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牌 | 重溫10年前美國人給我們上的大豆貿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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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眉，來自中國經濟周刊和油訊
以下文章發表於2005年，距今已有十年，白駒過隙，足夠新一代油脂人成長起來，舊文重讀，仍有必要，雖然有點長，但是值得每一個油脂人耐心看。
中國經濟周刊：美國人給我們上了一堂貿易課
「大豆價格被操縱了嗎」、「美國農業部公布的信息是否真實？」美國人給中國人上了一堂鮮活的國際貿易遊戲規則「解剖課」。
2005年新年伊始，中國就迎來了第一個國賓級的商務客人—美國商務部部長埃文斯。但與埃文斯同期到達中國的另一批美國客人—美國大豆貿易代表團，儘管行程低調，但因外界猜測是為大豆危機公關而來，因此吸引了中國財經媒體更多地關注和熱情。
《中國經濟周刊》全程跟蹤採訪了美國大豆代表團的媒體公關活動。出乎意料的是，原本一場處於被動地位的危機公關，被美國人順水推舟，變成了一堂鮮活的國際遊戲規則「解剖課」。對於目前正豪情滿懷、甚至理直氣壯要「爭奪」國際定價權的中國人而言，課後感覺兩個字—汗顏。
美國大豆貿易代表團在中國的兩場媒體見面會，從公關效果看，稱得上是大獲全勝。因為它揭開了長期縈繞在國人心中的一團迷霧—中國緣何成了國際大豆市場上的「冤大頭」；同時一定程度上還消除了國人一直遷怒於美國「操縱市場」的怨恨。
至此，中國人似乎終於明白了，作為全球大豆需求第一大國，中國之所以不能參與或分享國際定價權，根源在於沒有「打好」自己手中的「需求牌」、「數據牌」；如果我們還繼續以「南美種大豆、美國賣大豆、中國買大豆」的不平衡心態，一味指責美國為何成為大豆貿易唯一贏家，那麼，這種狹隘的民族化情緒可能將正處於WTO後過渡期的中國引入歧途。
姍姍來遲的大豆危機公關
2005年1月12日，北京長城飯店。美國大豆協會、美國大豆基金會與中國數家主流媒體的見面會，在此舉行。
「美國大豆代表團此次中國之行，不論是召開研討會，還是媒體見面會，都屬於美國大豆行業民間機構的非政府公關活動，」國內某期貨界人士分析說，「因為近兩年的中美大豆貿易存在諸多摩擦，更有2004年的中國大豆危機。在很多中國人、包括中國大豆加工企業和中國媒體人看來，中國不僅是中美大豆貿易中的受害者，而且是美方『人為因素』導致的受害者。」
該人士的判斷被隨後的兩場媒體見面會所證實。面對代表美國大豆行業利益的代表團，自2003年以來一直困擾中國人的、甚至已經成為很多人心中解不開的「大豆情結」，終於有了宣洩的機會。面對「中國為何以最高價購買美國大豆」、「中國是全球最大大豆消費國，為何沒有定價權」、「美國農業部公布的市場供需數據為何不準」、「數據有無人為操縱因素」等諸多質疑，原本一場普通的媒體見面會，變成了一場解釋和答疑專場會。
大豆貿易—中方「委屈」、美方「冤屈」
「中美雙方之所以召開這次研討會，背景就是2004年發生的大豆危機，」受邀出席媒體見面會的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下稱中國土畜商會)會長曹緒岷（註：現任會長為邊振瑚先生）介紹說，「在大豆國際貿易中，儘管中國在近9年的時間裡，已躍居為世界最大進口國，同時也是美國第一大買主，但在國際貿易這個大舞台上，中國依然是個年輕的參與者，對整個國際貿易的規則、特別是對如何利用遊戲規則保護自己還不熟悉。」
回憶自2003年下半年以來、特別是2004年上半年的中美大豆貿易，圍繞CBOT的大豆期貨行情和中國大豆加工業的相關報道中，「國際基金高位狩獵中國」、「中國從美國進口大豆多花費數億元人民幣」、「美國農業部和大豆協會提供虛假數據」等說法，一直流傳於業內。
而與這些傳言並存的事實是，CBOT的大豆期貨價格以及以它為定價參考值的大豆國際貿易市場的現貨價格，漲跌變化出現了令人不解的某些「規律性」。如美國大豆收穫季節到來之前，市場上就會有「利多」消息，從而CBOT大豆價格上升；中國大豆採購團的每一次購買，CBOT價格也漲；而美國大豆銷售季節之後，市場上又會出現「利空」消息，價格走低。而國際大豆市場上，各方最依賴的「參考消息」是美國農業部發布的包括大豆產區、產量和各方需求等數據。
在此背景下，中國從美國的大豆進口幾乎一致維持「高價採購」的特點。直至2004年上半年，大豆行情突變，中國大豆加工業紛紛減產或停產，但仍未能避免全行業虧損的命運，最終發生「中國大豆危機」。
