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層與不平等周報 week 1：什麼是不平等？

時間回到二戰之後，全世界百廢待興，大家都關注著戰後恢復，想盡一切辦法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進步。於是在那個階段，大家都能看著各個指標蹭蹭往上漲，經濟水平上升，就業機會增多，男女越來越平等，種族和睦。到了70年代，突然間，社會上各階層的經濟差距開始拉大，男女、種族的生活水平差距停滯不前。大家開始琢磨？怎麼了？為什麼社會分層越來越明顯了？這是不是不平等？什麼是不平等？一系列問題，小雨今天給大家梳理梳理。

什麼是不平等？

以往美國學界的看法，不平等僅僅意味著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注意，這裡是不平等而不是不均等，就是說人們並不一定認同大家都分得一樣分量的資源是件好事，美國人是比較認同精英主義（meritocracy），覺得幹得多拿得多是合理的。因此，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指的是有些人幹得少也拿得多，破壞了精英主義的原則。

在研究進一步深入和平等觀念進一步深入人心之後，人們發現資源的分配並不是根本上的問題而僅僅只是不平等的一個表徵。於是，人們開始將平等的概念拓展至個人發展機會（opportunity），也就是覺得目前社會的不平等應該指人們沒有平等的發展機會，比如不能生存、不能接受教育、不能找工作等等。從資源分配到機會分配，不平等的邊界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但是其中的精英主義核心還是沒有變的。不管怎麼樣，還是得幹活，干多少拿多少，這在美國人看來才是合理的。而這種觀念的存在給美國社會的不平等留下了很大的生存空間。

另外，關於多大程度上的不同就該被稱為不平等呢？學界目前的態度是，只要不是100%，那都還是不平等。這樣的界定，小雨個人覺得是為了避免在推動平等的社會運動中遭到反衝，即有一部分人會因為弱勢群體的利益得到了一部分提升而認為社會已經平等了，進而遏制社會運動的進一步推進（這個現象在女權運動和種族平權運動以及扶貧運動中都有體現）。但是事實情況是，大眾好像不太理解這麼嚴格意義上的不平等。

怎麼測量不平等？

測量不平等，或者說社會分層情況，是個技術活，不光光只看經濟差距有多大。Grusky和Weisshaar指出，主要可以從四個維度進行測量和研究。

- 首先是，不平等的總量，這裡主要關注的是社會資源在人群中的分配情況，對比標準就是剛剛所說的是不是干多少拿多少。

- 其次，社會階層的固化程度（rigidity），這個主要是看人們在多大程度上會一輩子待在一個階層，沒辦法向上爬。

- 再次是先賦身份的影響程度（influence of ascriptive status），即人們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自己先天獲得的身份特徵的助力或阻礙，比如種族、比如性別、比如父母的階層背景。

- 最後是社會階層的固結程度（crystallization），這和固化程度的差別在於這裡關注的是測量社會階層的各個指標之間的關聯程度。如果關聯程度越高，說明固結程度越高，而這說明一個人社會的其他方面，比如文化、教育程度、生活習慣等等會越受到其經濟水平的制約或促進，意即鹹魚不能翻身，屌絲不能逆襲。

要說測量不平等總量，得知道社會上哪些資源會起到分層作用。Grusky和Weisshaar列出了8種他們認為會起到分層作用的社會資產：經濟實力（財富、收入、所有物），權力，文化（受教育程度、符合社會規範的禮儀），社會關係，聲望，公民權，發展權，健康。前面5種大概不用細說，怎麼分層大家生活中應該有所體會，而至於公民權、發展權和健康，則是在不平等的內涵從資源分配變成機會分配之後提出來的。公民權意味著工作權、投票權等公民可以有的權利，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個人經濟實力和權力的積累，進而起到分層作用。而發展權則是指獲得工作培訓的權利、義務教育權力等，這也會關係到個人經濟水平的發展。最後，健康，「身體是革命的本錢」這個應該都耳熟能詳不用細說，但是在健康方面還可能出現其他文化層面上的分層，這個以後碰到具體研究再解釋。總之，這些東西影響每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經濟和物質實力是基礎的基礎。而小雨認為，除了這幾項還應該加入時間和地理位置兩個維度。目前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在各方面的區分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根植於時間的利用上，並且目前商業上時間已經成為爭奪的資源了，日後在個人生活中時間也可能出現不均等的分配（具體事例可以參考《北京摺疊》）。而地理位置，主要指的是人們所處的環境對其也可能產生影響，具體可以參考孟母三遷的故事。

