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作為哲學家的索緒爾

江怡：作為哲學家的索緒爾

作者江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自《外語學刊》2014年第1期

我始終認為，語言學與哲學的關係是雙向的：一方面，語言學思想來自於哲學，語言學家通過與哲學家的思想交流產生新觀念；另一方面，哲學家通過與語言學家的交流也產生新的哲學思想，甚至可以說，許多重要的哲學家，特別是當代的許多哲學家，也是語言學家。

因此，有時，我們很難對語言學和哲學做出一個清晰的界定。從事語言哲學研究的人也不僅是哲學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同時也是從事語言學研究的，甚至也從事其他學科的研究，例如認知科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慧和文化批評等。其實，語言哲學是一個交叉學科，研究範圍非常廣泛，涉及到各種不同領域。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語言哲學，應當是語言學研究者的優勢和強項，因為「語言哲學的核心或者說語言哲學所研究的對象就是語言，而從事語言學研究的人所研究的對象也是語言，語言哲學研究者和語言學研究者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興趣是相同的」。由於語言學的研究受惠於哲學本身的發展，而哲學發展本身又受惠於語言學自身的成長，因此，這兩者之間的交融使得語言學和哲學有了天然的血緣關係。

2013年是索緒爾逝世一百周年。百年來，我們通常把索緒爾看作一位語言學家，但我認為，我們更應當把他看作一位哲學家。這對於理解索緒爾的思想具有重要意義。我在這裡主要從3個方面展開論述：

（1）關於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出發點，即他是如何考量他的語言學思想的，他的思想與前代以及同時代的語言學思想有什麼不同；

（2）關於索緒爾的語言哲學思想，因為要了解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必須先了解他的語言哲學思想，了解作為一個哲學家的索緒爾到底是怎樣的；

（3）哲學家們對索緒爾的評價，這些評價或許可以為我們理解作為哲學家的索緒爾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

1、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出發點

索緒爾語言學思想提出的背景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語言學中的索緒爾，另一部分是哲學中的索緒爾。新語法學派把當時語言學的發展歷史簡單地規定為前科學時期和科學時期這兩個階段。索緒爾對新語法學派進行了批判，他把語言學的發展歷史大致分為了從「普遍語法」到「語文學」，再到「比較語法」這樣一個過程。他特別地強調在古代也就是上古、中古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哲學家們和語言學家們對語言的基本研究是從普遍語法的角度來討論語言現象的，進入語文學的研究之後，實際上是對語法自身的一種研究，而比較語法是一種經驗性研究。在索緒爾看來，這樣一種研究方式是不能說明語言本身的性質的。索緒爾在語言學中的地位是由從語言的歷史描述和比較到語言性質的研究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所形成的哲學思想而確立的，特別值得強調的是，他在批判性地考察了當時所出現的各種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弊端以後形成了他對語言性質的一種獨特理解。雖然《普通語言學教程》只是他3次講座的筆記整理，但是這本教程里的內容就已經凸顯了索緒爾思想的原創性。

語言學歷史中的索緒爾應當是比較清晰地被定位的，但是索緒爾在西方哲學發展中的地位究竟是什麼，我們卻並不十分清楚。由於索緒爾的語言思想與他的哲學思想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就非常有必要了解這一點，以便為更好地理解索緒爾的語言哲學奠定基礎。

要了解索緒爾在哲學中的地位，首先要了解在西方哲學歷史中，特別是從18世紀到19世紀下半葉一直到20世紀初的西方哲學發展歷程中，語言學與哲學是什麼關係。

在索緒爾的時代，哲學的發展受到來自不同學科的挑戰，不僅僅傳統哲學觀念受到了衝擊和批評，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學本身的發展對哲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哲學研究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來做出規劃，並且形成大家對世界的共同理解。在這個前提下，索緒爾的語言哲學或者語言學的思想就有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即他同樣也希望能夠以對語言研究本身的思考來確立人們對世界的普遍認識。他雖然沒有表明這樣的普遍認識是一種哲學觀念，但事實上他已經在從事著與他同時代的其他哲學家同樣的工作，這些哲學家包括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弗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乃至於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這樣一些哲學家們所做的工作與索緒爾所做的工作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繫。當然，我們現在已經很難找到索緒爾跟這些哲學家之間有什麼個人交往或直接對話，但通過他們思想的展開，我們可以理解索緒爾的思想恰恰是那個時代哲學發展的一個產物。所以，「理解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就不僅僅是簡單地對原有語言材料的反思，或簡單地對傳統的或他那個時代的語言學觀點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經提出了一些在那個時代不同哲學家從不同角度來提出的共同哲學問題，即如何從性質上來把握語言現象，如何對語言的發展規律給出一般性說明」。

