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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大衛.布魯克斯:論謙虛

我今天想要長話短說一下。我以前也參加過好幾次阿斯彭講座大會,我知道你們參會的目的不是聽我說話,而是聽你們自己說話(笑聲),所以我會盡量不給大家礙事的。

在ASPEN討論謙虛這個話題多少有點奇怪。我不想過多地談論我的書,但是我在書里的確略微描述了一下阿斯彭的居民。他們並沒有多少謙虛的理由。我曾經在市區繁華地段的晚上見過他們,他們一個個全都身材苗條,以至於根本談不上尺碼二字,只不過試講幾個造型優美的幾何體摞在了一起(笑聲)。本地的女性全都實現了某種基因學奇蹟,她們的祖母長得都像格特魯德.斯泰因一樣,但是通過與俊美之人的通婚,她們自己一個個長得都像烏瑪.瑟曼。本地母親全都比自己的孩子體重更輕(笑聲),她們在懷孕期間服用了那麼多全大豆營養劑,孩子一生下來就有十三磅重。然後母親們就會趕緊找出中文識字卡讓孩子們學外語,並且開始為哈佛大學招生申請準備資料。養狗在阿斯彭很時髦,而且還必須是達到室內高度三分之一的大型犬,犬的名字大都來自簡.奧斯汀的小說人物。我還聽說當地有一群八十來歲的成功商界人士決定自己不打算死。他們全都有私人健身教練,他們吃起希愛力就像吃糖豆一樣。在登山的山道上總能看到他們全身裹著氨綸緊身衣,低頭貓腰騎著山地車從你身邊呼嘯而過衝上山頂,在身後揚起一片蔑視的塵埃,就好像你不過是擋路礙事的鐵絲網而已(笑聲)。當然,這些人並不太清楚謙虛是什麼。

首先我想談一件幾個月以前的事情。當時我正在華盛頓特區開車回家,還在收聽國家公共電台的廣播。我收聽的節目名叫《軍前演出》(Command Performance),這是一檔二戰期間面向海外美軍的綜藝節目。那一天播出的節目正好首播於1945年勝利日當天,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後僅僅幾個小時。鮑勃.霍普、瑪琳.黛德麗、弗蘭克.辛納屈等大牌明星全都參加了節目錄製。平.克勞斯貝是這期節目的主持人,他在節目一開始就說,「我們於不久前剛剛得知日本宣布投降。此時此刻我們並不感到驕傲,僅僅覺得謙卑。我很高興我們挺過了這一難關。」這種低姿態為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在節目當中他們還在反覆重複這一點。布吉斯.梅迪斯在節目期間朗讀了一段戰地記者厄尼.派爾的文字:「我們之所以贏得了這場戰爭,是因為我們擁有勇敢的士兵,勇敢的盟國,充足的物資,而不是因為我們是比其他人更優越的上帝選民。我們現在應當努力生活,讓自己配得上來之不易的和平。」

回到家裡我打開電視收看橄欖球比賽,一個四分衛投出一記妙傳之後按照所有職業運動員的風格跳了一支慶功舞,炫耀自己的能耐。這時我意識到,我剛剛在球場上看到的慶功炫耀都比二戰勝利紀念節目當中更多。在我看來這個現象體現了幾十年來的文化變遷。我們曾經奉行自我貶抑的文化,「我不比別人強,別人也不比我強。」如今的文化則奉行自我擴張。我認為這場文化變遷導致了當今社會的許多問題。

為了描述這場轉變,我要先回到《軍前演出》的時代,講述一下那個時代的人們與社會環境。當時的美國總統是哈利.杜魯門,美軍最高統帥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想一想這兩個人是如何成長起來的吧。杜魯門生長在密蘇里,艾森豪威爾生長在德克薩斯。他們的成長環境里存在著一股盛行氛圍。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大概都不想回到他們小時候的鄉鎮里。那些地方交通閉塞,而且大概種族主義盛行,但是的確自有其可取之處。這些村鎮毫不質疑地接受了一整套做人的原則,包括辛勤工作,衣著整潔,辦事負責等等。當地的社區聯繫非常緊密,每個人都深入參與到了其他人的生活當中,但是每個人從小也都被灌輸了一套律己信條,例如不要炫富,不要自大。杜魯門曾經形容自己從小的街坊鄰居都是些「老實巴交的人」,也曾經有人形容杜魯門「看上去就是個普通人」,事實上杜魯門的第一位僱主認為他「從頭到腚都很一般」(笑聲)。老實巴交,一般人,不炫富,這些描述都算得上是社會平等主義的特質。

