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與至尊——佐藤信淵與近世後期之神國論

前言：

本文內容為對近世後期思想家佐藤信淵的神國思想進行介紹。

針對以外傳統教會勢力推崇的，認為地球為宇宙之中心，上有天堂，下有地獄的「地心說」，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家們認為真正的宇宙中心實乃太陽，且地球圍繞其進行運動，提出了「日心說」，又稱「地動說」。

在十九世紀前後，日心說作為許多西方科學的其中一種，經由荷蘭傳入了日本。1825年，日心說在日本的相關著作《天柱記》一書誕生，它對日心說做出了一種與西方完全不同的解釋。《天柱記》認為，世界起於無序，天地相接不分。直到伊邪那岐命與伊邪那美命兩位神祗，在混沌中揮舞著神之長矛，將跟隨長矛運動的宇宙之氣歸於正位，將天空與大地分割開來，才有了世界的形成。隨後，長矛立於大地，直衝雲霄之上，與日月星辰共同相連，稱為「天柱」，由此太陽也便成為了世界運動的中心。而太陽作為世界的核心，實際上也是天柱運動的體現——即神祇意志的降臨。

《天柱記》一書的作者為佐藤信淵，是將西洋日心說與日本神道思想共同結合的超前學者。除了認為太陽為宇宙的中心，佐藤認為，就能轉動地球的神明一樣，日本國才是這個世界唯一的主人。

此時，已經年過半百的佐藤信淵，與在和平中走過了二百餘年的日本，又將一同迎來怎樣的天命呢？

正文：

當你在賣場收了一台發動機時，你興高采烈地把它通上電，聽著它飛快運轉著的聲音，你甚至會覺得它是你所用過的最好的機器。但隨著使用的時長不斷堆積，機器內部逐漸出現了似有似無的拍打一樣的噪音，不過儘管如此，它的工作效率似乎從未受到過影響，依然地盡著一台機器的職責。久而久之，終於有一天，終於有一分鐘，它再也發不出任何的聲音，同樣它再也不能動了。前天，昨天，甚至上一分鐘，它都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機器」，可是從此以後，它壞了，再也不能夠工作了。

近世時的幕藩政治就是這樣的一台機器，它比過去幾百年的同類要更加出色——至少縱向來看，它的確是最優秀的，直到退役的那一天，它也依然如此。但事情出了問題，零件出了故障，最後的終點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一部分。

如果說，帶給近世幕藩政治第一道裂痕的是來自美利堅的幾艘蒸汽船，那麼在那之後發生的事情，完全可以看做是偏離於之前歷史的，另一條不同的路，因此會有人將1853年之後的歷史劃為「近代」，之前的則是」近世「。不過，這或許只是由形而下學的角度做出的思考，如果從日本國內的思想發展來著手，其中的波瀾便要早上許多。丸山真男認為，關於江戶時代的再劃分，如果以儒學的角度來看，可以將分界定在十七世紀的後半葉。而在那之後的歷史，實為儒學在日本，從單純的「學」轉為「用」的過程——當然這也只是眾多觀點中的一種。

在近世的幾百年的思想發展中，無論是對於時人還是後世而言，儒學總是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被進行研究。一方面，於日本國外，儒學是滋潤小中華體系的河流，而另一方面，以「官學」，「正學」的姿態依附於武家貴族階級的意識上的儒學，作為幕府的主流思想武器而存在，用以維護統治與秩序。特別是在危機當中，儘管這將會走向一個極端。十八世紀末後，幕府在政治與經濟的困境下，強行將除朱子學外的學問全部進行壓制，相關學者也遭到刑罰。比如研究神道的吉川源十郎，國學大師平田篤胤，以及二人共同的弟子，佐藤信淵。

對於後世而言，佐藤信淵常常被塑造為一個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的博物學家。而在前半生一直默默行醫的他，直到四十七歲才接觸了國學，後來開始師從吉川源十郎學習神道。深受國學與神道中神國思想影響的他，正是在出獄後漂泊於各國的旅途中完成了一系列的思想著作。在真理的探求過程中，人們常常會思考，真理的意義究竟在於何處。同樣在治學的過程中，學是為「學」而學，還是為「用」而學？——後者為佐藤信淵所深信，而這也是身為經世學者應有的覺悟。

