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上帝的信息』，還有『有用的知識』——新教與中國經濟，1840-1920

Max Weber的著作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30) 毫無疑問是最負盛名的闡述宗教與經濟關係的學術研究。

經濟史學界對於Weber理論的具體作用機制有著大量的研究，比如本專欄曾經介紹過的 Julia and Rueda (2014)的文章人窮就該多讀報——新教與印刷機的長期效應，就具體介紹了新教通過掃盲和閱讀習慣對於經濟的長期影響。

對於宗教與經濟影響的實證研究普遍需要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解決宗教傳播和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問題，即對宗教傳播和經濟發展這對互為因果的變數進行因果推斷。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文章來自Bai and Kung (2014)， 通過發生在中國的一個自然試驗，討論了新教(Protestantism)在中國的傳播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其具體機制。

在18世紀，耶穌會士跟隨著利瑪竇的足跡，曾經大量出現在中國，並在朝廷任職，擔任天文和宮廷繪畫職務。自康熙朝與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後，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開始減少。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戰敗的清廷被迫開放五口通商並允許傳教士在中國活動，西方傳教士開始重新在中國活躍起來。新教得以(Protestantism)快速在中國傳播，到1920年，92%的中國縣有記錄到傳教士的出現，84%的縣有新教信徒，78%的縣建立了新教教會或相似機構(Stauffer 1922) 。

新教傳教士並不僅僅『傳遞上帝的信息』，中國當時相對落後的現狀使他們堅信需要引入西方文化和科技對民眾進行啟蒙。因此他們在傳教的同時，積極建立自己的學校並且使用西方的課程體系，教授數學、天文學、英語、歷史、地理等近代基礎學科。同時，他們還將西方醫療體系帶入中國，建立了眾多西醫醫院。

隨著清廷鴉片戰爭的戰敗，國內矛盾急劇升溫，日益湧入的外國傳教士成為了國內矛盾的的一個火山口。中國北方義和團運動的爆發使得身在北方的外國傳教士面臨著巨大的威脅。與此同時，不顧清廷扶持義和團並向十一國宣戰的命令，鐵路大臣盛宣懷等聯合南方各省大員與列強簽訂「東南互保」協定，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拒不執行支持義和團的命令，並對拳民進行清剿，對外國人和財產提供保護。

義和團運動和東南互保無疑為我們研究宗教傳播和經濟發展提供了一次良好的自然試驗。

本文作者使用來自Stauffer(1992)的調查數據，樣本包括長城以南14個省的1175個縣，共計230萬平方公里，佔到清政府統治疆域的17.7%，但是卻涵蓋了清廷近80%的人口。

本文以城鎮化率和洋務企業數目作為經濟繁榮程度的代理變數。Stauffer的數據中包括超過25000居民的大城市人口數據，因此可以計算出每個縣的城鎮居民人口比例。另外使用1841到1915年各地興辦的洋務企業數目作為另一種經濟繁榮程度的度量。

對於新教傳播，作者使用各個縣每萬人新教教徒人數和新教傳教士開始傳教的時間作為代理變數。

新教傳教士在中國建立了大量的學校和醫院。其分別在樣本中的173個縣建立了220所西醫醫院（圖A2-4），729個縣建立了初級學堂（圖A2-1），314個縣建立了高級學堂（圖A2-2），分別有在讀學生122089和30067人。同時，在107個縣建立了254所中學（圖A2-3）。具體分布參見下圖。

• 基準回歸

其中表示城鎮化率，由於城鎮化率數據僅有一期，因此基準回歸採用橫截面(cross-sectional)回歸；表示新教的代理變數；表示一系列控制變數，包括西方滲透、初始經濟條件、政治地理要素和義和團相關變數。具體各變數的描述性統計請參考下表。

基準回歸的結果毫不意外，在控制了一系列影響經發展的變數後，作為新教傳播的代理變數在統計學意義上顯著與經濟發展相關。

上式簡化形式的回歸存在一個問題，即由於數據的限制僅能夠進行單期橫截面回歸。為了進一步控制不可觀測的地點固定效應，作者使用各地洋務企業數目隨時間的變化構建面板數據。作者將1841-1915年分成15個時間段，每個時間段5年。由於新教信徒人數也只有一期，所以作者使用新教傳入當地的累積時長進行代理，然後進行雙向固定效應面板數據回歸。

作者為了確保回歸的結果並不是有不可觀測的增長趨勢驅動的，在面板數據回歸中加入了虛擬變數(1920 之前是否記錄到了新教傳播)與所有時間區間的交互項；同時，對另外兩個隨時間變化的變數進行了控制，即成為通商口岸和鐵路沿線的時長；為了排除某些我們認為不隨時間變化的變數實際上隨時間變化的可能性，作者又將所有這樣的變數與所有時間區間的交互項也加入其中。面板數據回歸結果如下表。

如列7所示，當我們控制所有變數時，新教傳播的代理變數仍然顯著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

• 工具變數回歸

關於經濟發展與新教傳播的關係，即可能是由於宗教通過普及教育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同時我們目前還無法排除另一種可能，即傳教士們會有意的的在經濟發達地區傳教，因為當地的人口密度較高，或者生活條件較好，傳教的成本比較低。這種雙向因果關係應該如何排除呢？

作者利用北方義和團運動和南方江南互保這一外生歷史事件，以距離義和團爆發地點的距離D和距離東南互保區域的距離S的交互項作為工具變數。史料表明，大量北方傳教士的的逃亡都希望儘力遠離義和團運動區域，當對與起事地點距離相等時，傳教士也會選擇向南逃跑而非向北方。新教在這一歷史事件後在南方的傳播與工具變數強相關，但是卻與其後當地的長期經濟發展無關。2SLS回歸結果如下

工具變數回歸的結果支持了本文的因果推斷，即新教的傳播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那麼這種促進作用究竟是通過什麼機制產生的呢？

回到我們的基準回歸，作者將一些新教傳播對於經濟發展影響的可能渠道加入到回歸之中，比如不同等級的新教學校數量及醫院數量。

然後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當加入具體的渠道之後，所有新教傳播的代理變數均失去了統計顯著性，相反，一些具體的渠道變數，比如高級初等學堂、中學和醫院卻變得顯著，這說明實際上在中國，新教傳播對於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90%)是通過教育和醫療這樣的渠道來發揮作用的，而非單純的傳播教義。通過建立大量的學校和醫院，新教傳教士為當時社會提供了對現代經濟發展有利的『有用知識』儲備。

Reference: Bai, Ying, and James Kai-sing Kung. 2014. 「Diffusing Knowledge While Spreading Gods Message: Protestantism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hina, 1840-1920.」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3(4): 6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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