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把網約車和霧霾混在一起談？

昨天，上海正式出台並立即執行了《上海市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若干規定》等文件。規定延續了對滬人滬車的要求，車型限制（軸距>=2600）相比徵求意見稿有所放寬，此外還要求網約車服務平台必須在本地建立一定規模的管理服務團隊，開設實體店。可以看出，車型之類的限制可以放寬，但本地人就業、本地納稅、本地交租的原則不能動。北京在同天出台的了類似的規定，但給予了五個月的適應期。

北、上發布徵求意見稿時就有人質疑地方規定與此前由中央部委聯合發布的上位法規《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在精神上不符。後者基本上是負面清單的形式，較為寬鬆，而地方法規是比較嚴格的正面清單。兩者間的張力顯示了中央、地方兩級政府之間不同的利益訴求。中央鼓勵產業模式創新，以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總體來說，網約車的出現釋放了新的消費需求，增加了就業崗位，中央是支持的。而地方政府擔心本地已有的就業環境受到外來人口的衝擊，以及互聯網企業固有的轉移利潤異地納稅的衝動。

霧霾治理的背後同樣存在著中央與地方的博弈，這與霧霾這種污染形式的特徵有關。本地污染，本地得利，大家遭罪。中央政府有足夠的動機來強力治霾。這與推動供給側改革、淘汰落後產能、促進產業升級的總體政策方向是相符的。但處於特定發展階段的地方政府則會有所權衡，甚至以弱監管為誘餌，吸引有關企業落戶。當然，在更微觀層面也有錢權交易的問題。

這兩年霧霾治理的反覆與網約車地方新政的強力推行反映出當前國內中央對地方、高層對基層的掌控力其實已經很弱了。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在共和國早期，當高層發現漸漸失去對基層的掌控時，往往最終會通過發動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奪回控制權。但這種方式是具破壞性的，難以微調、控制的。較溫和的方法是講話、開會和學習精神。近年來有關活動頻率和強度的明顯提升也從另一方面佐證了高層對控制力喪失的擔憂。但其實際效果顯然不能令高層滿意。

江朱時代的分稅制改革加強了中央的財權，為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提供了新的途徑。通過經濟的方式來調控地方政府執政的積極性達到全國一盤棋的目的是相對更有效且更文明的。當然，在現行政治體制下，這種調控方式的問題也很多，對政策制定者的專業素養，抵抗政治經濟訛詐甚至潑皮打滾的定力要求極高。而分稅制改革遺留的尾巴，在城鎮化的經濟背景下，形成了今天的土地財政，基本蠶食了分稅制改革以來積累的中央權力。

我們知道，公司的規模越大，其內部管理控制的消耗越大，執行效率相比小公司越低。但公司仍然有做大的衝動，因為規模效應和定價權會帶來額外的收益。隨著時代的前進，最成功的公司往往會越做越大。這是管理科學進步的結果，使得做大的收益大於內部管控成本的上升和效率的下降。

國家的情況也是一樣。筆者並不更執著於中央集權。過分的中央集權不利於激發地方經濟的活力。筆者堅決反對地方保護，至少在一國內要實現貿易自由，地區間的貿易成本（不考慮陸運海運等自然因素）不應該超過國際間貿易成本。這樣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統一經濟體的規模優勢才能被體現出來。

整個國家產業的合理布局應該主要通過地區間競爭來實現。中央政權的主要功能確保地區間充分有效的競爭，制定恰當的遊戲規則或激勵機制，使地區間競爭有正確的導向。現階段，中央權力過於羸弱總會讓地方保護主義抬頭，阻礙競爭（因為，人們逐漸忘記了分裂的痛苦）。因此，中央要保留足以打擊地方保護的權力，而地方也要有足夠的自治權，有效的競爭才得以可能。平衡兩者是一門非常微妙的社會科學。

歷史上的龐大帝國如果不伴隨著文化與制度上的顯著進步往往很快就會分崩離析。應該說在歷史上的很長時間內天朝在這方面是比較領先的。但今天的人口、經濟規模和開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的中央政權是通過契約產生的，它的合眾國模式在平衡龐大帝國統一和地方經濟活力方面有天然的優勢。中國沒有這樣的歷史條件。但是有一些改進的方嚮應該是明確的。例如，應該有計劃地逐步放開人口自由流動，即僅以經濟的方式來調節人口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