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終章

終章

在三月下半月，從中部地區逃往法國和北非的難民具體有多少人，已經不可能算清了。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在控訴卡薩多時指出，本來有三萬人能夠逃離，但只逃出了兩千人；可是，他的觀點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內格林政府享有比卡薩多軍政府更為強大的威望，然而這一點是十分值得懷疑的。共和國需要的是迅速而大規模的救援；當馬德里向法國政府和英國政府求援時，它們都保持了沉默。法國政府此前已經接收了來自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的難民，但它此時卻非常消極：只有幾艘法國船隻響應了共和國的呼救；在最後一刻，許多人不得不用他們能利用的一切手段逃離。

流亡

從這一刻開始，所有這些難民都要經受艱難困苦的流亡生活。他們被關進北非和法國的各個難民營里，忍受著精神上的和身體上的折磨，等待著被某個國家接收，或是等待著居留法國的許可。儘管法國當局對此毫無熱情，甚至可以說態度粗暴，但是，被擊敗了的共和派提出的在法國流亡的請求，還是得到了法國當局的批准。難民並沒有遭到任何政治歧視。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批難民又被送回了難民營。貝當政府同意將這些難民轉交給德國：幾千名西班牙人[1]因此被驅逐出境，或被送進了死亡營[2]。為數更多的西班牙人則參加了法國的「馬基」游擊隊（maquis），投身抵抗運動，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法國西南部[3]。

然而，儘管大部分美國人都反對國民軍，美國卻只接受了一小部分難民。

蘇聯也同樣令支持它的西班牙人深感失望。雖然蘇聯政府接受了大批難民，但只有西班牙共產黨的一些領袖獲得了比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其他的難民發現，自己得在一個語言、文化都十分陌生的國家中生活，這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他們發現，蘇聯不僅不是他們的領袖所許諾的天堂，他們還被分散到各地，不得不適應當地的工作條件，而對於原先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他們來說，蘇聯的氣候實在太惡劣了，這使他們的工作條件更加難以忍受。我們掌握的有關他們的下落的證詞，也許會被懷疑為不夠公正，因為這些證詞都是由已經脫黨的前共產黨員提供的；儘管如此，這也解釋了某些人為什麼會對蘇聯感到幻滅，並轉而系統地反對蘇聯的原因，以及流亡者之間的分歧與不和為什麼會擴大的原因。

這種流亡生活的窘境，以及由各種自私的或報復性的動機所導致的後果，彰顯了墨西哥政府的善意與慷慨，它敞開邊境，允許任何想要在墨西哥避難的難民進入[4]。

隨著流亡而來的，是一個爭論不休的時期。當然，共和國陣營的各個政黨早就不再隱瞞它們之間的分歧了。當內戰還在進行的時候，他們至少還會裝出這樣的樣子：他們相信，在同民族主義進行共同的鬥爭中，他們能夠團結起來。內戰失敗後，這種共同的紐帶就消失了。與之相反，政治家們和軍人們發現，他們必須對共和國的覆滅做出解釋。於是，人人都在拚命給自己辯白。在內戰期間，由於審查制度的存在，以及擔心敵人會利用共和國陣營內部的異議，許多分歧並未公之於眾，但在內戰失敗之後，人們再也不用顧忌這些紀律了；以前的盟友相互指責，即使是同一個黨內部的盟友也是如此；在流亡期間，哪怕是同一個政黨，它的內部也產生了深刻且長久的裂痕。

流亡者之間的爭吵總是異常痛苦的；至少在這個問題上，可以這樣來解釋：大部分流亡國外的政治領袖總是對「民主國家」抱有幻想，多年以來，他們一直期望依靠外國的力量來推翻弗朗哥政權。當然，無論是「流亡政府」的政治活動，還是游擊隊的存在（有的游擊隊在內戰結束後堅持了下來，還有一些是在內戰結束幾年之後才出現的），都不能解釋他們為什麼對流亡生活的「未來」有信心；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在二戰之後，如果西方國家想推翻弗朗哥，他們是能做得到的；對它們而言，軍事上的勝利，只會帶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困難和經濟困難。

