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士」

文/龔龍飛

「士」在中國古代是最低級的貴族階層，又是四民（士、農、工、商）之首。在中國歷史中，「士」文化高歌於春秋戰國，絕響於民國。

雖然民國遠不如春秋戰國歷史漫長，但這兩個時期都具有相似的流變，他們都處於國家大分裂，社會大轉型的時期，都面臨著中央集權的短暫衰微，新舊文化的劇烈交替，又都是思想文化與人性大解放的時代，更是「士子」進入歷史舞台中央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形成養士的風氣，士是民間的讀書人，基於他們的才能與品行，被選入到官僚體系，變成「大夫」，「大夫」即指官僚階層，所以「士大夫」則泛指讀書人和官僚階層。

兩千多年來，中國「士子」沒有先天的經濟、政治特權，只有靠知識來改變命運，他們具備一定的文化基礎，也普遍存在崇文精神，又無權謀私，士往往承擔了建設和批評社會的責任，諸如描述士子們的「眾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也往往有「一言九鼎」「一言興邦」的社會效應。基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的價值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士以天下為已任」等民主政治的理想，成為起碼的士人理想，所以「士」成為國家思想文化、精神理念的創造者與主導者。

nn

晚清以降，皇權衰微，列強環伺，特別是歷經了湘軍崛起、科舉廢除、晚清新政、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面臨著新舊文化衝突，中外思想碰撞，在短短30餘年間，在軍閥翻雲覆雨，政客朝秦暮楚，土匪佔山為王，幫會大行其肆的昏暗大幕之上，民國士人走進了舞台中央，他們被稱為是「中國最後的士大夫」，又是走在前列的思想先驅，夜空越是昏暗，群星越是璀璨。

士之崛起

清代的士大夫階層本身就與明朝不同，明朝有紳士又有紳權，發育到晚明時期，甚至一度有能力挑戰中央權力。但到了清代，如學者楊國強所言：「清代二百年間有紳士無紳權，紳士只能同地方官合作，不能囂張」。這顯然是強大王朝壓制的結果，一旦中央式微，「士大夫」階層自然將有所崛起與裂變，而這一切是以湘軍崛起為標誌。

太平天國運動撕裂了清王朝最後的尊嚴，式微的朝廷被迫允許漢人曾國藩、李鴻章等士大夫精英在地方上自主募餉、設厘卡、辦團練。而後又允許辦企業、搞洋務，從此地方勢力就有了軍隊、財力與利益圈層，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等晚清重臣有意建立以各地士紳為基礎，封疆大吏督撫為核心的地方勢力，到太平天國運動結束時，他們已不再是純粹的國家精英代表，而具有鮮明的地方屬性，並最終成為與中央權力疏離的地方精英階層，並且努力嘗試一個經過日本明治維新轉化而來的西方新詞——「地方自治」。彼時的狀元張謇和進士湯壽潛、譚延闓、湯化龍、蒲殿俊等等官格齊備的「士」，沒有遞進成為「大夫」，卻以紳界領袖的面目在官場之外開疆闢土，官場也不再成為讀書人的唯一選擇，而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則加劇了這種變化。

延續千年的精英選拔制度在這一年被徹底廢除，這打斷了中央與地方關聯的人才樞紐，從根本上讓中央不再對地方精英有絕對的凝聚力。

「文人士子」的真正崛起是在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與1890年代的公車上書為界限，如果說前者是以曾國藩、李鴻章等國家精英主導變革的話，後者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等原屬於地方的「文人士子」所引領的變法風暴。

「康梁變法」象徵著作為最底層的貴族「士」都得以參加國家的頂層設計，這很大地刺激了各地的士紳勢力。類似的情形，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也出現過，但日本有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元老坐鎮，經過充分的政治溝通與妥協，在1889年制定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明治憲法，成為德國式的君主立憲國。然而中國在當時並沒有能夠超越於各種地方利益和黨派勢力之上的元老，於是在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死後，張謇站在了地方士紳一邊，袁世凱因為被革職對清廷忌恨在心。在朝廷與士紳、中央與地方嚴重對立之際，國家失去了德高望重、超越中立的人物，最終因為缺乏緩衝和調和的中間勢力，僅僅因為朝廷收回地方鐵路而引發的一場「保路運動」，成了壓垮了清朝這頭駱駝最後一根稻草。

袁世凱死後，中國又進入了軍閥混戰、南北對立的亂世，舊制已去、新法未立。中國突然失去了中心勢力，科舉廢除與宗法制度的崩解，意味著一個統一的士大夫階級面臨著春秋戰國之後的第二度解體，到了民國年間，讀書人再次流落到社會當中，成為自由流動資源。一部分人成為「土豪」，另一部分人成為「游士」。

