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解析：珠三角二級城市圈定位，潮汕地區、海陸豐地區、客家文化區的地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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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涯上，有一篇神文，堪稱鴻篇巨作，簡直可以出一本大塊頭書了都。我也是他的粉絲之一吧。作者講的內容是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以務求客觀平靜的態度講述這一切；而他切入的角度則是地緣。說到這裡，想必有些朋友，可能已經拜讀過並且猜到我說的是什麼了？沒錯，就是那部《地緣看世界》，作者溫駿軒。

雖然作品本身有一些觀點，本人不甚贊同，但其雄厚的地緣知識功底以及清新的筆風，加之地緣這一獨特角度，已經有足夠的份量讓人拜讀一番。在其第一百零一節，講述了廣東的地緣知識，其中就包含了對廣東三大民系——廣府、潮汕和客家的精彩解讀。本文特此摘錄此節片段，加之以本人的註解。提供一個特別的角度來觀察潮汕，供各位品讀。

珠三角

　　不管珠三角的地緣政治格局有多麼複雜（又是特別行政區，又是經濟特區，又是省會的），依照珠三角的原始地理結構，以穗、港、澳這三個政治地位最高的城市為基點的區域，在競爭地緣中心這個問題上，有著同等的機會。而就目前的地緣整合上，也在按照這個規律在進行。處在珠江口頂點的廣州，它的自然融合對象，對定位為其西側的佛山。目前這兩者的融合，即「廣佛同城」的計劃，在珠三角地緣融合的諸多方案中，也是最靠前的。其地緣背景，自然與廣州省城的政治地位有關。要想維繫自己的地緣中心地位，行政區域的大小，和綜合實力是息息相關的；而從地理關係上來看，深、港兩個城市的一體化，其實也是勢在必行的。這也是深圳、香港兩地目前都遇到瓶頸的必然之路。只是在政治層面上，要想完全整合成一個城市，卻是難上加難。也許最終的走向，也是一城兩制的特殊形式。這個一城倒不一定要象「一個中國」的提法那樣，有一個共同的名稱。但卻意味著可以在非政治層面上，做最大的統一協調（交通、產業結構等）。而對於生活在深港兩地的居民，似乎也能在這種特殊政治結構下得到不一樣的感受。就象年初內地物價上漲的厲害時，有深圳的朋友得意的表示，我們可以跟到香港去享受低價「醬油」一樣。

　　從地理位置上看，位於東江口的「東莞」，可以選擇向西與廣州融合，也可以向南，與深港走的更近。而從實際地緣關係來看，同屬於珠三角東部，共飲東江水的港、莞三地，更有機會率先走到一起。為了使這個以「東江」為紐帶的地緣板塊，具有更多的層次和合作空間，位於東江中下游分界點的「惠州」，也被作為腹地一併列入了整合計劃。其實象惠州這樣的，珠三角外圍城市，還有位於北江的「清遠」、西江的「肇慶」。它們共同的地理特徵，就是都位於所在流域，山地向平原的切換點，地理條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在珠三角向內部縱深進行產業轉移時，也最有機會最先受益。不過政治層面的因素，並不總是和地理結構完全合拍的。在廣東省2003年所做的「珠三角經濟區」規劃中，惠州和肇慶兩個外圍城市依照地緣規律，被吸收進了這個大珠三角的概念中，而清遠卻暫時被擋在了外面。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北江流域與西、東兩江相比，在地緣影響力上要弱上許多。西江作為珠江流域的幹流，其輻射力甚至可了覆蓋到廣西盆地、雲貴高原。被珠三角先富起來的城市們看中，並不會讓人感到奇怪；而東江流域則有些另一個獨特的地緣標籤，來擴散它的地緣影響力，那就是「客家」，因此也有資本與珠三角核心區的城市，坐在一起規劃未來。相比之下，清遠以北的粵北山區，所能提供的資源就相對少了。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種嫌貧愛富的表現，畢竟廣東目前所規劃的珠三角經濟區（2004——2020年規劃），是希望保住珠三角在全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力，優勢互補程度的高低是會被優先考慮的。如果清遠這個點，僅僅是一個城市，而不需要按照地級市的標準，向北管轄大片經濟潛力較弱的粵北山區，那麼珠三角這個一類地緣板塊，應該還是很願意將之吸收進來的，並作為廣州向北發展的腹地的。而現在，在城市一體化的計劃中，能夠以外圍城市身份，躋身「廣佛同城」圈的，就只有西江的「肇慶」了。以地緣關係來看，如果廣、佛、肇一體化最終能夠實現的話，那麼清遠還是應該會在下一期規劃中，被主動吸收進這個城市圈的。

　　如果說將珠江口東側的「港深莞惠」城市圈串連起來的，是東江。那麼「廣佛肇」城市圈，包括以後可能加入的清遠，就是處在西、北兩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帶了。這倒是很符合廣州嶺南地緣中心的定位，加上廣州的政治地位，應該是最有可能成為在技術和行政上成為現實的。兩個城市圈的地緣特點，一如現在香港和廣州一樣，前者有的是港口優勢；後者則有著地緣政治優勢。其實香港也不能說沒有地緣政治優勢，最起碼它那自由港的定位，可以讓這個城市圈的屬性更加國際化；而廣州則憑藉它政治中心的地位，執著在在珠江口西側，向南擴張，以期為自己在增加在海洋上的話語權。

　　正是因為廣州、香港，包括以經濟特區而存在的深圳，在珠三角各具特點的強勢地位，因此珠三角內部的競爭色彩十分明顯。而這三個城市誰最終能夠真正勝出，也是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不過依照地緣結構分析，我們其實應該已經清楚了，深圳這個本來就因香港而生的城市，與香港之間並不存在本質的競爭問題。即使現在有制度的分別，二者以互補的形式走到一起也是必然的。真正的核心競爭形式，應該是會演變為「廣佛」——「深港」之間的雙城記。有一種說法是，廣州有可能成為直轄市，這種說法的出處在於，2010年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中公布了全國五大中心城市，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和廣州，其中只有廣州不是直轄市。如果廣州真的成為直轄市的話，那麼我們剛才為之所設定的城市圈，就很可能是他的轄區了。只是依照廣州的地理位置，如果把它抓出來做直轄市的話，那麼珠三角周邊的山地歸屬勢必會成為一個問題。直轄之後的廣州，應該還是會願意接受肇慶所轄的，西江流域的粵西山地，就象他們現在也願意將之拉入珠三角這個圈子，和帶入一體化的計劃中一樣。但對於清遠以北的粵北山區，卻未必有這個興趣了。

　　實際上，要是真覺得珠三角的雙城記，可能會影響到內部和諧的話，從地緣結構上來看，將深圳所屬的東江城市圈直轄出來，倒不失為一個方案。雖然這樣做，有可能使得潮汕地區也會有從廣東分離出去的風險。但象長三角那樣，由滬、蘇、浙江三省瓜分，同樣也可以很好的合作。所以重點並不在於行政如何劃分，而在於大家各自的定位是否清晰。從這個角度看，珠三角目前的地緣格局，置於某一個核心管轄之下來統籌，也許並不利於整體的發展。就象很多珠三角的朋友，會覺得廣州總是不自覺的會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來加強它已經弱化了了核心地位一樣。

　　從技術角度看，現在談珠三角地區會不會出直轄市，還為時尚早。依照各自的地緣特點，尋找合作對象來統籌出三個城市圈，會是更穩妥的方案，最起碼在這被細化了的，珠三角二級城市圈中，核心區和腹地的定位，會比較明確。至於說直轄的機會，等到香港那50年的政治保證期過後，應該會是一個不錯的機會。畢竟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城市，置於廣州的管轄之下是不現實的。而那時候深、港同城化在非政治層面，也應該取得了不錯的進展了。至於說這個由經濟特區和政治特區組成的新直轄市，需要從東江流域割取多少腹地，則要看當時的情況了。現在的「港深莞惠」城市圈如果能夠成型，倒有為之打基礎的意思在裡面。

　　相比於廣州、深港各具特色的地緣優勢，珠江口的另一個基點，珠、澳就顯得弱勢了許多。與廣州這個政治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同處於珠江口西側，是其弱勢的內部原因。最原始的影響就是，當廣州希望增加自己的海洋影響力時，無論從地理位置，還是政治角度考慮（深、港都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他所能擠壓的空間，更多的是集中在珠江口的西側。而影響珠、澳地區地緣實力的外部原因，我們之前也分析過了，就是澳門本身的弱勢地位，不能為之帶來更多的國際化的地緣優勢。同為特區的澳門，在清楚自己地緣實力的同時，所選擇的定位甚至是伴生於珠江口東側的香港，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為對他寄予厚望的珠海，帶來多少實際利益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珠江口兩岸經濟發展冷熱不均的情況，是因香港這個強勢基點的輻射力不同而生了。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所想到的方案就是：建設跨越珠江口的「珠港澳」大橋。

　　技術上看，象連接珠海、澳門、香港的這類跨海灣大橋，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夠使一個兩向的「V」型交通線，變成一個三角形的環路，從而降低整個地緣板塊內部的交流成本。這種用技術改善地理結構的努力，在擁有長江口、杭州灣兩個喇叭口的長三角地區，也在進行著。已經建成的杭州灣大橋，上海長江大橋，和正在施工的，連接上海（崇明）與江北的「南通」（啟東）的「崇啟大橋」，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而實施的具體措施。以珠三角的先發優勢來說，跨越珠江口的「珠港澳大橋」其實早就應該建了。之所以到現在才開始正式立項，還是因為珠三角錯綜複雜的地緣關係有關。

　　建設這樣一條加強東、西頂點的交通線，對於整個珠三角板塊的意義不言而喻。而受益最大的，還是本被寄預厚望，卻在更具地緣優勢的穗、深兩地擠壓下，而發展遲緩（相對）的珠海地區了。通過這樣一條交通線，香港與珠海的直線距離，甚至要短於東莞。如果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有這樣一座大橋的話，那麼珠海在承接香港甚至台灣的經濟輻射、產業轉移方面，和現在會有質的區別。當然，這樣思考的前提，是承認珠海也必須和深圳一樣，定位為香港的伴生城市。而在當初剛剛開放時，對外向型經濟不甚了解的人們（包括決策者），很自然的會覺得，港、澳地緣潛力，並不會有質的區別。但時至今日，這種差異所造成的後果，已經讓人不得不正視了。

　　以目前珠海的現狀，和澳門的體量，要想做到珠澳同城，相伴發展還是可以的，但要想以其為核心，與北部的中山、江門兩市，打造出一個能與廣佛、深港相抗衡的城市圈，卻是非常難的。但這並不妨礙，以西江下游為聯繫紐帶的江門、中山、珠海、澳門四地，在交通、規劃等方面建立起協調機制，以一個城市圈為戰略目標，共同發展。至於說這個城市圈，最終是會被政治上更為強勢的廣佛（肇）城市圈所融合；還是能夠自立門戶，擺脫兩個強勢地緣板塊的陰影，倒在其次了。基礎設施建好（比如大橋、港口），經濟搞上去，才能為自己獲得更多的籌碼。

　　既然從地理結構上看，珠、澳、中、山所佔據的西江下游地區，還是有可能成為一個強勢地緣板塊的。那麼我們倒也不妨試著來為這個城市圈，尋找一個向外拓展的腹地。比較悲劇的是，即使珠澳能夠成為新的核心，並打造出西珠江口城市圈，他們也會發現，西北兩江流域的腹地，已經是廣佛盤裡的菜了；而東江流域，很自然的是由共飲一江水的港深所輻射了。唯一有可能成為這個城市圈外圍地區的，就是它西側的「潭江」流域了。　　

