右轉。當地上畫著直行的箭頭時,他一定會直行。他不達目的不罷休。當導航告訴他該向前走2.4公里的時候,他一定會遵從導航——這一點有一點像我。當我不知道目的地位置的時候,我寧願聽導航的,本能地厭惡自我決斷帶來的風險。相信導航就如同把命運交給了一個共同體:一些軟體工程師、一些繪製地圖的人、一套系統演算法。就好像相信隨機事件或者具象一點的命運。這種情況一直很難改變,直到上周我做出了一次嘗試:當導航嘗試把我引入堵車的四環的時候,我選擇了方向正確但是最差的一條路,那條路上滿是碎石,黃土飛揚,車像船一樣顛簸,人經常能飛起來。我最終選擇錯誤,開進了一個兩邊都放著大片玻璃的荒廢的攪拌站,不得不倒著車走回那條破爛的小路。艾師傅絕對不會這麼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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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都是我的想像。我眼前的艾師傅一言不發,專心致志。我知道我如果想要拍他,他一定會拒絕的——也許不會。那我是否能記錄下他的故事?我很快到了。他說:「太困了。我得回去睡會了。昨天我睡得太晚,才睡了三個小時,就出來開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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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是因為他太累了。也許他不是那樣一個固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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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會兒,你別走。不差那一點時間的。你看這裡,我結束行程了。我不多收你錢。我給你打一個五星好評。好了,現在到你了,你也得給我打五星好評。」他關上了門。我猜艾師傅一定看出來了。他察覺了我內心的想法,認為我一會兒就會給他一個差評。他不知道我企圖給他可笑的眼鏡照相。好吧,五星,這下艾師傅該滿意了。「確定已經評價好了?我看看發過來了沒有。行了,這回你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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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強迫好評了。我真不知道艾師傅的腦子裡是怎麼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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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艾師傅的行為和馮師傅說。馮師傅一聽就是一個北京人。高大、壯實,快言快語,卻不愛說話。他評價艾師傅「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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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不知道,怎麼能不聽當地住著的人呢?這路天天都在修,每天變化都大著了。人讓你怎麼走,你就怎麼走。」馮師傅說。「開車也是,要注意。到了不熟悉的地方,越是人少,越不能開得快。開快了,一出事就是大事。你要看著別人都有速度了,你才能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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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搬到平樂園的時候,那當地的老人就和我說,過十字路口的時候別忘了按一下喇叭。這個十字路口老是有事故。有時候平白無故的,就把人給撞飛了。我覺得也是。所以我到了那個十字路口,我就像是這麼按一下喇叭。」馮師傅飛快地按了一下喇叭,短暫的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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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馮師傅真是一個遵守交通規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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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師傅又說了:「聽老人說啊,那十字路口原來是一塊墳地!」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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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旅行箱放進安師傅的裝滿了裝修工具的後備箱。女兒和妻子坐後排,我和往常一樣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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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黃貓過世的第二天。我們去機場,去南方進行一次短途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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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師傅說:「待會兒到了機場,如果有人問起你來,你就什麼都別說。別人問你要手機,你也別搭理他。」我問他叫什麼,他說你叫我胖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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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是吃過虧的。上一次在火車站,一下子來了六七個人,把乘客給圍住了。他們說你把手機給我看看,一轉眼,那乘客就把手機交出去了。說他是滴滴。那些人說滴滴是違法的,是非法運營,罰了安師傅九千元錢。被罰款是一回事,讓安師傅受不了的是那個乘客,一個大老爺們有什麼好怕的——怕麻煩!剛才還說得好好的,一轉眼就把自己給賣了。「現在的人都一點人情味都沒有了,滿眼裡只能看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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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滿街都是滴滴司機沒有人抓?到了三站一場卻有人抓?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塊大肥肉。胖子憤憤不平——他動了那些人的肥肉了,那些人也把他當成肥肉了。一天能跑出幾萬單的地方,單單都是大活,多少家公司眼紅著這裡的經營資格。有資格掙這個錢的運營公司,一天能掙多少錢?安師傅說,這個買賣也快乾不下去了。他很快就要回河南老家了——我一開始以為他是北京人呢。他說他河南鄭州老家要拆遷了,也不是說成為有錢的拆遷戶,但是至少生活能安穩下來了。等自己十幾歲的兒子,五歲的女兒長大了,他就要讓他們出國讀書去,不在中國接受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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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讀書,學習著怎麼考個好成績,太累了。尤其是在河南參加高考太難了。如果去國外讀高中大學可能會好一點?去國外了,可能就能學著有自己的想法了。去哪個國家呢?那就去歐洲吧?歐洲的哪個國家?澳大利亞!我糾正安師傅,澳大利亞是澳洲的,和歐洲不是一回事。安師傅不管,他的親戚的孩子已經去了。信陽一個村子去了二十多戶。澳洲缺的就是人,那些人又有技術,能電焊、造船,就到澳洲去掙錢。一個月據說能掙三萬,七八萬買個車,一百多萬買個別墅,政府還能給貸款,掙得多也還得起,畢竟有一門手藝在。老百姓不就是希望生活過得有點滋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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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在中國能怎麼樣?領導來的時候,身邊的人可都接受了層層的檢查考驗,和領導說的也都是大實話:「我們的生活好極了!人均收入七八千!」現在哪個人沒欠著外債?生活是好了,買房、買車、欠著貸款,不上班就不行。也不知道活著是為了什麼。一個朋友談了個雄安的女朋友,女方家裡說了,你不是北京的嗎?彩禮兩百萬,要不然就在北京買套房,把名字落在你老丈母娘名下。要是三十五十萬也就罷了,兩百萬誰出的起,那不就成了賣女兒了嗎?就是因為他是北京人,又喜歡他們家姑娘,就吃定他。這不,現在這婚事還懸著呢。普通的老百姓——哪怕是雄安的,是知道生活會變好,是畫了張大餅,可是看得見吃不著啊。人又沒有什麼掙錢的本事,可是誰也希望自己能掙著錢,連女兒也都標了價格,也是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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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安師傅是否要考慮去移民去澳洲。安師傅說自己外語不行。「我去了能幹什麼?我能和老外說我能造房子?」——安師傅假裝用外國人說中文的語調說話。就是因為外語不行,安師傅只好在北京待著。在這裡,很多人拿到了項目、活兒,可是他們不會幹呀。比如說誰的孩子,誰的親戚包下了工程,一轉手把活給了代理,代理又包給了工程隊,工程隊再轉給了小工隊,最後就成了小老百姓安胖子的活。這些活也掙不了幾個錢。那些有關係的,就能掙到大錢,那些沒有關係的,只能掙個辛苦。這不,只好開著車了,還怕被抓起來,那幾個月又白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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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檢查的人應該沒有那麼早上班吧。他說那可不一定,不然機場下客區怎麼莫名其妙地又擁堵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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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安師傅算是認識了。我給安師傅照相的時候他比了yeah的手勢,做出搞笑的表情。「我這個人不上相。」他說。我說沒事,好看的很。我們現在就不怕任何檢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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