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培養天才的正確姿勢，一份長達45年的神童研究報告告訴你

很多父母都聽過「傷仲永」的故事，天才淪為庸才不禁令人惋惜，更令人擔心。家裡有個「智力開掛」的神童，家長在自豪的同時卻又擔心不得當的教育方式會毀掉孩子的天賦甚至幸福。

縱觀古今，不乏特立獨行、格格不入的天才——孤獨一生、脾氣暴躁的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美麗心靈》中智商超群卻飽受妄想症困擾的約翰·納什（John Nash），獨立解決龐加萊猜想、拒絕領取菲爾茲獎、任由指甲自由生長直到捲起來的俄羅斯人格里高利·佩雷爾曼（Grigory Perelman）等。

難道天才都必須要「瘋狂」才行嗎？！

著名心理學家朱利安·史丹利發起的一份長達45年的神童研究報告告訴我們：什麼才是培養天才的正確姿勢？為什麼天才將領導21世紀的發展？。

千里馬初遇伯樂

1968年夏日的一天，朱利安·史丹利（Julian Stanley）教授會見了一名才華橫溢然而百無聊賴的12歲神童——約瑟夫·貝茨（Joseph Bates）。這名來自巴爾的摩的數學神童被安排參加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計算機科學課程。然而，大學課程也滿足不了這顆「開掛」的天才大腦，貝茨乾脆開始教研究生FORTRAN編程語言來打發時間。

面對這樣「智力開掛」的神童「無計可施」的計算機老師將貝茨介紹給了史丹利教授。史丹利是著名的心理測量學（psychometrics）教授，這是一門研究認知能力的學科。為了發掘這名少年奇才的天賦，史丹利對貝茨做了一系列測試，包括用於美國16歲到18歲大學生入學參加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

結果，貝茨的分數遠遠超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入學分數線。

這促使史丹利為貝茨尋找一所能夠教授高等數學和科學的高中。然而，史丹利並沒有找到這樣的高中。所以，史丹利說服了一名系主任讓13歲的貝茨以本科生身份註冊進入霍約翰普金斯大學學習。

貝茨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後格外成功，17歲已獲得計算機科學的本科和碩士學位，並且在紐約市伊薩卡鎮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後來，貝茨成為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教授，是人工智慧領域的先驅。

史丹利創立的早慧少年研究（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SMPY）項目是目前運行時間最長的天才少年縱向調查研究，這項研究將改革美國教育體系發掘和支持天才少年的方式。

史丹利總是親切的稱貝茨為SMPY項目的「學員1號」。

如今已經60歲的貝茨回憶起來說：「那時候我很靦腆，社交壓力使得高中並不適合我。而在大學裡，即便我只是個小屁孩（12歲），但我和那些數學與科學「怪才」相處的很好。我在社交和智力方面都以自己的方式快速成長著，因為更快的節奏讓我對學習更有興趣。」

SYMP項目跟蹤調查了大約5000名天才少年45年來的事業和成就，其中很多人已經成為優秀的科學家。該研究不斷增長的數據結果已經支持發表了超過400篇論文和一些書籍，並且對如何發掘和培養科學、技術、工程、數學（註：合稱STEM，英文單詞首字母縮寫）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才提出了創新性的洞見。

史丹利的門生、目前是美國范德堡大學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院長的卡米拉·本博（Camilla Benbow）說：「朱利安一直想弄清楚，如何發掘在STEM方面具有卓越潛能的孩子並為他們實現潛能創造條件。」

史丹利的座右銘是：堅決不搞乾巴巴的方法論。史丹利很清楚，僅僅甄別出天才兒童還不夠，要想讓這些天才的智慧得以成長和發揮，就必須以正確的方式加以發掘和培養。

SMPY研究的起步

史丹利教授對於發展科學人才的興趣是被心理學最著名的縱向研究之一——劉易斯·特爾曼（Lewis Terman）的天才基因研究（Lewis Termans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所激發的。

從1921年開始，特爾曼篩選了一些IQ分數優異的青少年對象並跟蹤、鼓勵了他們的事業發展。然而，讓特爾曼失望的是，這些「天才軍團」中僅僅出了少數幾位著名的科學家。而在那些由於IQ得分只有129分而不足以被選中的人中，威廉姆·肖克萊（William Shockley）成為了共同發明晶體管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而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路易斯·阿爾瓦雷斯（Luis Alvarez）也同樣被拒。

