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手稿，第二周期：第一節：轉型社會中的西晉政治和永嘉之亂的起源

所謂的西晉北宋這類政權，實質不過是個維持會罷了——伯約如是說。

我們將在這一章回顧西晉的滅亡，波瀾壯闊的十六國和南北朝時代，以及這種大分裂時期孕育的隋唐帝國，並在最後對五代十國時期的敘述中談及隋唐帝國的衰老和頹敗。第二周期的長度要比第一周期短一些，華夏文明在這一階段經歷了西晉時期的頹喪和迷惘，十六國南北朝時期頻繁的政變和軍爭，也最終迎來了又一個巔峰時期。漢語在這一周期進入了最輝煌的時代，數不清的詩人在隋唐的史冊上留名，華夏文明的輻射範圍大大拓展了，慘烈而動蕩的戰亂歲月結束之後，華夏文明進入了富庶而強盛的隋唐時期。我們將討論發生在這一周期的政治結構劇變和文明演進，並著重觀察隋唐帝國在擴張到極限後發生的又一次內戰，分裂和對峙，我們也將對照第一周期來挖掘兩個時代的相似性，並嘗試著分析為什麼這種相似性是無法避免的。

第一節：轉型社會中的西晉政治和永嘉之亂的起源

公元280年，東吳被消滅，天下一統。

就像西周一樣，西晉也站在社會轉型的十字路口。西周時代是上古三代的最後一個時期，以鬼神崇拜，青銅文明和甲骨文為根基的上古社會正在社會財富和技術大積累中開始轉型。西晉的轉型，從經濟基礎上看，是從土地分配較為平均的自耕農社會轉向土地高度集中的莊園主社會。從人才流動模式來看，是從秦漢的軍功爵制和察舉制轉向代表門閥士族利益的九品中正制。當然，這個社會轉型要從東漢說起。

一，漢末西晉的社會轉型

在上一章節，我們著重梳理了第一周期的分裂時代，也就是春秋戰國，並指出，春秋戰國孕育出的秦漢帝國是建立在事功社會的基礎上的。什麼是事功社會呢？事功社會的制度基礎是商鞅創立的二十等軍功爵制度。在酷烈競爭的戰國初期，秦國創立了以殲敵數為考核標準的人才激勵晉陞制度。政府壟斷了除軍功以外的其他獲利渠道，於此同時，商鞅鼓勵小家庭，即每一戶只有一個男子，這讓每家分得的田地和賦稅顯得平均。可見，商鞅變法的核心是打擊貴族對土地的n壟斷，而建立起土地分配較為平均的小農社會。也就是說，理想狀態下，政府成為土地唯一的收稅者，農民向郡守負責，郡守向君主負責。農民和戰士負責生產食物和勝利，而政府則對每個人的成就進行考核和分配財富以及社會地位。也就是說，商鞅創立的是一個非常純粹的軍國主義等級社會。（但這並不是說，秦國沒有商業。從寡婦清的事迹來看，秦國政府利用大商人作為國營經濟的補充，在戰國時代，貿易是獲取別國物產的必要渠道。）這種社會形態仍然構成了西漢的政治基礎。

但西漢和秦不同的一點是，在商鞅變法的時代，秦國的土地經歷過一次商鞅主導的再分配，國家有權收回土地，所以秦國的土地分配比較平均，但是當秦朝統一天下之後，這種進一步的粉碎山東六國大族壟斷土地和分配土地的做法似乎並沒有出現在秦始皇的行為記錄中。西漢初年，剛剛經歷了七年內戰的華夏大地滿目瘡痍，黃老政治作為西漢對秦政的一種修正，成為了漢武帝中期以前的統治思想。這種拒絕政府干預，鼓勵民間自由發展的政治理念讓西漢迅速繁榮了起來。但這種繁榮是建立在民眾自發積極性之上的，因而也就無法阻止豪族的重新出現。到武帝中期以後，大財閥，大俠客，大家族已經成為皇權和基層之間的阻隔，雖然武帝，昭帝和宣帝倚重酷吏和嚴刑峻法強烈遏制土地兼并和大族對政治的干預，但也只能勉力維持皇權和大族勢力的平衡。當然，商鞅的做法已經不再符合時宜了，發展到宣帝後期的漢朝已經失去了擴張的對象，因而也不能將整個國家變成n秦國式的軍事機器。皇帝們應該做的，就是在歷史紅線到來之前，把國內的穩定維持的更久一些。經濟學告訴我們，不加約束的自由競爭必將走向壟斷，漢宣帝之後，皇帝們逐漸失去了對刑名和法家的興趣，大族的膨脹也突破了界限。當歷史紅線逼近時，貧富差距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就這一點而言，王莽將民眾的憤怒歸結於土地可以買賣這一條並不算荒謬。當然，王莽剝奪豪族利益的後果是可以預測的。