作為一項具有明確的「經世致用」這一實際目的的學問，它的運用往往是要與同時期的環境背景結合的。而對於跨越了兩個世紀的佐藤而言，他所看到的環境，是饑荒頻發，天災不斷而導致的」人吃人，父殺子「。而在這背後，是被放任發展的，像脫韁之馬一樣的私有經濟。在這樣的危機下，武士，君主，農夫，百姓卻像一潭死水一樣，只會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忘記了自己身為神之臣民的信仰與驕傲——而說到神，祂的子孫們也早已失去了應有的榮耀與力量。1825年，與日心說相結合的著作《天柱記》誕生。佐藤信淵以他所學的神道思想對先進的西洋科學進行解釋，為他的神國思想建立了科學性。事實上，將常識與神道思想結合，從而鞏固神國論的權威性與合理性，這是貫穿了佐藤信淵著作的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內容，代表為《鎔造化育論》與《農政論》，就嘗試著去以神道解釋已知的科學技術，並對生產與經濟進行分析。

單純對幕藩政治本身進行思考，不難得出，其解體的直接原因便是分封制度與二元政治——儘管它們的危害已經被幕府統治者設法降到最低，但還是在最不恰當的時間，形成了連鎖的惡性循環。而在此半世紀前，佐藤信淵針對長久以來的幕藩政治，提出了統一國家的構想。在統一的神之國度內，人人平等和諧，國家統一安定。沒有幕府，沒有藩國，甚至也沒有武士。王座應歸還於神祇的後代，天皇。

在他的神國論之下，日本國的合法統治者，同樣也是大權持有者，應為天皇本人。在《垂統錄》中，佐藤信淵為自己心中理想的統一國家規划了未來的道路。以天皇政府為核心，國內的諸侯應當將藩國共同統一，交還與天皇。在統一的日本國內，全國設立十四個行省，由天皇指派役人擔任「國司」，處理一省之政務。在中央天皇政府之內，也應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文官制度——佐藤信淵將其命名為「三台六府制「。其中的「三台」，為分別分管宗教，政治以及教育的「神祇台」，「太政台」與「教化台」。「六府」有負責農業的「農事府」、調度資源的「開物府」、把控商業的「融通府」、管理手工業的「製造府」以及負責國防的「陸軍府」和海軍府「。其中，按照佐藤信淵的國家構想，「教化台」應為神國的根本中心，它不僅直接掌管國家的教育事業，同樣也對其餘的六府具有號令的職能。

在嶄新的神國之中，天皇之於萬民，是天神與凡人的鴻溝。不過，世界上還存在著一個介於神與人之間，由神選擇去教化萬民的救世主。類似的概念也存在於佛教思想中，被稱為「大師」，「導師」，佐藤信淵將其命名為「超人」，他在《混同秘策》中將其解釋為「代替造物主傳授神諭，通曉天地萬物之理，最為德高望重」的人。神國依然可以容許舊日的諸侯存在，但新時代的腳步只能由天皇與超人來領導——只有超人才能執掌教化台，擔當政治上的核心階層。作為神的使者，一名超人應該兼具道德上的崇高與宗教上的虔誠。而作為承擔教育工作的管理者，超人應是一位具有廣博的知識並精通實學之人。具體到同時期的社會環境，佐藤信淵所構想的超人，更類似於當時的經世學者，或是精通於神道的神學家。借用了中國的概念，超人的輔佐者立為「士大夫」。

作為直接負責教育工作的部門，教化台承擔著神國的第一項重大政策——教育的國有化與系統化。首先，教育的國有化將從自近世以來直到十九世紀，陸陸續續發展的寺子屋著手。為了實現這一政策，教化台將對各地的教育機構進行統計。按照所在地的面積，分別設置高等的小學校與基層的教育所，將原有教師聘為教化台的基層官吏，並對教員的編製進行重新的安排，保證學生的正常教育。與此同時，學校也將在辦學的角度接受所在地神社的一定程度上的監督與管理，以確保對神道的虔誠。兒童的正常入學年齡為八歲，在十五歲後，成績優異表現突出著將擁有前往東京，進入大學校學習的機會。在從大學校畢業之後，畢業生可以參加官吏的選拔考試，無論是曾經的武士還是平民，都平等地擁有進入三台六府，成為一名士大夫的資格。

