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的童年與少年時期

我小時候患有誦讀困難症。事實上直到今天我依然患有誦讀困難症。直到今天我在手寫的時候依舊不得不盯緊每一個在我筆下成型的字母，即便如此我還是會經常搞錯字母的順序或者遺漏字母。我的母親很早就發現了我的誦讀困難癥狀，因此從我兩歲那年就開始陪我一起讀書。我經常一整個下午都坐在她腿上，學習單詞發音，訓練的勁頭活像是語音界的奧運會運動員。我們練習字母書寫的時候就好像字母的形狀是全世界最可愛的事物。為了維持我的注意力，她送給我一個黃色氈毛封皮的筆記本，上面綉著小熊維尼與跳跳*虎。我們製作了很多識字卡片，在坐車的時候拿出來玩遊戲。我全心沉浸在母親對我的全然關注當中，我母親教我識字的態度也總是摻有一絲玩樂的成分，似乎這是全世界最有趣的謎語，專屬於我們兩個人的遊戲。我六歲那年，我的父母為我在紐約申請了十一所學校，所有這十一所學校全都拒絕了我們的申請，聲稱我永遠也不可能學會讀書寫字。一年以後，我終於被一家學校錄取了。校長十分勉強地認可了我的高級閱讀技巧，承認我的表現推翻了一度曾經預言我永遠學不會閱讀的測試結果。這次凱旋在我們家裡樹起了一面高揚的旗幟。我與誦讀困難的鬥爭取得了初期勝利，這場勝利極大地影響了我日後的成長：憑藉著耐心、愛、智識與意志力，我們擊潰了神經系統的異常病態。不幸地是，這次勝利也為日後我們家的另一場鬥爭搭建了舞台。當另一類公認反常狀態——也就是同性*戀取向——的徵兆在我身上鬼鬼祟祟地顯現出來的時候，此前的勝利使得我們很難相信自己無法克服這些跡象背後的病根。

人們經常問我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的。我不清楚確切知道這一點究竟意味著什麼。我的確花費了不少時間才明確自己的性取向。不過在很小的時候我就意識到我想要的東西很不尋常，與大多數人的需求格格不入，以至於我根本不記得在此之前的時光。近來的研究顯示，早在兩歲的時候，日後將要成長為同性*戀的男孩子就會顯現出反感打鬧嬉戲的跡象。到了六歲的時候，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會作出與性別角色明顯不符的行為。因為很早的時候我就發現自己的許多行事衝動都缺乏赳赳男兒的氣概，於是我就踏上了進一步自我再造的旅程。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老師讓我們寫下自己最喜歡的食物。其他人寫的都是冰激凌、漢堡包與炸薯條。我卻驕傲地選擇了自己曾經在東二十七街的一家亞美尼亞餐館吃過的土耳其麵包布丁配奶油卷。我從來沒有與其他同學交換過棒球卡，而且在校車上經常念叨歌劇里的情節。所有這些作法都無法使我在學校里受到歡迎。

家裡人倒是都很喜歡我，但是我一直是矯正的對象。我七歲那年，我母親領著我和我兄弟去麥迪遜大道上的印度之路鞋店購物。要走的時候，售貨員問我們想要什麼顏色的氣球。我兄弟想要大紅色的氣球，我則想要粉紅色的氣球。我母親正色答道我其實並不想要粉紅色的氣球，因為我最喜歡的顏色是藍色。我最喜歡的顏色其實真是粉紅色，但是在她的注視之下，我只能違心地接受了藍色的氣球。今天我最喜歡的顏色的確已經變成了藍色，但是我依然還是同性*戀。這一事實不僅證明了我母親對我的影響力，還彰顯了這股影響力的局限性。有一次她曾經說道：「你小時候不喜歡其他孩子的玩法，我也鼓勵你做你自己。」接下來她又半開玩笑地補充道：「有時候我覺得當時我對你太放任了。」有時候我倒是覺得她對我放任得還不夠。但是不管怎麼說，她對於我的個性的鼓勵的確塑造了我的人生，儘管她當時的態度無疑有些模稜兩可。