「土豪」與「游士」

nn

「土豪」一般是舊士紳階級，在法統破裂、中央政權式微之際，「土豪」們往上發展無望，乃沉澱於地方，延續晚清新政的傳統，致力於地方溫和的保守主義改革。從他們的履歷來看，均出身於新政事業所開創的各種軍事學堂、專業學校，有著學堂一代人獨有的特色：不中不西、又土又洋。他們具有現代國家的富強意識，但缺乏全面的新知識，他們的知識半新不舊，視野基本沒有超出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在文化上已經失去了號召和影響的能力。

「游士」則具有鮮明的新舊文化重疊，中外思想交匯的印記。

1896年，在徽州山村中，5歲的胡適就開始了舊式文人的私塾生涯，儒家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的文化底色，14歲就奔赴到上海的新式學堂讀書。嚴復的《天演論》和梁啟超的《新民說》對他產生極大影響，他始終認為梁啟超是他的思想啟蒙者，為他打開了中國之外的世界。

而比胡適大12歲的陳獨秀，也同樣受到了嚴格的舊式文人教育，他還熟讀四書五經，參與了八股文考試，甚至考中秀才。他們之所以成為「游士」的代表，在於他們的命運發生了相同的轉變，就是留學。

在1900年，陳獨秀東渡日本求學，其中還有蔣介石，蔣百里，蔡鍔，魯迅，郁達夫等等，他們之後或成為思想激進者，或直接帶回革命的星火。

1910年7月，胡適以第55名的成績，考取了庚款留美官費生，開啟了他了解西方文明的腳步，而前往歐美的留學生中還要詹天佑、吳宓、傅斯年、湯用彤等等人，在幾年後，他們為中國帶來了「德先生」與「賽先生」，對中國進行科學民主的啟蒙。

這些遠洋留學歸來的游士是新文化運動之子，他們滿腦子新思想、新觀念，對舊制度不屑一顧，對未來充滿了期待，而「土豪」還在宗法制度中食古不化。

1933年10月，國民政府舉辦了第五屆全國運動會。當女選手們穿著泳衣出現在泳池時，眾多拄著拐棍的遺老遺少慌忙離座退場，他們紛紛譴責：「罪孽啊，罪孽！女子洗澡還要招人來看，真是不知有人間羞恥之事！」

梁實秋描寫到：「球賽和舞蹈，都比中國士大夫的矜持的漫步更有趣味。」而林語堂更是在想像大同生活時暢言：「世界大同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家裡遍及美國的水電煤氣，要有一個中國廚子，一個日本老婆，以及一個法國情人。」

這些游士們回國後做的第一樁事往往就是打破包辦婚姻，陳獨秀與高君曼，魯迅與許廣平，徐志摩與陸小曼，徐悲鴻與蔣碧薇等等婚外情已經成為了民國的典故，但也有人例外，胡適雖然鍾情於曹佩聲，卻始終沒有拋棄目不識丁且裹著小腳的原配江冬秀，兩人最終白頭到老。

nn

1962年冬，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在台北病逝，蔣介石的輓聯似乎得見他們的複雜性：「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民國士大夫

1932年，歷史學家孟森有感科舉制度廢除之後，士大夫精神的萎靡。於是寫下《論士大夫》一文，他認為「所謂士大夫者，乃真負責於國之人」。胡適非常認同，寫出了回應文章，「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

民國士大夫有著與今天知識分子迥然不同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他們的個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這自然得益於當時寬容的公共環境、西方民主與自由文化的浸潤，但內里又不失中國傳統文化的風骨、風趣或風雅，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著。

這種新舊文化碰撞所產生的氣質在古老國家的巨大轉型中顯得格外強盛，他們中有人相信精英教育救國，諸如蔡元培、梅貽琦；有人潛心研究學問，以學術報國，諸如葉企孫、陳寅恪；有人相信公民社會與新聞的力量，諸如邵飄萍、林白水；有人以強軍衛國為要，如蔣百里、蔡鍔；梁溯溟去山東搞鄉村建設，晏陽初去搞平民教育，有人投身於血與火的革命。他們根據自己對世界的理解，對國家的理想，去實現抱負。文人中亦出現的亂黨和烈士無數。雖然他們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都繼承了春秋戰國士子冒死犯禁的古風。

謙謙君子如蔡元培者，早年也是勇猛的革命黨人。他曾試製炸藥，組織暗殺活動，被認為是中國惟一一個以武裝反抗王朝的翰林；

「富二代」林覺民明知起義無法成功，寫下絕筆《與妻書》，放棄萬貫家財，隨黃興、方聲洞等革命黨人參加廣州起義，同數倍於己的敵人鏖戰，從容就義；

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為座右銘的記者邵飄萍拒收張作霖30萬封口費而被殺；

冒死犯禁的勇猛文人數不勝數，但也不完全是敗局；北大教授傅斯年集中火力炮轟宋子文，寫下的戰鬥檄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震動朝野，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宋子文被迫辭去行政院長職務。