面對中國大豆買家的「不幸遭遇」，國內期貨界、大豆行業以及媒體認為，是國際投機基金在CBOT上狂炒「中國因素」之所為，而美國農業部發布的失真數據對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不過，對上述觀點，也有不少人認為美國人「冤枉」。因為，美國農業部數據的權威性是全球公認的，而真實是權威的首要因素。顯然美農業部不可能拿其權威性作代價，換取眼前利益。
對於中美大豆貿易摩擦，兩國政府領導人也多次談及。如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曾說過，中美貿易對於中國而言，決不僅限於「坐著飛機吃大豆」；美國總統布希兩次訪華中，也都提及大豆貿易。
但貿易問題儘管涉及國家間的經濟外交，但歸根結底更是個市場問題。摩擦、危機、質疑以及公平與否，市場上的利益相關者更有發言權。
終於，2005年新年伊始，美方派出了由代表美國大豆利益的相關機構及其總裁、會長等重量級的人物組成的代表團，前來中國「拜會」。
國際大豆價格被操縱了嗎
美方代表團在研討會召開日之前提前到達北京，並主動約見了在京的幾大主流媒體。他們準備了詳細的有關美國大豆的生產、質量及貿易的資料，表示「美國大豆農戶承諾通過提供高品質和有價格競爭力的美國大豆來保證中國用戶獲得成功。」最初的媒體見面會似乎更像是美國推銷其大豆的「推介會」。
但對於中國媒體而言，顯然不滿足於被動的接受對方「推介」。更何況，對於探尋中美大豆貿易摩擦背後的真實原因、解開中國為何高價購買美國大豆、美國農業部到底有無人為「操縱嫌疑」等「迷霧」，這是一個難得的、不容錯過的機會。
「近兩年來，大豆已成了很多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大豆加工企業解不開的『情結』。面對『南美種大豆、美國賣大豆、中國買大豆』的現實，擁有國際定價權的美國，成了最大、甚至是唯一的贏家。美方了解中國人因此而產生的情緒嗎？」媒體見面會上，《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提出了這一看似不禮貌、但又不能迴避的話題。
對方並未感覺意外。CBOT總裁伯尼.丹回答說：「幾個月前在我對中國的某次訪問中，曾就此話題與中國土畜進出口商會進行過交流。當時我詳細向對方介紹了大豆的價格形成機制以及風險管理對沖方式，並談到如何讓用戶了解市場，教會用戶如何使用市場。無論是什麼樣的情緒或什麼樣的感覺，主要原因還是宣傳、教育的問題。」
他所說的宣傳和教育，就是中國人經常講的投資者教育。包括告訴用戶市場是如何運作的，如何使用市場，如何把市場運作和使用市場的方法結合到每一個交易者的具體操作行為中等等。
「任何環節出現差錯的話，都會帶來市場參與者的懷疑和關注。但這歸根到底是教育問題，而不是市場模式或者是監控市場模式的問題，因為市場模式和市場監控模式已經在過去的157年當中得到了驗證，證明了其可信度。」
那麼，2004年上半年先創下近30年價格新高、後又迅即狂跌50%的CBOT大豆期貨價格，是否是國際投機基金操縱的結果？
伯尼.丹回應說，去年的高價格是一個典型的市場供求案例，上漲是因為中國需求增加，後來下跌是因為供給方面發生了驟變：與原來預測不同的是，美國大豆迎來了一個難得的大豐收。
「國際投機基金沒有操縱CBOT大豆價格，」他肯定地說。目前在CBOT的農產品交易中，60%屬於套期保值，投機型交易約佔30%。正是這兩種交易的組合，成為價格形成的公開平台。為避免投機型交易者的操縱行為，交易所採取了控制其交易倉位的措施，並每天通過自律機制進行監控。除此之外，CFTC(美國聯邦商品期貨交易委員)也對交易進行監控，如交易所定期把大宗交易彙報給政府部門。
對此解釋，《中國經濟周刊》又諮詢了國內期貨界人士，他們基本同意伯尼.丹的說法。如國內某期貨公司負責人解釋說，期貨市場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對現貨市場的價格變動因素髮揮放大效應，可以幾倍、甚至數十倍的放大。所以，中國近年來迅速增長的大豆加工能力和大豆需求量，使「中國買家」成了左右國際期貨市場的重要因素，並為國際炒家利用和發揮到了極致。
對於2004年大豆為何創出歷史價格新高，美國大豆協會的Paul