　　說到潭江，絕大部分人會感到陌生。而說到開平「碉樓」這個世界文化遺產，應該會有一部分朋友有印象了。如果再提起姜文的《讓子彈飛》，那麼相信電腦前的大部分人，都應該聽說甚至看過了。在《讓子彈飛》這部電影中，那中西合壁，讓人耳目一新的「鵝城」就是在來潭江兩岸的開平、台山兩地取的景。而整個譚江板塊，還有一個更能代表其地緣特點的標籤「四邑」。

　　所謂四邑，指的是潭江流域的開平、恩平、台山三個縣級市，以及代管它們的江門市（地級）中的「新會區」。我們知道，在珠江三角洲以西，直到北部灣北部的區域，都是由一些獨流入海的小型河流所覆蓋。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這一沿海地區以及其南邊的雷州半島、海南島，在古典時期一直都被帝國的統治者們，視為邊緣的邊緣，亦沒有在中央之國的內部博弈中，發揮過突出作用。只是在現在，其北部灣沿海部分由於被劃入了廣西，才有機會將自己的海洋優勢，向內地輻射。　　

　　作為一個擁有獨立水系的區域，四邑板塊很自然的在地緣特點上，也會與珠三角的主體文化有所區別。這一點表現在語言上，就是「四邑」方言雖然被劃入粵語範疇中，但卻與珠三角地區通行的廣府話有很大區別。如果東西向的潭江，沒有在即將匯入西江之前，因為山地阻隔而拐向南方，獨流入海的話（二千多年前也是這樣），那麼成為西江支流後的潭江，與珠三角的地緣關係應該會更進一步。而現在的問題是，潭江的獨流入海，與四邑板塊的沿海屬性，都增強了這個板塊的獨立性。其在近代史上的表現就是，使之成為了著名的僑鄉（那些中西合璧的碉樓，就是那些華僑帶回來的），能夠有獨立與外部世界交流的板塊，總是會有更多的想法的。所以儘管目前在行政上，西江岸邊的江門市，在行政上代管了開平、恩平、台山三市，並將四邑中的新會市，變身為直屬的「新會區」，以加強對整個潭江流域的地緣聯繫。但這種跨流域的行政結構，在統一管理時總是會遇到更多困難的。

　　「四邑」地區較強的地緣獨立性，對於本處弱勢的「珠、澳、中、江」城市圈的獨立前景，會有更加深遠的戰略影響。因此珠三角地區目前所能夠上演的，應該還是廣（佛）、港（深）的雙城記。不過整個廣東地區，珠三角這個核心板塊並不是唯一。除掉四邑及其以西那片沿海邊緣地區以外，南越的核心區和閩越之間，還存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緣板塊「潮汕」，而這個板塊也是我們下一節的分析方向。

潮汕

　　「潮汕」這個地緣標籤，在近現代史上是很具知名度的，這一方面是由於明清以來就位列中國三大商幫的「潮商」（另二幫為「徽商」和「晉商」）存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潮州商人的海洋屬性明顯，以至於潮州人現在遍布世界每個角落。以現在的行政區劃來看，潮州、揭陽、汕頭這三個呈緊密三角形狀，分布在潮汕平原上的城市，是潮汕地區的核心區。由於歷史上這一地名的行政區劃為「潮州」，因此在一般概念中，「潮州」與「潮汕」具有同等的地緣含義。

　　從地理結構上來說，「潮汕」所對應的是主要由韓江、榕江、練江等河流沖積平原組合而成的「潮汕平原」，其中核心平原就是流域面積最廣的「韓江」所沖積而成的「韓江三角洲平原」。曾經開玩笑說過，韓國在將漢城更名首爾後，應該還會覺得需要把「漢江」更名「韓江」，才夠去中國化。只是那樣做了，漢中、湖北人民倒是會開心了，潮汕人民估計又不願意了。

　　雖然潮汕平原的高峰期是在古典時期末期到來的，但在二千多年前，秦人入主南越時，這一地區就已經明確的成為帝國所重點經營的區域，並以重兵戍守了。也可以說，除了南越郡治所在的珠三角地區以外，潮汕平原在廣東地區的戰略地位是最為重要的。之所以會有這種地位，直觀的感覺當然是因為潮汕平原，在東南沿海那些小型平原中，發育狀況算是相對較好的，也因此能夠容納更多的人口和資源。不過甌越以南直至北部灣的整個東南沿海地區，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受海洋氣候影響非常大，颱風甚至雷暴一類的災害可以說是非常頻繁的。這種情況下，想穩定的經營農業生產是很困難的，因此以海洋為載體的漁、商生產方式，會佔有更重要的比重（農業生產最多只能以自給為目標，無法生產出多餘的資源供給戰爭或者調度了）。這也正是為什麼，珠江口這個深入沿海丘陵腹地，能最大程度規避海洋惡劣氣候的海灣，即使在二千多年前遠沒有現在規模的平原面積，依然能夠被帝國選定為南越的地緣中心，並一直持續至今的重要原因。而看似地勢較平，體量也不小（相對）的雷州半島，卻因為沒有合理的地形保護，使其免受海洋災害的影響，變得無法成為地緣重心。

　　潮汕地區之所以會受到秦人的重視，是因為它位於南越核心區與閩越核心區中間的地理位置。如果你想從南越出發攻擊閩越的話，潮汕可以是前進基地；而如果南越是防守方的話，那麼它就是防禦前線。這樣的地理位置，很自然的會最先被軍事家所看中。回過頭來看看閩越這個大地緣板塊，其位於閩江水系西南側，由完全置身於閩江水系之外的晉江、九龍江水系所覆蓋的「閩南丘陵平原」區，也在承擔類似的緩衝功能（行政為廈門、漳州、泉州，沿海平原可分解為「泉州平原」和「漳州平原」）。而代表這一區域的地緣標籤「閩南」，無論從地理、地緣結構，還是整體的地緣位置都非常類似。

　　在一些民間為中國重新劃定省級行政區的方案中，潮汕和閩南合併為一個行政區也是一種選項。不過有時候各方面條件接近的兩個板塊，也未必合適合併在一起。因為你無法判斷，到底應該把行政中心放在哪裡，才不至於造成厚此薄彼的後果。這也是經過二千多年的歷史演變，閩南和潮汕，依舊由與它們地理位置相鄰，地緣優勢更明顯的閩江、珠江流域所管轄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在短命的秦帝國之後，漢帝國在重新統一中央之國後，曾經嘗試過將潮汕、閩越兩個板塊合併為一個新的行政區。而這種嘗試的地緣背景就是，當時的漢帝國還沒有精力和時間，來直接征服已經國家化的「南越國」，和更早國家化的「閩越國」。這兩個百越之國與漢帝國的共生方式，就是承認漢朝的宗主國地位，並在不影響他們實際統治的前提下，接受帝國的間接領導。控制這種核心區以外的土地，最為普遍的做法，就是所謂的「以夷制夷」和「分而治之」之術。為了讓帝國在東南沿海有更多的迴旋空間，由南越所分出的潮汕地區，與閩越割出的閩南地區，成立了一個新的越人國家「南海國」。

　　就當時百越之地與中央之國的政治關係而言，「南海國」在閩越和南越兩國之間獨立出來，並無可能是漢帝國直接操作的結果，而應該是越人內部鬥爭的結果（漢帝國只是順勢承認）。從史書所遺存的珠絲馬跡中可以看到，南海國最初在由閩越國系統中獨立出來，並向南蠶食了南越國的潮汕地區。深究潮汕話也閩南話之間的淵源，其實也有個由北向南演變的過程。倒不一定說這就是當年的這次滲透所造成的後果，但後來的歷史中，土地資源更為緊張的閩越地區，的確是更為主動的沿海岸線向南持續進行的人口遷移。

　　由於東南沿海地區對海洋的依賴，控制了沿海平原，就等於控制了河流的中上游地區，因此與潮汕平原、閩南丘陵平原對應的上游山地，也自然成為了南海國的國土。最終這兩塊次一級的地緣板塊，整合成為了一個在體量上，可以與閩越、南越相抗衡的獨立王國。

　　從戰略上看，遠在千里之外的帝國統治者來說，認可這樣一個新的國家，應該可以為今後直接征服百越之地，找到一個可以利用的棋子。就象當年作為四川盆地第三股政治力量出現的「苴國」，所起到的戰略作用一樣。不過後來的南海國，並沒有成為百越的第五縱隊，而是希望保持自己的獨立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帝國當然沒有必要成為它的保護者了，在其獨立20年之後（約前195——前174年），南海國就為帝國所滅（人口內遷，土地則由於成本問題沒有佔據，重歸南越、閩越）。東南沿海地區的地緣政治結構，又恢復了南越、閩越並存的格局。

　　一般情況下，連續的山體是劃分地理單元的重要標誌，雖然並不是每一個地緣板塊，都一定擁有這樣明顯的地緣分割線，但潮汕地區與廣東境內的其他地區之間，還是有一條明顯的山體做分割的。這條叫作「蓮花山脈」的山體，是東江與粵東各條獨流入海的河流，之間的分水嶺，其東起閩粵邊境，西至南海的走勢，將潮汕地區有效的從東南丘陵中切割出來，並將之封閉為一個「銳角三角形」狀的邊緣板塊；而作為這個三角形的另一條邊——海洋，卻又讓潮汕有機會對世界展示它的開放性。山、海兩種地理特徵，看似矛盾的相互作用，使潮汕地區成為一個特點鮮明的地緣板塊。　

　　在兩個地緣特點鮮明的板塊之間，總是會有一些亞板塊存在著文化交融，或者說認同之上的困惑。就象夾在長江、黃河兩大強勢文明之間的淮河流域一樣。蓮花山脈與南海之間的這個三角形地帶，也存在這樣一個亞板塊：海陸豐地區。作為潮汕地區的核心區「潮汕平原」，遠離珠三角的地理位置，以及自身的體量，都足以保證它的文化獨特性。而作為這個三角形的東部頂點，就不可避免的會與珠三角地區發生文化交融了。就建制而言，潮汕平原目前是由潮州市、揭陽市、汕頭市三個地級市而覆蓋；而海陸豐地區則是由海豐縣和陸豐縣，加上1988年所析出的「汕尾市」而組成（目前汕尾是地級市，轄海、陸豐地區）。從地理結構來看，汕（尾）海、陸這種「一港兩城」的三角形格局，象是縮小板的汕（頭）、潮、揭的三角關係。而「汕尾」市的得名，也正是來源於這種對應關係。

　　如果不考慮其他板塊對「海陸豐」地區的影響，海陸豐應該會明確成為「潮汕」文化區的一部分的，雖然不是核心區。只是這個亞板塊雖然體量很小，卻正好處在廣東三大民系（廣府、潮汕、客家）的交匯點，並且又有海岸線來與世界其他地區交流，以保持它的獨立性，所以才顯得有些特別。當然，一定要為它在廣東三大地緣文化中歸附一個的話，那麼將之歸入與其地緣特點更為相近的「潮汕」地區，應該是最符合地理結構的方式了。就象之前提過的「四邑」地區，雖然有著自己獨立的地理結構和地緣特點，但與珠三角緊密的地理關係，還是讓其成為了廣府文化區的一部分。

　　對於廣東以外的朋友來說，這麼細化的了解廣東文化的每一部分，似乎沒有必要。象東南沿海地區這樣的地理結構，其實是很容易誕生體量較小，卻又特點鮮明的地緣板塊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方言的差別）。如果日本列島的位置移到台灣島與海南島之間，而東亞大陸腹地又沒有華夏文明這樣的強勢文明，這一帶的地緣特點，應該會和大陸另一端的「地中海」地區頗為相似。問題是，造物主似乎更希望地球上出現多樣性的文化，並沒有在東亞地區再造一個「地中海」文明，而是在它的大陸腹地，造就了一個封閉性的「海中地」文明。而這個文明強大性在於，足以讓整個東亞大陸，包括有著更強獨立性的東南沿海地區，淡化它的海洋屬性，而成為農耕文明的一部分。