第一周期的第六階段，推翻新朝和重建漢朝的戰爭消耗了大量人口，也暫時平息了社會矛盾。然而，雖然劉秀和他的兒子仍然有能力遏制豪強，但是當東漢的第三位皇帝上任時，平衡再一次被打破了。之後，東漢的政治就漸漸被外戚和士人把持，莊園主們的影響力開始彌散，軍功社會的經濟基礎已經不復存在，而漢末王粲的《爵論》可以說是對商鞅制度最後的緬懷。

漢末，士人，外戚，皇權和宦官之間爆發了激烈的鬥爭，最終導致天下分崩，皇權瓦解，有士人集團支持的三大軍閥把持了權力，而軍閥曹操建立的帝國又很快被更符合士人利益的司馬氏篡奪。究其原因，無論曹操，劉備還是諸葛亮，他們挺身而出，試圖維持的，都是建立在漢朝舊制基礎上的統一帝國——即維持中央政府的權威，用嚴厲的法令抑制豪強。而當豪強（莊園主，經學世家，門閥士族）壟斷了生產環節和人才流動渠道後，這種近乎悲壯的執拗自然無法持續下n去。劉備對士人採取了果斷的抑制手段，諸葛亮執政期間，不可謂沒有勵精圖治，但這並不能真正贏得本地大族的支持（事實上，當鄧艾大軍兵臨成都時，投降成了大多數人的第一建議，而這種政治風向最終導致了劉禪的投降）。曹操在北方，用非常不溫和的手段針對士族領袖，但這妨礙不了士族精英接近他的繼承人並對其施加影響。東吳則是直接選擇了同大族妥協，依靠士族而不是法令和酷吏來進行統治。就曹魏而言，曹氏的出身並不光彩，在那些家世顯赫，四世三公的家族面前，曹氏不過是依靠軍事能力上位的暴發戶（擁漢派的勢力一直存在，這大概也是因為士族集團認為弱勢的漢獻帝遠比強勢的曹操符合自己的利益）。事實上，曹魏的三代皇帝中，只有實際上並未稱帝的曹操能夠用個人才智平衡士族的力量。而一旦曹操死去（青州兵自行解散事件可以說明一點，即曹操完全在依靠個人威望維繫政權），這種平衡就不存在了。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睿對士族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曹睿執政的最後幾年，沉溺於女色和宮廷建築並疏於政事，最終將國家託付於士族的代表司馬懿，繼任的曹氏貴族皆為碌碌之輩，自然無法阻擋司馬氏的篡位腳步，事實上，當曹魏的倒數第二位皇帝曹髦被賈充豢養的武士成濟刺殺時，肯為皇帝殉難的人幾乎是找不到的。

二，西晉奪權模式的弊端

問題在於，司馬氏取得執政權並不意味著社會矛盾的解決，恰恰相反，當司馬炎即位的時候，社會轉型才剛剛開始，矛盾衝突也愈演愈烈。事實上，當國家的經濟結構已經發生劇變時，新興的士族階層必然要謀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和安全感，而這與謀求大權獨攬的皇權政治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國歷史的又一個轉折點上，我們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歷史現象：

首先，漢末的農民起義是可以通過歷史紅線來進行普遍性預測的。但是藉助農民起義紛紛崛起削弱皇權的軍閥，卻是士人集團的代表。

其次，軍閥把持權力並篡位後，又成為士人集團的敵人。謀求垂直權力的皇族會與謀求權力均衡的士人集團發生劇烈衝突。

第三，最後統一天下的家族，其取得天下的方式並非像漢光武帝或者漢高祖那樣功業昭烈。

相對而言，司馬氏奪權的成本要小得多，統一天下的難度也小得多。他即不像秦朝那樣，通過三十多代君主的開拓，五百多年的奮鬥穩健地取代了周室，更不像漢朝的劉邦和劉秀那樣，以平民的身份，弔民伐罪的正義性，披堅執銳地取得了天下（高祖曾於重病時拒絕醫治，稱：「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這裡無疑反映出的是高祖本人對合法性來源的一種認可和自信）。

與之相反，司馬氏奪取權力的路線是以詭秘和譎詐為主要特徵的。具體而言，司馬氏一度是漢朝和曹魏的肱股重臣，他上位的核心原因是曹魏政權的過渡性。也就是說，是因為曹魏政權的執政者過於不合時宜和軟弱，才將天下無可奈何地禪讓給了司馬氏，這就是所謂的「得國不正」和「得國太易」。