我的新學校奉行准自由主義的教學理念，並且打著種族融合的旗號，這意味著我們班上有兩三個拿獎學金的黑人與拉美裔兒童，他們基本上不與其他同學打交道。我在這座學校的第一年，一位名叫黛比.卡馬喬的拉美裔同學在哈萊姆舉行了一場生日派對。她的父母不清楚紐約私營教育體系的運作規程，結果將派對的舉辦時間選定在了校友返校舞會的同一周末。得知此事之後，我母親問我假如我的生日派對沒人參加我會多麼難過，並且堅持我必須去。我懷疑就算沒有這麼方便的借口，班上的許多孩子恐怕也不會參加她的派對。我們全班一共有四十個人。算上我在內，班上的白人孩子一共只來了兩個。派對現場簡直令我心驚膽戰：黛比同學的表姐妹們硬要拉著我跳舞；所有人都只說西班牙語；所有的食物都是油炸的，而且我從來沒見過。此情此景嚇得我六神無主，哭著跑回了家。

我當時並沒有將所有人都迴避黛比的派對這件事與我本人不受歡迎的事實聯繫起來，儘管幾個月之後我又被打擊了一次。鮑比.芬克的生日派對邀請了全班所有人，唯獨沒有邀請我。我母親給他母親去了電話，以為他把我漏下了。芬克夫人說她兒子不喜歡我，也不希望我參加他的派對。派對當天，我母親來學校接我，並且直接領著我去了動物園，還在老派詹寧斯先生餐館吃了一份熱巧克力聖代冰激凌。日後我才意識到我母親當時多麼為我感到心疼——當時她恐怕比我更不好受，或者說比我允許自己意識到的感受更不好受。當時我並沒有想到她的溫柔體貼其實是為了補償來自外部世界的侮辱。當我考慮我的同性*戀取向為我的父母帶來了怎樣的不適的時候，我能理解我的弱點將我母親推向了多麼脆弱的境地，也能理解她多麼希望自己能夠先發制人地驅散我的悲傷，讓我確信我們用不著在別人的世界裡尋找快樂。禁止我選擇粉紅色的氣球肯定也是保護性舉措的一部分。

我很高興我母親叫我參加了黛比.卡馬喬的生日派對，因為我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還因為這件事標誌著我開始養成了寬容的態度。儘管當時我還懵然無知，不過等我成人以後這種態度將會使我有能力接受我自己並且找到幸福。我的確忍不住想要將我本人以及我的家庭描繪成為自由主義例外論的閃亮燈塔，但是事實情況並非如此。小學的時候，我曾經戲弄過一位黑人同學，聲稱他長得很像社會研究課本插圖當中住在圓頂茅草屋裡面的非洲原始部落兒童。我當時沒覺得這是種族主義，只覺得好玩，而且多少不算錯。多年以後，當時的回憶令我後悔不已。後來這位同學在臉書上聯繫上了我，我誠懇地向他做出了道歉。我說我唯一能拿來為自己辯解的理由就是在學校裡面做同性*戀很不容易，為了排解我自己受到的歧視，我又將歧視施加在了別人頭上。他接受了我的道歉，並且告訴我他其實也是同性*戀。他的經歷令我肅然起敬，因為針對他的兩種偏見當年都曾在學校里大行其道，而他還是挺過了如此惡劣的環境。

小學是一片暗流洶湧的水域，我在其中只能不知所措地掙扎撲騰。但是在家門之後，偏見永遠不會與殘忍攪和在一起。在家庭當中，我身上那些比起誦讀障礙更加難以糾正的毛病總會遭到最大限度的淡化，絕大多數情況下我的怪癖也總能得到家人的體諒與迎合。十歲那年，我突然對列支敦斯登公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年以後，我父親趁出差的機會帶著全家人來到了蘇黎世。一天早上，我母親宣布她要開車帶著我們前往列支敦斯登的首都瓦杜茲。這次旅行顯然是為了滿足我的願望，而且僅僅是我一個人的願望，換句話說全家人都在遷就我。至今我依然牢記著意識到這一點之後的激動心情。回想起來，我對於列支敦斯登的痴迷的確很奇特，但是禁止我選擇粉紅氣球的母親這一次卻體貼地專門安排了一整天的行程。我們在一家美麗的咖啡館裡吃了午飯，遊覽了當地的藝術博物館，還參觀了當地的印刷所，令列支敦斯登揚名世界的郵票就是在這裡印製的。儘管我並不總是覺得家裡人認可我的存在方式，但是我的確總能感到我的各種古怪之處得到了承認與放任。不過界限的確存在，而粉紅氣球逾越了界限。我們家的規矩是在同一的公約框架下保持對於差異性的興趣。我不滿足於僅僅觀察這個大千世界，還想親身體驗這個世界的寬廣與多彩：我希望自己能潛入海底擷取珍珠，我希望自己能將莎士比亞的著作倒背如流，我希望自己能衝破音障，我還希望自己能學會織毛衣。從一個角度來說，像這樣改造自我的慾望或許可以表明我試圖將自己從不受歡迎的生存方式當中解放出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想法都是我在自我本質面前做出的姿態，也是我最終接受自我本質的關鍵支點。