艾森豪威爾的家庭虔誠信教,每天晚上全家人都會下跪祈禱。艾森豪威爾小時候,有一年萬聖節晚上他想出去玩,父母認為他太小,不讓他出門。於是他又哭又嚎,用手錘樹,直到雙手出血。於是他父親抓著他用力搖晃,大聲訓斥了他,並且將他關進了自己的房間里,讓他在裡面痛哭了一個小時。最後他的母親為他的傷口上藥包紮,並且告訴他,「能夠征服自己靈魂的人比攻陷一整座城市的人更偉大。」七十六歲的時候,艾森豪威爾在回憶錄里寫道,「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

杜魯門的家庭不像艾森豪威爾家那樣虔誠,不過也已經很虔誠了。日後他聲稱自己小時候背誦的禱文是平生背誦過的最重要的一段禱文,並且在很多場合都重複過。以下是這段禱文的節選:「請讓我時刻誠實可信,保持榮譽;請讓我心智坦誠;請讓我對待他人時能夠奉行慈悲、寬恕與耐心;請幫助我理解他們的動機與弱點,就像您理解我那樣。」

這兩個故事共享了同一套世界觀,知識界可能會將其稱作奧古斯汀世界觀,即我們生而有罪,必須控制自己的弱點。根據這種世界觀,一切罪孽之首就是驕傲。驕傲會使人疏遠上帝,將自己奉為神明,削弱了針對自身弱點的抵抗力,使人更難領受更大的人生福祉,因為這些福祉來自於自身以外,來自家人、朋友、鄰里以及上帝。根據這種觀點,驕傲不僅是自我主義的表現,還意味著心中只有自己,無論好壞。將驕傲視為萬惡之首是杜魯門與艾森豪威爾的成長環境當中的重要因素。

艾森豪威爾與美國著名思想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是同鄉。尼布爾曾經寫道:「發展到最高階段的邪惡,其實就是自認為或者假裝比自身實際更好的善良。」尼布爾還認為驕傲是一切罪孽的基礎,會導致自負、貪婪與虛榮。正是由於受到了這種世界觀的影響,杜魯門與艾森豪威爾甚至在競選總統的時候也盡量不談自己。在他們的時代,就連電影明星也非常低調,例如加里.庫珀,格里高利.派克,吉米.斯圖爾特,亨利.方達等等。我還記得我當年跟蹤採訪老布希的第一次總統競選,有一次演講結束後他打電話問母親自己表現怎麼樣,他母親回答道:「你就知道說你自己。」相比之下,如今的總統候選人除了自己什麼都不說。老太太倘若活到今天肯定會覺得很彆扭。

當然,謙虛並不意味著無所作為。根據字典的定義,謙虛意味著自尊心較低,並不是說完全不能想自己,而是說要平衡個人的抱負與針對自身弱點的認識。猶太教里有一個故事反應了這種平衡。有一個拉比在兩邊衣兜里各自裝了一張紙條,一張寫著「上帝為我創造了這個世界」,另一張寫著「我只是一堆塵土與灰燼而已」。我認為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在這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平衡,至少當時的主流文化風氣是這樣。