　　作為東南沿海的重心所在，廣東地區所呈現出來的地緣結構，正是在華夏文明的一次次衝擊下所形成的。

　　單從本身的地理結構上看，珠江三角洲平原與潮汕平原，這兩個體量最大的沿海沖積平原，應該形成廣東的兩個地緣文化核心（前者為主），而其他沿海、山地的小型地理單元，不可避免的會成為它們的輻射區。但事實上，廣東地區在這二者之外，卻出現了第三個地緣標籤「客家」。而「客家」這個沒有明確地緣核心的板塊形成，正是在華夏文明向南潮汐般的滲透方式作用之下，得以形成的。換句話說，如果嶺南地區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地區，那麼是肯定不會出現特點如此鮮明、覆蓋面如此之廣的「客家」文化的。

客家

　　（題目）之所以要把海陸豐這個體量頗小的點，單獨提出來說，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們在分析客家核心區內部的幾個亞板塊時，還會涉及到它。所以前面有朋友覺得「海陸豐」部分只說了一半，也是對的。好了，言歸正傳，下面我們需要把視線對準神秘的族群「客家」了。

　　相信無論是自認為「客家人」的朋友，還是很多對漢族南遷感興趣的朋友，都對客家族群的形成，抱有深厚的興趣。從族群的源流來看，客家的先祖無疑是從黃河流域的華夏核心區向南遷移而來的。在中國歷史上，由於北方游牧、漁獵民族的不斷南侵，隨著北方漢族政權的覆滅，曾經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民族遷移。這種由政權組織的遷移，與一般的自然滲透最大的區別就是：前者的規模一般較小，遷移者的社會結構單一（比如商人、失地農民、罪犯），很容易被更佔據人口優勢的土著族群所同化；而後者卻是一個完整的社會遷移，從政治結構，到氏族完整性，都能得到最大的保存。這也就讓特點鮮明的「客家」文化誕生，成為了可能。

　　當然，並不能說華夏民族的每一次大規模南遷，都是因為那些馬上民族的入侵。最起碼第一次和最後一次，不是因為這個原因。第一次是因為秦人征服南越，有組織的向嶺南遷移了60萬人口；最後一次則是在60多年前，因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向台灣轉入了上百萬人口。從遷移特點來看，民國政權入台的那次，倒是和東晉及以後，那些南遷的中原政權有些共同特點，即遷移的組織結構完整，易於形成新的族群。只是客家這個族群概念，在古典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所以這批最後南遷（入台）的北來人口，被貼上「外省人」、「新住民」的標籤了。、

　　1949年的那次遷移，所造成的台灣島內地緣結構變化的後果，現在仍在消化之中。拋開政治層面不論，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這可以算的上是華夏民族的又一次成功擴張了。儘管台灣島的華夏化，在明清時期就已經開始並成熟了，但在被日本佔據將近50年後（算二代了，三代基本可以融合了），為之補充入新的華夏血液，對於中央之國將台灣島穩定的納入核心區，是非常有必要的。

　　回頭我們還是來說「客家」的問題。就客家這個族群現在的分布範圍而言，應該算是全球化了。不過正如我們在「客家核心分布區地理結構示意圖」中所圈定的那樣，贛粵閩三省交界的幾個地區，是屬於客家的核心聚居區，也可以說是族系形成的原始區域。這樣的話，就會有一個問題出現了，即就中國的南北朝政權而言，南朝所控制的區域，並不至上述幾個省份。一般情況下，四川盆地、兩湖平原（包括江漢、洞庭湖平原）、江東平原幾個重要的地理單元，也都在南朝的控制之下。那麼為什麼在這些地區，沒有形成「客家」文化呢？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首先要明確「客家」這個概念的含義。所謂「客」自然是相對於土著民族而言的，而「客家」中的「客」所對應的土著民族，卻並非是我們理解中的邊緣「少數民族」，而同也是漢族的成員。也就是說，按現在的民族劃分標準，客家並不是一個民族，而是漢族中一個有著自身特點的亞族群。現在大家用行政區域所認知的「東北人」、「廣東人」等地域概念，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一種亞族群的劃分。只不過客家分布區特殊的地理分布，無法形成一個「客家省」，具體的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中罷了。

　　仔細比較客家分布區域，和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南朝政權還會包括的幾個地緣板塊，我們會發現。後者在歷史上，一直都是中央之國的博弈焦點。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被納入中央之國的核心區，並開始華夏化了。也正是由於它們處在南北博弈的前沿，這些地區在長達二千多年的時間中，能夠持續不斷的，與中原政權進行大規模的交流。這使得居住於其上的族群，在自我認知上，都形成了帶有自身地緣特點的漢族民系。這些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為標籤的亞族群（吳、楚、蜀等），居於長江流域的亞族群，由於一直能夠直接參与中央之國的核心圈的博弈，也因此而擁有更強勢的同化能力，吸收、消化掉那些來自北方的人口。當然，在這持續不斷的融合過程中，北方族群不斷的南遷，也為長江流域的這些地緣板塊，注入了新的文化，在某些方面改變著他們的地緣特點。比如四川盆地就沒有和其他幾個板塊那樣，保留自己獨特的方言，而是成為了官話區，並因此而影響了更為邊緣的「雲貴高原」。

　　按照遷徙的順序，會從「客家四州」中的贛州寫起。了解客家這個地緣概念，有助於加深大家對於閩、贛、粵三省交界處地緣結構認識。儘管這個以丘陵地貌為主，跨越三大行政區的邊緣板塊，在古典時期並沒有機會成為博弈的焦點。但如果你對紅色政權的歷史感興趣，並希望了解起中的地緣脈絡的話，看過「客家」這個地緣板塊的解讀，相信一定會有所得。

　　剛才做了張「贛南地緣結構圖」，先上上來，文字部分明早寫好了。

　　就嶺南地區的華夏化來說，首征南越的秦帝國應該算是首功了。秦帝國以強制力，向嶺南輸送的數十萬男丁，開始改變了嶺南，尤其是廣東地區的地緣屬性。不過對於華夏文明的傳播而言，秦人這次帶有軍事目的的大遷徙，只能算是一個開始，並不能算是大功告成。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次遷入的人口，成分比較單一，缺少以家族為單位的，氏族的整體遷入。那些經歷過戰爭、疾病而殘存下來的男丁（雖然沒有具體數據，但以當地的環境和情況來看，消耗掉的會是大多數），儘管還能夠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控制南越，但從族群結構上將之完全同化卻是不可能的。假如後來的諸多帝國，沒有持續的向嶺南遷入人口的話，可以肯定的是，獨立之後的「南越國」會不可避免的徹底本土化。即使他們的貴族階級，可能仍然會以自己來自華夏的血統為榮。

　　真正讓嶺南成為華夏之地的，並不是象秦漢這樣的強大帝國時期，而恰恰是兩晉、五代這樣的亂世。由於中原地區的持久動蕩，漢族開始了周期性的，大規模的衣冠南渡。這種情況下，長江、珠江流域的華夏屬性都一次次的得到了加強。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珠江流域並不是北方人口遷入的第一選擇。或者說，在大多數情況下，珠江流域其實是在接受長江流域的二次移民。那些先期在長江流域落腳的華夏移民們，在穩定並實現人口增長時，很自然的會向外進行自然滲透，而珠江流域正是在這種波浪式的移民過程中，真正實現華夏化的。

　　華夏民族在長江、珠江流域的轉進過程中，江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轉站。說到這裡，我們肯定會想到，這是因為大庾嶺上的「梅關」通道，在溝通嶺南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實在民族的緩慢自然遷移過程中，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基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江西封閉的地緣結構，有利於成為一個人口儲備庫。就這一地緣特點，我們曾經不止一次的提及過。在最能反映出中央之國核心區內，諸板塊特點的春秋戰國時期，這一特點就表露無疑了。當江東這他們的吳越文化而自豪，兩湖孕育了楚文化之時，江西這個由大別山、羅宵山、南嶺、五夷山等山脈合圍起來的地緣板塊，只能在兩個強勢文化區中間，以「吳頭楚尾」的模糊定位自據。即使是在現在，兩湖之地暫時已經退居二級地緣板塊。長江角和珠三角因為經濟原因，成為地緣重心之後，江西的地緣位置，依然是搖擺不定，無法明確自己究竟應該成為哪一方的腹地。

　　當然，也不能說贛江流域就完全是一個封閉的地緣板塊，所謂的封閉只是相對於它周邊的幾個省份而已。最起碼贛江下游的鄱陽湖及其周邊地區，在長江成為博弈主戰場時，還是能夠發揮樞紐作用的。

　　贛江下游的鄱陽湖平原，成為中央之國核心區的時間，並不會比江東、兩湖地區晚多久。當年的吳、楚兩國在發展壯大後，都會很自然的沿江向此滲透。比贛北的鄱陽湖平原相比，贛南的那些丘陵區，就要邊緣許多了。但歷史還是給予了贛南地區登上地緣博弈舞台的機會，比較知名的有兩次，一次就是我們這一時段所分析的對象「客家」；另一次則是紅色政權的誕生了（如果仔細對比二者的地緣背景，我們就會發現，他們所覆蓋的區域、重心基本雷同）。

　　從地形圖上看，江西的北部，是一個完美的盆地形結構。贛江下游和發源於周邊山地上的眾多支流，共同彙集成了鄱陽湖，並為之帶來的大片的平原區，而東西縱深稍短的江西南部，情況則正好相反，丘陵地貌為主的地形，相間著由贛江上游諸多河流所沖積而成的河谷平原。其地緣中心贛州，及其所轄的19個市縣（區）都是依這些河谷平原而生。而贛州這個地緣中心，正是這些扇形的贛江上游支流所彙集的中心，象是一個扇柄一樣，牢牢的控制著江西的南部。

　　在現實的生活中，行政區域並不會總是按照地理結構來劃分的。不過在江西這個與世無爭的地緣板塊中，二者的貼合度還是很高的，特別是在贛南地區。如果在地形圖上觀察贛州地區的邊界的話（詳見「贛南地緣結構圖」），我們會發現，它的邊界就是在贛江上游支流（所有匯入贛州這個點的河流），與贛江中游地區支流的分水嶺上。這種能夠真實反應地理結構的行政劃分，往往也是最穩定的。

　　由於贛州這個地級市的行政結構，與地理特點高度吻合，因此「贛州」這個行政名稱，與「贛南」這個地理名詞，往往有著共同的地緣含義（除非特指贛州市這個點）。而在「客家四州」這個地緣概念中，所指向的其實也就是整個贛南地區了。

　　不管是象秦人那樣的武力征服，還是象東晉、南宋那樣的，有組織的衣冠南渡。亦或是以家族為單位的自然滲透。農耕屬性的華夏民族，所最先選擇的肯定是平原縱深較大的地理單元。以我們這階段所涉及的地理單元而言，贛江下游的鄱陽湖平原，以及珠江下游的珠三角平原，肯定是最先被覆蓋的。如果這種遷移，是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完成的，那些來自同樣方位的移民之間，並不會出現主客之分。就象古典時期末期的「蓄水開閘」式的「闖關東」一樣，當時的移民，以及他們的後代，就不會去深究移民時間的問題；而象台灣這種前後拉據時間較長，且分段式的集中移民，就容易形成主、客之分了。