由於走了這樣一條奪權路線，西晉政權並沒有通過戰爭消滅掉大多數的反對者，或者說，西晉找不到太多反對者。他沒有像秦朝一樣，創造了一個行之有效的軍功爵體系，並徹底打破周朝的政治制度。也不是漢朝般的，在內戰廢墟上對秦制進行了系統的繼承和調整。事實上，西晉的官僚系統和統治方式都是過渡性質的，這是漢末中央失去威信時，不得不依靠大族和軍閥維持統治的結果。同時，出於對自己上位模式的恐懼感和對東漢和曹魏那種皇帝大權旁落導致權臣上位的歷史教訓，西晉政權在面對轉型社會的時候，一定會採取異常極端的政策來鞏固皇權的力量，因為他們知道轉型社會一定是動蕩不安的。當然，這種極端政策又是相對於另一個極端而言的——曹操不信任擁漢派士人，在位時以各種理由對漢臣進行誅戮，曹丕恐懼同族的篡位，對諸侯王進行了超乎尋常的嚴厲管束。這些嘗試都是過渡期n的政權出於對前朝教訓的恐懼感而自發做出的，因而也談不上什麼政治遠見。更加不幸的是，曹魏的失敗又將西晉逼向了極端的另一面，即西晉最恐懼的，正是類似曹魏的宗族衰弱和因此導致的權臣篡位。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晉武帝大肆分封諸侯王，並給予這些宗室軍政大權的歷史背景。

最後，本文必須指出，東漢中後期的經濟結構質變決定了未來中國政治的門閥化，但是歷史總是在曲折中前進。三國的戰亂中，以曹操和劉備為代表的軍閥力圖恢復君主的權威，並延緩了門閥士族的形成。而這種與歷史趨勢相對抗的做法又遭到了必然的報復——西晉統一中國以後，皇權和門閥士族無奈地變成了利益共同體，士族通過這種方式取得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政治和經濟特權，因而也就引發了門閥士族無限制的貪婪和自我膨脹。這種貪婪和膨脹導致了社會財富的大量浪費，也迅速把晉武帝登基以來二十多年的和平和繁榮毀於一旦。

三，魏晉時期的士風

不得不指出的一點是，作為一個新興的統治階層，西晉初年的門閥士族集團離政治成熟還很遙遠。在獲得了他們一直渴望的權力後，他們很快就把士人的責任和道德拋到了腦後。這種自暴自棄和貪婪一方面是失去對手後的放縱——在獲取了政治特權後，他們很快轉向內部傾軋；另一方面則是帶有報復性質的，在曹操主導朝政的時期，他們的慾望被牢牢壓制著，士人們對曹操畏懼卻不尊敬。接著，很快他n們又發現，曹操不過是強勢君主政治的迴光返照而已。也就是說，門閥士族還沒有找到同皇權妥協共存的方式，他們窮奢極欲，認為皇權仍然壓制著他們的發展，並採取一切可以想到的方式同政府的主張對抗。政府主張節用，他們就鐘鳴鼎食，政府主張忠節和孝道，他們就大談個性與自由。可悲的是，他們並不知道這樣做的後果，也不知道自己力量的邊界究竟在哪裡。他們眼中只有瞬時的歡愉，而酷烈的政治鬥爭早就讓人不敢也不願意思考過於遙遠的事情。

於是，巨大的裂痕在暴力機關和輿論領袖之間出現。為了對抗捍衛君權的儒家意識形態，魏晉玄學因運而生。士人集團扭轉了上流社會的思潮，並以此來衝擊維護君權所必須的倫理綱常。在英雄輩出的三國時代終結於司馬氏的政變陰謀，而非曹劉百折不撓的奮鬥和轟轟烈烈的勝利時，士人們用一種匪夷所思的方式奪走了社會的話語權，而面對日益下滑的社會風氣和士人集團的末世心態，晉武帝雖然反覆提倡節儉和孝道，但最終這些措施被證明是沒有效果的。

應該說，兩漢的君主們已經在士人心中留下了相當頑固的正統意識，但是這種社會心理被曹丕和司馬昭的篡位連續兩次地瓦解了。華夏世界失去了君主社會的精神支柱，榮譽感和氣節最終被殘忍的現實所嘲笑，而這正是士人集團行為放誕的心理基礎。如果我們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司馬昭統治時期所發生的士人和君權之間的衝突：一味獻媚強權的鐘會遭到了主流輿論的唾棄，而標榜清高和不合作態度的嵇康和呂安成為了那個放誕時代的公共消費品。軍功爵框架下的秦漢帝國徹底崩塌了，而站立在秦漢帝國的廢墟上的西晉，卻是一個註定無法繼承偉業的私生子。士族已經獲得了輿論的主導權和參政的特權，但皇室仍覺得有必要保持高壓政策和對政治方向的主導性。同秦漢時期的儒生相比，士人們已經得到了太多，但作為一個剛剛掌握政治主導權的新興階層而言，他們得到的還遠遠不夠。晉武帝時期的洛陽，沉浸在皇權的無奈和士人的末日狂歡之中。雖然帝國的經濟一片繁榮，雖然有很多清醒的人物已經在心中發出警告，雖然，我們還能夠看到何曾對未來的嘆息，索琳在銅駝面前的感慨，以及祖逖和劉琨在暗夜中的奮發努力,但必須要明確的一點是，在那個繁榮而困惑的太康盛世中，華夏民族的精英們選擇了盡歡而散。