但是隨後社會文化就逐漸不同了。第一大變化是個人主義的興起,這個變化主要發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我們往往認為六十年代是個人社會解放的時代,八十年代是個人經濟解放的時代,兩者相互抵制。其實這兩者只是同一個趨勢的兩面而已,也就是將個人從集體當中解放出來的趨勢。不過今天我主要想談談第二大變化,這場變化的發起人是卡爾.羅傑斯與埃里希.弗洛姆這樣的心理學家。他們檢視了自己的病人之後認為,問題並不在於過度驕傲,而是在於自我厭惡。他們認為自己的病人自尊心太低。他們不需要時刻被人提醒保持謙虛,而是需要鼓勵與打氣。當時有一位心理學家寫道:「一切精神疾病都是自我憎恨的表現。」根據這種截然相反的世界觀,人類問題的核心並不是傲慢,而是缺乏自愛以及自我價值低下。因此他們認為應當調動一切導向機制來促進自愛與自尊。他們相信人性本善,只是需要通過自愛將善意釋放出來。用羅傑斯的話來說,「心理治療的目的就是讓人成為真實的自我。」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這種人性觀念重塑了美國的一切體制,例如心理諮詢、學校、家庭教育、宗教以及社會整體的文化。我認為個人主義的興起與科技發展也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不過這場變化是確實存在的,而且我相信我們對於自身看法的變化可以用數據來衡量。1950年,蓋洛普公司詢問高中生:「你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當時有12%的學生給出了肯定答案。2006年蓋洛普公司提出了同樣的問題,給出肯定答案的學生佔到了80%。再來看看數學成績。美國學生的數學成績一直在下降,但是假如你詢問學生們「你的數學水平怎麼樣?」美國學生的自我認知已經從世界中游上升到了世界第一,我們是全世界最擅長自以為數學精通的國家。1962年美國所有教育學術期刊當中沒有一篇關於自尊心的文章,1992年則出現了2500篇。1950年的父母最希望子女擁有的品質是自主思考,這個答案至今依然是第一。不過排名第二的答案就不太一樣了。1950年的第二位答案是順從聽話,尊重父母。如今這個答案已經掉到了底部。

此類傾向在近幾年並沒有減弱,反而愈演愈烈。在過去十到十五年里,研究表明自戀心理的影響一直在擴張。心理學家用測驗來調查人們的自我關注程度,詢問受試者以下主張是否適用於自己:「我願意成為關注中心」、「我很特別」、「我有機會就會炫耀」、「我很擅長操縱別人」。這方面的數據追溯不到1950年,但是確實能追溯到二十年前。今天認為自己的能力位於中位線之上的美國青少年與1980年相比增加了93%,換句話說就是自戀心態擴張擴張了30%。嬰兒潮一代的後代們往往比嬰兒潮一代的自我看法更高。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對自己的生活完全滿意,96%的大學教授認為自己的教學能力超過了平均值。55%的高中生認為自己能考進醫學院、法學院或者其他本科院校。

《時代》雜誌最近的調查顯示,19%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的收入水平屬於最頂尖的1%(笑聲),還有36%的受訪者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夠擠進最頂尖的1%。還有一項針對企業CEO的調查,詢問各位CEO對於自己所在的行業了解到什麼程度。CEO們接受了行業知識測試,並且要表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給出了正確答案。廣告行業的CEO們認為自己的答題正確率達到了90%,其實他們答錯了60%的題目。最自大的行業就是計算機行業,計算機行業的CEO們認為自己的答題正確率達到了95%,其實他們答錯了80%的題目。順便說一句,過度自信與性別的關係非常密切。比方說男性溺水者的人數是女性的兩倍,因為男性對於自己酒後游泳的能力非常有自信(笑聲)。

自我關注膨脹的一大表現就是對於名聲的追求。2006年,51%的二十五歲美國年輕人表示出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標,認為修身養性是人生最重要目標的受試者人數僅有這個數字的一半。43%的中學女生表示自己的人生目標是成為某位明星的助理,想要成為哈佛大學校長的受試者人數也僅有這個數字的一半。測試者還要求大學生們在受人稱頌與性愛之間做出選擇,大多數受試者都選擇了受人稱頌。我多少算個名人,也有過性愛經驗。我覺得還是性愛更好一點(笑聲)。在世界上最以自我為中心的國家當中美國一直穩居前五名。其他曾經入圍前五的國家包括塞爾維亞、智利與以色列,最不以自我為中心的國家則包括韓國、瑞士與摩洛哥。