內戰後的西班牙

儘管如此，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共和區剩餘的部分在一周之內就被攻克了。弗朗哥在三月二十六日下令進攻，但他沒有遭到有組織的抵抗。國民軍沒有遇到戰鬥，只是佔領了被放棄的陣地而已。國民軍本來可以直接進入馬德里。但是，為了舉行莊重的入城式，他們等了好幾個小時。馬德里曾是共和軍的抵抗的象徵，現在它又成了被收復的首都，國民軍在馬德里的卡斯蒂利亞大道（Paseo de la Castellana）舉行了勝利閱兵式。德國和義大利盟軍獲得了殊榮，他們走在閱兵隊伍的前頭。伴隨著歡呼聲與宗教儀式，其它地方也順利地被國民軍佔領了。

共和國陣營中的一些人曾期待「元首」會做出和解的姿態，然而「元首」並沒有這麼做：贏得內戰的勝利之後，馬上就開始了鎮壓。與那些人的期望相反，《政治責任法》的實施，以及遍及整個前共和區的軍事法庭，強化了各種反動措施。被捕、被判刑的人數翻了幾倍。據齊亞諾記載，必須進行「一系列最嚴厲的清洗」。妥協退讓並不被認為是可以減輕刑罰的情節；貝斯泰洛曾試圖讓西班牙擺脫暴力，結果他自己被判了三十年苦役[5]。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新政權關押了幾十萬人。n軍隊、警察和長槍黨民兵保證了「強大的」國家政權的穩定。所有人都被灌輸了對「赤色革命」的仇恨，就連自由主義體制也遭到了教會的譴責。儘管某些長槍黨徒還懷著這樣的期望：有朝一日，西班牙會成功地建立起民族社會主義體制，這也許會意味著實行一定的社會改良；儘管某些敵視弗朗哥政權的「自由主義者」還在期待君主制的復辟（儘管一切跡象都表明，這種君主制仍將是君主專制）；真正的勝利者卻是軍隊和教會（這一點變得越來越清楚）。事實上，天主教行動迅速恢復了它的全部權力：它曾經只能從外部來支持這個體制，現在它被准許參加政府。當然，政治體制自由化的問題，以及放寬對邊境的控制的問題，曾多次被人提出；某些政治流亡者也獲准回國。但這個體制本質上仍然沒有變化。其原因在於：這種政治體制是最純粹的政治保守主義的產物，它無法解決自己遇到的各種經濟問題。

西班牙已經破產了，變得一貧如洗；在內戰期間，它損失了大批牲畜——這是它的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九三九年，馬、騾和牛的數量，分別只相當於一九三五年的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二和百分之七十三。農作物的產量也大為減少：與一九三五年相比，一九三九年的小麥產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大麥、煙草和橄欖的產量都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6]，甜菜的產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五。玉米的產量雖然有所增加，但這是因為那年是個罕見的豐年。由於有人耕種的耕地面積大大減少，基本生活物資的數量也急劇減少[7]。儘管雙方都採取了支持工業發展的措施，然而工業產品的數量還是減少了，紡織品的產量減少得特別明顯。就是在採礦業當中，鐵、銅、鉛和鋅的產量也減少了[8]。國統區曾繁榮一時，然而當弗朗哥政府佔領人口過多、營養不良的巴塞羅那、馬德里和列萬特等地之後，這種繁榮就煙消雲散了。巴塞羅那淪陷後，食物供給開始出現了困難：戰爭時期提供的白麵包換成了黑麵包。

西班牙不得不進口糧食。但是，這個農業國現在該如何生存呢？此外，弗朗哥政權還試圖像蘇聯和德國那樣，實行專制制度。然而，大國可以通過付出巨大的犧牲，換來國家的發展，可西班牙是二十世紀的一個落後國家，它不可能走這樣的道路。

