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James Stockdale：論英雄與英雄主義

十天前的周日，我坐在舊金山的一間小小電視演播室里。我的一隻耳朵里插著耳機，兩眼直直地盯著面前黑洞一樣的電視攝像機鏡頭，等著在東海岸《麥克尼爾-雷西新聞》中亮相。節目中播出了一段被伊拉克軍隊俘獲的美軍飛行員的錄音——這是當晚的第一段節目內容。我要求技師將音量調大，想聽聽飛行員說了什麼。「上帝啊，」我心想，「這個可憐的傢伙受刑了。」

這段錄音是上周的主要新聞之一，當時我們還沒有關於這位飛行員的影像資料，事先我也並不清楚錄音帶上的內容。在越南戰俘營里，剛剛被擊落的飛行員照例要發表反美聲明——有些聲明人遭受了酷刑，也有些人沒有——他們的發言經常會通過監獄裡的播音喇叭灌進各個監房。作為戰俘營抵抗運動的領袖，我有意識地培養了一套技能，能夠通過發言來分辨受過刑與沒受過刑的人，從而理解戰俘營的管理路線。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成為了識別被迫發言的專家，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比方說有些詞語在受過大學教育並且性情活潑的飛行員口中並不會經常出現，尤其是直接從敵人的宣傳標語當中摘抄出來的單詞。照本宣科的飛行員完全發揮不出本人的口才，因為越共的英語水平有限。發言人往往還會躊躇遲疑。

當時我還不知道錄音當中這位美軍飛行員的姓名與軍階，但是從他的發言中很明顯能聽出來他遭受了刑訊，而且是重刑。我有五分鐘時間考慮這段錄音，與此同時吉姆.雷西正在與約翰.亞當.維克海姆以及帕特里克.唐納利將軍談論蘇聯局勢。然後他問我對這段錄音有什麼想法？我說了我的想法，兩位將軍與雷西聽上去都很滿意，並且贊同了我的說法。海灣戰爭開展以來，我們已經發現了一連串意料之外的問題，這些問題每天都在堵在我們面前招搖。這段錄音也是問題之一，而且就在這一刻得到了體制的承認。

這段錄音的當事人是海軍上尉傑弗里.查恩（Jeffrey Zaun）。六年之前的5月，他就在我們現在講話的美國海軍學院紀念禮堂領受了自己的畢業文憑。他的面容布滿了昨天的《新聞周刊》雜誌，令我們無處迴避。這是一張經歷過戰火考驗的面容。

古往今來，每一場戰鬥當中都會出現這樣的面容。按照克勞塞維茨的說法，這些人全都身處於「危險、冒險與生死憑天的領域」，我想用這些人作為我今晚講話的背景。在任何一場衝突當中，總會有少數人驀然意識到，危險、冒險與生死憑天的領域正是自己的天然棲息地，並且逐漸感到如魚得水。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恣意表現自己，他們的行為在幾乎其他任何行業當中都不合體統。我要談的是英雄與英雄主義。

你們這些海軍學校學生想必都聽說過英雄與英雄主義——恐怕正是你們天性當中的浪漫主義元素促使你們來到了這裡求學，至少我當年是這樣。我們今天生活在平等根深蒂固的環境當中，以至於我們很難承認——更不用說仰慕——那些非同尋常的特殊人物。我們覺得這樣做不公平，甚至不民主。古往今來，這些人一次又一次悍然迎接挑戰，完全無視其他人對於所謂自我保護本能的常規看法。換句話說，如今的我們過於拘謹尷尬，張不開嘴談論特定的人類行為，因為這些行為僅僅出現在極少數人的身上。

今晚的演講是科普講座而不是勵志演說。今晚我要將羞澀與拘束拋在一邊，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里好好思考一下歷史、文學術與現實生活當中的英雄與英雄主義——是的，現實生活當中確實存在著英雄，存在著無私無畏令觀者費解的人。這些人的心中燃燒著烈火，有朝一日假如你要承擔領導職責，正是這些人將會為你力挽狂瀾，轉敗為勝。有史以來，這些人從未得到過精確的定義。亞里士多德認為英雄是野獸的反面。因為野獸低於人，而英雄則高於人，位於人神之間。不過英雄主義卻是一個很難講的題材，尤其是因為危機時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在平常時候往往並不會展現出異於常人的才具。