在流行音樂領域,八十年代了流行歌曲歌詞大多強調團結協力,如今的歌詞則往往強調「我」有多麼出色。大多數饒舌歌曲、P!nk的歌曲、Ke$ha的歌曲以及凱蒂.佩里的歌曲歌詞走的都是這條路線。最近紐約剛剛鬧出了安東尼.韋納發送私處不雅照的醜聞,可以說是針對自戀的絕佳諷刺。他甚至都不想與不雅照的接收方發展戀愛關係,只是想要向別人炫耀而已。

我認為這種文化變遷不僅改變了人們看待自己的方式,還導致了更廣泛的社會問題。首先是消費習慣。假如你自視甚高,花錢就難免大手大腳。假如你看一下二十世紀個人消費佔據GDP百分比的曲線,在七十年代以前一直保持在60%左右,然後在七十年代突然躍升到了70%。個人債務幾十年來一直保持在GDP數值的45%上下,直到七十年代一飛衝天,達到了GDP的145%。包括房貸在內的整體債務在七十年代以前相當於GDP的160%,之後則衝到了350%的高位。

其次是將債務傳給下一代。假如你將自己視為世代鏈條上的一環,你就會非常害怕向接下來幾環的後代們添加負擔。在新政時期,富蘭克林.羅斯福有著很好的花錢理由,但是他依然堅持不能讓後代們負債。假如你覺得自己最重要,看不到自己在世代鏈條當中的位置,就不會這麼害怕讓後代負債了。

第三是應對風險的態度。如果你對自己的頭腦充滿自信,就會更傾向於相信華爾街推銷的理財風險評估模式,因為這些模式全都聲稱你有能力應對投資風險。第四是社會輿論兩極化。假如你清醒地意識到了自己的智識能力存在短板,就會主動依靠與你意見相左的人們來平衡自己的觀點。如果你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百分之百的真理,那麼這些人就只能礙事。並非巧合的是拉什.林堡等等觀點特別極端的輿論名嘴們總會擺出一副自高自大的樣子。因此我認為自我膨脹是導致許多社會問題的原因之一,儘管並不是唯一的原因。

此外自我膨脹還導致了許多個人問題。幾周之前我在《大西洋月刊》上看到了一篇關於自尊的文章,這篇文章指出,很多成功人士的自我認知的基礎都很不穩固,他們的自我認知並非基於逐步取得的成就,而是基於其他人對於他們的反應,因此也更加脆弱。

剛才我談到了知識界看法的變化如何導致了我們對於自身看法的變化,以及自我貶抑的文化如何轉化成了自我膨脹的文化。這是一個無孔不入的問題,也是一個我們需要設法擺脫的問題。我認為第一步是要更準確且更透徹地理解我們自己,我們究竟掌握什麼技能,我們究竟配得上什麼待遇。我們正在經歷一場認知科學的革命,我認為這場革命能讓我們更準確地意識到我們的能力多麼受限。

過去三十年里,神經學家、認知科學家與心理學家們發現了很多難免讓我們感到汗顏的事實。首先,我們對於自己的絕大多數行為都沒有意識。人腦一次可以處理二百萬條信息,而我們只能意識到其中的四十多條。我們身上發生的絕大多數事情並並非出自我們的主觀意願。名叫丹尼斯的人成為牙醫的概率,以及名叫勞倫斯的人成為律師的概率都比一般人要高,因為我們會無意識地傾向於我們熟悉的事物。所以我才將自己的女兒命名為美國總統.布魯克斯(笑聲)。假如你與兩個人一起吃飯,你的飯量就會比單獨吃飯時增加35%,假如共同進餐的人數達到七人以上,你的飯量就會增加86%。我們具有非同尋常的能力,但是其中絕大多數能力都是無意識地發生的。