索緒爾的這種觀點也與19世紀之前，特別是從17世紀開始的西方思想界關於語言的性質、起源以及語言多樣性的考察有著密切的關係。在18世紀德國啟蒙運動當中，啟蒙思想家們特別注重對語言現象的研究，他們要觀察在不同文化背景當中，語言的使用如何影響到人類思維的一般發展。例如，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的語言學思想或是語言哲學思想實際上是當時整個歐洲，特別是德國哲學發展的一個集中代表。所以，要理解索緒爾的思想，就必須將其放在整個西方哲學發展的脈絡當中，這樣我們就能很好地理解他的思想發展絕不是孤立的語言學研究，它反映的恰恰是一種哲學思考。

我們知道，索緒爾除了在任職的時候發表過一篇小文章之外，直到拿到博士學位，他都沒有發表過任何文字。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思考。他一直在考慮語言問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語言現象究竟應當如何解釋。他已經掌握了當時語言學家們所提出的各種語言學理論，但他對這些理論都不滿意，而他又沒有辦法很完整地形成自己的理論觀點，所以，他在自己的講座中逐漸地提出自己的想法。當然如果索緒爾在天有靈，我相信他對他的學生編的這本書可能也不會滿意，因為這只是一個筆記。實際上在這個筆記中有相互矛盾、相互衝突的地方，甚至在後人看來，他的思想體系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當然這也不能怪罪於索緒爾本人，或許是他的學生們理解和做記錄的時候沒有完全忠實地把他的思想記錄下來。但是通過他的幾次講課筆記，我們大體上能夠了解他的語言學思想的概貌，那就是他對於語言現象的考察絕不僅僅限於對某一種具體語言現象的分析，也不像比較語言學那樣簡單地將各種語言做比對，從中找到所謂的規律；他想要追問的是語言現象跟人的活動，特別是人的思想活動之間是什麼關係。

在數理邏輯產生之前，人們對邏輯學這個概念的理解是和心理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絕大部分哲學家都認為邏輯學處理的是人的思維規律，即處理人的意識活動，所以索緒爾也基本上持有這樣一種觀點。索緒爾與以往哲學家不同的是，他能夠看到語言研究的形式化要求，只是他沒有用邏輯的方式，也就是用數理的方式來把這樣的邏輯加以形式化。但他已經意識到了，一定有某個東西可以讓我們用一種形式去描述人類思維普遍規律，而且一定有這樣的形式，可他並沒有指出這樣的形式是什麼。這樣的工作是後來的哲學家，也就是像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這樣的哲學家完成的。由此可見，索緒爾雖然沒有就語言形式本身給出規定，但他已經潛在地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通常我們會把索緒爾的思想歸結為結構主義，並且認為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一個主要代表。可是在索緒爾思想的形成過程中，他既是歷史比較學的支持者，又是社會心理學的支持者，也就是說他當時搖擺於這兩種理論觀點之間。在他看來，語言學的研究在廣義上應當屬於社會學的研究範疇，應當在社會背景當中來考察人的語言活動，而人的社會學研究又是跟人的心理活動，跟人的心理學研究密不可分的，所以要理解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就不能忽略當時所存在的社會心理學流派對他思想的影響，甚至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教科書還把他歸結為社會心理學派。這樣的歸結並沒有錯，因為他的思想根源還是基於對邏輯的心理學解釋。當把邏輯學看作是研究人類思維規律的學科時，人們不可避免地會從心理學的層面上來討論邏輯問題。可是我們又把索緒爾歸結為結構主義語言學家，並且看作是結構主義的創始人之一。