「『背風轉舵到底！』克拉萊特船長喊道。他穿著睡衣從船長室里衝出來，好像鬼魂一樣。」

他指揮的美國海軍護衛艦在好望角突然遭遇了劇烈的側風，船體傾斜，幾乎就要傾覆。

「『你他媽閉嘴！』瘋傑克喊道。」瘋傑克是一位老資格上尉，向來性情剛烈。「『迎風轉舵到底！還有你他媽閉嘴！』」

兩人給出了相反的命令，水手們聽從了瘋傑克，戰艦也轉危為安了。

我們知道這一幕確實發生過，因為赫爾曼.麥爾維爾當時就在甲板上見證了這一幕。十九世紀四十年的麥爾維爾是美國海軍的一名年輕水手。日後他將這段經歷融入了自傳體小說《白外套》。按照麥爾維爾在書中的說法：

「當大風襲來或者主帆突然掉落的時候，大副有權命令甲板上的一切人員採取緊急行動。但是這一回瘋傑克卻僭越了大副的許可權，而大副也沒有試圖從他手中奪回許可權。我們所有人的目光都指向了他，似乎我們一致選擇他來決定如何戰天斗海，與海角的惡靈一決高下。瘋傑克是拯救戰船的天才，那天晚上他證明了自己的成色。」

麥爾維爾甚至還據此總結了一套人類行為準則，當然你未必一定要同意。「在危機時刻，就像指南針會指向磁石那樣，人們的服從會主動流向最適合發號施令的人，無論他的軍階高低。」

麥爾維爾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還提供了其他發人深省的理念。例如克拉萊特船長並不是一個神經脆弱缺少脊梁骨的樣子貨。此前他曾經多次成功完成過指揮作戰任務，有時還很大膽。比方說為了抓捕一名叛逃的前桅平台中士，他曾經下令派遣突擊隊強行登上此人藏身的西班牙軍艦。指揮室里的克拉萊特並不缺乏運用權威的勇氣。他所具備的勇氣或許可以被稱作道德勇氣。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當中將其與另一種勇氣相對比。道德勇氣指的是承擔責任的勇氣，與之相對的則是本人親身面臨危險時展現出來的物質勇氣。

克拉萊特缺乏的正是這第二種勇氣。正是這種勇氣讓人硬闖刀山火海如履平地一般。克勞塞維茨認為，「敢於直面個人危險的勇氣又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由於天生體質而對危險滿不在乎，這種勇氣可以被視為恆態；第二種是從榮譽心、愛國心或其他激情產生的勇氣，是一種暫時性的熱情狀態。」他更偏好這兩種勇氣的結合。

麥爾維爾對於勇氣的分析並不如克勞塞維茨那樣深入，但是卻更加貼近實際案例。

「船長與上尉給出的相反命令彰顯了兩個人各自的性格。船長下令背風轉舵，他想的是如何逃離風暴。瘋傑克下令迎風轉舵，他想的則是直接向風頭衝過去。背風逃離會讓你聽憑風暴擺布，迎風上前則能讓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掌控方向。行船如此，做人亦然。將後背讓給敵人的人也就給了敵人發動進攻的優勢。那天晚上，在好望角的賽場上，猝不及防的克拉萊特船長失去了他的偽裝，在檢驗男子漢氣概的緊要關頭，他顯露了自己的本相。船員們長期以來一直懷疑的事情終於得到了證實。」

「檢驗男子漢氣概的緊要關頭」，我本人就這個題目還寫了一張便條。男性主導的語言充斥了關於英雄主義的文字，從希臘哲學家到克勞塞維茨再到麥爾維爾都不能免俗。這是否意味著我本人不相信女性也能具有英雄主義本能、衝動以及特質呢？不，我並不這麼認為。只不過如果我必須要將講稿當中的每一個「他」都替換成「他或者她」，那麼今天的演講恐怕就要換一個主題了。所以我請大家見諒，先容我說下去。