其次,我們有自由意志,但是我們的自由意志並不自由。我們繼承了一條知識的河流,有些知識來自百萬年來的基因傳承,有些知識來自我們的文明,有些知識來自家庭,也有些知識來自文化。這些知識塑造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我們僅僅是這些知識的繼承者而不是創造者。在座的每一名男性大概都會喜歡腰臀粗細比率0.7的女性,這個比率並不是我們確定的,而是基因與進化決定的。女性天然喜歡比自己更高的男性。有研究表明,五英尺六英寸的男性在交友網站上想要得到與六英尺男性數量相當的回信,就必須每年多掙十七萬兩千美元(笑聲)。這些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與生俱來的,或者來自文化灌輸,並非出自我們的創造,我們只是被動的接受者。我們有做出選擇的自由意志,但是我們所繼承的基因與文化遺產依然會無意識地引導我們的決策。哈佛大學的約書亞.格林認為這就好比我們買了一台數碼照相機,我們一般並不會將所有手動設置都打開,而是基本上依靠默認設置。因此我們沒有資格為了我們做出的絕大多數決定而感到驕傲,因為我們並不能控制這些決定。

第三,我們並不具有單一的自我,我們每個人都是多個不同自我的集合體。在我們的大腦當中存在著多個不同的系統,在任何時刻這些系統之間都在爭奪主導權。熱愛高脂肪食品的自我與決心節食的自我,難過的自我與開心的自我,短期自我與長期自我,我們全都具有許多各不相同的性格。莫里斯.桑達克的著名童書《野獸國》是個很恰當的比喻,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是棲息著各種野獸的王國。桑達克的錯誤之處在於他的小主人公只要直視野獸的眼睛就能將其降服。電影改編要更準確一些,電影里的小主人公從來都沒能馴服野獸。

將上述三點——我們的絕大部分思考都出自無意識,我們遠遠早在意識到之前就受到了絕大部分影響,我們具有通常意識不到的多重自我——總結在一起,可以說安.蘭德的觀點是錯誤的。我們並不是掌控自身航船的船長,並不能在人生的海洋上任意遨遊。我們具有控制權,但是要受到限制。我們具有能力,但是並不能居功。我們與其他人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並不應當為了自己掌控事物的能力而感到沾沾自喜。我認為像這樣看待自己的視角更準確,也更謙虛:我們是誰,我們能做什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要依賴其他人——最後這一點尤其重要。

為了重新發現謙虛,我們需要回到歷史當中尋找踐行謙虛的榜樣。這些人的生活方式更準確地體現了他們的本質。我一直保留著一張記載著此類人物姓名的清單。目前這張清單上有五個名字正在華盛頓工作,這樣我就可以說,儘管華盛頓充斥著烏煙瘴氣,但是至少還有這五個道德典範的存在。對於他們來說,從政並不是為了實現自我,而是為了完成自己肩負的職責。這就是現實生活中的謙虛。歷史上有很多榜樣都體現了這種生活方式。

謙虛並不局限於特定的層面,而是存在於許多層面當中。第一層是宗教。許多宗教都鼓勵信服奉行謙虛與謙卑,藉助冥想與禱告來平復自己的心神,並且時刻提醒自己在全能的神靈面前多麼渺小。華理克牧師的《有意義的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開篇第一句話就是「這一切都與你無關。」置身於大教堂當中的人們難免感到震撼,餐前禱告總能給人帶來不尋常的滿足感,源自宗教的人生觀總會指向舍己與臣服。C.S.劉易斯是最深刻也最敏銳的宗教體驗觀察家。他認為最深刻的宗教經歷就是抹消自己,忘卻自己,捨棄自己。「在最深切的孤寂當中有一條擺脫自我的道路。孤寂當中生髮了某種事物,這種事物拒絕將自身與任何感官目標、任何生理或者社會需求、任何想像出來的事物或者任何我們自身的心智狀態等同起來,從而宣告了自身的純粹客觀性質。」換句話說,只有忘記自我,才能體會宗教的真意。他還在另一本書中寫道:「假如遇到了一位真正謙虛的人,不要以為他的表現會符合如今絕大多數人所謂的『謙虛』。他不會油嘴滑舌地跟你念叨他本人如何無足輕重。他給你留下的全部印象或許就是愉悅與聰慧。他對於你所說的一切言語都抱有真誠的興趣。他並不會想到謙虛二字,事實上他根本不會想到他自己。」

