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思筆記六十一:讀孫慶偉《追跡三代》隨筆
讀孫慶偉《追跡三代》隨筆
(一)源起與簡介
最早看到這本書似乎是在漢唐書城,一眼看到這本考古書便拿來翻翻,但是沒有仔細看,很快就忘卻了。後來丁素卿說他認識作者孫慶偉老師,本打算去北大跟隨他學習商周考古,也推薦我看一看,再後來有同學考北大,說這本書對其影響很大,於是才將其放到電腦桌面。直到本學期已經大四了,才有了一點兒閑暇看看書,於是便將其翻來看看。所看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是一本考古專業書籍,主要介紹三代考古。
這本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考古史,主要是商周考古的發展歷史研究,雖說是偏向於專業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較為宏觀問題的思考和陳述,讀這本書大概就能對三代考古的狀況有一些基本的框架性的了解了。本書的主要人物有顧頡剛、李濟、徐旭生、蘇秉琪、安金槐、鄒衡等著名歷史、考古學家,他們致力於三代的考古歷史歷史研究,為探究夏商周的歷史真實做出了巨大貢獻,本書就通過回顧這些考古史來向讀者展現將近一百年來中國考古的發展尤其是商周考古的狀況。
(二)思辨與探索——顧頡剛先生
這本書雖然沒有十分難懂的地方,但讀來總是覺得其很厚,而且越讀越厚。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便是前兩章對於顧頡剛先生學術道路的研究,分別以古史辨和夏史研究為中心,介紹了顧頡剛先生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創立的古史辨學派、夏史研究及其思想,全面展現了顧頡剛先生的學術道路和思想變化,其中提到了他的主要著作,於是我便想看看,最為著名的當然是《古史辨》而其精華則為《古史辨自序》,很慚愧雖然敬仰先生及此書久矣終究只是看了幾頁,不曾領會其內容,只是對其思想略有耳聞罷了,故在很多地方缺乏底氣,故終於決定將《古史辨自序》儘快讀完。又著重介紹了他的《秦漢的方士和儒生》這本書,於是摸出了床頭放置了許久的這本書將其仔細讀一番,又看了一些論文,終於對先生的思想有了一點兒稍微具體的了解。其思想對我最大的影響在於思辨,即任何文獻都需要思考、考校和辨偽,沒有文字記載是能夠直接作為完美的證據的,越早的文字變化越大,當然,在很多方面前輩已經做過了工作,我們需要對其進行充分的了解再發言,故不能沒有一定的基本功。
顧頡剛先生認為夏史研究的出路在於考古學,誠然,對於歷史之研究不出文獻和考古兩大主要途徑,二則兩大途徑中一個是已知需要考辨的,一個是相對未知的需要發現的。夏代當時之歷史文獻早已經不復存在了,流傳後世的傳說為商周尤其是夏代的歷史的文獻也多半在學者的懷疑之中,故需要嚴格的考辨,「破」而後「立」,「破」乃是「立」的重要手段,無破不立。先生致力於夏史之研究並打算與童書業先生合作寫成一部夏史,可惜後來沒有寫完,不知後人是否能繼承之。而其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重視考古學並關心注重運用考古學材料,算是當死的先進思想,今日商周考古早已經碩果累累,但是對於夏史的探索仍然處在初期階段,對於一些介乎傳說和史實之間的任務我們仍舊如霧裡看花,但是基本的考古學框架已經能看到了,儘管還有爭論(正是好事)但我們似乎能夠隱約看到未來的光明前途。
(三)鄒衡先生——六小時的報告與二里頭的性質
而今的學術報告很多時候只有一刻鐘,就算超時也不過幾十分鐘,而一般的講座也不過一兩個小時,但是在中國現代考古史上卻真實地存在過一次長達六個小時的發言,這便是1977年舉辦的告城會議中鄒衡先生的講話,這是一次特殊的會議,參會人數從原定的二十多人到最後的一百多人,會議的初衷和結果也大相徑庭,關於二里頭遺址的性質引發了極大地爭論,成為以後幾十年商周考古的重要焦點。這次會議之後的幾十年,越來越多的人認同二里頭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這一觀點,但是這一觀點從產生到發表再到爭辯卻經歷了幾十年的堅信,而告城會議便是他的開始。在書中,孫慶偉先生分別介紹了此次會中的被譽為「新中國河南考古第一人」的安金槐、「偃師市榮譽市民」趙芝荃、「商周考古第一人」鄒衡和新中國考古總設計師夏鼐四位考古大家在此次會議前後的行為和起到的作用,敘事方式獨特,雖不能說是引人入勝,卻也饒有趣味。
