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層與不平等 周報 week 2：我們知道的&不知道的

上世紀50年代，國際社會學組織（International Sociology Association, ISA）裡面一些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的學者抱團組了個「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組」（RC28）。經過55年的調查與研究，小組在2005年的時候又抱團開了個會，總結了下現在關於社會分層方面得到的共識。經學者們切（ge）磋（zhong）討（si）論（bi），列出了19條覺得是有充分數據支持的結論，具體如下（詳情請見RC28那篇文章）：

- 人們對職業聲望的排名基本上全世界都一樣而且經久不變。

簡單來說，這個結論的意思是，全世界人民對哪些職業高貴，哪些職業卑賤有一定的共識，而且這一共識並不隨時間推移而變化。這一結論由學者們分析了來自60個國家的關於職業聲望的85個研究得到，發現排名的相關性高達0.91，並得到一個Treiman常數（Treiman, 1977）。很有自然科學的感覺有木有？感興趣的可以搜索這個常數進一步了解。

- 職業中的性別區隔也是全球性現象，儘管具體形式不同。

用人話來說，職業性別區隔指的是某些行業以男性為主體而某些是女性為主體（比如建築行業和教育行業），以及某些職位以男性為主體而某些以女性為主體（比如公司高管和前台接待）。這種區隔本身反映的是性別的勞動分工，並不異常。但在考慮到男女兩性本身沒有實質性差異時，這種橫向和縱向上的職業區隔就有問題了。而如今人們知道的是，這種區隔現象是全球性的，只不過具體的區隔形式略有不同。

- 社會流動模式也具有跨地域性和跨時間性。

翻譯過來是指全球人民大概都通過一種模式進行社會流動（這裡主要指縱向流動，就是階層地位向上升或者向下降），且這種模式還不怎麼隨時間推移而變動。具體是個什麼情況呢？研究者們主要關注的流動率，大家發現社會的流動率幾乎都差不多，觀察不到流動率的明顯上升和下降（具體可以查查common social fluidity，FJH假說和CASMIN研究組）。也就是說，假如現在觀察到的各個社會的流動度是a，那麼意味著大家有a%的可能性向上升或者向下掉。關於中國的研究可以看這裡。不過這個文章很老了，現在的流動程度不知道怎麼樣。

- 教育是實現個人向上流動和代際間階層地位傳遞的主要手段。

說直白點，想要出人頭地，想要自己的孩子跟自己保持在同一個社會水平上，就快點去讀書！這個結論也是跨地域的。不過現在有學者質疑教育系統對社會流動的作用，它究竟是促進社會流動的手段呢？還是固化階層結構的工具呢？這個大概得根據具體情況來考察了。

- 教育分層的趨勢對女性有益。

研究表明，自1940年起出生的女性在教育系統中比她們的兄弟和其他同齡男性進步都要更加迅速。人們對這個現象的起因並沒有太多了解。但無論怎樣，這並不意味著女性在教育系統中享有更加優越的地位，尤其考慮到職場中仍然存在的性別區隔，應該想的問題是：為咩女性在教育上表現得更加優秀，在職場還是更多地處於中低端的崗位上？

- 現代化理論是錯誤的。

現代化理論認為，我們的社會會從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變，並隨之產生結構上的變化，比如後天成就取代一些先天賦予的特質作為決定社會流動水平的主要因素，以及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和專業化。現實研究結果發現並沒有很多數據支持這個結論，例如在很多工業化國家，主要是美國和英國，先天賦予的特質仍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們社會流動的水平。

- 社會階層通過不同方式影響受教育能力

儘管前面提到受教育程度是影響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但這一可以進行後天塑造的因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收到人們階層地位的影響。怎麼影響呢？學界推出了一個理論模型，極力維持不平等理論（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MMI），指的是優勢群體只會在意他們自己孩子的利益而並不管其他階層孩子怎麼樣。所以只要自己的孩子沒有成功進入教育系統，教育的階層壁壘就會存在；而等高階層的孩子們都進入教育系統之後，優勢群體不會在意受教育機會是不是變多了或者變少了，也不會刻意去限制下層人群的受教育機會。

因此，在教育機會擴張的背景下，儘管看起來人人受教育的機會變多了，尤其是窮人。但那只是因為蛋糕做大了，而仔細看蛋糕會發現高階層的家庭仍然會用各種手段確保自己的孩子能夠進入精英學府進行學習，把重要教育資源搶佔完畢之後，他們就什麼事都不關心了，而剩下窮人繼續搶佔剩餘的教育資源。不過這個模型有被另一個模型取代，有效維持不平等理論（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因為MMI並不適用於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