Burke還介紹了一個他自認為「不知能否回答這一問題的情況」。那就是2003年底，中國大豆進口商代表團到芝加哥去訪問，其中就有很多美國大豆的大買主。「看到有這麼多的買主來到芝加哥市場，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同時，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內，這麼多重要的買主都出現在市場，給市場帶來了一些短期看好的情緒，並造成短期價格的上漲。」
其實，他所說的就是中國大豆採購團聲勢浩大的「集體採購」。鑒於採購團當時將採購時間、地點、數量等「商業機密」公布與眾，被國內媒體指責為「無知」、「愚昧」。
但除了中國需求因素外，CBOT總裁伯尼.丹也承認，後來美國產量「出乎預料」的大豐收，直接導致了國際大豆價格的狂跌，正是這一跌最終「成就」了中國大豆危機的爆發。
那麼，美國農業部最初公布的2004年的美國大豆產量預測，為何與後來的實際產量相差如此懸殊？即一個後來事實上的增產年，事先卻預測為減產年？
美國農業部數據為何失真
其實，關於美國農業部公布數據不準的說法和懷疑，早在國內期貨界盛傳。基本觀點是，根據美國大豆銷售季節「調整」產量預測。
如美國大豆上市之前的2003年9月份，美國農業部大幅調低美國的大豆產量，國際大豆價格隨之出現了反季節性的大幅上漲，於是美國大豆「買了個好價錢」；而到了2004年的5月份，美國大豆基本售罄進入銷售淡季，南美大豆進入銷售旺季，但此時美國農業部又發布報告說，2004/05年度世界大豆大幅增加，結果引發了國際大豆價格大跳水。不僅南美大豆銷售遭受影響，中國企業也遭受重創。
由於中國企業是這次國際大豆市場中風雲突變中的受害者，所以來自中國方面的分析和判斷，難免片面、甚至是偏激。因此，美國方面的解釋顯得十分必要。
此次美國大豆訪華團的代表中，美國大豆協會首席執行官史蒂夫.沈士奇先生，正好以前有過美國農業部工作的經歷。
對於「美國農業部有沒有提供虛假信息」的提問，他首先表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農業部定期對外公布的信息，一直是美國國內交易所和世界各國主要進口商重要的參考依據，其權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而數據的權威性，首先取決於其準確性。其次，他詳細介紹了美國農業部相關數據的預測和公布流程。
他介紹說，其實這些數據並非美國農業部自己預測的，而是邀請外來人士完成的，這些人都屬於專家，而非官員。而且這些人自身和預測的結果之間，不能有任何經濟利益或者是商業利益上的聯繫。預測所用手段很多，也很科學，如利用衛星遙測手段和人工統計等，對大豆的產區、分區、產量和收穫量等進行統計。在預測報告正式確定之前，他們處於封閉環境中，不能和外部的任何人進行交流。
「如此多規定，目的就是保證預測過程的公正、客觀和透明，」史蒂夫.沈士奇先生說。
但他同時承認，「當然，預測往往是不正確的，預測也從來都不是完美的，不是過高就是過低。」
對此解釋，《中國經濟周刊》也採訪了國內期貨界人士的看法。對於美方所說的「程序」，大家都認同；但對預測結果「不完美」的原因，則持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認為預測不準可以理解，但持相反觀點的人依然堅持是「人為」因素所致。
某研究人員就「舉例」說，現在美國農業部就又在「故伎重演」，開始尋找新的炒作題材，力圖「扭轉」連續下跌半年來的大豆行情，保證美國大豆繼續「賣個好價錢」。
如2004年8月，美國農業部月度報告意外調低美國大豆產量數據，原因是預測美國要發生早霜，大豆價格止跌回升；2004年11月份，美國大豆的上市季節來臨，全美大豆收割完成了87%，路易斯安那州更完成95%。美國農業部又打出了「大豆鏽病牌」，正式發布消息說，「已證實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兩塊測試田裡發現大豆鏽病，這種檢測結果令人關切」；隨後又說，路易斯安那州三個地方以及密西西比一處檢測大豆鏽菌病作物結果呈陽性，同時美農業部動植物衛生檢測中心，也聲明從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採集的樣品中，鏽菌病檢測呈陽性等等。
在此類消息刺激下，CBOT大豆價格擺脫半年多的下跌趨勢，重新開始反彈行情。
「從國際市場競爭角度看，美國農業部的這種做法無可指責，因為作為政府，利用市場遊戲規則保護本國農民利益，天經地義。」，國內市場人士評價說。
對於美國農業部聘請「外腦」預測農產品產量、需求量等數據的做法，該人士認為是「高招」。「從追究責任角度說，誰預測誰負責。所以美國農業部只管發布，對準確與否沒有直接責任，更可避免人為操縱等嫌疑」。
