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命毒師的救人之路（一）

原載於《WIRED》One Doctor』s Quest to Save People by Injecting Them With Scorpion Venom

譯者：錦時，X-Penguin 編輯：X-Penguin

未經譯者同意謝絕轉載

因為是周一下午的緣故，當吉姆·奧爾森（Jim Olson）要在華盛頓大學作報告的時候，報告廳里的研究生們在經過一天的工作後都顯得無精打采。他們在準備做筆記的同時狼吞虎咽免費的巧克力曲奇，不過甜食所能起到的興奮作用也就僅此而已。要聽的報告是每周例行的神經科學前沿系列講座，說不上讓人多麼興奮。

奧爾森第一張幻燈片就吸引了觀眾的注意。那是一張掃描成電子版的老照片。上面是一個名叫海頓·斯特姆的討人喜歡的六歲小男孩，他頭戴海盜眼罩，穿著閃銀T恤。海頓患有惡性的腦部腫瘤。他在1995年，也就是奧爾森剛剛成為小兒腫瘤科醫生的時候去找過奧爾森。四年里，海頓接受了連續數輪的化療和手術，但這些都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奧爾森說，當他在海頓的追悼會上聽人們訴說他們的悲痛時，他明白了自己的科研方向。

「從那時起，我就決定我不會僅僅為了申請科研經費，發表文章和晉陞而做科研。」現年51歲的奧爾森說。他和藹紅潤的臉龐使他看起來更像一個趕時髦的負責組織青年活動的人。「我所有做過的實驗都是為了確保不會再有兒童會經歷海頓的痛苦。」聽眾深深地被這個開場故事打動了，他們聚精會神地聽奧爾森接下來講他是如何尋求解決一個腫瘤研究里的難題：在手術時如何能夠弄清腫瘤的準確邊界。術前的核磁共振成像檢查（MRI）只能照出腫瘤的大概範圍，但總是會遺漏些混入周圍組織的腫瘤。主刀醫生往往面臨兩難，如果不冒著留下後遺症的風險切除所有可疑組織，就有可能留有未切除的惡性癌細胞而導致病人最終死亡。

奧爾森告訴學生們他最終找到了解決辦法。在西雅圖聯合湖（Seattle』s Lake Union）的大道邊、著名的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里有著他的實驗室，他在這個實驗室里找出了一種能給病人體內所有惡性腫瘤細胞做標記的化合物。這種化合物能讓惡性腫瘤細胞發出熒光，這樣外科醫生就可以在手術室中輕而易舉地看到它們， 奧爾森將這個方法稱為腫瘤染色技術（Tumor Paint）。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這種化合物的主要成分是從一種叫做以色列殺人蠍（the deathstalker scorpion，Leiurus quinquestriatus）的毒蠍的螯針裡面找到的。

用蠍毒中提取的混合物使腫瘤發光，這種想法太像是天方夜譚了。奧爾森說，這種疑慮可以說是他一開始向大型機構尋求研究資助時遇到的最大問題。當這些機構以這個想法太過驚世駭俗的理由拒絕資助時，奧爾森只能開始接受私人的捐助，這些捐助多數來自於目前和曾經的患者的家屬。他很快就籌到了五百萬美元。這種策略非常的大膽，而且前無來者。因為一般來說，患者和家屬更多的是將錢捐給有著寬泛研究目標的基金會，而奧爾森籌得的錢是用於一個單一的而且未經檢驗的研究，這是風險很大的賭博。好在通過奧爾森的不懈努力，腫瘤染色技術已經進入了 I 期臨床試驗。對於這種來歷特殊的化合物來說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果。毫無疑問，華盛頓大學的學生們對此也深感欽佩。

這些大學生並非是第一批被奧爾森的腫瘤染色技術吸引的聽眾了。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從美國東海岸到西海岸來回奔波，參與了許多非專業性的會議，比如流行技術（PopTech）和西南偏南（South by Southwest）。這些演講與媒體的曝光讓奧爾森多少獲得了一些名氣，甚至讓他成為了2013聖丹斯電影節（Sundance Film Festival）上展出的一個紀錄短片的主角。這些宣傳也可以給他帶來更多的資金捐助。奧爾森總是在每次演講結束後懇請聽眾訪問他的眾籌資金平台紫羅蘭項目（Project Violet），這樣大家可以直接向他的實驗室捐款。

奧爾森的想法和他獲得資金的這種新方式讓他成為了癌症研究領域的異類。有些批評者擔心他可能給患者的家長燃起不切實際的希望，這對於那些已經絕望的家長來說太殘忍了。但奧爾森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孩子避免面臨海頓·斯特姆的命運，而家屬們的切身感受使他們成了能夠更理解這項研究的人。他說：「沒有這些患者家屬的支持，腫瘤染色技術就不會存在，就這麼簡單。」