一般認為，他的語言結構主要是講每一個句子裡面的單個詞與語言結構之間的關係，講每一個句子與它所在語言的語境之間的關係，甚至是講每一個語言要素與其所在語境之間的關係；通過對語境的分析，或者通過對結構的分析，來考察每一個要素的意義。任何一個符號的意義只有把它放在與它相關聯的其他符號的關係當中，我們才能真正地理解這個符號。這樣的結構要求被看作是結構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所以我們今天把他看作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家。

結構主義不單是一種語言學理論，甚至更廣義地說，它是一種哲學和文化理論。結構主義在文學批評中以及在廣義文化理論中佔有重要的位置，甚至統治了20世紀初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在哲學上，我們也把結構主義看作是一個重要的哲學思潮。被稱為結構主義者的哲學家不僅有索緒爾，還有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和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等。當我們考察結構主義的思想來源時，我們會發現，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與後來的結構主義觀點有很大不同。索緒爾並不是要通過構造一個結構而使得這個結構影響在其中所出現的各種語言成份，相反，他是要考察任何一個語言成份通過與其相連的其他語言成份之間的關係，來確定這個語言成份的價值和意義。所以，他不是預先設立一個結構來規定我們的語言成份或要素，這是與後來的結構主義哲學家、語言學家和其他理論家有所不同的地方。由此，索緒爾思想的創新性就更為明顯。因而，我把索緒爾結構主義思想的創新理解為一種語言研究的新方法。

最後，我把索緒爾放在語言哲學的大背景當中考察，由此來說明語言哲學這個概念如何可以用在索緒爾的身上。「語言哲學」這個概念在西方主要還是在英美語境中被使用的，我們是在安格魯—撒格遜（Anglo-Saxon）的傳統當中來使用語言哲學這個概念的，在西方比較少的學者會把語言哲學這個概念用來概括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索緒爾、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這樣的哲學家的思想。有些學者寫了索緒爾的語言哲學，伽達默爾的語言哲學或是海德格爾的語言哲學，這一定不是在西方主流哲學裡的，因為在西方的主流概念當中，語言哲學應當是屬於英美的而不是歐洲大陸的。但是，我們不能被這一點所迷惑。不能因為西方沒有把他們的語言哲學看作是主流，它們就不是真正的語言哲學。我的博士生導師塗紀亮先生在國內是比較早地提出要把語言哲學這個概念做一個「寬的理解」，而不是狹義的理解。所謂「寬的理解」就是說，只要是對語言現象、語言性質和語言結構等做出哲學性思考和研究的理論，我們都可以把它歸結為語言哲學的範疇，所以，我們當然可以把索緒爾的思想放在語言哲學中來討論，由此，討論索緒爾的語言哲學就有了合法性。

2010年，國外出版了一本《論索緒爾的語言哲學》。這本書主要討論索緒爾的差異理論。索緒爾正是通過差異來指出他的語言觀和他之前乃至他同時代的語言觀之間的不同，這種差異觀被看作是索緒爾語言思想的一個亮點，通常也把這一點看作他的語言哲學的核心內容。但這部分內容實際上只是索緒爾語言哲學中一個很小的部分。

我們在談到索緒爾的語言哲學時，會涉及索緒爾語言學思想中的幾乎所有內容，甚至可以說，只有把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放到語言哲學的語境中來考察，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索緒爾的語言學。這與我們考察當代其他語言學家的思想可能有所不同，這也體現出索緒爾本人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明顯特徵。

索緒爾的語言哲學思想在整個歐洲的語言哲學發展歷史中當然不是第一個，因為之前有德國的洪堡。當代歐洲大陸的語言哲學家也不僅有索緒爾，前面提到的幾個代表人物，如胡塞爾、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等人，他們都有自己的語言哲學思想。索緒爾語言哲學的特點體現在，他把語言現象看作是人類自主活動的重要內容，語言的自主性反映了語言與它所體現的事物之間的差異，也反映了語言作用於事物和世界的特點。如果我們要考察索緒爾的語言哲學思想在整個西方語言哲學中地位，我們就會發現應當給他一個重要的位置。但遺憾的是，在西方出版的現有語言哲學教程、指南和手冊等當中，我們根本找不到索緒爾的語言哲學，因為在英美語境中，語言哲學應當是英美哲學家的專利，而不應當包含歐洲大陸哲學家，所以，他們不認為歐洲大陸哲學家的哲學屬於語言哲學。