還有些簡單的結論就不做太多揭示了，需要詳細信息的私戳小雨。

- 教育分級系統（平行班/火箭班之類的區分）增加教育結果的多樣性，會幫助維持教育不平等

- 職業教育能促進從學校到社會的轉型

- 強福利國家和制度化的勞動力市場能夠緩解收入差距的擴大

- 工作和孕期生產相結合的社會福利政策能讓女性的職業生涯更平順，而這些政策在不同社會中的表現會形塑不同的社會結構

- 強福利國家能夠緩解社會流動事件（離職/破產/退學，等等）對人們社會經濟地位發展的影響

- 福利系統和勞動力市場通過製造工作機會，和改變自就業的市場大小，來影響人們的職業及社會流動

- 政府對社會流動的干預經常會對個人的流動發展產生非常持久的影響力

- 福利國家的存在會影響一個社會的社會流動率，性別區分，社會歧視水平

- 家庭變故（通常指家庭破碎，例如離婚）會造成個人和代際的向下社會流動（家庭破裂對自己對孩子都沒好處）

- 基本所有國家都在實行一夫一妻制，但是具體形式和程度有區別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結論並不一定適用於現在的狀況（畢竟是05年的總結），即使有些結論說自己是跨地域和跨時間的。例如，第一條關於職業排名，有的學者表明這個結論的得出是因為數據分析的過程有問題，換另一種方法就會發現其實差異挺大。再例如教育不平等里提到的兩個理論模型，MMI和EMI，現在好像是EMI得到的經驗支持更多一點，但是當時因為搜集到的數據不夠，被撤下來了。

我們還不知道什麼？

上一期提到了一個分配的視角，認為不平等是資源分配的結果。但是越研究越發現，這個視角本身面對一個根本性的衝突，即在什麼情況下才叫分配不平等？比如科學標準下測量出的不平等，在一些宗教國家認為是合情合理有理有據。在人們對於一件事物有多種理解的狀態下，是否存在一個客觀標準來衡量不平等？分配視角下的不平等並不能提出解答。

但如今當學者們從資源分配上轉換到對社會關係的研究上時，這個衝突就消失了。因為既然達不成一致，我們就不追求一致了。咱們就一個關係一個關係的來討論，我們問你自身的感受，而不是問你今天賺了多少錢。基於這樣的視角，不平等似乎更加清晰可見一點，也解決了文化差異的問題。

然而，現在的問題就變成了，我們對關係和互動的研究太少太少，基本還什麼都不知道。我們的研究方法也非常非常局限，可能再也沒辦法搞出個如同Treiman常數一樣的東西了。於是，可以說，現在我們對不平等還幾乎什麼都不知道。

現在學者們在倒騰什麼？

從分配視角，人們開始轉變到對文化的關註上。身份特徵（status characteristics），文化過程（cultural processes）大概是兩個重要內容。

身份特徵旨在了解人們的認知機制如何導致建立起社會等級（social hierarchy）以及如何讓這種等級結構經久不衰。在Ridgeway的一篇文章中，她有詳細介紹為什麼status對研究不平等很重要（2014）。詳情請見小雨的文章：屌絲想變高富帥？「身份」告訴你不太可能。

另外，一些學者覺得光看大家腦子裡怎麼轉沒什麼用，還得看有哪些文化過程會影響社會結構。Lamont等人在其文章（2014）中介紹了四種可能塑造不平等的文化機制，分別是種族化（或者叫分類，racialization）、污名化（stigmatization）、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和評估（evaluation）。前兩個主要描述的是人們將所見事物進行分類和區分並形成認同或進行排擠的過程（小明是高富帥，小雨是矮窮挫，小明跟其他高富帥一起玩，小雨跟其他矮窮挫一起玩，小明不跟小雨玩）；後兩個則指人們將從一堆事物中尋求統一性並將統一性變為社會準則的過程（小明覺得小拇指8厘米長好看，小雨小拇指5厘米長好看，經過協商，兩人都覺得6.5可以接受，於是就此達成一致決定小拇指要有6.5厘米長，沒有6.5厘米長或者超過6.5厘米的人都有毛病）。但他們並沒有來得及展開，不過後續話題有其他學者在進一步研究。

小雨劃重點：

- 熊孩子別貪玩，想要過好日子，快滾去讀書！

- 社會福利系統是能夠削減不平等的。

- 有家庭的，為了自己和為了孩子好，別亂作死（男的女的都是）。但是如果過不下去，還是好聚好散。

- 不平等存在壓迫、剝削等不平等關係當中。

- 單純消除一個層面的不平等是沒有用的（例如，給錢給窮人），還得改變人們的觀念、社會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社會結構本身等等很多東西。

相關文獻：

[1]Svallfors, Stefan. 2005. 「Introduction」 in Stefan Svallfors (Ed), Analyzing Inequality: Life Chances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16.

[2]Hout, Michael and Thomas A. DiPrete. 2006. 「What we have learned: RC28』s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about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4(1):1–20.

[3]Weeden, Kim A. and David B. Grusky. 2012. 「The Three Worlds of 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6): 1723-1785.

[4]Harris, Scott R. 2004. 「Challeng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Recent Proposals for the Interpretive Study of Inequality」 Human Studies 27: 113-36.

[5]Ridgeway, Cecilia L. 2014. 『『Why Status Matters for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1–16.

[6]Lamont, Michele, Stefan Beljean, and Matthew Clair. 2014 「What is missing? Cultural processes and causal pathways to inequality」 Socio-Economic Review 12: 573-608. [7]Discussion Forum on Lamont et al. 2014. Responses from Douglas S. Massey, Leslie McCall, Donald Tomaskovic-Devey, Dustin Avent-Holt, Philippe Monin, Bernard Forgues, and Tao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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