　　相比於後期的北方移民，早期的移民所在遇到的困難其實要更小些。這個困難指的是獲得賴以生存的土地。畢竟這些在政治和技術上都更為成熟的華夏移民，對面對這些地區的土著民族時，有著綜合性的優勢，更何況在那些中原王朝南退時的大規模移民，本身還有著國家強制力在後面支撐。這其實也是個地緣規律了，並不能單純的從現在流行的「人權」角度來解讀。否則要深究起來，台灣的所謂「高山族」，最初也不是居住在高山之上的，所謂的本省人其實也是外來之客了；而建立美國的歐洲人，更應該把土地和野牛，還給印第安人了。

　　當鄱陽湖平原、珠三角平原，已經被先期的北方移民消化殆盡後。後期再因為戰亂而大規模南遷的北方移民，在面對有著共同文化背景的技術特點的本地居民時，就沒有優勢可言了。如果他們的數量較小，很自然的選擇就是以個體的形式，融入當地的氏族中去；但如果是大規模的移民，就只能在早期移民還沒有完全覆蓋的區域尋找機會了。這種時候，在大平原之外的，次一級的丘陵地帶便是這些無法融入當地氏族的，「新移民」的立身之處了。在贛江流域，並不能說鄱陽湖平原周邊的山地丘陵之中，就不會成為這些急於尋找土地的，新移民的開發區。但在歷史的推進過程中，遠離地緣博弈中心，地理結構上又封閉自成體系的贛南地區，卻是最有機會讓這些後來移民，保持住原有特點的板塊（想保持住自己的族群特點，必須有一定的規模支撐）。

　　如果贛江上游地區就是北方移民的最後一站，那麼作為一個地緣死角，贛南最終的命運還是會被更強勢的上游文化所同化，或是在保留自身特點的情況下，處於附屬地位。就象珠三角的直接輻射區里，其實還有很多次一級的地緣板塊，但都被歸入了廣府文化區這個大板塊（如四邑）。事實上整個江西的情況也的確如此，外部對於這個地緣板塊的感覺，除了「贛」這個文化標籤，一般並不會認定它還有另一個，與之等量的文化。而另一個相反的例子，則是四川盆地對立了三千年的巴、蜀文化。

　　贛南地區因為「客家」文化而提升了自己的地緣影響力，其實並不是在自己的直接作用下。如果後來以「客家」自居的那些晚期移民，沒有持續的向沿海地區滲透，客家文化是絕對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知名度的。也正因為如此，作為客家移民的第一站，也是重要基地的贛州，在客家人所認定的核心區「客家四州」中，客家的自我認同感，反而是最低的，內部的土、客劃分也相對模糊。這倒也是一件好事，本來就是一個民族，一定要按先來後到的次序，搞的那麼清楚其實也沒有什麼必要的。所以我們在這部分的附圖上，所圈出的「客家核心分布區」，只是說這些地區，是客家文化分布的核心區，而並不是說籍貫是那裡的朋友，就一定是客家人，或者說自認是客家人的比例，就一定佔優了。至於說自己究竟算不算客家人，就我個人的看法，還是自己說了算。畢竟我一向認為，所謂「族」的劃分，無論什麼層次的，還是以文化認同感為準的。相信在「客家」身份沒有成為一個擁有特殊權利的群體（比如高考加個分什麼的），並被以某種書面形式確認之前（比如印在身份證上），認同自己是客家的朋友，絕大多數都是真實意思的表達。

　　既然說客家文化成為一個有明顯識別度的文化，是因為由贛南地區向外，所進行的二次遷徙而造就的。那麼我們就有必要來研究一下，這些先民的遷徙路線了。理論上一個族群在一個地區穩定後，是可以向任意一個方向自然滲透的，只是在這些滲透過程中，相對空間較大的方向，會成為主力突破方向罷了。象贛南的客家文化也是如此，在西北、東北兩個方向，贛江上游支流與中游支流的分水嶺的北部（吉安、撫州兩地的南部邊緣）；以及羅宵山脈的西側（湖南的東南邊緣），也都有客家文化區的存在。不過這些自然滲透，在湘、贛兩個強勢本土文化的壓力之下，都沒有形成規模，並為客家文化的發展，作出關鍵性的貢獻。

　　如果按照地正常的思路，再次遷徙的客家先民們，最有可能選擇的遷徙路線，應該是跨越大庾嶺，然後沿北江向南，直至到達珠三角地區。而實際上，這種情況也的確發生了，至於北江上游的韶關地區，仍然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分布區，也被我們划到了「客家核心分布區」內。問題是這條最容易選擇的路線，也一定會被早期移民所看中。特別是在早期移民佔據了北江下游的珠三角地區，並形成強勢文化區後。粵北的這些後來者，即使能夠在與土著族群的博弈中，在北江上游的河谷、丘陵中得到棲身之地，也不大可能發展成為，與珠三角的廣府文化，潮汕地區的潮汕文化並立的「客家」文化。更有可能的是，依據一般的地緣規律，成為下游地區的子文化區。

　　既然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在贛南初步形成後，向北、西、南三個方向進一步滲透時，會遇到強大的湘、贛、粵文化阻擊，那麼他們唯一有可能的突破口就應該是在東面的福建境內了。不過從地理結構來看，這個方嚮應該是最沒有發展前途的。在分析閩越時，我們已經十分清楚了福建的地形。可以說，這個沿海省份是中國山地密度最大的省份，以至於我們在掃視地形圖時，無法在它的腹地找到一個稍具規模的平原區。有限的幾個稍成規模的平原，也是沿海岸線分布沿海沖積平原。更何況福建和江西之間，還隔著高大的武夷山脈。即使客家先民，有本事翻越武夷山脈，並且沿著那些發源於武夷山脈東麓的河流（如閩江），穿越這些大縱深的山地，並最終到達這些沿海平原。他們也會發現，在此生存了數千年的閩越族人，也不會給他們機會來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更何況在這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當年沿海遷徙至福建沿海的這些「越」人，早就沿著這著河流，溯江而上的將自己的文化傳播到了腹地。即使後來，閩越族人同樣已經華夏化了，基於地理結構而保持的地緣結構卻並不會發生多少變化。就象波斯人後來成為了穆斯林，但伊朗高原地緣結構的完整性，卻並沒有因為意識形態而改變一樣。

　　儘管客家文化向福建境內滲透，有著非常大的困難，但福建在歷史上卻的確成為了客家文化的重要發源地。其境內的兩個地緣標籤，即有客家祖地之稱的「石壁村」；以及位列「客家四州」之列的「汀州」，都在客家文化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說，如果客家先民沒有向福建境內遷移的話，今天的客家文化就不會有這樣廣泛的影響力和知名度。而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先要來看看，當年居住在贛南的客家人，是遵循什麼樣的路線，遷移到福建境內的。

　　從所附的《贛——閩「客家」地緣結構示意圖》上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江西和福建的分界線，是按照武夷山脈的分水嶺來劃分的，但這卻並不意味著兩個地緣板塊之間，就沒有聯繫緊密的區域了。當武夷山脈向南即將走到盡頭之時，它也象所有的山脈那樣，無論是高度還是密度，都有所下降，這就為贛閩兩地之間族群遷徙提供了便利。更為重要的是，儘管武夷山東麓整體都是高密度的山地，但在西南部，也就是武夷山余脈相對應的區域，卻有著一小片相對下陷的區域。儘管這些相間于山地之間的，小型的河谷盆地是那麼的不起眼，但對於本來就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客家先民來說，能夠有這種不上不下的，相對平坦的區域，來繼續他們的農耕事業，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事實上，當我們從空中俯視贛、閩、粵交界處之時，就會發現由於分割三省的大庾嶺、武夷山余脈等山體，與周邊山體之間相比並沒有高度上的優勢。因此三省在這一地區的地理分割並不明顯。而相對寬鬆的地理條件，廣布的河流，也生成了許多小型的河谷盆地。這些地理特點，都為農業屬性明顯，卻又無法在大平原地帶拓展生存空間的客家先民們，提供了生存、發展的可能。這種地形，加上三省交界的邊緣地位，都為客家文化保持自己的特點，提供了地緣上的基礎。

　　儘管依照山脈的走向，贛、閩、粵三省交界之處的切割算不上明顯，但如果我們把視線轉移到河流上面，就很容易發現其中的地理規律了。當贛南的客家先民們，沿著贛江上游的支流逐步遷徙至分水嶺西側，並最終跨越分水嶺，向閩西南進行自然滲透時。他們需要在武夷山脈中找到一個突破口，以為持續的移民行為提供戰略通道。這個突破口的戰略作用，類似於湘桂走廊。有這樣相對平坦的平原帶，成為樞紐來過渡兩個水系，兩個地緣板塊之間的聯繫就能夠變得更加緊密。

　　相比秦人利用湘桂走廊這條狹長的平原帶，強勢向嶺南滲透，在跨越武夷山脈之中，尋找連接贛、閩兩地水系突破口，要更有難度。畢竟作為一條山脈來說，武夷山脈的發育完整程度，要遠高於由諸多丘陵組成的「南嶺」。不過這個突破口最終還是被找到了，它就是「石壁盆地」，而客家人的祖地「石壁村」，正是位於這個面積只有200平方公里的，鑲嵌在武夷山脈之中的小盆地之中。石壁盆地這個地理名詞，也正是得自於石壁村這個客家文化中的著名地標。

象石壁盆地這類鑲嵌在山脈之中的，地勢相對較為平緩的小型盆地，在那些爭奪激烈的地緣板塊，往往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比如太行山中，扼守飛狐陘的淶源盆地；中條山中的「虞原」（「假途伐虢」故事中，那個悲劇的「虞國」所在地）。如果贛、閩兩省是中央之國內部爭奪的焦點所在，石壁盆地也應該會具有同樣的戰略作用。不過歷史並沒有給這兩個省份以機會，成為重要的戰場。而「石壁」這個地理單元在交通上的跳板作用，卻通過客家先民的遷徙而得以流傳於世。

　　從本身的地理結構來說，石壁盆地的輪廓大致呈現為一個「口」字型，給人的感覺就象是一個「家徒四壁」的房間，石壁之名也正是來源於這種直觀感受。也正是這種地理結構，和地理位置，才讓客家先民有機會躲避已經涉及到贛南地區的戰亂，在此蓄勢準備二次遷徙。

　　關於客家民系最初形成的時間，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觀點。因為中國歷史上北方馬上民族入主中原，以及隨之而來的，漢民族大規模衣冠渡的情況發生過多次。秦漢時代，開啟了嶺南華夏化進程，並帶去了最初的華夏移民，是沒有異議的。而之後到底是哪一次移民，直接促成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尚無法確定。比較一致的觀點是，唐宋之間的「五代」時期，是一個劃分標誌。在此之前的移民，已經佔據並充實了較好的地理單元（特別是珠三角地區），並轉而形成了土著的華夏文化，也就是現在的以以珠三角為核心區域的粵語文化，或稱廣府文化。這種斷代不無道理，在我們曾經解讀過了，大庾嶺南具有門戶作用的地理單元「湞江谷地」（南雄盆地）中，有一個在廣府文化中具有與客家文化的「石壁村」具有同等地位的祖地：珠璣巷（南雄市區東北10公里處）。而這個華夏移民南遷嶺南的中繼站，所能夠直接追溯到的年代就是唐代（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梅關古驛道，就是唐代重新整修並拓寬過的，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個移民高峰期）。當然，珠璣巷也好，石壁村也好，所代表的並不只是一個點，而是一個地理單元，或者說地緣板塊。從地緣板塊的角度來看，整個湞江谷地和石壁盆地，都有理由接受廣府和客家後裔的祭拜的香火。

　　在一個民系的形成過程中，總是需要有一個能夠直接追溯到的時代的，否則都按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標準，往上再追溯的話，廣府和客家文化都是由共同的華夏先祖傳承下來的。只是如果大家都這樣想的話，地球上倒也真正和平了，往上數到人類走出非洲的時代，地球上所有的人（如果沒有外星人冒充地球人，雜在其中的話），都一定可以找到共同的祖先。不過非常明確的一點，我們在這裡解讀廣府和客家的源流，主要目的並不是一定要將這兩個民系區別並對立起來，而是從整個華夏文明擴張的角度，來探究其間的地緣背景。相信在嶺南土、客關係最為緊張的時期，也沒有人會否認自己的華夏身份。

與漢族內部的其他民系有所不同的是，客家民系往往非常強調自己的華夏屬性；而包括廣府在內的其他民系，也因為自己的移民時間早，而認為自己保存有更多的華夏原始文化基因，因此也經常出現關於誰才是正宗的漢族後裔之類的爭論。其實經過之前的分析，大家其實應該已經清楚了，土客的區別，無非是移民時間的問題，最初的來源其實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既然大家都認可自己的華夏身份，究竟誰更正宗的爭論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即使從技術角度看，也沒有優劣之分。不過客家如此強烈的華夏認同，卻也的確是有地緣背景的，而這與客家意識的形成，更有著直接的關係。我們下一節的內容，就會為大家揭開這一層迷霧。　　

提問：
講到石壁盆地200平方公里就顯得扎眼。在我腦海中一直認為是石壁村。百度一下,也講200平方公里,包話兩鎮一鄉。現在不知它是一個完整的大盆地還是幾個由小山包分隔的小盆地組成？
石壁盆地200平方公里,為何如此優勢還成為不了寧化的縣城所在,成為不了中心?寧化發展不起來(有如此大平地優勢,路,可以修嘛!)