史丹利猜想特爾曼的測試方法不可靠，尤其沒有考慮定量推理能力，不然是不會過肖克萊和阿爾瓦雷斯這樣的天才的。

所以，史丹利決定嘗試學術能力測驗（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AT），儘管這項測試是專為年長的大學生設立的，而史丹利設想這正好適用於檢測早慧青少年的分析推理能力。

1972年3月，史丹利從巴爾的摩召集了450名從12歲到14歲的早慧少年參加SAT數學測試。這是首個標準化的天才甄選模式，後期研究者又增添了語言測試和其他評估項目。

起初，史丹利並未想到SMPY項目會成為持續幾十年的縱向研究。然而，在首輪跟進調查的五年之後，卡米拉·本博提出擴展SMPY研究——擴大研究群組，跟蹤早慧少年的生活，包括興趣、偏好和職業以及其他生活成就相關的評估。

擴展研究的前四個群組分布於SAT分數的前0.01%~3%。1992年，SMPY團隊增加了第五個群組——一流的數學和科學研究生，以此來測試天才甄選模型對於篩選人才的普適性。

德國羅斯托克大學研究智力和人才發展的心理學家克里斯多夫·佩里斯（Christoph Perleth）感嘆說：「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研究能比SMPY研究更全面的讓我們了解STEM人才究竟是是如何被發掘以及因為什麼而被發掘的。」

空間認知能力

美國心理協會資優教育政策中心主任麗娜·薩波尼克（Rena Subotnik）說：「SMPY研究為整個領域從一般智力評估轉移到特定認知能力、興趣和其他因素評估提供了首個足夠大的樣本基礎。」

1976年，史丹利開始測試他的第二個群組（SAT分數前0.5%的563名13歲天才兒童組成的樣本）的空間認知能力——理解並記憶物體空間關係的能力。

空間認知測試題（答案：A）

空間認知能力的測試包括：匹配從不同視角展現的物體、判定物體從特定位置剖開後的截面形狀，以及估算不同形狀的傾斜瓶子里的水平面。

史丹利非常好奇：相比於定量檢測和語言推理，空間認知能力是否有可能更好地預測青少年的教育和職業的結果。

研究群體的後續跟蹤調查——在18歲、23歲、33歲和48歲時——驗證了史丹利的直覺。2013年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了早期青少年SAT分數和空間認知能力測試分數與後期創造的專利數量和同行評議論文數量之間的關係。其中，SAT各項測試總共佔據差異性的11%，而空間認知能力占另外的7.6%。

這項調查結果與近期的其他研究結果相吻合，表明了空間認知能力在創造力和技術創新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魯賓斯基說：「我想這可能是人類已知的最大的未開發潛力源。」那些在數學和語言推理能力上表現沒有特別突出，但空間認知能力突出的學生，往往能成為卓越的工程師、建築師和外科醫生。

然而，魯賓斯補充說：「據我所知，目前並沒有招生主管關注這方面的人才，通常學校評估里都忽略了（空間認知能力）。」

知識學習快車道——跳級

SMPY研究數據支持「跳級能夠加速學習」的觀點。

相比於同樣聰明但是沒有跳級的對照組兒童，跳級生額外多60%的可能性獲得博士學位或者發明專利，並且有兩倍的可能性獲得STEM領域的博士學位。

加速學習在SMPY研究的「超級天才」（指前萬分之一）中很常見，智力多樣性和快速學習節奏使得對他們的教育極具挑戰性。

「幫助提升這類學生實際上花費很少，甚至有時候能夠幫助學校節省開支」，魯賓斯基說：「通常這些孩子並不需要什麼創新性或者新穎的東西，他們只是需要儘早接觸高年級的知識和領域。」

許多教育者和父母仍然認為加速學習對孩子是不利的。然而，這種觀點有可能會讓孩子產生社交問題、過早走出童年或者產生知識代溝。教育研究者普遍認為：對於大多數天賦稟異的孩子，加速學習不僅對其社交和情感發展有益，而且也有利於學術和職業發展。