甚至早在幼兒園裡，我在午休的時候就喜歡與老師談話，因為我口齒不清，其他小朋友都聽不懂我在說什麼。老師們大概也聽不懂，不過他們都是成年人，因此很有禮貌地讓我說了下去。到了七年級，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躲在布瑞爾夫人的辦公室里吃午飯，她是低年級部主管的秘書。直到中學畢業我都從來沒有去過食堂。因為在食堂里我要麼與女生坐在一起，這樣一來難免受人嘲笑，要麼與男生坐在一起，這樣一來別人又會笑話我本來應當與女生坐在一起。隨大流的衝動往往是定義童年生活的界定性因素，但是這種衝動在我身上從來沒有存在過。當我開始考慮性問題的時候，同性*戀的離經叛道簡直令我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我意識到，性行為對於少年人來說本來就是禁區，而我想要的東西甚至還要更加與眾不同並且不為世間所容。同性*戀對於我來說就像土耳其風味的甜食或者列支敦斯登一日游一樣令人振奮。但是我同時也想到，假如有人發現我是同性*戀，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我的母親不希望我成為同性*戀，因為她覺得我將會因此吃很多苦頭。不過她也同樣不希望自己成為同性*戀的母親。問題並不在於她想控制我的人生——儘管就像絕大多數家長一樣，她的確真心相信她眼中的幸福就是至高無上的幸福。問題在於她想要控制她自己的人生，尤其是想要改變自己作為同性*戀母親的人生。不幸的是，解決她的問題必然意味著將我牽扯進來。

很早的時候我就學會了深切憎恨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因為如此卑怯的姿態其實應和了我們家對於另一類垂直身份的反應。我母親是猶太人，而且她認為當猶太人很丟臉。這個觀點是從我姥爺那裡學來的。他一輩子都掩飾著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免丟掉自己在公司里的高級職位——這家公司拒絕僱傭猶太人。此外他還是一家拒絕猶太人加入的鄉村俱樂部的成員。二十歲出頭的時候，我母親曾經與一位來自德州的男士訂下了婚約。但是後來男方的家族威脅他，要是他膽敢娶猶太老婆就將他逐出家門，於是這位男士就解除了婚約。這次事件重創了我母親的自我認知，因為在此之前她都從來沒有將自己視為猶太人。她覺得自己想成為什麼人就能成為什麼人。五年後她嫁給了我父親——他也是猶太人——並且從此生活在了一個基本上由猶太人組成的社會圈子裡面。但是她的內心深處總是潛藏著一股反猶主義思潮。她總能看到符合各種刻板模式的人，並且評論道：「就是這些傢伙搞壞了我們的名聲。」九年級的時候我們班上有一位班花，我問我母親對這個小姑娘有什麼看法，她說：「她看上去太像猶太人了。」她這種自怨自艾的自我懷疑心態也圍繞著我身為同性*戀的事實組織了起來：換句話說，我繼承了她自己給自己找不痛快的天賦。

童年結束之後很久，我依然緊緊地抓著童年的玩物不肯鬆手，將它們當做阻塞性意識的堤壩。如此任性的不成熟心態之上又覆蓋了一層維多利亞風格的做作與拘禁，後者的用意並非掩飾性慾，而是要將性慾徹底根除。我曾經有過一個非常天馬行空的想法，覺得自己能成為《小熊維尼》系列童話里的主人公克里斯朵夫.羅賓，永遠住在百畝森林裡面。事實上，《小熊維尼》的最後一章如此令我感同身受，以至於我根本不忍心聽人講述，儘管我的父親將全部其他章節都為我朗讀了幾百遍。《小熊維尼的房子》全篇這樣結尾：「無論他們去了哪裡，無論路上發生了什麼，在森林深處的那塊魔法地，一個小男孩與他的小熊總會在一起玩耍。」我決心要成為那個小男孩與那頭小熊，永遠將自己封凍在童稚時光，因為長大成人對於我來說就意味著一望無盡的羞辱。十三歲那年，我買了一本《花花公子》雜誌，花了好幾個小時認真翻閱，試圖打消自己看到女性胴體時的不適感。就連寫家庭作業都沒這麼令我頭痛。到了上高中的時候我知道自己早晚都必須與一名女性發生性關係，但是我覺得自己真的做不到。因此當時我經常想到死亡。我內心裡不願意成為克里斯朵夫.羅賓、不願意永遠躲在魔法森林裡玩耍的那一部分正在暗自策劃著效仿安娜.卡列尼娜，將卧軌而死當成自己的出路。回頭看看，這樣的二元心理實在是可笑得很。