其中提到了「史語所傳統」,其背後涉及到一個重要的考古學理論問題,即如何把考古學文化同古代歷史上的族屬文化對應起來,怎樣將考古學研究結果轉變成為到古史研究的內容,夏文化的探究便是一個例子,雖然距離那次會議已經四十年了,其間關於夏文化也有很多探索和討論,但是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還處於告城會議的時代,甲骨文的發現敲定了商代的存在,而沒有發現文字的夏代到底是怎樣的呢?而今的考古學發現則將龍山之後的商代之前的這一範圍內的遺存說成是夏代,但是夏代的時間還很模糊,實際發現的遺存和歷史文獻的模糊多變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對應,還值得深思。在此,我想到另一個問題,即:考古資料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反映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歷史是一種,但是人們永遠找不到,歷史文獻構建出了一種歷史,考古也構建了一種歷史,人民心中受到各方面影響也構建了一種歷史,他們又在何種程度上反映真實呢?考古是一條路,因為不同於文獻的研究而異軍突起,但是也存在難以避免的局限性,即資料的破碎性、片面性和解讀的主觀性(程度各不相同),儘管如此,依靠大量實際的考古資料構建出來的歷史總是更加能令人信服。歷史或許本沒有真實,它只是我們無限接近的一條線,而他的橫坐標是時間。
在提到鄒衡和鄭光先生關於「鄭亳說」和「西亳說」的爭論之時,我看到了前輩學者的風采和高尚的品行,既不因為個人感情改變學術看法,也不因為學術觀點的不同而傷及感情,這需要雙方都具有極高的專業素質和個人修養。在實際中很多時候都是弟子跟著導師的腳印走,我想這在很大程度上固然是學術上的感染,或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感情的影響,想要做到反對自己的老師並且老師歡迎被反對說來簡單,做起來確是不容易。
這本書迫使我思考不同遺存之間的差異多大才能算是統一文化、多大才能算是統一文化的不同類型,並且陶器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反映時代變革?這都是需要長久討論的問題。同一時代同一文化同一類型的陶器形態無疑最為就接近,但是也略有差異,這種差異積攢到一定程度之時就會成為另一期,與之並行的或成為另一類型,變化更大一些的便演變成了另一種文化,這種程度恐怕還難以量化。與之相伴的另一個問題,陶器雖然是最廣泛的、最普遍的、變化速度快的器物,但是一個時代的變革有可能並不會引起陶器同時期的迅速轉變,而是會有融合、轉變的過程,依據陶器排列出來的序列或許不如青銅器、玉器等國之重器能夠更加直接而深刻地反映時代變遷,張光直先生正是這樣認識的。
(五)書評
孫慶偉老師的這本書是一本深入淺出的專業書籍,也是一本商周考古的歷史集。在讀書的時候發現其特點:首先,這本書是一個用講故事的方式抑或說是紀事本末體的形式編寫的夏商周考古的歷史,既有事件的完整性,也不失其專業性;其次,這本書沒有插圖,我對此時的陶器也沒什麼記憶,故在讀此書的時候常嘆對書中的各類陶器對比不甚清楚,後來得知其為北大各院系非考古專業學生所講授,便自然理解了。總之,這本書可以作為了解三代考古的一個窗口,透過這裡我們可以大致看到三代考古的成長足跡和諸多考古名家的風采,同時讓我們看到了這一時期這一方面的重要著作,幫助我們理清了很多脈絡,為進一步學習提供了很好的路徑和方法。
後記:這本書從本學期開學看到了現在,斷斷續續,其間穿插了十幾本無甚關係的書籍,今天總算是看完了。只是明白了多少,尚未可知,全切寫下一點筆記,聊為思考之料。
孫晨
2017年5月14日
於西安馬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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