除了宗教層面的謙虛之外,還有政治層面的謙虛。國父們創建美國的時候非常不信任他們自己,也非常不信任美國人民與美國的國民性。因此他們才構建了一套阻擋在公共意願與立法之間的共和體制。此外他們也很清楚地意識到了公共精神,不過他們對於公共精神的理解與我們今天正好相反。我們今天談論公共精神的時候都會想到一個四處簽名情願、積极參与各項社會事業的人。國父們談論公共精神的時候,則會想到一個極力控制民眾熱情、緩和民眾看法、促進全社會共識的人。因此他們的公共精神典範就是喬治.華盛頓。華盛頓很擅長自我控制,如果其他人在談話中提到了他,他總會暫時離開房間。國父們用一套共和體制隔絕了民眾與立法。可是在過去三十年里,我們逐漸侵蝕了這些共和體制,認為一切阻擋我們將公共意願變成法律的體系全都不合理。

我已經說得太多了,但是我最後還想簡要談論一下一個主要的謙虛源泉,也就是對於人生的規劃。我最近在一篇專欄文章里寫道,我閱讀了很多大學新生入學演講稿,演講詞的內容往往與這個自我膨脹的時代相得益彰:追尋你的激情,實現你的夢想,找到你的快樂,走出你自己的道路,要為自己代言,基本上就是個人主義的集中表達。我並不想徹底否定這種世界觀。兩年前我最敬佩的克萊頓.克里斯坦森也在哈佛做了一場新生入學演講。他講了一個他自己的故事。他也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二十二歲那年他以羅德學者的身份又去了牛津。途中他想到:「我要用接下來的一年找尋人生的目的。」於是在這一年裡他每天都會花一個小時思考與閱讀,考慮人生的意義。他認為,除非你在二十歲出頭的時候就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你肯定會在茫然摸索中浪費大量的時間,不知道如何為了這個目的而貢獻自己的力量,頭頂上也沒有指引航向的明星。

克里斯坦森是一位值得敬佩的成功人士,這套方法對他來說很管用:我是誰,我生在世間的目的是什麼,如何執行實現這一目的的計劃。儘管我非常仰慕他,但是我依然覺得恐怕並沒有多少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能夠清楚地定義自己的人生目的,我覺得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還不足以讓他們確切地知道度過人生的正確方式,事實上我甚至覺得並沒有多少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真正作為他們自己而存在,因為自我只能是人生經歷的產物,而人生經歷又需要時間的積累。因此儘管我很尊重克里斯坦森的思想根源——自主思考與找尋人生意義,但是我還是想提出另一套實現人生圓滿的主張,這套主張更符合我一開始談到的二十世紀中期謙虛思潮。我認為我們不應當詢問「我的人生目標是什麼」,而是應當詢問「我的人生需要我做什麼」。

這個問題並不是我憑空杜撰的,而是出自維克多.弗蘭克爾的《追尋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弗蘭克爾在歐洲長大,還是學生的時候就被納粹關進了集中營。顯然這並不是他會主動為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但是集中營的生活依舊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因此他意識到生活召喚他研究極端苦難環境當中的人類心理。「苦難成為了我們無法置之不理的任務。」 因此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你要向生活要求什麼,而是生活要向你要求什麼,生活要求你去解決什麼問題。於是人生的問題就從「我想要什麼」變成了「世界想要什麼」。這個世界並不是你創造出來的,你降生之前很久世界就已經存在了。世界是一個進行當中的故事,在你出場之前已經展開了大量情節。你在中途插進了一個進行當中的故事,踏上了一塊早已別人佔據,你的任務就是在這個故事當中、在這片土地上找到屬於你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自以為全世界都為了你而存在。弗蘭克爾將這種理念總結成了概念,我覺得他一定很熟悉我之前描述的謙虛思想。謙虛的核心就是要將自己視為更廣大世界的渺小一份子。

正如我之前所說,我們誰都不願回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們誰都不願生活在那個女性權益高度受限、種族隔離盛行的時代。但是謙虛的確組成了那個時代的傳統,而且這一傳統可以直至追溯到聖奧古斯丁。而我們如今已經喪失了這部分傳統並且受到了相應的損害。如今我們在大多數時候都奉行自我主義,心裡只想著自己。但是儘管如此,以下論斷依然是正確的:人生只有在投入超越自身的事業之後才有意義,人生的目的也並不是找到你自己,而是捨棄你自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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