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學家能夠重建毀滅後的經濟學嗎？(上)

02-05

原載於《New Scientist》After the crash, can biologists fix economics?

譯者：梁竟無編輯：X-Penguin

正統經濟學已經崩塌。而運用我們對進化、生態學以及集體行為的認知，或許能幫助我們避免另一次（這樣的）災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意外降臨。這被極少數的主流經濟學家預測到，而大多數主流經濟學甚至連這樣災難性暴跌的可能性都沒能認識到。從那時開始，這些經濟學家們便不能在針對危機的經濟干預措施方面達成一致。不僅如此，正統經濟學越來越被認為不能為我們最為迫切的問題提供答案，例如為什麼經濟不平等仍呈現螺旋上升的趨勢。怪不得人們在談論經濟學需要進行變革。

今年早些時候，幾十個安靜的激進分子在德國法蘭克福（Frankfurt, Germany）郊外的箱狀紅色建築里見面了，正是為了籌劃一場經濟學革命。正如法蘭克福高級研究機構——「恩斯特鐵腕」論壇（Ernst Strüngmann Forum）所闡述的那樣，他們的目標是為經濟學創造一種新的綜合理論。然而，其中最激進的參與者卻真的想要推翻舊體制。這些人類學家、生態學家以及進化生物學家不像是經濟學家的同盟隊友。這些人希望他們的想法能夠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全新開始——運用其他科學學科里的有效的工具使得經濟學煥發生機。

深究下去，其實不難發現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錯在了哪裡。自19世紀以來，經濟現象就主要用數學公式來描述，這讓經濟學得以比絕大多數社會科學高大上並且能夠進行預測。但這樣做法的代價是忽略了人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複雜性——而正是這些複雜性使經濟系統得以運行。

問題開始於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假設。這是正統經濟學裡一個重要的假設。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人們總是理性的思考並且始終追求個人利益，從來不考慮他人，也不向他人學習。

我們已經知道現代人（Homo sapiens）並不是這樣的（見「Team humanity「）。多年來，依據對人類真實行為的認識，人們一直在嘗試將這個領域變得更現實，即所謂的「行為經濟學」。這種方法在微觀經濟學（研究經濟個體以及小團體如何做出經濟決策）的領域內取得里一些成就。比如說服政府採用比金錢刺激更微妙的方式影響普通人，從而推動他們去做有利於國家的事情。2010年，英國政府建立了洞察行為小組（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也被稱為Nudge Unit）,白宮也在去年二月份在美國建立了類似的機構。（編輯註：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這本書助推 (豆瓣)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政府喜歡這個方法的一個原因是可以繞過立法就對普通人產生影響，比如：如果願意成為器官捐獻者，可以在網上提交汽車稅，這樣英國就多了成千上萬的器官捐獻者。不過近來也有人反對政府這種不經許可暗中操縱人民行為的手段，儘管政府出發點是好的，但誰都不喜歡被操控的感覺。）

風險傳遞

但是與行為經濟學相伴的複雜性，使它難以有效地被廣泛應用。並且行為經濟學在宏觀方面幾乎毫無建樹。宏觀經濟學描述全國和全球經濟，金融市場的運作，近幾年來正深陷泥淖。在從急劇增長到經濟崩潰的過程中，次級抵押貸款被捆綁銷售為金融衍生品，而經濟學家們似乎對其中的風險視而不見，而就這樣金融風險被一次次地在不同團體之間傳遞。「問題出在宏觀經濟學」，阿蘭·吉爾曼（Alan Kirman）說道。他是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School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的經濟學家，同時也是法蘭克福論壇（Frankfurt forum）的聯合主席。

通過借鑒心理學、人類學、進化生物學和關於集體行為日益增長的理解，法蘭克福論壇嘗試解決宏觀經濟學的問題。這樣我們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現有經濟模型的缺陷，以及想出改進的辦法。

主要缺陷在於無視人類個體間是如何真正相互接觸的，以及這些相互作用產生的廣泛影響。為了簡單，正統經濟學假設當要做出諸如買或賣的經濟決策時，理性經濟學人可以獲得全部的相關信息。而且正是因為我們編造的這個「經濟人」是如此理性和自私自利，所以當一項資產的價格過高時，他們不會購買——所以接下來價格就會下跌。這導致人們認為，當供需平衡時，經濟系統可以自我調整到均衡狀態。

真正的人類——如華爾街交易員或是沃爾瑪里的顧客——不總是能獲取精確的信息，而且他們也並不理性地做決定。並且他們做決定時也不是與世隔絕。我們互相影響，我們進行價值評估、購買和投資，這些行為都深深地被我們的觀念和文化規範所深深地影響，而這些觀念和規範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也都是不一樣的。

「許多偏好是動態的，特別是當個體在群體之間移動，混合產生的新群體會基於他們的新身份有全新的偏好」，鹽湖城的猶他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阿德里安·貝爾（Adrian Bell）這麼說道，「經濟學家需要更加嚴肅地對待文化演化」，因為這幫助他們理解什麼驅使著行為的變化。

運用價格波動的數學模型，貝爾將其作為一個例子來顯示名聲偏見——我們趨向於複製成功或有名望的個體觀點——影響著市場里的定價和投資行為。而這種方式造成或加劇了市場泡沫。

我們也會視情況改變自己的決定，這反過來改變了其他人所處的情境，然後其他人又會同樣因此而改變他們的決定，周而復始。金融市場的穩定或混亂，很多程度上取決於交易者們。這些交易者們的策略會隨著他們的獲利預期隨時變動。吉爾曼說，「經濟系統應該被當成一個複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系統內人員不斷地應激、影響他人以及被經濟系統內的其他人所影響」。

而這正是生物學家能夠幫得上忙的地方。為了理解蝗蟲群、白蟻群或者整個生態系統，一些研究人員研究了由個體組成的群體網路中複雜的關係。他們的工作為信息如何在群體里傳播以及傳播的結果是如何影響共識提供了見解，來自德國康斯坦茨，麥克斯普朗克鳥類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Ornithology）的伊恩·柯贊（Iain Couzin）這麼說道，這些觀點或許可以改進我們對於金融市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