麥爾維爾對這次事情的記述非常有趣。「為了彰顯某些人頭腦當中的慎重求穩本能多麼強烈，必須要補充一點，即船長事後沒有對瘋傑克採取任何懲處。就船員們所知，船長甚至都沒有公開訓斥他的魯莽僭越。」在這種時刻有些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求追求穩妥。麥爾維爾並不打算將傑克塑造成為英雄，也沒有花費心力來分析他的行為與品行。他只是說當時這條船「落到了他的手裡」。在我看來這種筆法彰顯了麥爾維爾的天才。如果是我的話，一定會千方百計地為瘋傑克辯護，但是麥爾維爾的英雄卻憑藉自己的行為樹立了起來。他就在這裡，你都看見了，他當真這麼做了。

「這是很久以前千里之外的事情，」你可能會這樣說。「時代已經不同了，」有些軍事專家與軍事記者也會這麼說。英國軍史學家、軍事記者以及桑切斯特軍校教授約翰.凱根幾年前寫過一本關於指揮人才的書籍，標題寫得很好：《指揮的面具》。我們每個人都佩戴著指揮的面具。他提出了很不錯的論點：自從亞歷山大大帝以來，古往今來一切優秀軍事將領都要滿足手下人馬的五項要求。首先是親密（kinship），要照顧好手下人，絕不能讓他們有絲毫懷疑你與他們是生死與共的戰友。其次是訓誡（presciption），即通過自身魅力與權威來設定規矩以及方向。然後是約束（sanction），你要為手下人留下獎懲分明的印象。接下來是實績（action），你要讓你的手下人相信你懂得如何戰鬥。最後是以身作則（example），你的一言一行都要體現你完全遵從那些要求別人以身赴險的人們應當遵守的原則。

凱根在書中著重討論了最後一項要求，並且將其稱為英雄主義。他透徹地分析了亞歷山大大帝、威靈頓公爵以及格蘭特將軍等人怎樣體現了這項要求，他們在戰火正酣之際如何身赴前線，如何泰然自若，如何一邊躲避子彈或者標槍一邊指揮戰鬥。然後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他寫到了現代世界的戰爭。他洋洋洒洒地寫道，此時此刻——也就是1987年——已經沒有英雄主義的容身之地了。高科技使得英雄主義失去了意義，計算機在現代戰爭當中已經取代了人的動機，以至於士兵們不論鬥志昂揚還是心如死水在高科技面前都沒有差別。更有甚者，那些喜歡「戲劇效果」的人——他將這個詞與英雄主義划了等號——對於現代軍隊來說非常危險。

約翰.凱根不是只會放嘴炮的膽小鬼，但是這本書的最後一章與之前各章的大力鋪墊實在是南轅北轍，與我本人見識過的二十世紀後期戰爭現實更是相差甚遠，以至於我不得不相信，對於核毀滅世界末日的恐懼敗壞了他的分析與判斷能力。他似乎口不擇言地奏響了一曲老調重彈，極力渲染個人主義與個性在歷史上的危險影響。他似乎想讓讀者們相信，最安全的領導來自於委員會的集體領導，自然力量正在主導或者塑造我們的生活，將其導向如同蟻群那樣同一的平庸。自然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見，我更認同哈利.杜魯門的說法：人創造歷史，而不是相反。

當時《華爾街周刊》一直逼著我供稿，於是我就在文章當中反對了凱根的說法。大約一個月之後，凱根從英國給我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基本上也同意我的說法，他說：「我就知道你得這麼寫。」