同上個問題類似,如此大地理優勢,為何在古代也沒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僅僅成為客家驛站。汀州府所在的盆地比石壁的小多了(僅16x4平方公里)。這盆地應該是汀江沖刷形成。能否不考慮河運作用？
客家和廣府僅僅是時間差異,那兩種語言的差別是不是說明古代官話的不同(其實我覺得客家話和白話有點像,至少不少辭彙發音和構詞用法類似)。現在的普通話是否受滿影響太大,與明以前的官話有不少差別？

　　地緣中心的選擇，平原面積只是一個參考，更重要的是區位。在附圖上可以看出，寧化縣城所在河谷的縱深雖然不如石壁盆地，但卻是上游幾條河流（包括石壁盆地的西溪）彙集之處，天然的輻射面要遠大於石壁盆地。後來汀州府成為福建客家的中心，其實也是這個道理，具體的後面會有分析到。類似的例子其實很多的，比如湞江盆地的發展空間就比韶關大的多，但韶關是北江上游幾條支流的彙集點，因此無可爭議的成為了粵北的地緣中心。

　　至於說方言與古代官話的異同點，就需要專業的語言學家來解讀了。只能說，從地緣分割的角度看，各地的漢語方言，多少保有某一時期的古代官話中的一些辭彙和發音習慣是肯定的，但並不能說這種方言就等同於古代的官話。

在漢族內部的諸多民系中，如東北民系，華北民系、中原民系、廣府民系。。。。中，客家民系可以說是最為特別的一支。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其他的民系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對應的地域以及佔據優勢的省級行政區。而客家民系的核心分布區，無論從地理上，還是行政上，都被分割的支離破碎。即使它的內部地理相連，但卻從來沒有過一個，以客家為名的行政區出現。也就是說，如果按照正常的地緣規律，象客家這種分布在各大地緣板塊邊緣的族群，只可能各自成為所在區域主體文化的附屬文化，或者是以所謂少數民族的面目出現。而客家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民系，並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中央之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游牧民族擴張——蒙古帝國的建立有著直接的關係。

　　在蒙古人崛起之前，中央之國雖然已經多次經歷過游牧、漁獵民族入主中原的情況，但以漢族為核心的政權，卻始終能夠保有長江甚至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如果這種情況能夠一直維持下去的話，那麼那些不同時代南遷的氏族，應該還是會按照正常的規律，逐次沿南遷路線沉澱下來。或融入當地土著文化，或為土著文化注入新鮮血液後，形成新的文化和族群。並不會在邊緣山地上，去刻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點，以獨立的姿態去面對所在地的土著文化。而蒙古人的那次全面入侵，卻直接影響了長江以南已經穩定的地緣結構，並直接激發了獨立的客家民系的形成。

　　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並攻取了南宋一線的地緣板塊：四川盆地、江漢平原、江東地區之後，農耕文明的南宋王朝並沒有就此完全滅亡。如果當時的蒙古人對於農耕屬性的華夏文明，表達出合適的敬意，並做出願意融入華夏民族的姿態，那麼他們在征服了中央之國南部那幾個一線的地緣板塊後，應該就能夠比較順利的成為中央之國的主人了。不過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如日中天的蒙古帝國，並沒有此類想法，他們甚至將華北平原大片的農田變身為牧場。出於對改變生產、生活方式的恐懼，即使是只關於心身邊整個的普通農民，也必須站出來反抗這種改變了。相比之下，後來的滿州人就做的更柔性些，雖然初期有過跑馬圈地為種使生產關係倒退的方式，但後來的及時糾正，並主動融於華夏文化，使得這個「異族」王朝，得以存繼了將近300年，以達到中國歷史上，一個正常王朝的正常值。

　　蒙古帝國這種不尊重被征服地「地緣屬性」的作法，固然讓他們的統治不能長久。但就最初的軍事征服來說，他們卻是做的極為成功的。而那些不願意就此改變的南宋民眾，在失守了一線地緣板塊的保護之後，依舊在二線地緣板塊中，繼續他們的抵抗事業。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之前很少被推到前台的江西、福建、廣東三省，成為了雙方博弈的主戰場。即使是這片最後的戰場，失守於蒙古鐵蹄之下，殘存的抵抗力量，依然在海上完成了最後的抗爭。文天祥、零丁洋、涯山等頗具民族氣節的符號，也成為了這段歷史標記，並留存在我們的記憶當中。但如果從最本質的層面來看，之所以會有這麼全面的反抗，還是基於對改變生產、生活方式的恐懼。

　　正是在這一波游牧民族的全面入侵中，之前已經沉澱在贛南地區的漢族移民，被迫進行了二次遷移。這種有別於和平時期的自然滲透，造就了兩個後果。一是遷移氏族，因為遷移的原因是不甘於臣服於游牧民族的統治，而變得非常強調自己的華夏屬性；二是遷移的目的地，並不是所謂「人往高處走」的，向條件更好的大平原地區遷移（那裡是政治征服的重點），而是被迫向更為邊緣的地區轉移。理論上，當時迫於蒙古人的壓力，從贛南各河谷平原遷出的移民，可以向周邊各方向的山地轉移，但最終導致客家民系產生的那支，卻是遷移到福建的那支。而贛閩交界處的「石壁村」，就是客家民系形成、擴張的地緣始點。

　　就石壁盆地的地理位置而言，能夠處在武夷山脈這條閩、贛分割線之中，是其成為躲避戰亂的客家先民的避難地的重要原因。南征至此的蒙古人，即使是要征服閩越地區，也不能以這個方向為重點（以閩越的地理結構而言，沿海路南下是最好的選擇）。而這個盆地本身的雙重屬性，又成為客家先民的下一步遷徙的地理基礎。

　　之所以說石壁盆地有雙重屬性，是因為它的邊緣山地同時發源了兩條河流，而這兩條河流又分別隸屬於贛、閩兩大水系。向西流淌的那條河流叫作「橫江」，在橫江水逐次匯入江西境內的「琴江」、「梅江」、「貢江」之後，最終在贛州合流入了贛江；而向東蜿蜒的那條則叫作「西溪」，其流入福建境內的寧化縣城後，轉而合流入了「九龍溪」、「沙溪」，直至最後匯入「閩江」。也就是說，從連通水系的角度來看，石壁盆地本身就天然具有地緣樞紐作用。如果說當年的秦、漢帝國，不能藉助海路征服閩越，而是要象開挖靈渠那樣，尋找一個點來打通陸地水上交通線，石壁盆地應該會是候選地之一。當然，這種情況一直也沒有發生過，畢竟征服閩越的話，海路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事實上福建境內的水資源雖然十分豐富（一條閩江，水量就比流域面積比它大11倍的黃河還要大），但由於自身體系的原因，其內河的航運價值，一直沒有機會在中央之國的地緣舞台上展現出來。也許從連通腹地，拓展空間的角度看，能找機會打通一下與長江、珠江水系的聯繫，對福建擺脫封閉的地緣狀況會有所幫助。

　　雖然石壁盆地有連通贛、閩的地理特點，並且與江西方面有隔而不斷的感覺（相比而言，盆地的西邊緣山地高度、密度都較低，都多條天然山谷相連）。但盆地的腹地，還是與西溪的關係比較密切，因此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石壁盆地，絕大部分是被劃入了福建境內，成為寧化縣的一部分。如果當年遷移至此的客家先民，僅僅是在此躲避戰亂，那肯定是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寵大民系的祖地的（客家民系的人口目前已經上億了）。如果有幸被哪位著名文學家發現的話，最多也就是得到個類似「世外桃源」的定位。

　　從自然滲透的角度看，即使石壁盆地內的「西溪」，是屬於閩江水系，那麼客家先民們很自然的選擇，就是先向閩江下游滲透。而從現在福建境內的客家文化分布狀況來看，他們也的確這樣做了。在閩西南以客家文化為主的八個縣中，北部的「明溪」、「寧化」、「清流」、「連城」四縣，都是屬於閩江上游水系。問題是當客家先民們試圖向閩江流域持續滲透時，他們會遇到很大的問題。首先是地理結構的問題，以閩越腹地的地理條件而言，河谷平原的發育本來就是有限的。對於農耕屬性明顯的客家先民來說，閩江上游的地理條件，遠比不上他們在贛江上游的「老家」；其次，在客家人決心繼續向閩江流域擴張時，閩越族人（包括後來華夏化的閩越族）經營閩江流域已經有千年以上了。你越往下游地區滲透，所遇到的土著文化抵觸也會越強烈。對於視土地為根本的華夏民族來說，都天然會有排斥外來「入侵」著的本能。因此客家在閩江上游地區的擴張，也就止步於上述地區，並沒有大規模滲透入閩江流域的腹地。

　　如果福建境內的客家先民就此止步的話，那麼它們的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和所擴張的區域，並不會比跨越羅宵山脈，向湖南境內滲透；以及向贛江中游地區滲透的客家人更高、更多。甚至可以說，這些被封閉在各省邊緣山地中的客家人，最終的命運一定是被土著文化所同化。就象現在贛南的客家文化，已經很大程度成為贛文化的一部分了（包括身份認同感）。假如說客家人由贛南遷移至石壁，拉開了客家向福建移民的序幕，那麼接下來向閩江游地區滲透，則可以說是一種嘗試。而真正讓客家人在閩越地區佔據一席之地的，是另一條與閩江上游水系相鄰，卻又特立獨行的河流「汀江」。正是由於客家先民由閩江流域向汀江流域的轉進，才實質性的拉開了客家文化擴張的高潮。

很多對客家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會感到奇怪，既然石壁在客家形成的歷史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承上啟下的作用，那為什麼最後的行政地位卻如此之低（村、鎮級）。即使在「客家四州」中，覆蓋福建地區的「汀州」，其地緣中心也不是在石壁，以及它所屬的「寧化」縣，而是在現在的「長汀」縣。其實這也很簡單，因為源頭和中心的地緣屬性畢竟還是有區別的。就好像長江、黃河的源頭地區，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區域，長江、黃河流域的地緣重心，卻是在中下游地區一樣。

　　就石壁盆地而言，以其本身所屬的水系和地理條件而言，是沒有太大擴張空間的。我們前面也說過了，在山體力度如此之大，土著文化存續時間如此之長的閩江流域，能夠擴張到覆蓋四縣的程度，已是很不容易了。這很大程度得益於贛南這個人口儲備庫，在客家文化形成之初，能夠通過石壁盆地這個武夷山脈的斷口，源源不斷的為之補充新鮮血液。