在中國，塗紀亮先生是最早地承認廣義語言哲學的，因而我們可以把索緒爾的思想放在語言哲學的語境中來討論。20世紀90年代，我們在湖北十堰專門開過一次全國歐洲大陸語言哲學研討會，後來出版了文集《現代歐洲大陸語言哲學》，洪堡、索緒爾、列維·斯特勞斯、伽達默爾、海德格爾和胡塞爾這些哲學家的思想在這本書里都得到了體現。除此之外，陳嘉映先生在他的《語言哲學》中專門給了索緒爾一個位置。雖然在書中他並沒有表明索緒爾的哲學思想是否是語言哲學，但他提到，任何一種對語言廣泛而深刻的思考一定包含了一些哲學意義，在這個意義上，他把索緒爾放在語言哲學的背景中來討論（陳嘉映2003：71）。我的理解恐怕要更遠一點，我不僅僅把索緒爾的思想看作是具有一種哲學意義，我更願意把他的思想就看作是語言哲學。

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另一個出發點，就是對語言性質的追問。第一，從歷史比較語言學到普通語言學的轉變。歷史比較語言學更加強調的是通過不同的語言現象，或者通過不同語言種類的變化來考察語言的一般規律。不同的語言學家可能掌握了大量不同的語言資源，他們將這些語言資源作為材料來進行比對、分析和研究，然後發現不同的語言本身是如何變化的。在某種程度上，歷史比較的方法可以為我們提供觀察、理解和研究語言自身發展的規律，但更多的是限於對一些具體的語料資源的考察，他們更關注的是不同語系之間甚至是同一個語系內部不同語言之間的一些變化。索緒爾的工作恰恰要突破這一點，他試圖給出對語言的一般性理解，所以普通語言學這個概念是比對於當時邏輯學的一個術語。18到19世紀時西方的邏輯學是按照教科書的方式來進行規劃的。教科書的方式是一般先講普通邏輯，然後再講應用邏輯，一般德國的教科書在談邏輯的時候是分為這兩個部分來談的。

在索緒爾的心目當中，現有的歷史比較學所提供的有關於語言學的研究材料都是應用語言學，他要建立一種普通語言學，這種普通語言學恰恰能夠為具體的言語活動來提供準則、方法和一般思路，這是索緒爾要建立普通語言學的一個出發點。我們在閱讀他的書時，隨時會感覺到他不斷地要跳出具體的語言，他的思路總是跳躍式的。在談到具體的語言現象時，突然冒出一句話說我要談的不是這個語言，或者是我要談的是比這個語言更多的東西，所以，他的這種跳出本身就代表了他對語言的思考已經突破了傳統的應用語言學研究方法。他這樣的方法，或者說這樣的普通語言學研究，使得他給出了對語言性質的一般理解。那麼，歷史比較語言學和普通語言學是可兼容的還是對立的？在很多語言學家看來，這兩者是無法兼容的，因為這兩者之間出現了很大的衝突。事實的確如此，在索緒爾的書中也能感覺到，歷史比較的方法與普通語言學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衝突的。

索緒爾的思想兼容比較語言學的思想和社會心理學的思想，這種兼容使得他不可能將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和普通語言學的方法完全對立起來，所以，我們寧願承認這兩者之間的兼容，而不願意承認兩者之間的對立。第二，從具體的語言研究到語言的差異研究。具體的語言研究通常是說對某一具體語系的研究，或者對某一個語種的研究。無論是對語系還是語種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具體的語言材料，很難給出對語言的一般性理解。例如，漢語屬於漢藏語系，漢藏語系與印歐語系之間的差異是非常明顯的。我們在理解這兩個語系之間差異的過程中，如果只是沉溺於對某一個語系自身的研究，哪怕是考察這兩個語系之間的差異，也只是停留在對具體語言對象的研究上，也就是說，我們是根據某個具體的語言對象來說語言的。這樣的研究是必須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做語言學研究必須要依靠這樣的語言材料。