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的名篇《寫給青年：我的新人生觀演講》一書中，詳細闡述了士人為什麼要肩負重大的責任。他說:「社會的演進，本不是靠多數沉溺於現在的混瀦的人去振拔的，而是靠少數特立獨行出類拔萃的人去超度的。」

nn

這在民國大學中就表現為學術報國。抗戰時期，日軍飛機常常轟炸西南聯大，防空警報一響，教授和學生各自躲避，劉文典跑到半路，突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趕忙帶著幾個學生回頭攙扶起陳寅恪，一邊跑用喊聲開路：「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這時，他看到平素里最瞧不起的新文學家沈從文也在人流中，便轉身怒斥：「你跑什麼，我劉某人是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

這種狂妄的背後其實是對學術救國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就是是孟子所說的「捨我其誰。」

而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傳統也不僅僅只在大學之中。

1938年底，日軍沿長江長驅直入內地，大量的遷川物資、器材和人員集結在宜昌。前有三峽天險，後有日寇追兵，宜昌港秩序一片混亂。

在此危難之際，民生航運公司老闆盧作孚親自請見蔣介石，要求承擔全部運輸任務，當即獲得批准。盧作孚受命於危難之際，以國民黨交通部次長的身份親赴宜昌指揮船舶運輸。他發揮出非凡的智慧和才能，採取了有名的n「三段航行」和 「川江夜航」的方法來增加運力。每當夜晚降臨，宜昌港區一片繁忙，汽笛聲、機器聲、口號聲，合奏出一支悲壯的交響曲。

宜昌大撤退僅用40天，民生公司共搶運各種物資、器材設備十五萬多噸，運輸進川人員三萬多人。而民生公司付出了沉重代價，共有 16艘船舶被炸沉炸毀，69 艘船舶被炸傷，117 名員工英勇犧牲，76 名員工傷殘。此次撤退也被稱為「中國敦刻爾克大撤退」。

盧作孚，1893年出生於四川合川縣一個挑賣麻布的商販之家，天資聰穎，自學成才。17歲就加入了同盟會，做過記者和編輯，出版過教科書，開展過民眾教育運動，但他最終選擇了實業救國的道路，1925年在合川發起籌建民生公司，從一條僅70.6 噸位的小火輪起家，10 年時間就發展成為川江航運的主力軍，將外國輪船排除出川江，統一和發展了川江航運事業。1937n年抗戰爭爆發後，盧作孚在南京為國民黨政府草擬總動員計劃草案。他號召民生全體職工：「民生應當首先起來參加抗戰。」

盧作孚其實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大亨，他身形消瘦，常年剃光頭，蹬布鞋，通常穿著由三峽織布廠出產的灰色芝麻點布所做的中山裝，他在民生公司沒有任何股份，工資之外，即便是車馬費也全部捐給學校，川江上的船老大都沖著盧作孚的德行投奔而來。後來有人這樣寫到：「盧作孚證明了在追逐利益的商業領域內，一個好人也能夠成功，不過是在民國成功。」

也不得不說，這些士人對他們的國家同樣充滿驕傲。既是物理學家又是戲劇家的丁西林，在其名劇《妙峰山》題詞中莊重寫到，「獻給國立北京大學，並紀念蔡孑民先生。在他的直接領導之下，我替國家社會服務近二十年，從未厭倦。」

消失

nn

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權，一個集權中空的過度時代終結。在新中國的國旗中，四顆小星星圍繞著一顆大五角星。按新的國旗法規解釋，大五角星象徵中國共產黨，圍繞它的四顆小星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這個「小資產階級」就是知識分子的代詞，也就是「士」，工、農、商、士，四民的劃分仍然未變，只是「士」排在了末位。

新中國初期，仍有「民國士子」冒死犯禁的事。

1953年，梁漱溟在全國政協常委會上以政協委員的身份發言，他反對毛澤東的主張，認為走工業化道路其實是忽視了農民的利益，這種直接頂撞讓毛澤東大為不滿，兩人的關係陷入僵局。周恩來託人請國學大師馬一孚做說客勸梁漱溟服軟，以便給毛澤東台階下。馬一孚託人轉告周恩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梁漱溟是不會認錯的，我也不會去做這件事。」

在50年代開始的第一輪土改，富農鄉紳首當其衝成為打擊對象，「土豪」蕩然無存；在五、六十年代，「游士」也成為了社會的末流，是思想改造的重要對象。如果說「反右」鬥爭的開始只是觸及「士」的靈魂，那隨後的文化大革命則毫不客氣地觸及性命，在八十年代短暫的回暖後，新一輪的通俗文化與市場經濟又對最後一點「士」之記憶進行了合圍。

而今，國旗上的這四顆小星星代表的階層非常廣袤，是處於「官」與農工商之間的「各界人士」，「各界人士」越發壯大，而「最後的士人」卻徹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