　　既然往閩江流域滲透沒有太大發展，那麼客家先民在人口飽和後，勢必還要尋找下一個滲透方向。好在他們只要把視線稍微向南移一點，就會發現另一條體量不小，並且脫離閩江控制，獨流入海的河流「汀江」。在閩西南這塊，山體密度較低，下陷盆地形地形體量稍大的區域里，隸屬汀江流域和閩江流域的區域，基本上是一半一半。而這些「比較」適合聚居和適合農業生產的區域，都已經被農業屬性強烈，而又無法得到大塊平原區的客家文化所覆蓋了。其實觀察贛、閩、粵交界處的核心核心區，我們會發現，這些區域都是些比上不足（與大體量平原區相比），比下有餘（高密度山地區）的丘陵區。從整體上看，會給人以盆地相間的感覺。雖然這些下陷地區的腹地，還是形成很大體量的平原地區，但對於已經有技術在低緩丘陵上開發農業用地的華夏先民來說（如梯田技術的使用），已經有條件讓他們依靠農業生產，在此繁衍生息了。只不過從單純的生產力角度而言，這類地形的地理條件，一般也就是能達到自給自足的程度。而大片的平原地區，才有餘力儲備，去發展更多樣性的文化，以及直接成為地緣政治的主要博弈區。

　　既然汀江和閩江流域相比，在閩西南這塊山地密度相對較低的區域，所佔有的份額並沒有優勢，那麼就需要有其他因素來決定其地緣地位了，而這個因素就是「區位」。在決定一個地點，是否成為地緣中心時，所在地的平原面積並不是被第一考慮的要素。在區位上有沒有優勢，能不能因此而輻射更多的地區才是最被考慮的因素。也正因為如此，在平原空間上，與川西平原中的城市相比，沒有任何優勢的重慶，才能夠憑藉多河交匯的地理優勢，成為四川盆地中的又一個地緣中心。

　　汀江流域在閩西南的行政地位，也正是由於它有更好的輻射力。我們在閩越部分也分析過了，福建的河流，絕大多數都是自產自銷，即發源於武夷山以東，然後在福建境內獨流入海。其中只有閩西南的汀江是一個特例，這條同樣發源於武夷山東麓的河流，最終並不是由某個福建沿海平原入海的，而是去滋潤了潮汕平原，由潮汕地區入海的。只不過在它流入廣東境內，並與發源於廣東的另一條河流「梅江」匯合之後，以「韓江」這個名字，出現在了潮汕文化之中。

　　汀江這種遊離於閩越板塊之外的輻射力，在古典時期為其贏得了「州」一級的行政地位。其上游處的「長汀」，也由於在閩西南地區，據有承上起下，連接閩、汀流域的地緣作用，而成為整個閩西南的地緣中心，並成為狹義的「汀州」府。不過對於封閉（對內）而自自成體系的福建地區而言，閩西南這塊文化上以有別於閩越文化之外的客家文化所覆蓋，地理上又據有天然的向外輻射力的板塊，始終是一個異類。對於異類的處理辦法，在行政上永遠是有兩個方向。一個是讓允許其自成體系，依照已經形成的地緣結構成立行政區；另一個就是分而治之，將之分塊劃入相鄰的，更高一級的行政區中。在古典時期，帝國的統治者們還是基本按照前一種方式也做了，也因此而產生了管理閩西南八縣的「汀州」這個地緣標籤。而現在，閩西南這片客家文化區，則沒有再保有一個地區級的行政區了。它北部隸屬閩江流域的明溪、寧化（石壁所在縣）、清流三縣，被歸入了以閩江上游水係為聯繫紐帶的「三明市」；南部的整個汀江流域，加上其東面的連城縣（連城所在盆地屬於閩江流域），一起被歸入了龍岩市。就龍岩市的地緣屬性而言，則是屬於九龍江水系的上游。而九龍江的下游，則是閩南這個地緣板塊的核心城市漳州、廈門。

　　將汀江流域交由閩南屬性的城市管理，這其中的地緣思維，其實是希望這個板塊能夠成為閩南地區的腹地。或者說還是希望把汀江這條天然有可能被廣東地區輻射的河流，內部消化掉。至於這種劃分是否合理，又是否在地緣文化上達到了和諧，還有待時間去證明。在我們目前所討論的內容中，其後果就是「汀州」這個地緣標籤，成為了客家四州中唯一一個過去式。而除去贛州之外的，與客家文化、汀州關係密切的梅、惠兩州，在地緣矛盾更為尖銳的廣東地區去了得以保留了下來。這也是我們下一節的分析方向。

　　客家這個民系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具有獨特認知的民系，並非是因為他在贛南以及閩西南的沉澱。如果沒有在廣東地區的三分天下有其一，僅憑在贛、閩兩地的存在，客家文化是沒有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民系的。在成功的擴張至汀江流域後，客家先民實際上擁有了兩條入粵的戰略通道：一條就是仍在贛南的客家先民，翻越大庾嶺後，沿湞、北江向南遷徙；另一條則是由已經在閩西南定居的客家先民使用，沿汀江而下，進入下游的韓江流域。前者作為主要的遷移通道，其實千年以來一直在使用，技術上與閩、粵通道的打通與否並沒有關係；而後者雖然看似難度更大，但沿這條路線遷徙的客家先民，卻是客家意識的直接塑造者。也正因為此，粵北韶關一帶，雖然也是客家文化的主要覆蓋區，但卻沒有被客家文化的研究者列入「客家四州」這個客家核心區的範疇中。事實上在「客家四州」這個概念之外，還有一個更狹小的客家核心區範圍，即包括梅洲、汀州、贛州三地區在內的「客家三州」（排除了惠州在內）。

　　梅州的地理範圍，是在韓江上游，廣東境內的梅江流域。汀、梅、韓三江的關係，簡單點說，就是由閩西南發源的汀江，與粵東發源的梅江，在粵閩交界處（廣東境內）合流而成了「韓江」，並最終由潮汕平原入海。當年客家先民由石壁、汀江一線南遷時，理論上是應該可以進入潮汕平原的。但經過之前的分析，我們也已經清楚了，作為廣東境內僅次於珠三角的地緣板塊，以客定位的客家先民，是很難在這樣體量的地緣板塊中，壓倒土著文化的。事實上潮汕平原也並非沒有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否則也不會形成獨立的「潮汕」民系了。不過潮汕文化形成的外力因素，卻並非來自於陸地，而是海洋。在潮汕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受北面閩越文化影響是非常大的，而與之地理相鄰的閩南地區，更是直接作用者。因此潮汕話，也被認定為是閩南話的一種次方言。

　　基於陸地文明的屬性，我們在探究華夏文明擴張的時候，往往會把注意力集中在陸地線路上。而實際上，海洋也是華夏文明擴張的一條重要路線。而在海路擴張中，閩南這個地緣板塊，其實是有著和贛南一樣的地緣作用的。在所屬省份中相同的地緣地位（位於核心地緣板塊南面的次一級單元），都使之有可能成為，沉澱南遷北方移民的重要基地。而隨後的二次遷移，也是依據雙方的地理位置而進行了。就閩南的二次移民而言，東南沿海土著文化薄弱的區域，都是他們有可能落腳的地方。由於海洋在交通上的開放性，閩南移民並不一定要遵循陸地規律，逐次南遷。除掉地緣關係緊密的潮汕地區以外，雷州半島、台灣島都早期華夏文明覆蓋的薄弱地區，都可以成為閩南化的華夏文化滲透區。

　　已經帶有明顯山地族群特徵的客家先民，顯然在競爭潮汕平原這塊海洋屬性明顯的板塊上，不佔優勢。因此由閩入粵的客系家族主力，並沒有沿江而下，跨越蓮花山脈進入潮汕平原，而是在行至汀、梅、韓三江交匯處後，向西溯梅江而上，將梅江流域變身為客家文化區了。

　　可能會有朋友覺得奇怪，我們一直都在說遷移，似乎總是由北向南的單方面遷移。那麼有沒有反方向遷移的情況呢？這種情況也的確有的，就客家先民而言，在遷入閩、粵之後，亦有回遷回贛南的。不過主流還是南遷，甚至向海外擴張。畢竟越往北部，開發的時間越早，空間越小。實際上在宋元交際之時，客家先民通過石壁向閩西南遷移，並隨後再沿汀江入粵之前，嶺南地區經過上千年的開發，本來也已經沒有大規模遷入的空間了。但我們也說到過，蒙古人是第一個統一中央之國全境的北方民族。而縱觀整個古典時期，同樣能做到這點的，也只有後來漁獵民族出身的滿洲人了。這兩個民族，算是代表游牧、漁獵兩大文化，完成了對於農耕文明的政治征服。只不過這種軍事和政治上的征服，並不代表文明的征服。華夏農耕文明在東亞大陸的優勢，一次次的將這種政治上的被征服，轉變為了文明上的反融合。而在統治上更為成功的滿洲人，反過來完全了更為徹底的華夏化洗禮。

蒙古人的這次全面征服，使得廣東地區第一次成為了對抗北方來敵的主戰場。當然，這也可以算得上是最後的戰場了（直接領導這最後的反抗的，就是來自於贛江流域的文天祥）。抗爭的政治結果，自然是已經十分清楚了，嶺南地區也成為了元朝的國土。而這最後的博弈，也消耗了廣東地區，尤其是粵東地區大量的人口。這就為避亂遷入閩西南山地的客家先民，大規模南遷入粵騰出了空間。儘管在珠三角、潮汕平原這樣的一線地緣板塊，由於原有的人口基數較大，沒有機會介入（政治因素也促使客家先民無法進入），但在邊緣山地上，客家先民還是很有機會填補空間的。

　　其實這種由於大規模戰亂，而導致外來人口大批遷移、填充，並改變某些文化屬性的情況，在那些地緣博弈的焦點地區並不鮮見，最為典型的就是四川地區。前面有朋友問過，為什麼四川盆地是官話區，而雲貴兩省通行的，也是四川味的普通話（川普）。這其中的背景，也正是因為四川盆地屢次成為主要的地緣博弈區，而導致的人口大換血。這個過程也正是歷史上著名的「湖廣填四川」（最初的主體，是來自湖北地區，而湖北由於地緣中原，也已經成為了官話區。可以說是西南官話的源頭）。至於說雲貴高原為什麼沒有象嶺南那樣，形成帶有鮮明地域特點的方言區（象粵語區那樣），而是也成為了官話區。個中的原因，其實我們在國際部分解讀中南半島時就已經給出了答案。簡單點說，就是嶺南地區的獨立政權「南越國」，早在西漢時期就已經滅亡了，二千多年的移民史，加上嶺南相對獨立的地理結構，有足夠的時間形成自己的獨立方言。而西南地區，直接短命的蒙古帝國征服之前，還是由土著的非華夏民族（當時的認定標準）所建立的「大理國」來進行統治的。而漢族移民大規模移入的時間，和四川盆地大規模填充外來移民的時間，基本算是同一時代，所以並沒有時間和機會，形成自己的漢族族系。