如果沒有語言材料，那麼語言研究就是空洞的，就是純概念的，就不是語言學了。但只有對具體語言的研究又是不夠的，所以索緒爾指出了具體語言研究的不夠在什麼地方，就是在於他要找出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差異是索緒爾語言哲學思想中很重要的內容，這種差異性恰恰體現在語言與言語之間，甚至是不同符號之間的差異。在索緒爾的語言學中，他明確地把語言學看作是符號學的分支。雖然在他看來，這是符號學的主要分支，可人類的符號是一個廣義的概念。符號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符號的指向性。正如索緒爾所說，符號有兩個特點，一是任意性，一是線性特徵。這兩個特點在很大程度上都表達了符號自身的一種指向性特徵。我們不管符號是任意的還是線性的，它都具有一種我們用符號來做什麼，我們用符號來表達什麼，或者我們用符號來指代什麼等等這樣的特徵。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會發現一個特點：索緒爾在談語言學的時候，恰恰是在符號學的層面上來理解語言，或者說從更廣義的符號學意義上來闡發他的語言學思想的，所以索緒爾是在符號這個層面上來理解語言符號的。他在有些地方直接講語言符號，所以把語言理解為一種符號，就意味著他是從更廣的意義上來把握語言這個概念。這裡我們要區分索緒爾的語言概念和言語活動的不同。當我們說語言的時候，一定是指他所說的語言概念，而不是言語活動。

實際上，在從具體的語言研究到語言的差異研究中，他提出了一個問題：語言研究究竟是為了描述，還是為了規定？以往的語言學研究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即從近代以來語言學研究都是描述性的，尤其是索緒爾之後喬姆斯基之前，描述學派成為了大家公認的一種語言學研究方法。索緒爾的特點在於他不僅僅滿足於對語言的描述。雖然他本人也研究了大量的語言，例如梵語，掌握了大量的語言資料，但他並不滿足於對這些資料的簡單描述，他的工作是要給出對這些語言的內在的或者共同性質的規定。在他看來，這樣的共同性質就是我們對語言的定義，對語言的理解。第三，從語言的內部研究到語言的系統研究。其實，索緒爾一直在強調系統概念。雖然他並沒有明確地提出一個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系統論，或者語言系統說，但實際上，系統這個概念一直是索緒爾語言學當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他之所以強調系統概念，其實是跟他對語言性質的研究有密切關係。在他看來，只有通過對語言系統的理解，我們才能夠真正地把握語言，才能真正地理解語言的性質，而這樣的系統是通過對各種不同語言系統的了解完成的。所以，這裡就出現了言語跟語言的關係，以及歷時和共時的關係。第四，從語言學到符號學。如何從符號學的意義上來理解索緒爾的語言學，把語言學確定為符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首先就是索緒爾語言哲學的一個重要思想。索緒爾在他的書中專門用一章談到關於變與不變的關係。他講到語言符號性質以後，接下來就講符號的不變性和可變性，從不變性和可變性引出關於演化的語言學和靜態的語言學之間的關係，這與共時和歷時的特徵是密切相關的。

現在有很多人反駁索緒爾，說索緒爾的思想還是二元論，到處都給出一種對立，例如語言與言語、共時與歷時、內容與差異（或內容與形式）等各種各樣的對立。後來的哲學家和語言學家認為我們應該提出一個3元組，以3元組的方式來避免這樣的對立出現。其實，這種對立的產生跟3元組的提出不是在同一個層次上：「3元組的討論可以是在討論某一個具體語言現象的時候，但是在談論語言本身性質的時候，肯定就會涉及到一個二元對立的問題。我們經常說二元論在今天已經越來越被哲學家們所放棄了，很多哲學家都在提出所謂「變異一元論」的思想」。變異一元論就是不管這個一元是什麼，是心、語言、生理的或者是自然科學可以給我們解釋的一種物理現象。無論這個一元是什麼，或者一元的內容是什麼，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個嚴肅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所研究的所有意識、物理現象乃至語言本身是如何與人的活動，特別是人的意識活動發生關係的。