怎麼研究不平等？

知道了不平等有多嚴重還得知道原因吧。為了了解不平等的作用機制，學界也是有很多理論框架，這裡就不一個一個來煩大家了。主流的方向有三種：

- 個人導向視角。窮是自己的問題，要麼是自己選的，要麼是又懶又笨。總之，這個觀點將社會不平等的原因歸咎於個人。而社會不平等本身也不該叫做不平等，而是簡單的分層，存在即合理，所以社會是沒問題的，都是你們自己的問題。

- 資源分配視角。這個視角，做了學界主流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如今人們也都還很受其影響。從對不平等的定義就可以看出些眉目。這個視角主要認為社會就是一個大的資源分配系統，資源在其中流動，資源的分配不均是系統的一些環節出了毛病，從中找毛病即可。然而這個視角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人的作用因素，所以不少研究成果都不太符合現實，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常常碰壁。

- 社會關係視角。這是目前學界比較推崇的一種視角，即從社會關係、社會互動的角度來考察不平等。研究大多聚焦到個人在一個環境中如何與他人溝通互動協商以爭取資源。而因為視角本身是從關係出發，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個視角對不平等的定義，即該視角認為不平等意味著關係的不平等。比如，公司里垂直的等級制度就是一種不平等關係的體現，老闆和員工。不平等的關係意味著利益剝削、關係網路封閉等一系列阻礙資源正常流動的行為的存在。從其中一步一步探索，不斷抽絲剝繭，學者們在不斷地挖掘形成不平等的真正原因。

小雨說：

本周的內容是個介紹，所以比較宏觀，暫時還不涉及任何具體研究。但是這一周奠定了對「不平等」這個概念的理解。再次重申，不平等是機會的不平等，資源分配上的一丟丟進步和資源差距縮小不能說明問題，有沒有平等的發展機會才是重點。另外，也再次強調，只要沒達到100%的機會平等，社會都是不平等的，是有問題的。

從其測量可以看出，不平等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話題，更是一個異常持久的社會體系。為什麼會經久不衰？小雨覺得只要資源處於稀缺狀態，大概不平等是沒辦法徹底消除的。為什麼？因為人性如此，人的認知如此。以後的內容將會講到人們哪些認知局限造就並維繫了如今不平等的局面，而這些認知局限大多都是資源稀缺造成且驅動的。

本周資源請私戳小雨，就不放鏈接了。

相關文獻：

Grusky, David B. and Szonja Szelenyi. 「The Stories We Tell About Inequality」 in David B. Grusky and Katherine Weisshaar (E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4th ed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7-27.

Grusky, David B. and Katherine R. Weisshaar. 2014. 「The Questions We Ask About Inequality」 in David B. Grusky and Katherine Weisshaar (E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4th ed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16.

Tomaskovic-Devey, Don and Dustin Avent-Holt. 「Generating Inequalities」 in Organizational Inequalities: Relational Process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 (book under contract) pgs 1-19.

Wright, Erik Olin. 「From Stratification to Class Analysis (and back again?)」 (unpublished paper)

Carter, Prudence L. and Sean F. Reardon. 2014. 「Inequality Matters.」 William T. Grant Foundation Inequality Paper.

Anderson, Elizabeth. 2016. 「Durable Social Hierarchies: How Egalitarian Movements Imagine Inequal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Items Essay Durable Social Hierarchies: How Egalitarian Movements Imagine Inequality

Grusky, David B. and Kim Weeden. 2016. 「Do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Keep Us from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bout Inequal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Items Essay Do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Keep Us from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bout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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