　　現在我們回到客家的話題上來，正是因為蒙古人的這次征服，徹底打亂了中央之國原有的地緣結構，所以不僅四川盆地、雲貴高原的地緣文化受到了影響。廣東地區的地緣結構，也由於客家民系的大規模填補空間，而呈現出了三分天下的局面。所以儘管北方漢族南遷的歷史，持續了兩千多年。但在客家民系形成的斷代上，宋元之交的時期，應該算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斷代期。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入粵的移民一直沒有斷過，但沿贛東南——閩西南——粵東一線南遷的移民，成為了客家文化形成的強化者。也正因為此，在客家文化通過向嶺南直至海外傳播，成為不可忽視的民系時，梅江流域的「梅州」可以因其發展形成了有獨立意識的客家文化，而打出「世界客都」的文化牌；而作為二次移民的重要跳板，「石壁」這個武夷山中的小盆地，也成為了客家民系可以直接追溯的源頭，並以「客家祖地」的身份出現在客家文化中了。至於贛州，無論你是否是由贛、閩、粵路線南遷入粵的，都無法繞過這個最初沉澱客家先民的地緣板塊。因此在客家意識得以強化，並涉及到經濟利益的今天（畢竟有大批的海外客家移民存在），本來已經成為贛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贛南地區，也開始通過打「客家搖籃」這張文化牌，來試圖建立自己的海外關係了。

　　當客家成為一個獨立的民系時，你的家族是否經由石壁這個跳板進行過遷徙反而變得不重要了。在認定或者說擴大一個民系時，更為直觀和重要的標準，是會演變為共同的文化背景（特別是語言特點）。就象大家現在認定自己的華夏身份時，並不一定要把自己的祖先的來源直接追溯到黃河流域，而只需要在姓氏、語言、文字等文化表現形式上，表現出自己的華夏屬性就可以了。在這種認定方式的主導下，那些未曾經石壁走出贛南，或者經由其他路線遷移的，具有與率先擁有客家意識的「石壁」客家共同文化屬性的族群，也被認定為了客家民系的一部分。當然，並不是每一個被認定者就會認同自己的客家身份的。而目前客家也沒有可能成為身份證上享有特權的一個「民族」，來直接劃定自己的人口範圍。但從純粹的學術角度，確認這個民系有存在及覆蓋範圍，還是可以做的。最起碼我們還可以通過這段內容，了解一下贛、閩、粵三省交界處的地緣結構。畢竟解讀這一地區的最佳歷史載體——紅色政權的「蘇維埃」時期，離我們所敘述的年代，還有二千多年的時間差。真等那個時候的話，相信會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感到失望的。

　　當客家民系的認定標準，已經轉而成為文化屬性上的認定時，粵東的另一個地緣板塊——東江流域的「客家」屬性，也得到了認定，而它的行政標籤則被打上了「惠州」的標記。東江客家的情況，也是我們下一節的分析方向。

提問：
當江東這他們的吳越文化而自豪，兩湖孕育了楚文化之時，江西這個由大別山、羅宵山、南嶺、五夷山等山脈合圍起來的地緣板塊，只能在兩個強勢文化區中間，以「吳頭楚尾」的模糊定位自據。即使是在現在，兩湖之地暫時已經退居二級地緣板塊。長江角和珠三角因為經濟原因，成為地緣重心之後，江西的地緣位置，依然是搖擺不定，無法明確自己究竟應該成為哪一方的腹地。

　　這隻能說明你非常不了解江西.

　　禪宗道教，朱程理學，王陸心學這些奠定中國文化民族心理和社會道德價值的東西都是在江西最終形成定形和傳播到鄱陽湖流域之外的.宋明時期的江西文化,當然是那個時候的文化思想最高地之一,兩湖之一的湖南文化,並不是楚文化的代表,而是隨著明初江西移民的大規模遷移至湖南後江西衍生文化,在清朝之前,整個湖南省基本上都沒有進入過中國的主流視線過.只是在明初江西移民大規模遷入湖南並發展了數百年後,才在近現代開始進入了中國的主流視線.在主流學界,都是把江西湖南歸入到漢族幾大民系同一系的湘贛民系。

　　同一個民系的江西在近代全面衰弱,湖南近代的強勢崛起,則和太平天國是有著直接的關係的.這個說來就太長了。

　　江西的情況，自覺還是很清楚的。其實這段話只是就地緣板塊的戰略地位來劃分輕重了。而人才本孕育成功與否，與地緣板塊是否更加重要，並不是成正比的關係。相反，在一些次一級的地緣板塊中，由於較少介入地緣政治，反而有利於人口蓄積和人才的培養。在僅僅依靠農業生產支撐，就可以修身、齊家，甚至獲得治國平天下之術的古典時期，這點尤為明顯。而江西以及福建，這樣在古典地緣政治結構中，排名二線的的板塊，都曾經在不同時期，因為遠離政治中心，而成為了人才的重要輸出地。這方面的例子，我們其實還可以在商業上找到類似案例。象以商業才能著稱的明清三大商幫：潮商、徽商、晉商，所處的地區都不是所在省份中的一線區域。所以說人才、思想的誕生，與地緣板塊的評級無關。就象耶路撒冷孕育出了世界三大宗教，我們就會認為它和阿拉伯半島是地球上最重要和最有潛力的地緣板塊；而印度現在能夠躋身一線板塊，也絕不是因為他們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建樹。

　　以地緣政治的視角，為地緣板塊分類，還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儘管人才孕育的成功與否，與你的出身地無關（甚至可能越是邊緣的區域，越出人才），但最終施展才能平台，卻必須以這種劃分為準繩。就象剛才提到的幾個區域所孕育出的政治、商業人才，如果只是在他們的出身地活動，不介入那些政治、經濟重心的話，那麼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成功的。

　　在客家的遷移史中，沿汀江、梅江一線遷移的客家人，其實算是比較晚的。但就傳承的歷史而言，卻是最清晰的，也正因為此，梅州和石壁才在客家民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較有趣的是，在贛南的東部，也有一條梅江，而在這條梅江之畔有一個著名的紅色故都「瑞金」，與瑞金隔分水嶺相望的就是汀江之側的「汀州」府（長汀）了。並不確定兩條梅江的得名是否有內在聯繫，不過這倒與客家先民的遷徙路線挺合的。

　　說到梅江，它和另一條韓江的上遊河流「汀江」，在走向上倒是大相徑庭。前者由北至南與下游的韓江呈直線連貫狀態；而後者則是由南至北的反方向流動，梅江水在匯入韓江之後，再向南奔向大海。這種走向所造成的後果就是，客家先民雖然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的溯梅江而上，向梅江流域的腹地滲透，並由此而與海岸線越來越接近，但梅江流域（或說梅江客家）的地緣中心，卻依據下游更容易輻射影響上游的地緣原則，形成在下游接近韓江的地方，也就是現在的「梅州」市。

　　東江流域、梅江流域，加上蓮花山脈以南的大潮汕地區，共同構成了「粵東」這個地理板塊。仔細觀察客家文化在粵東的覆蓋區域，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在東江流域，還是韓江流域（包括梅江在內），客家所佔據的區域雖然大，但都是在中上游的山地丘陵之中。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平原，以及潮汕平原就是屬於廣府和潮汕這兩個更具土著特色的民系所覆蓋了。而客家先民在和土著居民的博弈中，也體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和對於山地的適應性。儘管不能大規模滲透入珠三角、潮汕這兩大塊沿海平原中，但那些具有板塊切割的分水嶺，卻也都被客家先民見縫插針的佔據了。象梅江客家文化所覆蓋的區域，也並非只是在梅江流域，蓮花山脈及其以北的韓江幹流，以及其他支流（比如大埔縣所在的，也梅江相對而游的「梅潭江」），也都被由閩入粵的客家先民所覆蓋。

　　與梅江相比，西北方向與之平行的東江，其流向就「正常」的多了。發源於贛粵邊境的東江，最終成為了珠江三角洲的締造者之一。而東江流域的地緣中心，則依正常規律形成在靠近下游珠江三角洲的「惠州」了。在分析珠江三角洲時，我們曾經將珠三角邊緣的「惠州」市，定位為珠三角的外圍城市。這當然是基於它的地理位置，而作出的定位。作為由北至南滲透至珠三角邊緣的客家文化前沿，反過來也意味著惠州有很大機會被更強勢的廣府文化所同化。現在的情況也的確如此，儘管惠州作為東江客家的地緣核心，被列入了「客家四州」這個地緣概念中。但就惠州這個城市的居民而言，很多人卻更認同自己是屬於廣府文化圈的一員。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相比於珠三角的全國性經濟重心的地位，以及政治優勢，客家文化在東江下游地區並沒有機會反製成為主體文化。惠州這個地緣分割點融入珠三角文化圈的趨勢很難逆轉了。如果是那樣的話，客家文化的倡導者們，再想為東江客家找到一個地緣中心的話，就必須再溯江而上，突出東江中游的「河源」市的客家屬性了。就現在的行政結構來看，相比古典時期代表福建客家的「汀州」被分拆併入其他地區的結果而言，東江中上游流域析出的「河源」這個地級市，倒是一個完整的客家文化區。要是有一天，河源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得以提升，並成為東江客家地緣核心的話，行政上的便利，倒是更容易凸顯自己的客家特色（如果行政管理者，想打這張文化牌的話）。

　　客家文化的原始地緣屬性，我想大家應該已經十分清楚了。概括的講，這是一個以農業為基本生產方式，以相對密度較低的丘陵地帶為聚落區的族系。除掉我們所說的，贛、閩、粵三省交界的這片區域，分布在中國其他省份的客家人聚落區，也大都有著這種特點。不過客家民系，現在之所以能夠具有全球性的影響，卻和客家人曾經大批的向海外遷徙分不開的。這些散佈於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反過來又促進了客家原始聚居區內，客家文化的繁榮。畢竟認祖歸宗也好，衣錦還鄉也罷，無論是客家還是其他民系，鄉土觀念都是支撐文化的紐帶。

　　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向海外遷徙的大背景，和鴉片戰爭之後，廣東成為中國開放的前沿省份有著密切關係。事實上，東南沿海的人口輸出，並不僅限於客家人。更佔據地緣優勢的廣府、潮汕，以及閩南等族系，同樣或主動（下南洋），或被動（比如被「賣豬仔」）的飄洋過海。在這些離開東亞大陸的客家人中，基本都是分布在閩、粵兩地的客家人，而基於居住地並沒有直通海洋的河流，留在或回遷閩南的客家人，並沒有參與到這次全球性的擴張當中去。只不過當這些飄流在外的客家人，最終希望回來尋找自己的根時，無一例外的會沿著祖先遷移的足跡，上溯到贛南地區。贛南這個純粹的內陸板塊也因此而通過客家文化，有機會間接性與海洋文化對接。

　　不過我們也分析過了，客家人在如東江、韓江這樣能直流入海的河流流域，佔據優勢只是丘陵特徵明顯的中、上游地區。在那些下游沿海平原上，客家人在與土著文化的競爭中，並沒有取得優勢。當然，這並不代表客家人就沒有向更靠近海洋的地區努力滲透過。實際上所謂「客」這個概念的出現，就是隨著客家進一步向沿海地區遷徙而造就的。

　　客家能夠在贛南、閩西南、粵東這些河流中上游的丘陵地帶，規模性的形成獨特地文化區，是有著獨特的歷史機遇的。在我們解讀客家文化形成中，脈絡最清晰的「石壁」客家時，所提到的促使客家先民，從贛南規模性的遷出的「宋元之交」這個時間點，就是其中的一個歷史機遇。首次面對北方民族入侵，而消耗掉大量土著人口的粵東、閩西南地區，客觀上為客家先民留出了足夠的空間；另一個歷史背景就是，在清朝以前，中國的人口一直都沒有過億，總人口數與土地之間的矛盾其實並不突出。之所以在每個王朝的末期，總會出現因土地而起的尖銳矛盾，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王朝初期被相對平均分配的土地，會不可避免的集中到地主手中，從而引發了土地的結構性矛盾。而最終解決的辦法，只能是周期性的將原有的結構摧毀，重新建立相對公平的土地結構。也正是因為看到了這點，現在的中國對於土地自由流轉和私有化問題，看的非常敏感。如果直接依附於土地的農業人口，不降到發達國家水平，相信是沒有政治家敢冒險放任土地集中化的。