因此，意識問題變成了當代哲學家討論的一個最難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在理解人類語言、人類的行為以及人類所有被看作具有物質特徵的活動時，背後的根據究竟是什麼。所以，我們了解索緒爾的時候就知道，索緒爾很明確地給出了這樣的前提，或者說給出了這樣的預設，這個預設就是，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語言活動與人的其他活動之間的不同。我們可以把這種差異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對立，即語言是通過與人的活動的對立而使得語言成為語言的。我們可以把這個對立看作一個參照系：語言是以人的其他活動作為參照系而形成的，這就使得語言脫離了人，而這恰恰體現了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科學特徵。

索緒爾的語言學不是簡單地哲學的、思辨的或反思的結果，它是一種科學研究的結果。這種科學性在於，它能夠把語言脫離人的自身活動，而使其為獨立的，並且我們人是站在外面來觀察語言的，而這時我們所觀察的語言跟我們內心所體驗到的語言之間產生了差異，我們通過研究這樣的差異來理解我們所認識的語言。索緒爾強調的差別概念之所以重要，就是在於他要告訴我們，我們所接受的、理解的以及內心體驗到的語言和他所給出的對語言的一種刻畫之間的區別是什麼。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這樣的區別並且能夠很好地解釋這個區別，我們就可以說我們掌握了語言。這是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而不是哲學的。這之所以是科學的，就是因為它能夠使所要研究的對象脫離研究的主體存在。

哲學不是這樣，哲學是要回到主體的，哲學本身就是主體內在的意識活動，所以如果脫離了主體意識活動，我們是沒有辦法像研究科學的對象一樣把哲學孤立出來，客觀地冷靜地來研究它。索緒爾提出歷時和共時的概念時，他所謂的共時性概念也就是他所謂的靜態語言學，其實不是強調真的有一個可以同時存在的語言結構。他所謂的共時概念是一個純靜態的結構性概念，跟時間沒有關係，它是一個空間中的概念。雖然這個概念叫作「共時」，但它不是時間性的，它是空間性的。對空間性的理解很困難，也就是說，人們理解事物的時候都是通過時間來把握的，如果脫離了時間，我們是沒有辦法把握對象的，因為一個對象不可能像牛頓的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中存在的事物一樣。我們要抓住它，就需要把它放在一個具體的、特定的環境當中，而這個特定的環境就包含了時間概念。所以，如何理解他的共時性概念，是我們理解索緒爾語言哲學的一個非常重要和關鍵的部分。

2、索緒爾的語言哲學思想

從以上的論述中已經看出，索緒爾的語言哲學思想是他的語言學思想的重要內容。我大致將這種語言哲學思想概括為4個方面，目的是將索緒爾語言學思想在哲學上的意義揭示出來，讓大家理解這些思想如何在哲學上有了意義，或者如何能夠被叫作「語言哲學」。

第一，對能指和所指的區分。這一思想的歷史背景包含了弗雷格對意義與意謂的區分，以及皮爾士對思想與指號的區分。索緒爾所提出的關於聲音的形象與概念之間的區分，也就是能指的任意性與所指的不變性的關係，其實正好對應了弗雷格的意義和意謂的關係，或者意義和所指的關係。其實弗雷格的所指並不是一個對象的存在，而是一個對象映射在我們認識活動當中所形成的那個概念，因而這個所指就指代的是概念而不是事物本身，這一點恰恰回應了索緒爾對能指與所指的區分。索緒爾的所指也並不是這個對象，例如，「馬」這個詞的所指並不是某匹馬。因此，索緒爾的所指概念其實是與哲學家弗雷格所提出的所指概念一脈相通的。另外，索緒爾關於語言系統中的同一與差異的思想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學的影響，這一點大家都比較熟悉。最後，索緒爾的聯想（聚合）關係與組合（句段）關係實際上是一個關於對比與序列的關係。其實，對比與序列正是應對了前面所講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所強調的這樣一種結構安排，即序列安排，但這樣的序列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語言要素在句子當中的位置，而對比安排決定了一個要素跟其他相關要素的關係，所以，這兩者之間有著共通性。