八年級的時候我在紐約霍瑞斯曼高中就讀。有一個比我年長的孩子嫌棄我的舉止，並且給我起了個外號叫「珀西」。我們兩個上學要搭乘同一輛校車。每天我一上車，他和他那幫哥們就會齊聲高呼「珀西！珀西！珀西！」有時候我會與一位非常羞澀以至於不敢與別人說話的華裔男孩坐在一起（後來我發現其實他也是同性*戀），還有的時候我則與一位幾近失明的女孩坐在一起，其他學生對待她的態度同樣非常殘忍。有時候，車上的所有人都會一起加入這場挑釁大合唱。整整四十五分鐘的車程里，所有人都會扯著嗓子高喊「珀——西！珀——西！珀——西！」：從第三大道到羅斯福車道，穿過威利斯大道橋，從狄根少校高速公路的一頭直到另一頭，最後直到河谷區246號大街，喊聲始終不會停歇。那位盲人姑娘一直反覆告誡我「別理他們」。於是我就坐在那裡，誰也騙不了地假裝什麼事也沒有。

整整四個月之後，有一天我放學回家，我母親問我，「最近校車上出什麼事了嗎？有沒有其他學生叫你珀西？」原來一位同學把這件事告訴了他母親，他的母親又打電話轉告了我的母親。我承認了以後，她緊緊抱住我，很久沒有鬆開。然後她問我為什麼沒有儘早告訴她。我從來沒想過應該告訴她這件事，一部分原因在於談論如此丟人的事情似乎只能使其更加真切，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我覺得就算告訴她也沒用。還有一部分原因在於我覺得我母親同樣也會十分厭憎令我遭受折磨的特質，而且我真心想要保護她免於失望。

從那以後，校車上多了一位監管老師，於是再沒有人公然進行珀西大合唱了。充其量也就是有人會在校車上與學校里喊我兩聲「死基佬」，往往在老師們能聽到的範圍內，而他們也並不會特意阻止此類行為。這一年，科學課老師告訴我們男同性*戀都有大便失禁的毛病，因為他們的肛門括約肌被玩壞了。恐同的思潮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無處不在，但是我們學校裡面眼高於頂的校園文化尤其打造了一套鋒刃犀利殺人不見血的恐同觀念

2012年6月，《紐約時代》雜誌發表了一篇霍瑞斯曼校友阿摩司.卡米爾的文章，其中揭露了若干位男性教師針對學校男生的性侵犯與虐待，從時間上來說恰好正是我在那裡上學的時候。文章援引了若干位受害學生的證言。在經歷了如此可怖的遭遇之後，這幾位學生要麼染上了毒癮或者酒癮，要麼沉湎於其他類型的自毀行為。有一位學生還曾經在不惑之年自尋短見，因為他的家人順藤摸瓜地發現了他那飽受擠榨的少年經歷，以至於多年累積的絕望終於壓倒了他。這篇文章令我心碎，也令我困惑不已。因為根據文中控訴曾經做出此等行徑的好幾位老師當年對我都特別好。我在霍瑞斯曼度過了一段孤獨而又凄涼的時光，而這些老師對待我的態度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和善。我最敬愛的歷史老師曾經帶我出去吃晚餐，他送我一本耶路撒冷版聖經，還經常在其他同學都不想與我扯上關係的時候趁著課間與我閑聊。我的音樂老師讓我在全校音樂會上表演獨唱，允許我對他直呼名字，在他的辦公室里陪他聊天，還組織學校的合唱俱樂部進行巡演，這段經歷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冒險經歷之一。他們似乎全都看出了我究竟是什麼人，並且並未因此而看低我。正是因為他們心照不宣地認可了我的性取向，我才沒有淪為癮君子或者走上絕路。

九年級的時候，我們學校的美術老師（兼學校橄欖球隊教練）一直纏著我，想和我談論手淫的問題。我簡直被他嚇癱了。我以為他是在故意給我下套，假如當真與他談話，他就會四處宣揚我是同性*戀，這一來我肯定會進一步淪為更加不堪的笑柄。不過除了他以外，其他教職員都沒有動過我一個手指頭——可能是因為我當時身材瘦小，社交能力低下，還帶著眼鏡與牙套，也許是因為我的父母向來有護犢子的名聲，還有可能當時的我身上籠罩著一股自我隔絕的傲慢氣質，因此看上去比其他學生更不容易下手。