儘管國家陷入了貧困，人民只能維持極低的生活水平；儘管政府拚命地開展關於「西班牙祖國」和伊比利亞帝國的宣傳；但是，弗朗哥政府很快就必須在僅有的兩條道路當中做出抉擇：要麼把自己的命運同德國和義大利綁在一起；要麼試圖同某些西方強國（主要是英國）搞好關係。弗朗哥政府一方面對德國和義大利在內戰期間提供的援助感恩戴德，而且它與德國和義大利享有同樣的意識形態，最後，德國和義大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弗朗哥政府的政治野心；而另一方面，弗朗哥政府又需要維持和平，而且它還要受到親英的葡萄牙的影響。

弗朗哥在內戰時做出的各種承諾，似乎表明他已經下定決心，同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結盟。西班牙參加《反共產國際協定》就是對此的保證。塞拉諾·蘇涅爾在西班牙的外交決策中佔有重要地位，這似乎表明：儘管德國可能會對他有所保留，但西班牙國民政府會採取非常親德的政策。但是，內戰結束後不久發生的各種事件表明，「元首」不會採取徹底倒向德意的外交政策。在西班牙和德國贏得共同的勝利之後，兩國之間的關係立刻變得緊張起來，受此影響，戈林與弗朗哥的會面未能成功舉行[9]。等到德國戰勝法國之後，弗朗哥才與希特勒舉行會談[10]，結果希特勒一無所獲。塞拉諾·蘇涅爾顯然還是和以前一樣親德，而且西班牙仍然對德國的勝利持同情態度，但是，西班牙在這方面做出的積極姿態，也就只限於派遣藍色師到東線參戰[11]。使葡萄牙同英國解除盟約的企圖遭到了失敗，塞拉諾·蘇涅爾的失寵，也表明發生了某種變化。當然，在西班牙被內戰弄得一窮二白之後，弗朗哥沒有讓西班牙捲入世界大戰，這也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弗朗哥這麼做只是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這個政權在二戰後得到了勝利者美國的庇護，才能生存下來。

無論哪一方獲勝，都會耗盡西班牙的國力。頭腦簡單的人可能會對此感到驚奇：內戰是在復興祖國與民族獨立的旗號下進行的，然而，打完內戰之後，以二十世紀的標準來看，西班牙卻變得更加落後、更加依賴外國了。只有軍隊能在一定程度上趕上了世界潮流，它還是藉助了外國的干預才做到這一點的；然而，西班牙軍隊落後於現代戰爭的情況，並沒有因此而得到改變。寡頭集團與外國列強相互勾結，使西班牙重新陷入了過去的落後狀態。

齊亞諾在日記中寫道：「墨索里尼一邊看著打開的西班牙地圖，一邊說道：『過去三年里，這張地圖就一直這樣打開著；現在總算能把它給收起來了。但我知道，我又要翻開新的地圖了。」當西班牙戰場上的綵排結束時，世界大戰已經一觸即發；希特勒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墨索里尼正在準備進攻阿爾巴尼亞。不久之後，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協定》；德國入侵了波蘭，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世界大戰；然後，墨索里尼垮台了，希特勒德國覆滅了，新一波革命浪潮席捲了一個又一個國家、一個又一個大陸。……二十年過去了，「元首」還在建造勝利的紀念碑。

[1] 特別是前總理拉爾戈·卡巴耶洛。——原注

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拉爾戈·卡巴耶洛被捕，被關押在薩克森豪森—奧拉寧堡集中營。——中譯者注

[2] 大約有7200名西班牙人被關進了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營，其中約有5000人遇害。達豪（Dachau）、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薩克森豪森—奧拉寧堡（Sachsenhausen-Oranienburg）和奧斯維辛（Auschwitz）等集中營也關押了不少共和軍戰俘。——中譯者注