第二，語言和言語的區別。這裡涉及到這樣一些關係：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原則與活動的關係、社會與個人的關係。社會與個人的關係是索緒爾反覆強調的，在《教程》的幾個地方都強調他所講的語言一定是社會的、約定的，而不是個人意志的產物。言語是個人意志活動的產物，所以語言和言語的區分恰恰體現了社會和個人的關係、同質與異質的關係，以及語境與邏輯的關係（陳嘉映 2003：78-79）。

第三，共時和歷時的區別。這個區別包含了靜態語言學與演化語言學之間的關係，它們究竟是對立的還是分層的概念。索緒爾明確地提出，這兩者之間是對立的。他說，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兩者之間是對立的，不是可以並駕齊驅的，兩者之間不能夠相互依存，是各說各的，兩者之間沒有關係，所以，不能用共時語言學的觀點來反駁或解釋歷時語言學的思想。這兩者之間沒有一種邏輯的相互關聯，是對立的。但事實上，今天很多哲學家都認為，這兩者之間不是對立的，它們只是一個分層的區別，它們是在不同層次上來討論的。從分層的角度來看共時和歷時的區別，我們就可以很好地理解，為什麼共時和歷時可以同時出現在索緒爾的語言學當中。共時和歷時的說明，同時又是邏輯的形式說明與時間的歷史描述之間的關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共時性概念不是一個歷史的概念，或者時間的概念。一般我們說共時性就是同時代性，但是索緒爾講的共時性是在一個邏輯空間當中的共時，所以，它一定是空間中的共時，而不是同時代性的，它是一個非時間性的概念。

第四，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關係。索緒爾的思想有強烈的後現代特徵，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後現代哲學的一個特點，即不追求中心主義，不追求基礎，強調在建立語言共時性結構的同時摧毀語言的堅定性、客觀性。這裡的堅定性就是一致性，即語言中的所有東西都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同一方式。否定這一點的同時，也就否定了語言的客觀性。語言不是我們可以直接用來反映外部事物的，我們不是以語言對外部事物的反映作為語言的意義和真理性的標準，而是以語言的任意性和語言系統的完備性作為對語言的特徵描述（或刻畫）。即使去掉了語言的客觀性，它也不可能就是純粹主觀的，因為語言不是純主觀的。無論對語言進行歷史演變的還是靜態的考察，都不可能是任意的。這裡的任意不是純粹主觀的、隨意的，而是根據語言自身的結構安排。語言自身有一個自我完備的系統，這就是非客觀的，即語言系統不跟外部事物發生關聯，但也因為這一點，索緒爾的思想不斷地遭到批評，很多哲學家都說這種語言觀是唯心主義的：由於語言跟世界不發生關係，所以這種語言觀無法解釋語言是如何來描述世界的。然而，反對者恰恰不知道索緒爾思想中的兩個重要內容：

（1）索緒爾是在談語言本身，而不是在談語言和外部世界的關係；（2）他談的是語言如何以其自身的完備性形成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在這個過程當中，語言有自身的表徵特徵，這種表徵特徵是別的符號系統所不具備的。例如，除了語言之外的別的符號系統（手勢、暗號等各種各樣的符號語言）跟索緒爾所研究的人類的語言之間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人類的語言有一種自我完備的、可以用來很好地表達人類對世界的理解的機制，這是人類一直捉摸不透的地方。所以說最難理解的不是世界，而是人本身。這主要不是因為人的複雜性，而是人必須要通過對自我的理解來認識人，這是一個循環。要靠自身來認識自我，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而語言就面臨著這個困難，即當我們研究語言的時候，我們不能夠擺脫語言本身，我們只能夠在語言中研究語言。

哲學家們一直想找到一個語言觀，這種語言觀既是在語言當中來討論語言的，又能夠把語言看作是我們大家可以共同理解和接受的。實際上直到今天，哲學家們和語言學家們一直在做著這項工作。

3、當代哲學家眼中的索緒爾

最後，簡單地談談當代哲學家眼中的索緒爾。首先是英美哲學家眼中的索緒爾。其實，英美哲學家很少對索緒爾做出評價，我引述的是牛津大學的柯亨教授在利科應聯合國的要求主編的《哲學主要趨向》這本書中所寫的一段話。他說：