根據我在越南擔任飛行中隊指揮官的經歷，高性能高科技的戰鬥機只能彰顯勇敢與膽怯之間的差距，而不會將其遮掩起來。隨著空戰日益成熟，越軍的防空火力越發精細複雜，藍天上飛行員的鬥志也變得越發重要。高性能的戰鬥機並不能將全體參戰人員糅合成為毫無情緒與獨特性的囫圇一團。許多空軍出身的指戰員撰寫的書籍也支持我的觀點。這些人都曾經率領空襲小組闖進六號陣地，也就是河內/海防防禦集群。按照他們的說法，飛行員神經崩潰造成的損失足以與敵方的戰鬥機、高射炮與導彈造成的損失相提並論。高科技戰鬥機與同樣高科技的防空火力越發導致了戰士群體的兩極分化，比例越來越小的精英承擔了越來越多的空戰任務。

我的密友傑克.布羅坦與我同齡，是西點畢業生。四十多歲的時候成為了空軍上校。他曾經多次參加過針對六號陣地的空襲任務。他寫過兩本書，《雷公嶺》（Thud Ridge）與《揮師北上：對抗河內與華盛頓的戰爭》（Going Downtown: The War Against Hanoi and Washington）。他認為：「並非每一位具備基本資質的人都有能力執行任務。有些人的飛行技術確實過關了，但是依然應付不了作戰任務。僅僅做一位會按按鈕的飛行員並不夠。戰鬥飛行員的資質包括一次次眼看著僚機被敵方導彈擊中，化作金色的火球。」在《揮師北上》當中他提到了一位海軍中將，此人手下有好些飛行員乾脆直接抗命，拒絕執行襲擊六號陣地的任務。中將對軍法官大喊大叫，堅持要讓這些飛行員上戰場，機翼上要是沒有彈洞就不許他們返程。無可奈何的軍法官最後說：「您不知道我們有保護這些人的專門規定嗎？」看到這段記述，我不得不感嘆，我們怎麼淪落到了這種地步呢？

傑克.布羅坦並不算是一位依附於組織的人。他憑藉自己的良心行事。當他的兩名有能力執行作戰任務的少校遭到了不公正的軍法審判時，他憤然挺身而出為他們辯護。作為作戰指揮，他很清楚美國空軍熱衷於死摳規章的心態。軍事法庭將兩位上校的機槍攝像頭拍攝的影像當成了定罪證據，認為兩位被告違反規定擅自回擊他國作戰平台——在本案當中是一艘正在海防港裝卸彈藥的蘇聯補給艦——於是傑克從資料部門調取了錄影帶，在停車場里將其付之一炬，然後又回到軍事法庭自首，全然不顧自己的職業生涯將會毀於一旦。

當然，戰俘營與空戰戰場都很接近真正英雄的孵化器。安瓦爾.薩達特在回憶錄《54號監房的反思》 （Reflections from Cell 54）中寫道，全世界只有兩個地方會使一個人無法逃避自己，其一是戰場，其二是監獄。監獄、酷刑與單獨隔離很適合彰顯真正的英雄，因為戰俘營中的囚犯全都被不確定與懷疑情緒所吞沒。

我這話聽上去可能有點奇怪，但是說到英雄主義為什麼在二十世紀逐漸沉默、遭到扭曲或者死去的問題，我所讀到過的最有見解的作者認為原因在於現代化工業化國家日漸缺乏不確定性。溫斯頓.丘吉爾在名為《思想與經歷》的文集中感嘆到，世代以來一直在人們頭上盤旋的基本生存困境在過去一兩百年里已經消散了。」現代群體能夠不藉助偉人而存在嗎？他們能夠擺脫英雄崇拜嗎？與偉人們的貢獻相比，公眾的常識能夠提供更宏大的願景、更高尚的情操以及更有活力的行為嗎？「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分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當中讚揚了很多以自我為中心的內生文化，這些文化在一個危險的世界存續了下來，而且神秘、懷疑、勇氣與精神主義在這個世界裡都是豐富生活的因素。

有些時候，難以預測的危險力量會逼近我們身邊，而且沒有什麼顯而易見的手段能讓我們影響與操縱這些力量。在這種狀況下，幾乎所有人——無論他平時多麼看重規矩與規範——都會在內心最深處乞求上帝賜給他一兩個憑藉本能把握局勢的強人，這種人會憑藉著堅強的個性要求他所屬的群體默許他放開手腳大展作為，並且往往能得到許可。