在《垂統秘錄》中，佐藤信淵曾認為，造成幕府政治與財政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國內商業的放任發展。這使得大量的平民投身於商業，為了追逐金錢，農民可以輕易地放下代代相傳的土地，將其物產變賣一空。然而幸運的人自然有其幸事，但不幸的農民卻只能守著貧瘠的荒地忍受著貧窮。在歷經了兩次失敗的改革以後，佐藤信淵擬採取折中之策。即在保持農本主義，堅持發展農業的同時，亦不能對平民經商嚴厲禁止。而這一切的前提，則是保證商業的國有化。

放棄土地，放棄耕農，是一種對祖先的背叛，也是一種對利益的盲目與迷失。因此，佐藤信淵認為，國家有義務以宗教與道德的力量，去除農民心中的雜念。在神國統一後，他構想國家的財政應由每一個國民的財產構成，即每一個人，甚至包括天皇在內，他們的私有財產即是共同的國家財富。而這一收編工作，應由教化台作為核心中樞，以六府中的部門作為執行機構，將各地區的產業開發收歸國有，並匯總各行省的賦稅收入，最終由國家統一分配各地政府的資金。

六府中的農事府，開物府與融通府皆在教化台的領導下致力於各自領域下的國有化。而剩餘的製造府以及陸軍與海軍府，將一刻不停地致力於國防工作。首先，佐藤信淵打破了以往軍事上的武士制度。無論出身與否，在陸軍府與海軍府內的官吏即是職業軍人，皆需掌握一定的知識水平，至少要識文斷字。而對於職業軍人的選拔，不僅僅限於陸軍府與海軍府內，在其他的政府機構中，若發現武藝高強，體魄強健者亦可將其納入軍隊。而在特殊而關鍵的時刻，百姓也有接受兵役的義務。佐藤信淵構想，在神國的土地上，應常備十萬人以上的海陸軍隊，時刻準備著為了神國而犧牲。軍備工作則由製造府全權負責，主要包括對槍支，大炮與彈藥的補給。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十九世紀初期的佐藤信淵尚無法對西洋的科技做出全面而細緻的考察，僅僅是對其大體輪廓初步有所了解。因此對於軍備之事，佐藤信淵只是認為應採用西洋的先進武器，並無具體詳實的計劃。

神國日本，作為天神的國度，僅僅著眼於國內的統一是遠遠不夠的。為了讓光亮鋪滿全世界，太陽是有必要主動去普照大地的，而太陽的升起，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擋的。懷著這樣的想法，在鴉片戰爭爆發約二十年之前，佐藤信淵在《混同秘策》中，認為隔海而望的中國，應該作為日本對外侵攻的第一目標——征服了最為富饒廣大的國度，也就相當於徵服了半個世界。在書中佐藤信淵制定了侵攻中國的戰略安排：首先，神國軍隊的進攻計劃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則是對滿洲的入侵，即跨海自中國東北登陸，沿黑龍江一路攻至北京。在進軍途中應採取各種措施同沿海部分的勢力建立貿易關係，便於對軍隊進行補給。另一部分則是動用國家海軍艦隊，將其分為三路，分別從滿洲沿海，朝鮮沿海以及黃海海域進軍，打擊中國的海防力量，並圖謀奪取山東省，以引發中國全國性的混亂。這時，如果中國在混亂中舉全國之力攻打日本，便會遭遇日本軍隊的伏擊，給予中國徹底的重創。

對於中日戰爭的結果，佐藤信淵有這樣的看法：「支那雖為皇國最大的鄰國，但縱使其大軍兵臨城下，恐怕也難有良策奇謀。若蠻夷的頭子果真派遣大軍來攻打皇國，正如當年的元寇入侵一樣，我們也將舉全國之力殺回去。同為蠻夷，元寇一次不成，又來了二次，二次又不成，又來了第三次——然而第三次也沒有成功。」事實上，針對中國清朝的蔑視觀，不僅僅是佐藤信淵一人，同樣也是同時期日本國內思想界的潮流。

