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前的社會環境中職業規劃是空談（上）

文丨黃銘峰

在筆者的職業諮詢中，遇到過很多不斷處在不滿抱怨情緒中的職場人士。

他們經常抱怨中國當前的社會環境惡劣、各種職場不公平現象、社會腐敗現象、高等教育的失敗、企業領導層不關心下層員工的發展和心理需求、複雜的辦公室政治和人際交往環境、社會功利實用思潮、生存競爭的壓力等問題有很多。

很多人認為在當前的職場環境中，這些問題得不到改善，做職業規劃根本就是浪費時間，所有的個人發展問題都是「紙上談兵」，屬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每每碰到這樣的問題，筆者也是感到深深的無奈。

對於這些現實存在的問題，筆者並不否認這些問題確實在社會上，在很多企業每天都在發生，而且很多問題不是靠個人的能力去改變。

因為這些現象是整個社會大背景條件下的產物，其中有文化的因素、國際大背景的因素、國內大環境的因素、社會發展階段因素、價值觀背離因素等。

應該說，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是一個更加宏觀層面上的思考。

當一個獨立的個體在面對如此大的一個環境問題時，往往會覺得自己十分渺小，在當今如此複雜的社會職場環境中，尋找到一個可以安身立命之處，有時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以筆者的觀點，個體在面對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大背景下的職場，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種平穩從容的心態，用達觀的視野去審視面對，總要好過處在不斷抱怨情緒中所造成內心的劇烈衝突。

回過頭來還是那句話：我們改變不了所處的環境，只能改變自己的內心。

在這個並不完美的世界上，看看我們能做些什麼讓自己感到滿意的事情。

當然，這種良好的從容心態是要建立在對世事的深刻洞察之上的人生智慧。

筆者發現身邊有很多人只會抱怨事情「為什麼是這樣？」，而從不去換個思路角度想想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就不能是這樣？」。

中國有句古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才知其然。

很多人只看事物的表面，而不去探究事物的本質發展規律，所以就無法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自己無法理解的現象發生，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在筆者看來，中國當前有那麼多的社會和職場不良現象的產生，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影響的結果，是一個發展型社會必然要經歷的痛苦過程，這些問題只有靠社會不斷的發展，才能得到相應的解決。

如果用歷史哲學的眼光看待當前中國社會的問題，我們會發現其實西方發達國家也經歷過類似的時期，也存在著同樣類似的問題，只有當一個社會進入到成熟階段，這些怪現象才會慢慢消失。

有時，一個不成熟的社會同樣也孕育著發展的機遇，問題是個人是否有超前的眼光看到這種機遇，通過長期的學習準備去迎接屬於自己的未來。

筆者有一位朋友曾經說過一句話：「這個世界如果只有一百個人，相信能看明白世界本質的人不會超過十個人，而這十個看明白的人中，有能力把事情做好的人也許只有一個，而這個人將是最後成功的一個。」

筆者覺得他也是很有生存智慧的一個人，因為他高度概括了成功人士的普遍成功規律。

唯一持不同意見的是如何對最後成功的那個人，其所成功的標準定義上。

這裡面其實隱含著道德原則的評價標準，在筆者看來如果有一個人能智慧地看清楚世界普遍的發展規律，並且有原則地、以一貫之地去把事情做好的人，那在這個標準上他應該是真正成功的。

反之，如果一個人靠聰明洞察了世事人情，能靈活變通地處理好事情，那在這個標準上應該是事業上的成功，而並不是人生意義上的成功。

不過，筆者發現在現有的社會主流價值觀評價下，似乎後一種人更接近社會普遍認同的成功標準。

不管如何選擇，這兩種成功的人，其實是精神成功和世俗成功的代表，其中的區別在於心靈境界層次上。

如果選擇做第一種精神成功者，道路會比較艱辛，但心靈上的成長會更長遠，幸福滿足感更強。

後一種世俗成功者，至少能獲得現實中的回報，但心靈成長和幸福滿足感的程度不如前者。

如何從一百個人中脫穎而出，成為那個有能力看明白的人？

這個問題很值得討論。

在筆者看來，這種看明白的能力是和一個人的宏觀視野、多領域知識的系統掌握、日常對事物思考探究的好奇心高度相關。

就好比前面提到的各種社會現象，其實裡面包含著文化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教育學、法律等多學科的知識交叉點。

應該從理論上說，沒有一個社會現象是獨立產生的，很大的程度上是多種因素交叉影響的結果。

這就需要我們通過平時有意識的學習，在掌握大致宏觀的各科領域大量知識點的基礎上，運用哲學和歷史的思維方法，才能大致把握整個事物發展的規律和脈搏。

打個比方，如果我們討論為什麼中國社會當下有那麼多的腐敗髒亂現象？為什麼中國社會從歷史上發展至今還是中央集權管理模式，而西方社會的民主法制制度不能直接移植到中國的社會管理中？其實這些問題用歷史發展得眼光來看，是不同文化的國家社會發展得必然趨勢。

我們會發現西方很多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在初期的大工業化時代，缺乏相關法律制度的有效制約，也是存在著各種政府官員的大量腐敗現象，當時美國社會上也是官商勾結，黑社會橫行。

即使美國發展到現今的高度民主文明的社會，在選舉中各種政治黑金醜聞層出不窮，而且這種腐敗是受到國家法律保護的，是一種無法改變的結構性制度腐敗。

而中國當下的腐敗只是人性私慾的腐敗，和美國這種制度性的腐敗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是可以通過今後法律制度的健全，政府相關部門監督力度的加強得到改善的。

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多民族聚居的國家，歷史上就存在著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治的紛爭，歷史的發展驗證了只要是中央集權的時代，國家的經濟就能快速發展，社會就比較穩定。

而當中央權力被削弱，地方諸侯權力加強的時代，社會就會處於動蕩，經濟發展也比較慢。

中央集權的好處在於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能及時統一思想、快速執行國家政策和法令，集中力量辦大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國內經歷了多年的戰爭破壞，經濟和工業基本上是處於崩潰的邊緣。

但國家正是有了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所以很快就恢復了經濟和工業，這才會有之後的「兩彈一星工程」。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央集權的不足之處是容易引起「一刀切」，不能充分考慮平衡各地區之間的差異，造成經濟發展缺乏活力的大鍋飯現象，地方上的積極性容易被削弱。

這也就有了後來的鄧小平南巡之後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重新騰飛的新局面。

所以，如果我們觀察到歷史上如西漢、唐朝、北宋等管理中國比較成功強盛的朝代，往往是能很好地處理中央政權和地方諸侯利益關係，使中央集權統治和地方經濟自由發展形成良性制約平衡的時代。

那麼從現在的中國發展情況來看，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在慢慢利用國家的中央集權和宏觀調控政策干預地方經濟，同時也給予地方一定的經濟自主權，以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

這樣，國家在政策上運用經濟技術上的「東補西」和資源人力上的「西補東」來達到國家「全國一盤棋」的發展目標，這才有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高速增長。（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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