　　如果客家的覆蓋地區，只是在那些山地丘陵之中，那麼客家文化的獨立性應該不會有現在這樣明顯。只不過在19世紀的中國，中國的人口數量出現的一次質的變化，即由明朝以前一直保持的千萬級人口，迅速跨入以億計數的級別，到鴉片戰爭之前，官方統計的人口數量已經達到4億之巨。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象地理大發現，使得原產於南美的富含澱粉的高產農作物（如土豆、玉米等）的引進；以及清前期取消人頭稅（攤丁入畝）的努力，減少了隱匿人口（所以有觀點認為，明朝人口其實已經過億了。但不管怎麼樣，清朝人口大爆炸是事實）。

　　成倍成長的人口，與在量上沒有質變的農業用地，所帶來的後果就是為了尋找更多的生存空間，而帶來的人口遷移。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如北方地區向邊緣板塊屬性的內蒙、東北地區遷移的走西口、創關東，都是這種人口爆炸背景下所進行的人口轉移。而在此之前的古典時期，守土觀念深厚的華夏民族，多是因為政治、軍事的原因，才會進行大規模遷移。在拓展新生存空間的嘗試中，有海洋之利的東南沿海地區，很自然的選擇了以海洋為通道的，向海外地區的滲透。在意識的轉變上，這其實也要「感謝」國門被西方洞開，所帶來的世界觀的轉變。

　　與那樣靠近邊緣地區的族系相比，身處內陸的客家人其實並沒有擴張空間的。但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矛盾，已經迫使他們必須向尋找新的土地了。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土著居民力量相對薄弱的沿海地區，便成為了客家人滲透的方向。這其中，我們之前分析過的，緊臨珠三角的潭江流域，也就是「四邑」地區，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區域。問題是，人口出現大幅增長的，並不只有山地丘陵之中的客家人，沿海平原的人口同樣在大幅增長，因此也需要去向之前沒有填充滿的空間滲透。以四邑地區為例，珠三角的廣府族系，向此滲透會更有地緣優勢。由此，客家人和土著居民，因為土地而爆發的大規模衝突就無可避免了。在這場衝突中，土著居民在的心理優勢在於，會認為自己才是這些土地真正的主人，並由此而認定，那些由東、梅等江中上游地區下來的居民，為客屬身份。正是伴隨著這種地緣博弈，客家人的族系概念，才得以強化，並成為廣東三大民系之一。

　　關於清中期以後（即人口大爆炸之後）的土客矛盾，或者說由此引發的土客械鬥，有很多相關的資料可以查詢。可以說，這段歷史是非常血腥的。唯一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種矛盾的方案，就是為雙方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通過海洋，向海外滲透，就是緩解人口壓力的一種方式。而從政權的屬性來說，作為最後一個古典王朝的清朝，當然不會去鼓勵這種方式，畢竟對於保守的農耕文明來說，這種方式等於在放棄華夏的身份。有資料表明，19世紀末的巴西政府，在需要大量勞動力時，曾經希望通過外交途徑從中國遷移人口，但很自然的被拒絕了。而東亞另一個飽受人口壓力，並且海洋屬性明顯的國家——日本，卻欣然接受了這個機會，並由政府組織遷移了30萬人口。因此至今日本後裔在巴西，乃至整個南美的影響力，都要高於華裔（甚至還在秘魯誕生了日本裔的總統）。

　　儘管東南沿海的居民，在向海外移民時，基本是屬於自發性質，但並不代表當時的政府，在緩解土客矛盾方面就無所作為了。只不過被定義為「客」屬的客家人，成為了犧牲的對象，他們當中與土著居民矛盾最為激化的那部分，被有組織的從所滲透進的土地上，強制性的遷往湖廣、廣西、等地，客觀上也造成了客家文化的進一步發散。

　　雖然客家人在向沿海地區滲透的過程中，並不佔據優勢。但也並不代表，客家文化區就無法真正獲得一個屬於自己的出海口了。四邑所處的潭江流域，雖然在客家先民進行開拓時，廣府文化也並不佔優，但其與客家核心區分割的狀態，以及與珠三角緊密相連的地理位置，使得客家文化很難成為這場土地博弈的勝利者。如果有一塊區域，能夠與梅、東兩江的客家核心文化區相接，又能夠繞過珠三角、潮汕平原這樣的，土著文化優勢區，那麼客家文化還是有可能直接打通海洋通道的。這個區域究竟在哪裡，也是我們下一節的解讀內容。

　　如果客家核心文化區，想尋找一片屬於自己的海岸線，那麼珠三角平原與潮汕平原之間的結合部，就是唯一可能的突破口，畢竟這兩個地緣板塊，並非是由江河進行分割的。其間有一片起到緩衝作用的沿海丘陵區，就是客家文化擴張的機會區。這個區域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無縫對接東、梅兩江的客家核心區，避免象博弈四邑那樣，因遠離大本營，而最終在競爭中落敗。

　　從現有的行政劃分來看，客家核心區所擴張成功的這片沿海地帶，基本就是現在深圳市東部的「龍岡區」、惠州市下屬的「惠陽區」、「惠東縣」。從地理結構上來看，這塊緩衝區正好位於珠三角平原，與分割潮汕地區的「蓮花山脈」之間。無論是廣府，還是潮汕文化，在此的影響力都是相對較低的。反過來，客家移民在此站穩腳跟之後，也會反過來影響周邊地區。象潮汕板塊西端的「海陸豐」地區，就是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同時受到包括客家文化在內的多種文化的影響，而變得與潮汕核心區的文化，有些不同。

　　從水系的角度來看，客家文化的這個海洋突破口，隸屬於東江流域。但這並不代表這裡所接納的客家移民，就都是來源於東江流域。實際上當跨越閩粵邊境，向梅江流域遷徙的這支客家先民，在上溯到梅江源頭後，也進一步的跨越分水嶺，滲透入這片沿海地區。正是在東、梅兩江（或說惠、梅兩州）客家人的共同作用下，客家文化最終在廣府和潮汕兩大土著文化之間，艱難的打通了一條屬於自己的海洋通道，這也為客家文化最終規模性的向海外滲透，奠定了地緣基礎。而如果客家核心區是一個完全被封閉在內陸山地的族系，那麼基於整個廣東、福建的沿海屬性。客家人在海外移民成為一種謀生手段時，也同樣會和廣府、潮汕族系的土著居民一樣，向海外擴張。只是在自己的核心區中，沒有直接融入海洋因素的話。客家文化的海外擴張之路，會變成艱難許多，也不會有現在這樣規模的海外影響力。

　　需要說明的是，從地緣格局一來看，東江客家與梅（韓）江客家的源流，並不相同。應該說，如果從入粵的時間來看，東江客家的主體，應該會更早。特別是東江的源頭，就在目前的江西境內，從地形上看，可以擁有自己獨立的遷移通道。只是晚有晚的好處，正因為由贛（石城方向）入閩（寧化一帶），再入粵的這支客家移民，遷移的時代較晚，歷史記憶深刻，因此反而成為了客家文化的主力代言人。遷移路線上的贛州、汀州、梅州三州，也分別以自己的歷史定位，為自己貼上了客家文化的「搖籃」、「祖地」、「驛站」、「客都」等標籤。

　　當東江客家，也希望在客家文化的歷史演變過程中，佔據一席之地時，就需要另闢蹊徑，尋找自己的優勢了。從東江的開發歷史來看，可以說是屬於南粵第一批被開發的區域，後來封關自立為南越王的「趙佗」，在他還是秦朝官吏時，所任的職位就是「龍川令」。而這個龍川，就是現在東江上游，的贛、粵邊境的龍川縣（廣東境內）。從江西境內發源的兩條東江源頭：尋烏水（尋烏縣境）、九曲河（定南縣境），到了龍川這賓，彙集成為了東江幹流。從地理位置以及歷史記載來看，趙佗在龍川擔任縣令的歷史，的確可以佐證東江這條贛、粵通道，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經被開發使用了。只不過，相比於北江通道，能夠直接對接珠三角和贛南的核心區，東江通道後來所發揮的歷史作用要小的多罷了。

　　如果從字面上理解的話，所謂主、客，其實是相對存在的。相比於居住在嶺南的百越之族，秦帝國及以後遷入的華夏移民，都可以算是「客」屬了。也正是抓住了這點，試圖以自己為中心，樹立東江客家品牌的河源市，在尋找自己在客家文化中的定位時，乾脆直接上溯到了秦朝，將趙佗直接奉為「客家始祖」，並尋找一些古迹作為「客家古邑」（特別是龍川這個有史可查的地點），以期擴大自己的文化影響力。只是這種定位，其實是非常牽強了。因為包括趙佗在內的，由秦帝國而起的華夏移民，可以說是整個嶺南地區華夏化的先行者。如果說是始祖的話，也應該被奉為所有嶺南漢族移民的始祖。一定要說跟哪個族系關係更近的話，先期形成的廣府文化，應該更有資格爭奪這個「祖宗」。除非，你認為廣府文化不是屬於華夏文化，而是純粹的，沒有華夏化的百越文化。

　　特別說到這點，除了說明東江客家的遷移特點，其實是有別於梅江客家的（即並不會以石壁為祖地）。也是有感於現在基於經濟目的的文化爭奪戰中，出現的各種亂象。對於一直以祖先崇拜為文化核心的華夏民族來說，祖先們一定想不到，現在他們的身後名，已經成為生產力和GDP的一部分了。　　

　　客家文化內部的支系關係，大致就是這種情況了。其實所謂民系，民族，主要是以文化為紐帶了。只要大家認同相同的文化，有共同的記憶，就可以認定彼此的親緣關係了。至於自己那支，是否能佔據更重要的地位，並不重要。相比於贛、汀、梅、惠四州，珠江三江的另一支「北江」，其實大部分區域，也被客家文化所覆蓋。只不過北江通道，在歷史上歷來是中原王朝，與嶺南之間溝通的最重要的通道。因此即使從地理結構上看，已經覆蓋了贛南、粵東的客家文化，會通過自然滲透的方式，補上粵北這個缺口。但強勢的廣府文化，以及來自官話區、贛語區的移民文化，也會彙集在此。並讓客家文化無法在交通幹線上佔據優勢。有鑒於此，象湞江、北江沿線的南雄、韶關這樣的戰略要點，核心區都沒有成為客家文化的優勢區。所在即使在粵北也廣泛分布有客家族系的移民，但核心區的缺失，使得整個粵北無法以「韶州」（韶關的古稱）之名，在客家文化中佔據一席之地了。

　　從現在珠三角的強勢地位，以及北江流域與珠三角的地緣關係來看，粵北最終應當還是會和粵西一樣，成為珠三角的腹地。至於說東、梅兩江的客家核心區，有沒有機會以客家文化為紐帶，成為一個單獨的地緣板塊，就很難說了。即使單從經濟和文化的角度來看，可以被定位為珠三角外圍城市的「惠州」市，也日趨廣府化。至於說被定位為特區的「深圳」，則成為了外來人口和文化，向嶺南遷移的最新案例。無論是廣府屬性還是客家屬性的土著文化，最終應當都會讓位於綜合性的中華文化了（語言上則以現在的官話，普通話為主了）。

　　客家族系的前世今生，就寫到這了。希望對大家了解這個特別的族系，以及贛、閩、粵三省交界之地的地緣結構有所幫助。至於說客家族系在國內其他省份的存在，其實都可以在上述區域尋找到最初的來源的。鑒於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列舉了。就我們所搭建的主體結構而言，客家文化的解讀，其實算是超越了既定的時代背景了。下一步我們需要回到歷史的軌道上去，去看看成功征服南越之地的秦帝國，即將遇到什麼樣的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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