當然，跳級並非是唯一的選擇。

SMPY的研究者認為，即便是小小的干預調整———比如，儘早接觸大學進階課程這樣有挑戰性的教材——都會有明顯的效果。在這些智力超群的學生中， 有機會儘早接觸STEM領域大學進階課程的學生，會比那些沒有機會的學生髮表更多的學術論文、獲得更多的專利以及追求更高級的職業。

各國對神童研究態度不同

儘管像SMPY這樣的研究能幫助教育者甄別並支持早慧少年，然而世界各地對這一群體的關注並不均衡。

在中東和東亞地區，表現優異的STEM學生在過去十年里得到了重大的關注；韓國、香港和新加坡也會篩選資質優異的兒童並引導加入創新計劃；2010年，中國發起了一項國家人才發展十年規劃來支持和引導資優學生進入科學、技術和其他高需求領域。

然而在歐洲，對於關於天才少年的研究和教育項目的支持熱情卻有所退潮，關注度更多轉移這些天才少年本身。而在2010年，英國決定取消國家資優青年學院，決定將資金重定向到努力讓更多的窮人學生進入名牌大學。

智力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

儘管SMPY研究提出很多洞見，但研究者對於天賦和成就關係的研究仍不全面。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研究認知能力的心理學家道格拉斯?德特曼（Douglas Detterman）說：「我們不清楚為什麼同樣具有高智商，一些人卻比另一些人做的好。或許，智力並不能完全解釋人們之間的差異性，除此之外的進取心、性格因素、努力程度及其他因素也同樣重要。」

慕尼黑天賦縱向研究（The Munich Longitudinal Studyof Giftedness），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跟蹤調查26000名天才少年，發現認知性因素是最具有預測性的，然而一些個性特徵比如進取心、好奇心或者抗壓能力，對個人表現的影響就比較有限。同時，家庭、學校和同齡人等環境因素也有一定的影響。

圖片來源: K. Ferriman Robertson etal. Curr. Dir. Psychol. Sci. 19, 346–351 (2010).

一些研究者和作家，特別是塔拉哈西市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心理學家安德斯·埃里克森（Anders Ericsson）以及作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推行一種「智力閾值」的理念。這種理念認為，對於IQ超過一定閾值（通常是120）的人，在獲得專業技能方面，集中訓練時間比額外的天賦能力更重要。

然而，SMPY以及杜克大學天才項目的研究數據對這個理念持有異議（參照上表）。今年發布的一項研究對比了早期天才智力占前1%和前0.01%的早慧兒童成年後的成就。結果顯示，前一組（前1%）高等學位的獲得率是普通人的25倍，而更聰明的一組（前0.01%）博士學位獲得率是普通人的50倍。

神童研究引爭議

然而，一些工作還是頗有爭議性的。在北美和歐洲，一些兒童發展專家表示失望：大多數智力發展的研究只是關注於預測誰能「飛黃騰達」。同時，教育者對研究者篩選學生並貼上「天才」標籤的做法表示擔憂。

馬修斯說：「測試得高分只是說明一個人在當時當次測試中能力突出，而低分也並不能說明什麼。「

很多因素都能影響學生的發揮，包括文化背景以及參加這種高風險測試時的精神狀態。馬修斯爭論道，不管這些孩子的評估結果是好是壞，都將破壞他們的學習積極性並且有可能導致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心理學家卡爾·洛德威克（Carol Dweck）所稱的「固定型思維模式」。德威克認為，應該鼓勵孩子建立「成長型思維模式」：天賦只是一個起點，能力的提升主要靠努力和不斷地挑戰。

德威克說：「學生更應該專註於提升自我，而不是擔心自己是否聰明，又或者渴望得到外界認可。只有通過努力才能學到更多、更加聰明。」德威克團隊的研究表明：在學校里，成長型思維學生會表現出更大的進取心並能獲得更高的分數。

卡米拉·本博也承認標準化測試不應該限制學生的選擇，反而應該「因材施教」開發出適合學生特定能力的教學策略，這能夠讓不同水平的學生都能發揮潛能。

天才也需要幫助和引導

明年，本鮑和魯賓斯基計劃發起一項針對「超級天才」（萬分之一）的中年調查，重點關注其事業成就和生活滿意度。同時，他們計劃再次調查1992年美國頂尖大學的研究生樣本。