我不想多說我在越南戰俘營里的經歷，那場戰爭畢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只想為你們提供幾項事實，讓你們更清楚地意識到海軍如何培養領袖以及畢業於本學院的飛行軍官與其他人相比成色如何。在八年半的時間裡，飛行員與飛行軍官擠滿了華廬戰俘營，但是真能說明問題的年份其實只有四年，也就是1965年11月到1969年11月。我將其稱為黑暗四年。在這四年里，凡是願意挺身而出的人都會被全體被俘人員默認為抵抗活動領袖，無論軍階高低。

在施加懲罰的時候，越南人非常高效。他們很會確定給他們找麻煩的人。因此只要研究一下遭受單獨監禁與酷刑折磨的美軍戰俘名錄——在黑暗四年里，飛行員戰俘的數量從50人增加到了331人——就可以將其視為對於這段時期內美軍內部領導力分布的記錄。假如你相信越南人的眼力——我確實相信，並不是因為我信任越南人的人品，而是因為我相信他們確實很想瓦解戰俘的抵抗——不妨將這份名錄視為領導力測試的實驗結果。領導力分布與軍階以及軍種之間有相關性嗎？越南人完全忽略了戰俘的軍階，因此這個問題也被擺到了桌面上。我舉個例子，1967年夏天，越南人曾經打算處決一批「嚴重唆使他人反對戰俘營權威」的人——也就是我所謂的領袖。他們花費了兩個月，反覆刑訊並且比較口供，最後制定了一張名單，上榜的戰俘全都遭受了兩年單獨監禁，晝夜戴著腳鐐。名單上都有誰呢？請記住，我們的討論範圍僅限于軍官。在全部戰俘當中軍官大約佔到了三分之一。在全部軍官當中海軍又佔到了三分之一。

登上名單的一共有11人，越南人認為他們都是危險人物，決不能讓他們與其他人有任何形式的交流。我想說的是這張名單很科學。其中五人是空軍中校以上的軍官，全都出身於海軍——這也是另一個大家可以為海軍感到驕傲的原因——排在他們後面是兩位海軍少校，一位空軍少校，兩位空軍機長，以及一位海軍少尉。日後我們自稱「惡魔島幫」。在1967年夏天，越南人準確地挑出了戰俘地下抵抗運動組織的最寶貴人才。海軍在這次測試當中表現優秀，理應引以為榮。

我手裡的統計數據太多，不能一一講明。但是關於單獨監禁的數據足以讓海軍以及海軍學院的人們感到驕傲。假如按照軍種計算人均單獨監禁時間——這一數據是黑暗四年的基準數據，我不想貶低其他軍種，只是在陳述事實——空軍是6.5個月，海軍是11.7個月，USNA畢業生是15.5個月。如果你被單獨監禁了三年，那麼你對越南人的抵抗一定非常有力。在所有331名戰俘當中有8個人遭受過為期三年的單獨監禁。其中6個人是海軍，其中也包括那名少尉。此外還有五個人被單獨監禁了四年，其中四個人是海軍，他們當中又有兩個USNA畢業生。最後，USNA畢業生僅占戰俘總數的8%，或者說28人。

經歷過黑暗四年的USNA畢業生當中有四位今天來到了會場，我與他們全都交情深厚，並且與每一個人建立友誼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他們是海軍的精華。威爾遜.丹佛.凱（Wilson Denver Key），傑克.菲羅斯（Jack Fellows），奈德.舒曼（Ned Shuman），還有比爾.勞倫斯（Bill Lawrence）。（全場熱烈鼓掌）

這就又回到了我今天想要著重談論的行為。有些人將這種行為當做美德之首，也有人將其當成萬惡之源：為了理想與信念犧牲生命的意願，或者說自我犧牲。哲學家格倫.格雷年輕時曾經是一戰歐洲戰場上的士兵。在他的《戰士》（The?Warriors: Reflections on Men in Battle）一書中，他提到許多人文主義者都攻擊自我犧牲的衝動。認為這種衝動是道德邪惡的核心。還有些人非常厭惡聖保羅與聖奧古斯丁這樣的基督教聖徒認為沒有自我犧牲就無法清洗罪孽的神秘理念。格雷見到了很多人在戰場上都到集體情緒的鼓動，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毫不介意地承擔各種致命危險。因此格雷表示他「再也不會輕易解釋人類的動機了。」

