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軌跡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思考當下之中國，通常是兩種途徑，一種是用「師夷長技以自強」，參考老外的經驗，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另一種是把頭伸進故紙堆里，看看我們的老祖先是怎麼說的。一個是更重視國際經驗，另一個是注重中國國情，理論上來說，並不能分個孰優孰劣。

而無論是考慮是憲政的建設還是市場經濟的運行，這些現代化的問題，對於中國來說，無不是舶來品，我們在高談闊論時，難免要將東西方的過去放在一起比較一番，思考一番中國始終在王朝中循環中原因，探索一下西洋工業革命的源泉。究竟是為什麼不是中國的艦隊去敲開不列顛的大門，又是什麼使得西方沒有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中國與歐洲為何會走向歧途，這是個問題。

毫無疑問，導致東方與西方殊途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不可能只有一個原因或幾個原因。而此文只是想從地理環境這個角度出發，嘗試著討論下、推導下地理環境對文明的影響。如果要討論地理環境對文明的影響，「地理環境決定論」是一定繞不過去的，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強調了氣候環境對於人的品性起著至關重要的作 用，試圖通過一些生物學的理論來支持這個理論。現在看來，這個理論或許能解釋一些問題，但卻不免偏頗，所以本文不予以討論。以下收起閑言碎語。

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尤其是在人類文明的早期，改造自然能力還較弱的時候，顯現的尤為突出。而在此時，東方與西方在地理環境的一些不同或許就讓雙方奔往了各自的道路。對於東方來說，文明起源於黃河——我們稱之為母親河；而對於西方，希臘則是西方文明的濫觴。

在地圖上一目了然：希臘臨海，而且臨近有諸多島嶼；而中國黃河流域則是深處內陸，離海岸線距離甚遠。對於一個文明，想要生存延續，離不開各種資源的支持，諸如木材，石料，銅礦，食物……想要獲得這些資源，無非是兩種途徑，一種是自己搜集，另一種是通過交換。

在黃河邊上的東方人，相對於擁有曲折海岸線的希臘人，擁有更加肥沃而又適宜耕作的土地，同時也擁有一條更易威脅到文明自身的大河，因為適宜耕作，遂農業成了理所應當的選擇；因為大河泛濫，遂治理河流成為必須要做的工作。

農業的發達使得臨近大河的文明更容易形成一套等級森嚴的制度，因為如果有大量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就會帶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農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傾向於 順從自然，他們愛慕自然，譴責人為，在原始的純真中，也很容易滿足。他們不喜歡變化，也無法想像事務會變化」。而這種穩定，也會體現在人口的流動上，愛慕 穩定的農業天生不喜歡人口的流動，而在一個相對固定的農業社會裡，人的地位是很容易安排的，長輩的地位很自然的會高於晚輩，從而整個社會會變成一個以家族為根基的社會。

大河的泛濫讓大型的水利工程成為必須。「在當時的落後條件下，治水必須依照嚴明的紀律，動用整個國家力量，組織大規模的協作，於是一個遍及全國的資源和關係網組建起來了。控制這一網路的 人，就順理成章地掌握了國內實權，如中國的大禹。全國人事上的生殺予奪、升遷進退，都與治水的業績相關聯，財物資源的調度使用，也一切服務於治水，大禹作 為治水的總負責人，全面擁有了這些資源和權力。而這些資源和權力的擁有，又使大禹無形中控制了整個國家機器，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

在愛琴海邊的希臘人，面對曲折的海岸線，使得航海成為了理所當然的選擇，而航海所用的帆船，儘管還很粗糙，但對於繁重的交通運輸而言，海運遠比駝驢、牛車等路上交通工具效率要高，成本要低，所以，海運的高效使貿易的繁榮成為可能。

希臘人靠商業維持其繁榮。他們根本上是商人。商人也是城裡人，他們的活動需要他們在城裡住在一起。所以他們的社會組織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為基礎的，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由於這個原故，希臘人就圍繞著城邦組織社會，與中國的社會制度形成鮮明對照。在一個城邦里，社會組織不是獨裁的，同屬市民階級，沒有誰天生比誰重要。但是在一個家族裡，社會組織就是獨裁的、分等級的，父親的權威天然地高於兒子的權威。