這一系列即將進行的研究有可能進一步打破長期以來的「天才兒童不需要太多幫助，僅靠天賦就足以成功」的錯誤認知。

哥倫比亞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認知發展心理學家大衛?蓋瑞（David Geary）說：「教育界依然對這些結論充耳不聞。人們普遍認為，有天賦的孩子並不需要額外的鼓勵和幫助，而應該更多的關注和幫助表現較差的孩子。「

雖然天才教育專家們宣稱擴展了美國人才開發項目的選擇，然而到目前為止，受益的主要還是那些在天賦和社會經濟狀況上都領先的學生。

盧賓斯基說：「我們知道如何甄選天才，也知道如何幫助他們成長，但是我們仍然漏掉了很多農村地區的聰明孩子。「

盧賓斯基曾是高中和大學的摔跤運動員，他說：「一直以來社會更多關注如何鼓勵和培養運動天才，而非智力天才。「

然而，相比於天才運動員，正是這些智力超群的「數學狂」，才是塑造社會未來的人才。

盧賓斯基補充說：」縱觀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切社會問題，無論是醫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還是能源問題，那些智力天才才是最有希望解決問題的人。這些孩子值得我們放手一搏。「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天才們確實控制了這個社會

目前，首批SMPY學員已經處於事業的巔峰期，關於「早慧的神童們到底比社會其餘人的影響力高出多少」這個問題，也漸漸開始撥開迷霧。

十歲的陶哲軒（Terence Tao）和著名數學家保羅·埃爾德什（Paul Erd?s）一起研究數學問題。

事實證明，許多推進科學、技術和文化進步的創新者，都是那些早年具有獨特認知能力並被發掘和培養的人。這些早慧青少年受益於類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資優青少年中心（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20世紀80年代史丹利創立，附屬於SMPY）這樣的豐富項目的發掘和培養。創立之初，SMPY研究和資優青少年中心對SAT成績占前1%的青少年都開放。

在這之中，我們熟知的先驅數學家特倫斯·陶（Terence Tao，陶哲軒）、萊哈德·吳（Lenhard Ng）就是那前1%的神童，同樣的還有臉書（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谷歌（Google）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以及音樂家「Lady Gaga」斯蒂芬妮·傑爾馬諾塔（Stefani Germanotta），他們早年都通過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資優青少年中心的測試。

北卡羅萊納州達勒姆市杜克大學人才甄別項目的心理學家喬納森·瓦伊（Jonathan Wai）說：「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天才們確實控制了這個社會。」

瓦伊綜合了來自11個前瞻性和回顧性的縱向研究——包括SMPY——的研究數據，來論證幼年認知能力與成年後成就的關係。瓦伊說：「測試成績占前1%的孩子往往會成為傑出的科學家和學者、財富500強企業的首席執行官、聯邦法官、參議員或者億萬富翁。」

然而，這樣的結論與長久以來建立的——「優異的成就主要是通過努力造就的」——理念相矛盾。SMPY研究認為早期認知能力比刻意訓練或者社會經濟地位等環境因素，對個人成就有更大的影響。

正確培養兒童的姿勢

具有多年研究經驗的卡米拉·本博奉勸各位家長：「父母最好不要為了培養天才而培養孩子，這有可能會導致孩子的各種社交和情緒問題。」

本博和其他人才發展研究者提供了培養孩子的以下建議：

• 讓孩子體驗更加多樣化的生活

• 當孩子表現出強烈的興趣或者天賦時，盡量提供機會培養和開發他們

• 注重同時培養孩子的智力和情感

• 幫助孩子建立「成長型思維模式」：要及時表揚他們的努力，而不是能力

• 鼓勵孩子敢於嘗試並接受失敗，學會從失敗中學習

• 避免給孩子貼上「天才」標籤，容易導致情緒負擔

• 多與老師溝通，了解孩子的需求：聰明的孩子經常需要更具有挑戰性的任務、額外的支持或者按自己節奏學習的自由

• 測試孩子的能力：幫助發現潛在的問題，如閱讀困難症、多動症或者社交和情緒問題

參考：Nature 537,152–155 (08 September 2016) doi:10.1038/53715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