吉姆·奧爾森在僅僅四歲的時候就發現了那本想讓他成為醫生的書。那是一本很棒的醫學百科。當時他家住在埃斯卡諾巴（Escanaba），一個在密歇根上部半島南岸的小鎮。在書的中央是透明塑料頁面，上面壓印著人體圖片，下一頁是去掉皮膚後的人體圖片，再後面是循環系統和重要器官。那一刻奧爾森深深地被迷住了，他知道他想成為一個戴著聽診器對人體敲打修補的專業人士（譯者註：小孩子眼中的醫生）。

生在奧爾森的家庭環境，成為一個醫生是一個有點不切實際的目標。他爸爸是個電工，當時酗酒嚴重導致離婚。奧爾森的媽媽靠領著保險公司低微薪水的櫃員工作養活她的兩個孩子。孩子們還常常得靠他們狂熱愛好打獵的叔叔救濟的烤黑熊肉吃過活（譯者：貧困兒童不得不吃熊掌，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奧爾森在1981年被西密歇根大學錄取，成為了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奧爾森在大學表現得很好，只用了三年就獲得榮譽學位畢業。在大學前幾年，他的計劃是去醫學院，然後回家鄉當個家庭醫生。但在他大四的時候，他發現他並不想回到窮鄉僻壤的老家縫一輩子傷口。於是他去了密歇根大學著名的醫科-博士生聯合項目（MD-PhD program），做好成為科研人員和臨床醫生的準備。

在聯合項目里醫科部分的末期，奧爾森被分到的病人是一個患有罕見但具有毀壞性的神經系統疾病的7歲女孩。女孩的顱神經功能在逐漸喪失。照這樣發展下去，她只有靠呼吸機才能維持活著，但她的父母並不想這樣做。在女孩死去的那天，奧爾森從醫院走回學校的植物園，他想在樹木的環繞下獨自哀悼她，但很驚訝的發現自己一點也不悲傷。

「我當時情緒很高漲，」 奧爾森回憶道。「這很奇怪，因為那是我第一次有兒童患者去世。」在休倫河（Huron River）邊的沉思的時候，奧爾森發覺自己被那個女孩的父母幾個小時前說的話所打動。他們告訴奧爾森他對他們女兒的關懷讓他們知道一個人並不需要活到80歲才算人生的勝利。意識到自己善於應對絕望後，奧爾森覺得這種不一般的能力使他適合成為一名兒科癌症醫生。

奧爾森原本可以作為一名專科醫生在位於太平洋西北岸的西雅圖兒童醫院終老。他在那家醫院實習並獲得聘任。不過儘管有很強的心理承受能力，奧爾森還是在第一整年照顧垂死患兒的過程中屢受打擊。時不時地，壓抑已久的慟悼會突如其來地壓倒他。有一次他在發現自家前院種的西紅柿得了枯萎病後跪在邊上的泥土裡嚎啕大哭。「我竟然連一棵植物都照顧不好！」奧爾森回憶道。

在2000年，奧爾森在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有了自己的實驗室。在那裡，他可以化悲痛為力量去尋找能加大他的患者活下去機會的方法。最開始他們著眼於傳統項目，比如研究已有的一些藥物能否抑制癌細胞。但在2004年5月，他們轉變了研究方向。那是在奧爾森和其他幾位西雅圖兒童醫院的癌症醫生對一個接受過腦部腫瘤手術的17歲女孩進行複查之後。他們通過檢查那個女孩的核磁結果，鬱悶地發現雖然主刀醫生儘力了，但仍有一個拇指大小的腫瘤在她頭部。

這個令人沮喪的結果並不出乎意料。「要知道，腫瘤並不會舉著標語說嘿，我在這。」克利夫蘭卓越腦部腫瘤研究中心的主管史蒂芬·羅森菲爾德（Steven Rosenfeld）說。「核磁檢查很有幫助，但並不能找出來所有腫瘤的藏身之處。」

神經外科手術困難的地方在於大腦是凝膠狀的一團，外科醫生把它比作一坨顫動的果凍。對大腦進行手術時它的形狀會發生變化，從而讓核磁圖像沒有任何指導意義。（譯者：想像在一杯不透明果凍里有一塊大概知道位置的果肉，你用勺子去挖的時候果凍的形狀變了，於是又不好確定果肉在哪了。我只是舉個栗子，愛吃果凍的同學表打我...）

在複查的中間休息時，理查德·埃倫博根（Richard Ellenbogen）第一時間把奧爾森拉到一邊。他是那個女孩的主刀醫生，對這個結果非常沮喪。他懇請奧爾森：「你一定要找到能讓我們更好地看到那些腫瘤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