身為哲學家的格雷總結道：「顯然。人類會逆反據稱顯而易見的自我保存基本本能，反對一切自利與自我主義的行為動機。倘若並非如此，我們的文明歷程與現在相比將會大不相同。」

哈佛大學的科學家、基因學家、昆蟲學家以及社會生物學的學科奠基人愛德華.奧威爾遜在他的著作《論人性》第七章「利他主義」當中寫道：「絲毫不求互惠的慷慨行為是非常罕見且最受尊重的人類品質。這種品質非常難以捉摸，而且分布也很不均勻」——所以他才會採用罕見古怪等詞來形容無私的選擇——「這種罕見且受重視的品質被著各種儀式與環境因素圍繞著。在現代戰爭中，相當大一部分國會勳章會被我們頒發給那些隻身飛撲在手榴彈上掩護戰友的人們，不惜自蹈死路也要掩護戰友撤退人們，或者作出了其他非同尋常的選擇並且導致自身犧牲的人們。」

這兩位學者都是我的密友。我認為他們的言論很好地映襯了我的最後一個論點。你們也知道，在這裡的演講結束後，我妻子西比爾與我就要去參加國會榮譽勳章會社的聚會。經常有人對我說，「與這麼多領袖人物/軍事思想家/堅貞愛國者共聚一堂，一定很令人興奮吧？」幾乎隨便哪種特定的美德都能用來形容會社成員，我們基本上已經聽過了所有的溢美之詞，而且許多褒揚的形容詞也確實適用於許多成員——目前在世的國會榮譽勳章共計185名。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我們這個團體的成員組成非常多樣化。有幾位將軍，也有幾位列兵與下級軍官。有人受過高等教育，也有人小學沒上完。有人是百萬富翁，也有人是郵遞員。有人是牧師，也有人是酒保。但是所有這些人都是過硬的朋友，不僅相互直呼其名，而且彼此扶持關照。

但是如果按照我所謂的「體檢報告」式用語來給這些人分類，那麼肯定會讓你誤入歧途。事實上這些人只有一點共通之處：他們全都拒絕接受達不到本人標準的現狀。假如他們見到了自己無法容忍的事情，肯定會一點就著。他們可能會立刻作出反應，或者需要等一個小時，又或者需要等一個月，但是他們每一個人最終都會挺身而出扭轉局面。「一顆手榴彈就要殺死散兵坑裡的全部戰友嗎？絕對不行！」「難道要眼看著整整一個連的海軍陸戰隊員又冷又累地受困在長津水庫高地上束手就擒嗎？絕對不行！」「我應該為了避免受刑而揭發其他戰俘的言行並且聽任他們受到傷害嗎？絕對不行！」

沒有人會因為言語、態度、一貫優秀的判斷力或者可靠性等等特質獲得國會勳章嘉獎。這枚勳章並不會被用來嘉獎戰績優秀的有功人員，也不是僅僅憑藉個人出色表現就能贏來的榮譽。這枚勳章的頒發只看一條標準——任何有意為之的行為都夠不上這條標準——也就是不管不顧的拚命衝動。「上帝啊，絕對不行！」「不，不能這樣！」「先過我這一關再說！」

我並不想將這些人描述成為直來直去的一根筋。狡猾、聰慧、靈活、機敏、權變、隱秘等等品質往往也是使得他們得以完成英雄行為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經常要與勇氣、意志力以及堅定信念等等品質共同發揮作用。但是關鍵在於我們談論的並不是狐狸，而是刺蝟。古希臘人最早做出了這種區分。阿爾齊洛科斯在詩歌中寫道：「狐狸通曉千條妙計，刺蝟只懂一定之規。」所謂一定之規就是要攻擊敵人的咽喉要害，就是要在有必要的時候毫不猶豫地為朋友們捨棄生命。

