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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找工作的一些瑣事和雞湯

依稀記得那是14年年底的某個深夜,我在極度睏倦中又一次見到了紐約。本科剛畢業的我能逃離中西部的冰天雪地,我的行李卻不能。在航班工作人員保證三天內歸還行李後,我兩手空空地穿過曼哈頓,來到Dumbo——媽媽的朋友在那有一間空餘的房間。除了知道沒有找到工作學生簽證幾個月內就會失效外,我對未來一無所知。

我的故事並不新奇。過去兩百多年來,紐約見證過無數兩手空空又充滿野心的年輕人在這裡飛黃騰達,失意落寞,或者搬到New Jersey/Connecticut成為普通人。日後在劇院舞台,華爾街日報,或者街邊的移動餐車,我不斷見到相似而又不相同的故事——這是專屬於紐約的賦格曲。

然而,究竟是什麼造成了旋律的變化?

其實我對於未來並不是一無所知——我知道我想要去買方(buy-side),我想做distressed debt. 可惜這樣的目標在15年年初對於大部分人來說無異于于痴人說夢——數年的量化寬鬆使債券市場歌舞昇平,專門做美國distressed的基金已經沒什麼事做好幾年了。以做破產重組出名的Houlihan/Lazard/BX 擴張的是M&A而不是破產重組。買方基本不考慮本科生——他們可以從無數有兩年投行經驗的人里選analyst,為什麼要花時間培養沒有工作經驗的本科生?此外,不論買方還是賣方,對於需要H1b工作簽證的人都是猶豫再三——照目前的形勢,很有可能第一年結束,生手剛成熟手卻必須離開美國。

在畢業之前就和一些前輩聊過,所以我對這些情況一清二楚。對於大部分神志正常的人,此時理智的事情應該是重新調整目標;對於比較瘋狂的人,這些「不」提供了更多「是」的可能——按照別人的標準我肯定是一點機會都沒有,因此我必須創造屬於我的標準。對於大部分想去買方的人,他們不知道自己除了名利之外真正要什麼(這也是一種自我選擇的機制——投行/諮詢兩年的analyst項目對於很多人來說是最安全的推遲選擇的機會),而我比他們都更目標明確;買方沒有空教新員工——我就自學債券投資的各種基礎知識(junior analyst到哪裡都是建各種模型,看各種債券文件),同時去破產法庭旁聽律師辯論(強烈推薦,其實非常有趣)。

此外,當然就是networking了,俗稱拉關係。買方的工作基本是靠獵頭和內推,獵頭不會理睬沒有工作經驗的人,因此networking極端重要。可是開口求人,大量聯繫陌生人對於一個(輕微)自閉/社交恐懼症患者是多麼可怕的事啊!!!

神奇的是,我已經不大記得當時的焦灼,疲憊,與自我懷疑——大腦似乎有自動屏蔽痛苦回憶的功能。到最後找到工作的時候,我應該當面見過100+人,另外電話、郵件聯繫過接近100人。投資distressed是一個非常小的世界,因此當我見過足夠多的人,總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現機會。這次經歷後,我對networking的抵觸也減少了——真正好的networking是關注具體的人而非功利的目的,即把別人當做真實的人而非找到工作的途徑。

這個故事確實是有一個不錯的結局——最後我去了買方,也負責distressed debt. 雖然一年多之後我沒有抽到工作簽證必須回亞洲,但之後我會繼續看distressed debt. 在未來的某個時候, 我一定會回到紐約,因為那裡有日日更新的賦格曲,有無窮的希望與野心。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得出結論——個人的堅韌和實力是最後區別百老匯明星,華爾街日報頭版人物,或者路邊餐車老闆的決定性因素。

非也。

我還沒有說到運氣。我一直是運氣很好的人——媽媽的朋友不僅沒有收房租,還負責了大部分食物,因此我的burn rate比大部分人低,我可以完全不考慮後路一條道走到黑;因為從小就被迫跟隨父母去各種酒席,我大概是少數敢去networking的女性之中比較老練的,因此impress了好多人;我與管我的senior analysts相處得很好,所以學到了很多東西;我與找工作時認識的人一直保持聯繫,因此在確定要回亞洲時候拿到的面試全部是通過內推。

沒有運氣,99%的情況下我的故事並不會有一個好結局。但是只要有1%的可能,我一定會去嘗試。寫出我的經歷並不是說明有夢都會成真——夢想能否實現取決於太多不確定因素,並不是努力就一定有回報。我想說的是,在所有人都關注1%的百老匯明星和華爾街日報頭版人物時候,請一定記得紐約街頭無數看似平凡庸碌的人。

因為他們也曾經嘗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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