因此他建議，中國政府也可以借鑒美國農業部的這種「市場化路子」，很多關係國際市場、國際貿易的基礎數字統計，「外包」給市場性機構或公司。
據了解，目前中國政府已經初步確定，由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承擔大豆行業的產供求等統計和發布。(具體內容見後面文章「『中國數字』依然難產」)
輔文：
國際定價權不是「爭奪」來的——中國為何不打自己的「數據牌」
就在國內各方、包括媒體紛紛就美國農業部的數據真實性而進行懷疑和指責之時，國內也有人發出了不同聲音：商場就是戰場，貿易就是和平時期的國際戰爭，「兵不厭詐」古今中外通用，在合法範圍內爭取和保護自己利益，這就是市場的遊戲規則。
市場價格從來都是由供給和需求雙方因素決定的。中國作為全球大豆第一大進口國和需求國，完全「有資格」發揮自己的「需求方」影響力，左右市場價格；目前之所以被動接受由美國單方面主導的國際價格，原因在於我們缺少必要的「手段」，即利用市場遊戲規則，打出中國自己的「需求牌」和「數據牌」。
事實上，
「需求牌」、「數據牌」目前已經成為影響國際市場市場價格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如美國CBOT的大豆價格、NYMEX(紐約商業交易所)的石油價格，LME(倫敦金屬交易所)的銅價格，這些全球定價中心的每一種商品價格的未來走勢，都將「中國需求」、「中國因素」列為首選因素之列。中國需求量的每一次細小變動，都會導致這些國際定價中心價格的「上躥下跳」。
「但可悲的是，這些本可以在國際市場上體現中國影響力、實現中國參與國際定價權夢想的中國數字，大多不是來源於中國自己的正式發布渠道，而是由其他國家或機構統計發布的。結果，中國『數據牌』成了其他國家和投機者打擊中國的武器，」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期貨界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如目前對於中國大豆需求量、進口量、庫存、產量等基礎數據，中國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統計口徑和發布渠道，更找不到權威的、全面的數字；而美國農業部和大豆協會，每周、每月定期向全球公開發布行業報告，不僅公布美國本國數字，還有全球主要產區和需求地的數字。更不可思議的是，中國自己都沒有的大豆需求量、產量和庫存等數字，美國農業部和美國大豆協會統統都有，並成為中國大豆加工企業主要的參考依據。更有中國企業抱怨，他們如果想向國內海關部門了解大豆進口的有關信息和數據，必須花錢來買。
「國內部門之間、企業之間，為了蠅頭小利而互相封鎖消息；而美國則大方的免費向全球提供一切數據。結果可想而知，不僅中國企業、甚至是全球市場都被美國人牽著鼻子走，」上述期貨界人士評價說。
這也許正是2004年中國大豆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但反觀國內反應，對於危機的反思除了對美國的指責外，更多集中在了對於國際定價權的討論上。「爭奪國際定價權」幾乎成了2004年中國財經媒體的熱門話題。即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大豆需求國，必須改變目前由美國單方面制定國際價格的現狀，中國也應該擁有部分國際定價權。
「中國媒體對於國際定價權過於敏感，把一個市場話題政治化，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受邀出席美方媒體見面會的大連商品交易所總經理朱玉辰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國際定價權不是可以爭奪就能得到的，它是市場自然形成的。如果你的市場做得夠規模，市場份額夠大，那你自然就是國際市場，就是定價中心，市場參與者也會認可你。但是如果不做市場，永遠也成不了中心。」
因此，他認為，目前CBOT大豆交易的歷史、規模、規範和市場認可度等都是世界一流的，成為國際定價中心是市場的必然選擇。大連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期貨儘管發展得不錯，但何時能為為國際定價中心，仍需要一個發展過程，需要國際市場參與者的選擇和認可。