[3] 共和國覆滅後，一些共和軍戰士選擇了留在國內開展游擊戰。納粹德國入侵法國後，許多流亡到法國的西班牙人也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1944年年初，西班牙共產黨號召所有共和派力量參加西班牙全國聯盟（Unión Nacional Espa?ola），並將法國南部的絕大多數西班牙游擊隊整編為西班牙第14游擊軍（XIV Cuerpo de Ejército Guerrillero）。1944年5月，第14游擊軍改稱西班牙游擊隊集群（Agrupación de Guerrilleros Espa?oles），並與留在國內堅持鬥爭的游擊隊建立了聯繫。法國解放後，西共準備進攻阿蘭河谷（Valle de Arán），試圖掀起全國起義。10月19日，由比森特·洛佩斯·托瓦爾（Vicente López Tovar）上校指揮的第204師越過了比利牛斯山，深入西班牙境內數十千米，解放了多個村鎮。弗朗哥立刻調集四萬大軍前去鎮壓。由於寡不敵眾，第204師被迫於10月28日撤回法國。第204師的4000名戰士當中，有200人犧牲、800人被俘，另有200 人設法逃入西班牙內地。引發全國起義的計劃未能成功。但游擊戰仍在進行。1944年至1947年是游擊戰的高峰時期。但隨著戰後的法國和義大利的群眾運動高潮的熄滅，西共在1948年改變了路線，將工作重心逐步從游擊戰轉為滲入御用工會（這一路線的結果，就是後來的工人委員會運動）。西共路線的轉變，再加上弗朗哥的殘酷鎮壓，使游擊戰陷入了低谷。1952年，最後一支規模較大的游擊隊撤出了西班牙。但游擊戰並沒有就此停止，少數游擊隊仍在堅持戰鬥，個別游擊戰士甚至戰鬥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中譯者注

[4] 流亡到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共和派當中，有不少人在企業、報社和大學找到了工作，他們對拉丁美洲的大部分西班牙語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極大地提升了這些國家的文化水平與知識水平。阿爾多·加洛西（Aldo Garosci）在他的著作里，專門用一章來介紹流亡知識分子，對這個課題有興趣的人可以參閱他的著作。（《知識分子與西班牙內戰》[Gli intellettuali e la guerra di Spagna]，都靈，Einandi，1959年。）——原注

[5] 國防委員會的成員當中，只有貝斯泰洛和安東尼奧·佩雷斯·阿里尼奧決定留在馬德里。他們這麼做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他們以為叛軍會寬宏大量，等到初期的報復過去之後，就會進行和解。——原注

[6] 小麥的產量為：1935年：4100000噸；1939年：2869900噸；

大麥的產量為：1935年：2232000噸；1939年：1418000噸；

橄欖的產量為：1935年：1847500噸；1939年：1150200噸。——原注

[7] 耕種穀物的耕地面積從8288000公頃減少到了6526000公頃。——原注

[8] 只有錳和鎢的產量出現了增長。——原注

[9] 1939年5月，戈林想訪問西班牙，卻被弗朗哥冷淡地回絕了。——中譯者注

[10] 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與弗朗哥在法國昂代耶（Hendaye）舉行會晤，同行的還有塞拉諾·蘇涅爾和里賓特洛普。希特勒竭力拉攏弗朗哥參戰，然而弗朗哥卻漫天要價，要求獲得直布羅陀、法屬摩洛哥、法屬喀麥隆和部分法屬阿爾及利亞。希特勒暫時不想破壞納粹德國與維希法國的關係，所以沒有答應。最後，雙方簽訂密約：弗朗哥同意參戰，但參戰時間由弗朗哥自己決定；希特勒保證讓弗朗哥獲得「非洲的領土」。——中譯者注

[11] 藍色師（División Azul）的師長是弗朗哥的崇拜者、穆尼奧斯·格蘭德斯將軍。——原注

「藍色師」的正式名稱為「西班牙志願師」（División Espa?ola de Voluntarios），它在德國陸軍中的番號為第250步兵師。——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