以上就是東西方兩大文明的基本情況，不同的地理環境帶來了不同的文明類型，馮友蘭先生將希臘稱之為「海洋國家」，將中國稱之為「大陸國家」，此等劃分類似於 「大河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劃分，大抵如此。按照孔子的話說：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換句話說：海洋國家的人聰明，大陸國家的人善良。

中國的思想繁榮時代與古希臘的哲人時代，希伯萊的先知以及印度的佛陀及其他早期宗教領袖的時代幾乎同時產生。不斷湧現的各項人類發明創新：交通條件的改善，農業水平的提高，以及鐵器開始得到運用，使得傳統觀念開始受到挑戰，因此各地方的人們開始自覺思考生命，社會之目的及其意義等重大課題，各自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給出了大相徑庭的回答，諸多文明從此開始分道揚鑣，即使是在當代，當時的餘波依舊可以感覺的到。

孔子面對如此動蕩的社會，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大河文明的特點，提出了以家庭為基本結構的社會模型：「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儘管在當時思想界確實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但最終被歷史選擇的思想正是儒家的這一套倫理道德。這個思想在以後反過來對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施加影響，哪怕是到了今天我們幾乎可以完全忽視自然的影響，孔子的影子依舊把我們籠罩在內，這就是思想的力量。

對於希臘的先賢們來說，自然也是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來解釋如此變革。希臘人靠貿易維持繁榮，在貿易中，至少會牽扯到三個概念：交易的主體（參與交易的人），交易的客體（東西），以及雙方的債務關係。貿易越發達，以上三個關係就越複雜，而這三個關係正是民法的基礎。

而 在中國，按照梁慧星的話說：統治者根據自身農業社會的特點，長期推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佔據主導地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被限制 在狹小的範圍之內。市場經濟不發達，且在政治上實行專制主義統治，個人的自由、平等、權利，義務等觀念無從產生，所以根本就不具備民法產生和發展基本條件。

民法作為私法，不同於其他法律，是以保障個人權利為主，而其中自然也包括土地，而民法則是保護這些財產的最好武器，尤其是民法發達到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地步。理查德·派普斯的《財產與自由》一書中如是說：由於土地私有權的不可侵犯，反而國王必須請求財產所有人交稅，由於 私人財產所有者財政上獨立於國王，反而是國王有求於百姓，所以交稅一直是一個頭疼的事。早期王室出賣土地得到相當的財政收入，後來主要靠稅收。為了解決稅收困難，國王開始召集國會，讓國會自定稅率，並形成憲制承諾「不經國會同意，不能加稅「。

最早的憲政起源於英國，英國的貴族們因為擁有對土 地的所有權，所以手中有和國外談判的籌碼，不像中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對土地擁有所有權的主教、貴族，騎士們在自己的領土內直接經營，也可以繼續 分封，形成新的封主與封臣的關係。封主和封臣都享有一定的權利和義務，儘管他們地位不平等，一種法律合同關係還是形成了。即使是國王也不以違背合同的方 式，命令封臣絕對服從，一旦和國王發生衝突，英國貴族總是試圖用法律高於國王的理論來限制王權。

由此，憲政開始走上歷史舞台，在此後，不斷的有思想家，法學家，以及各種各樣的家開始了對於憲政理論的闡述實踐，多數都是以英人為師，從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洛克受到英人的啟發，到麥迪遜、漢密爾頓、傑弗遜，華盛頓的身體力行，再到梁啟超、康有為、孫中山、李鴻章，袁世凱開始自強變法，憲政開始走向 全世界，為人類所接受。同時，人類的生產力已經突飛猛進，地理環境的影響早已是與日俱減，但當年，地理環境對人類打下的烙印依舊是揮之不去。

儘管東方與西方早已分道揚鑣，但雙方的軌跡並非是不會相交的平行線。鴉片戰爭讓這兩條軌跡徹底的相交在了一起，西風在那時起開始壓倒東風，隨後，雙方開始 融合，一面「國際化」，參考洋人的經驗，一面「本土化」，在故紙堆里尋找解答，就這樣，才有了當代之中國，而以後，大抵也會沿著這條軌跡繼續走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