「其實，中國對於國際定價權的期待，並非痴人說夢。」前述期貨界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分析說，「市場炒作的就是信息，尤其是數據信息。因此，中國參與國際市場定價權的漫漫長路，可以從啟動和掌控市場數據發布權開始。連國際炒家都一本正經地將中國因素作為其炒作題材，國內相關部門卻對手中擁有的『武器』視而不見。」
配文：「中國數字」依然難產
「信息不對稱、過於依賴美國農業部預測數據，而該數據又往往不準確，這是導致中國企業吃虧、直至發生大豆危機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曹緒岷會長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但既然美國農業部數字不準確，中國企業為何還要以此為判斷依據？曹會長回答「因為中國沒有自己的數字。」
不過，好消息是，目前由該協會正式啟動的數據統計系統，有望解決這一困境。但壞消息是，因為工程費用完全來源於協會會費收入，協會財力有限，所以，數據發布實行「有償性」，即只對會員公開。
如果「中國數字」因為費用問題而自我限制，無疑於是中國對自身國際影響力的「自殺」行為。
美國人提醒：迷信單一數字是「商業大忌」
在美方代表團召開媒體見面會的最後一刻，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曹緒岷會長才出現。曹會長的出現令在場的國內媒體頗感意外，因為作為美方的專場媒體見面會，最初的人員安排中沒有中方代表的名字。另外，即使曹會長要出面，也應該是在第一天，即出席美國大豆協會和大豆基金會的見面會，而不是CBOT的見面會。
「邀請曹會長出席，是臨時決定。而曹會長也是在我們極力要求下才答應的，」媒體見面會的組織者透露說。
會後媒體私下分析說，也許是因為面對中國媒體「不留情面」的質疑和追問，美方認為有必要請中方代表出面，表明中方「看法」。
曹會長一出場，首先表示，2004年的大豆危機已經過去，已不是什麼新話題。當時媒體炒得一塌糊塗，但現在問題基本上解決了，不值得炒作了。目前重要的是如何總結危機產生的原因，如何進一步加強我們行業的鍛煉，提升行業的解決危機能力。
對於危機產生的原因，他的分析是，目前國內大豆加工企業，大部分都是根據美國農業部每年發布的市場信息和預測，作出採購計劃和決定。「但美國農業部的預測往往不是很準確，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就難以做出正確判斷。這種信息不對稱，是發生危機的重要原因。不僅大豆，其他農產品也存在同樣問題，」曹會長說。
但對於中國企業對美國農業部數字的依賴，美國大豆協會的雷天龍先生評價說，對於任何一家美國的大豆加工企業來說，他們絕不會僅僅依賴於美國農業部提供的預測報告。一家美國加工企業可能平均擁有4-5個專門的諮詢機構，分別就合同事宜、中國和拉美地區的當年收成等向他們尋求諮詢意見。甚至很多美國公司還擁有專用的氣象服務，而不僅僅享受政府提供的氣象預報。所以在美國市場上有很多獲取信息的渠道，而影響市場的因素本來就很多。
「對於中國企業和進口商而言，美國大豆協會只是個橋樑。如果希望得到最全面的信息，最好的方式還是直接進入美國市場中，包括現貨市場和芝加哥期貨市場，就像日本、台灣和許多其他地方的企業那樣。」他建議說，「而一旦直接進入美國市場，中國的進口商就會對美國的市場、美國的系統、美國信息的可靠性等有更深刻的了解。這些方面做到了，那麼關於美國農業部數據準不準等很多疑慮就自然而然消失了。」他說。
「中國數字」有望問世
既然美國農業部的預測數字不可信，中國企業為何還要堅持採用？「因為中國沒有自己的數據，」曹會長回答說。
那麼，中國農業部為何不能像美國農業部那樣，定期向國內外市場發布預測數字？「對其他機構我沒有權力評價，」曹會長說。
曹會長在提供了一連串的無奈回答之後，還是帶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最近，國務院已經授權土畜商會，承擔美國農業部發布大豆產供銷等相關信息的職能。
「我們商會目前已經開始正式準備工作。」曹會長透露說。
不過，目前的數字搜集工作難度很大。如中國大豆的年產量，從沒有一個機構真正全面深入地調查過：中國大豆耕地有多少，農民播種面積有多少，有沒有自然災害等。不僅每個省都要調查，還要一個村一個村的調查。
需求量和購買量的統計，難度更大。美國的做法是，貿易商購買大豆、簽訂合同的數量，都必須向美國貿易部如實報告。而美國貿易局也會定期發布統計數據，如今年簽了多少、幾月份交貨等。但中國目前在這方面還沒有形成制度化。