總而言之，佐藤信淵整體的神國觀並不是某一種學說的發展結果，而是近世後期多種學說與思想的共同融合。首先，神國觀的核心——「日本為神之國」為繼承了平田篤胤與本居宣長兩代國學家的觀點。佐藤信淵所提出的「超人」，與佛教中的「生神」具有著很大的相似之處——二者都以神性或佛性來作為領導者的資格。而作為被幕府官方推崇已久的儒學，同樣對佐藤信淵的思想有著一定的影響。佐藤信淵認為，身為施政者應對人民施以仁政，在困境中以仁德使百姓萬眾一心（事實上，這也是繼承自平田篤胤的思想）。在《經濟要略》一書中，他認為國家的安定便是人民的安定，即每一個人都能安居樂業地生活。因此在他的構想當中，統一的神國日本一定要注重國內的民生工作，比如建設專門周濟貧民的廣濟館，興建公共醫療設施，並為貧民百姓提供免費的教育。最後，作為一名農學家，佐藤信淵也將農業發展視作在諸產業之上的國家根本。

然而，終其一生，佐藤信淵終究沒有對外發表自己的治國構想。直到他逝世數十餘年之後的明治年間，在其門人弟子的整理下他的諸多生前手稿才得以出版發表，為公眾所知，隨後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佐藤信淵所留下的思想也成為了明治維新的一部分參照。

少年時遊歷四海，成年後大隱於市。直到近半百之年，佐藤信淵為了學習國學，放棄了經營了幾十年的診所。儘管因此歷經了牢獄之災，但此後的佐藤信淵再未回歸安穩的生活，為了經世致用之學而奔走四方。終其一生，在外人的眼中，佐藤信淵只是一個喜歡時常到農田裡閑逛，又懂得很多事情的老先生，但同時，他卻又是一個非常有辦法的能人。

在佐藤信淵七十歲時，他遊歷到了宇和島藩的領地。當地兩位藩士認為其學識非凡，遂拜其為師，成為了信淵門下的弟子。適時正值宇和島藩政改革之際，二位弟子便將師父引薦給了藩內的長官。隨後佐藤信淵的名聲越傳越廣，綾部藩也慕名邀請佐藤信淵去主持藩內的內政改革。

當時距離橫掃全國的天保大饑荒僅僅一年，綾部藩的土地已經連年歉收，藩主九鬼氏多次試圖復興農業，但絲毫不見起色，不得不以高價向其他藩國購買大米，但與此同時又加劇了藩內的財政危機。抵達了綾部藩的領地之後，佐藤信淵便在助手們的協助之下連日趕赴了農田，對藩內七個村子的情況進行了具體的實地考察，並親自向農民們傳授栽種與施肥的方法，並且為村民們開拓了新的水源（根據這次實地考察，佐藤信淵創作了《巡察記》）。在藩主的批准下，佐藤信淵在各村統一設置了「社倉」，將領地內的一些作物統一存儲，作為公共的應急資源使用。他鼓勵領民大力種植易栽種，易成活的丹波特產木棉，並根據各戶的木棉產量來以金錢作為獎賞，解決了農民的就業問題。之後，他將大量收成的木棉作為特產物以綾部藩的名義，同外地進行貿易活動。再以獲得的部分利潤購買糧食，其餘作為藩內的資金存儲了下來。在這之後，藩內的特產又擴充了煙草，茶葉與桑葉等作物，經過幾年的努力，綾部藩創立了國產木棉會所，主要在上方一帶進行貿易活動。在六十年代以後，綾部藩已經成為了一個相當繁榮富裕的藩國。

在生命的最後十年，儘管自知心中的神國不會出現，佐藤信淵卻一直在各地，傾盡畢生所學來達到「經世致用」，讓百姓能夠擁有更加美好的生活。他拒絕了各藩因其做出的努力而提供的報酬，又遣返了跟從他的藩士們回歸各自的領地，孑然一身地行走在大地上，探索著經世致用的方法。1850年，佐藤信淵以八十歲高齡病逝。五十餘年之後，在明治政府的要求之下，他被與先師平田篤胤合祀，並立於彌高神社（原為平田神社），神號「佐藤信淵大人命」。

這位篤信神道的佐藤信淵，終於在一朵祥雲之下，由凡人變成了天神，迎來了屬於他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