「我們將要論述的語言哲學屬於這樣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目睹了語言學躍居到人文科學中的領導地位。這門科學的高度理論性使它成為任何認識論思考的出發點，因此不難在語言學中發現人類現實的一切符號學方面的描述模式和說明模式……索緒爾的《普遍語言學教程》……建立的語言結構觀對現代語言學起著主要的支配作用，儘管在不同學派之間還有這種或那種爭論……《教程》的諸原理成為語言學研究的共同基礎，然而索緒爾也遺留給後人很多未解決的疑難」（利科1988：337-338）。

上圖為本文作者，江怡教授

可以看出，他充分肯定了語言學在整個人文學科中的高度地位，甚至認為，如果我們不了解語言學中的理論，我們就很難理解人類的思維活動本身。而關於索緒爾的兩句肯定的話裡面都包含了否定。索緒爾的貢獻恐怕正是他引起了後代哲學家和語言學家對他的思想的不斷批評、質疑，這才使得他的思想有了價值。甚至可以說，索緒爾的思想從來沒有被真正駁倒過。

德里達是最具代表性的反對索緒爾的哲學家，他在《論文字學》裡面談到索緒爾的思想，特別指出，「索緒爾將言語系統與表音文字（甚至與拼音文字）系統相對照，就像把它與文字的目標相對照一樣。這種目的論導致將非表音方式在文字中的泛濫解釋成暫時的危機和中途的變故。我們有理由把它視為西方人種中心主義，視為前數學的蒙昧主義，視為預成論的直覺主義」（德里達1999：55）。他把索緒爾的思想看成是人類中心論的一個代表觀點，這是錯誤的，是誤解了索緒爾的思想。2012年，有一個作家專門寫了一本書，書名就是《假使德里達關於索緒爾出了錯》，在書中作者對索緒爾的觀點做了一番闡發。

最後是中國哲學家對他的評價，主要根據陳嘉映的評價。他說，「索緒爾是現代語言學的創始人。他是語言學家，一般不把他列為語言哲學家，然而，一門新興人文科學總是帶著相當深入的哲學思考才能成形的。作為一門最重要的新興人文科學的開創者，他對語言哲學的影響以及對一般哲學思考的影響都極為廣泛、深刻。」這出現在他寫索緒爾這一章的引言部分。在結語部分，他說，「索緒爾不止是一個專家，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思想家。雖然索緒爾本人並沒有一般意義上的哲學著作，但他的語言學洞見不止為這門科學作出了貢獻，而且對現代思想有深刻的影響」（陳嘉映2003：71；83）。這是我所見到的對索緒爾哲學思想最高的評價。

通過這些評價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在英美傳統中，包括在歐洲大陸的傳統中，對索緒爾的思想各有褒貶，而且批評的聲音居多，但是，正由於人們不斷地對索緒爾思想的批評、質疑和挑戰，才逐漸形成了新的哲學思想，甚至形成了新的語言學思想。所以，我們把他理解為哲學家，他當之無愧。（完）

通常認為，維特根斯坦是哲學的批判者和摧毀者，他對語言的批判和對哲學的治療似乎成為他後期思想的主要標誌。但事實上，維特根斯坦對哲學所做的一切並不在於摧毀哲學，而是在於告誡人們，我們的推理如果背離了常識，哲學也就離我們不遠了。所以，我們需要根據常識去做推理，需要按照日常用法去使用語言，這樣，我們才不會被理智上的障礙所迷惑，才會遵循常理去做事。「哲學的目標是什麼？——給蒼蠅指出飛出撲蠅瓶的出路。」維特根斯坦的這句話，的確耐人尋味！

本周六元宵夜9：00－10：00，我們慧田微課堂繼續邀請江怡老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為我們直播維特根斯坦專題課堂第七講「理性推理與經驗常識」：

1，詞與物的關係：指稱還是表徵？

2，思與行的關係：解釋還是描述？

3，假裝是一種什麼情況？

4，當說「我知道……」的時候究竟在說什麼？

5，疼痛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6，哲學研究是處理語法命題嗎？

7，語言是在傳遞思想嗎？

8，什麼是行為主義？

9，說話就是在思想；

10，重要的是理解我們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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