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都不讀書，還怪買不起學區房

在談論學區房之前，先來說說開鎖的問題。

當你遇到一扇鎖著的門時，你應該怎麼打開這扇門？當然不應只盯著鎖子看。因為打開鎖的鑰匙絕對不可能就插在鎖子上，否則相當於沒有鎖。之所以打不開門，就是因為需要的鑰匙，一定在別的什麼地方。

同理，當你遇到任何問題的時候，這就相當於你遇到了鎖著門的鎖子，而解決方案就相當於鑰匙，而且它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所以當你要解決問題的時候，就不能緊盯著問題看，只盯著問題最終可能只能是徒勞無功。這個道理很簡單，但卻只有絕少數人掌握這種能力。

再來說一個很有啟發意義的教育實驗。

1990年代，有3個「初級教育援助」實驗在肯亞展開。最初是向學校贈送教科書。由於是英語書籍，因此在擁有書籍和沒有書籍的學校，教育效果差距不是很明顯，實驗失敗。接下來是贈送授課用的挂圖。結果本應該是符合老師需求，也能提高學生效率，但是結果還是失敗了。最後一次是贈送驅蟲葯。這次他們成功了。學生身體健康之後缺席率下降了25%，不僅學習效率提高，兒童的身高也有了提高。

沒想到吧，肯亞學生學習效率不高這個鎖子，開鎖的鑰匙在別的地方——蚊蟲帶來的疾病。如果只盯著學習看，怎麼能找到真正開鎖的鑰匙呢？同理，解決中國貧困地區學生上學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建希望小學，送愛心教科書，而是扶貧。

現在，每個家長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些孩子要比肯亞和中國貧困地區的孩子幸運和幸福得多，他們面對的不是能不能上學的問題，而是更高一層，能不能取得更好成績，是否能考上重點大學的問題。

既然目標是取得好成績考重點大學，家長的邏輯如下：要想成績好就要上好學校，因此要考重點大學就要上重點中學，要上重點中學就要上重點小學，要上重點小學就要上重點幼兒園，這個邏輯還能往下推演，在這裡就此打住。

在北上廣這些大城市，人口這麼多，重點小學就那麼幾所，學校又對應著學區房，因此家長自然得出結論，要想孩子成績好就應該買學區房。學區房炒得有多離譜，家長心裡就有多焦慮。

這個觀點不能說不對，畢竟學校環境對孩子的成績影響也不小。但也絕對不全對，這其實就是盯著鎖子，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找鑰匙。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孩子的學習是一場馬拉松，要活到老學到老，所以解決孩子成才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上好學校，而是培養它愛學習會學習的好習慣。

金庸小時候，家住在海寧縣的袁花鎮上。他讀的小學，是袁花鎮小學，相當於現在的鄉鎮中心小學，絕對不是什麼名校。按今天的話說，金庸真輸在起跑線上了。金庸讀中學，遇到抗戰爆發，上學好像打游擊。他先上聯合中學（七所流亡的學校合併成的），因為閑不住，寫東西諷刺訓導主任，結果被開除。於是轉到衢州中學。沒學幾年，日軍逼近衢州，學校只得停課，給大家發流亡學生證明，就地散夥。17歲的金庸就懷揣著流亡學生證，到重慶繼續求學。這學習環境簡直太差了，成績怎麼能好呢？

不出所料，金庸的學習成績不是很好，而是相當的好。他數理化都非常優秀，英語、國文更是出類拔萃。後來《衢州日報》有記者去查舊檔案，發現金庸的全部15門功課，全班同學平均都是六七十分，金庸平均成績82.9分，全班第一。他到重慶，又考上了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再後來更傳奇，《大公報》在全國招兩個譯電員，三千多人報名，錄取比例1500：1，激烈程度不亞於現在的熱門職位公務員的考試。23歲的金庸一路過關斬將，成功被錄取，不久被派去香港。

金庸學習成績這麼牛，真不是因為買了學區房上了重點小學。而是金庸從小就養成了愛學習好讀書的習慣，在這一點上學校沒起多大作用，但金庸的家庭環境卻起來重大影響。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緒丙戌年的進士，做過丹陽知縣，後來不當官了，回家編書。他編了一部「海寧查氏詩鈔」，有好幾百卷之多，但雕版還沒完工就去世了，書也沒印出來。這些雕版放了兩間屋子，後來都成了小金庸的玩具。

金庸家裡的男性長輩喜歡讀書，女性長輩也一樣。他的母親徐祿（徐志摩的姑姑），讀過私塾，喜歡詩文，平時手不釋卷。金庸回憶說，小時候母親和姊妹、姑嫂們喜歡讀《紅樓夢》，大家經常比賽背誦《紅樓夢》的回目詞，贏了的就得一粒糖。看看我們現在的三姑六婆坐在一起，不是八卦、說媒就是打麻將，有比賽背誦《紅樓夢》回目詞的嗎？

如果孩子不愛讀書，學習成績不好，問題真有可能不在孩子和買不起學區房上，而恰恰在家長的言行舉止上。烏克蘭教育家馬卡連柯說過這樣一句話：「不要以為只有你們在教訓孩子、命令孩子的時候才是教育，你們在生活的每時每刻，甚至你們不在場的時候，也是在教育。」你在家裡從來不看書學習，家裡除了電器說明書就沒有幾張帶字的紙，不是看電視劇就是摳腳挖鼻孔，孩子有樣學樣怎麼可能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如果你買不起學區房，還買不起幾本書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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