曹會長還介紹，該系統目前實行會員制，即自願加入的方式，「目前已有會員100多家」。
會員制，意味著數據系統只對會員開放，而不是向全社會、全球免費和公開發布。原因是「因為土畜協會目前所有費用都來自於會費收入，數據開發系統財力有限，」曹會長說。
中國「數字牌」會因「財」夭折嗎
與中國行業協會的費用來源不同的是，美國大豆協會的費用來源有兩大部分，即直接來源於美國農業部和美國大豆基金會。
美國農業部的資助顯然來自政府財政收入，但大豆基金會的費用來自何處？「來自大豆銷售價格提成，」美國大豆協會主席尼爾.布雷迪霍福特說。
在美國，規定每蒲式耳銷售價格的0.5%要上交給美國大豆基金會，作為強制性繳款，每年征繳的基金超過8000萬美元。這些資金的用途選擇，以幫助提高大豆種植的效率、可行性和盈利率等為目標。其中很多用途都是直接服務於國際客戶的項目，為全球購買美國大豆的客戶服務。所以，美國大豆種植農戶為自身利益，也做了大量的投資。
如早在1982年，美國大豆協會就在北京成立了代表處，目前的工作人員已達19名。現在又在上海開設了第二個代表處。各地分支機構和人員配備的費用來源，都來自美國大豆基金會的基金和農業部的資助。
某種意義說，美國大豆協會等作為行業代表，能夠為爭取和維護美國大豆種植者利益而不遺餘力，除其令人欽佩和嘆服的專業精神和專業能力外，還有其背後強大的財力支持，
對比之下，中國土畜商會所有費用僅限於會員會費，因此資金來源渠道少、數量更有限。在此有限的財力情況下，商會承擔行業協會的服務職能都受限。現在，中國政府將開發大豆數據系統的職能確定給商會，但商會現有財力水平下能真正承擔起來嗎？即使在美國，該職能也是由享受政府財政預算的農業部承擔的。
一個多方期待的、寄希望於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貿易提供參考依據的、並藉此發揮中國因素對國際市場影響力、從而「參與」國際定價權的中國「數據牌」，會否因「僅供內部參考」而喪失其國際貿易舞台上的身影？
其實，美國農業部的數據之所以能「左右」國際市場，首先是因為其免費向全球公開發布。如果「中國數字」因為費用問題而自我限制，無疑於是中國對自身國際影響力的「自殺」行為。激情滿懷要參與國際定價權的宏大志向，又從何談起？
資料：「大豆危機」事件回放
2003年8月，美國農業部以天氣影響為由，對大豆月度供需報告作出重大調整，將大豆庫存數據調整到20多年來的低點。於是，CBOT大豆價格從2003年8月時的最低點約540美分，一路上漲到2004年4月初的約1060美分，創下近30年來新高。這種漲幅相當於中國境內價格從每噸2300元人民幣漲至4400元。
中國壓榨企業在恐慌心理支配下，紛紛加大採購力度。2004年初，在美國「搶購」了800多萬噸大豆，摺合平均價格在人民幣4300元/噸的高價。
但隨後，2004年4月開始，國際大豆價格快速回落，跌幅近50%。國內大豆加工由原先的贏利變為全行業虧損。
面對如此價差，國內部分加工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無奈採取了違約行為，放棄原先在高價位簽訂的採購合同和定金。即所謂的「洗船」事件。
對此，美方採取的措施包括：一些大的國際大豆供應商起訴中國進口商毀約，索賠金額估計高達60億元左右；國際糧商聯合抵制中國民營企業，除一部分他們參股的中國企業外，對其他中國進口商不再報價；這些供應商聯合修改對中國的大豆出口合同文本，修改後的合同條款對中國進口商更為不利。目前為止，糾紛依然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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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豆協會：是非營利性的、自願的農民會員組織，致力於加強大豆作為其賴以為生的農作物地位。協會的主要目標是保證食品和飼料加工者對大豆的源源不斷的需求，並鼓勵開發和推廣基於大豆生產出來的產品，同時還向全球推廣美國大豆和大豆產品的使用。在美國國內，協會更致力於改善植物遺傳物質的研究、資助試驗工作等。協會定期向會員提供大豆國際市場的最新進展，也公開向全球公布大豆市場有關數據。美國大豆協會在中國已經20多年。（本文來自中國經濟周刊和油訊，作者楊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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