在與我交談之後不久，這位美術老師就遭到了指控與解僱。接著我的歷史老師也被解僱了。一年以後他了結了自己的性命。我的音樂老師當時已經結婚了，他總算挺過了後來的「恐怖統治」——這是一位同性*戀教師日後對於那段時光的稱呼，因為許多同性*戀教師都在這個時期遭到了學校的驅逐。在寫給我的信中，卡米爾認為校方之所以解僱與性侵事件並無關係的同性*戀教師，是因為「一場遭到誤導的嘗試，旨在根除戀童癖。為此校方虛偽地將戀童癖與同性*戀當成了一回事。」學生們之所以肆無忌憚地說長道短，甚至膽敢當面對這些老師出言不遜，正是因為學校方面明目張胆地認同他們的偏見。

學校戲劇部的負責人安妮.馬凱是一位女同性*戀，她低調地熬過了這段歧視橫行的時期。在我畢業二十年以後，我們兩個開始通過電子郵件相互聯繫。此後又過了十年，我聽說她已經走到了彌留之際，於是開車來到長島東頭探望她。阿摩司.卡米爾此前聯繫過我們兩個人，當時他正在為自己的文章進行調查。我們兩個都因為他的指控而感到不安。馬凱小姐是一位很睿智的老師，她曾經和藹地向我解釋，之所以一直有人挑逗我是因為我的步態，還向我展示了更加自信的走路方式。她曾經在我升到高年級的時候排演了王爾德的《不可兒戲》，並且為我安排了亞吉能.孟克烈夫的角色。我這次來是為了向她表示感謝，可是她叫我來卻是為了向我道歉。

她解釋道，她此前干過另一份教職。結果關於她與另一名女性同居的流言傳到了學校里。家長們提出了抗議，於是她在餘下的職業生涯當中一直隱藏著自己的真實性取向。如今她很後悔自己當年始終與我維持著公事公辦的疏遠距離。她覺得自己原本可以成為指引同性*戀學生的燈塔，但是卻辜負了這些學生們——儘管我們都清楚，假如她當時的態度更開放，肯定會丟掉工作。當年我還是她的學生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可能更親密了。但是幾十年後重新談及往昔，我才意識到當時我們兩個當年究竟多麼疏遠。我真心希望我們兩個能夠成為同齡人，哪怕僅僅是片刻而已，因為四十八歲的我肯定能夠與曾經在少年時期教導我的馬凱小姐成為好朋友。校園以外的馬凱小姐是一位同性*戀權益活動家，如今我也成為了這樣的人。在學校里，我知道她是同性*戀，她也知道我是同性*戀。但是我們各自的同性*戀取向如同囚籠一般禁錮了我們，以至於我們兩個根本無法開誠布公地討論這個問題，只能向彼此提供善意而不是真相。這麼多年以後再次與她見面激起了我心中舊有的孤獨感。這次見面提醒了我，除非我們能夠將囿於個體的身份轉化成為水平層面上的團結一致，否則非常態的身份認同可以使人陷入多麼孤立無援的境地，。

阿摩司.卡米爾的文章發表之後，霍瑞斯曼高中的校友們舉行了一場局促不安的在線聯誼會。有人寫道他既為受害者感到難過，也為加害者感到難過，後者「是一群受傷而迷茫的人。這個世界教導他們，他們渴求同性的慾望是病態的表現，而他們則不得不在這樣一個世界裡上下摸索。學校是世界的鏡像。學校不是完美的桃花源。並非每一位教師都具有健全的人格。我們固然可以譴責這些教師，但是他們僅僅是癥狀而不是病根。問題的根源在於，一個不寬容的社會塑造了一群自我厭憎的人，他們又因為這種自我厭憎的心態而作出了不恰當的舉動。」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性接觸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為這種行徑利用了師生之間的權力不對等，以至於模糊了強力脅迫與兩廂情願之間的界限。此類行為經常會導致無法癒合的創傷。卡米爾採訪並描述過的學生們顯然如此。我經常思索我的老師們怎麼能作出這種事來。我覺得假如某人的核心存在方式被視為疾病與犯罪，那麼這種存在方式與更嚴重罪行之間的區別界限在此人看來恐怕也並不會是不容置疑的鐵律。將身份當做病態來對待必然會促使真正的病態越發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