這話由我來說可能有點奇怪。但是鑒於你們受到的職業教育，我有必要提醒你們注意一項事實：「超越職責」（above and beyond the call of duty）這句短語不僅僅像字面上去聽上去那樣簡單。既然榮譽勳章的頒發致辭里包含了這句短語，那麼它就一定是真實的：得到嘉獎的行為必須超越受嘉獎人員的職責，而不是遵從正當命令的行為。嘉獎傑出戰績的勳章有很多，但是國會榮譽勳章專門用來嘉獎不假思索的英勇舉動，此類舉動超越了規章與制度的要求，任何一名品行無虧的指揮官都不能夠安心命令受嘉獎人去完成此類行為。

這種勳章在歷史上有過先例，例如拿破崙在1802年頒布了他的軍團榮譽勳章。從那以後，對最高榮譽進行分層就成了歐洲的傳統，只有最高級別的榮譽才屬於「超越職責」的範疇，例如德國鐵十字勳章就是分級制的。只有美國和英國僅僅採集一套「超越職責」勳章體系。英國的維多利亞勳章於1855年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推出。1862年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期間也推出了國會榮譽勳章。

若干膽敢談論這個話題的現代哲學家為1802年之後的勳章體系提供了進一步合理性。1914年，在馬德里大學擔任形而上學教授的奧特加.伊.加塞特撰寫了《堂吉訶德的沉思》一書。他用比我更明確的文字進一步主張了英雄就是挺身而出改變世界的人。「荷馬筆下的英雄與他們的慾望同屬一個世界，而堂吉訶德卻是一個試圖改變現實的人。像他這樣的人們拒絕接受習俗、傳統甚至生物本能強迫他們作出的那些姿態。」

堂吉訶德如此信奉理想主義，以至於他根本無法容忍現實。我很喜歡這個想法，或許是因為堂吉訶德的作者塞萬提斯也像我一樣有過身為戰俘的經歷。這本西方銷量僅次於聖經的暢銷書的十六世紀作者監也曾經被投入監獄，處境與我相差不多。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監獄裡被關押了六年，期間遭受刑訊，六次試圖越獄，掛著腳鐐在地洞里被監禁了半年，然後又被鎖鏈鎖在了自己的監房裡。

在此我想向各位校友重申一下，我今天演講的目的不是給你們打氣，而是給你們提醒。每一位軍事指揮官都應當牢記這些極少數人的神秘內心充盈著怎樣的深度與力量。這些人就散布在我們的軍隊當中，有朝一日或許還要接受你們的指揮。我想我不必贅言，本著常識你們就應該知道，命令一般人衝鋒陷陣的言語足以讓這些人直衝雲霄。在危急時刻，你的職責就是向他們的迫切衝動與非凡意識提供最佳且最具針對性的建議指導，以防他們將自身揮霍在配不上他們的尋常任務上面。

話說至此總結一下。我的英雄，從瘋傑克到傑克.布羅坦，從惡魔島幫到國會榮譽勳章會社，再到堂吉訶德，所有這些人都採取了切實行動，好讓這個世界達到他們的標準。他們全都是現狀的死對頭。他們幾乎全都不是組織成員——換句話說他們極少止步於發揮別人預期的作用，而最優秀的組織成員也不過完成了組織規章為他開列的職能而已。他們確實從屬於某個組織，但是他們在完成英雄壯舉時卻並不會將自己當成這個組織的代表。他們只是碰巧加入了組織而已。他們的英雄壯舉僅僅代表自己的良心。他們加入了組織但是卻從不依附於組織。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從台下走上舞台，完成了短暫卻令人驚嘆的表演，然後又一言不發地消失在了台下。他們在規章之外如魚得水，在赤裸裸的個人領域揮灑自如。他們並不會違反法律，而是超越了法律。或許他們與亞里士多德的理念相差不遠，或許他們正是位於神靈與凡人之間的存在。謝謝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bg8QJ8dL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