客觀地來講，西晉時士大夫的虛無主義和享樂主義，本質上是新興階層無法適應統治地位的產物。士人和君主的衝突只是表面現象，深層次的原因是兩種力量尚未找到平衡點。君主恐懼士人領袖的再次篡權，而士人恐懼皇權對士人的血腥打壓。皇權代表著威信，忠孝，氣節和服從，而士人階層則表示受夠了這種意識形態背後的冷酷和壓制。從阮籍開始，文化名流行為怪誕，談吐荒唐——國家，民族，忠君，盡孝，在他們眼中都成為敬而遠之的藝術品。漢末三國96年間，400年凜然不可侵犯的大漢朝廷退出了歷史舞台，而這個由曹氏所篡奪的皇位又很快被新的權臣司馬氏篡奪。秉持忠信的荀彧，臧洪，諸葛亮為自己的理想殉葬了，以詐力和反覆無常著稱的其他人活了下來。三國的君主們並沒有成為最後的勝利者，而司馬氏卻取得了不可思議的成功。這一連串的政治地震徹底動搖了士人對皇權政治的信仰，他們對政治有本能的疏離感。更可怕的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他們不明白，自己已經成為國家機器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甚至已經成為了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相反，皇權對他們恐懼性的排斥讓他們心生憤懣。當時代為他們敞開了縱慾的門檻，坐懷不亂的不再是君子，而是不識冷暖的僵木。對於這個時候的士人集團而言，自由和逍遙就是一切。只有在自身的慾望被滿足時，他們才感覺到真實。誠然，克己復禮和忠君愛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並不是本能，而是有著明確的目的——即這樣做能夠讓自己獲得認同和滿足感。一旦當他們發現，這樣做不僅不代表自己擁有了道德上的優越感和功業上的成就感，反而讓自己變成了被意識形態愚弄的一份子時，道德體系和忠君思想就徹底崩潰了——像王戎那樣，天天算計自己莊園的收成才是符合邏輯的，雖然他身處要職。

四，西晉社會的實質

至此，本文需要指出，西晉社會最核心的特徵就是衝突——經濟結構的轉變帶來了新的新興階層，新興階層參與政治的渴望同最高權 力產生衝突。最高權力對新興階層採取防範和打壓的做法，卻導致新興階層在意識形態上擁有了壓倒性優勢。而一旦參政權被放開，最高權力又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危險，因為新興階層並不知道自己力量的邊界，他們只想擺脫最高權力的威脅。這導致西晉的政策方向必然是內向的，而彌合內部衝突消耗了太多的社會資源。

基於此，我們不難解讀西晉歷史的走向。皇權在意識形態上全面戰敗，只能寄託於對暴力機關的掌控。為了防止新興階層全面干涉政治甚至導演司馬懿式的內部奪權，晉武帝在晚年安置了過於龐大的諸侯王體系來維護皇權和制衡士人力量，這導致了暴力機關的分散和膨脹，而這種暴力機關的膨脹正是八王之亂和永嘉南渡最關鍵的社會背景。

以上所論述的，是西晉社會無法避免的政治困境。此外，西晉初期的人口結構也不容樂觀。三國時期大規模的人口損失主要發生在官渡之戰以前，集中在關中，兗州和徐州，當三國鼎立的格局得到鞏固的時候，人口便恢復了增長。五十年後，北方軍人在擊滅蜀漢和東吳的戰爭並未遭到有效抵抗，士人們成批對北方效忠，很多地方官繼續擔任自己原來的職務。所以在西晉初年，比起李傕郭汜禍亂關中和曹操在徐州屠城的時代，人口已經有了顯著恢復。同時，大量胡人趁北中國大亂的時候遷入中原：在這些胡人中有來自中亞的羯人，內n附中原，居於現陝北和山西中北部的南匈奴，世代居住於河湟谷地和漢中的羌人和氐人，以及從河西到東北廣泛分布的鮮卑人，這些人很多都轉為了農民，並為西晉初年經濟快速的復甦貢獻了力量。而另一方面，他們在政治權利上遭到地方官的歧視也是無法避免的，這中歧視很快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民族矛盾。

一個更加基礎性的背景是，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天氣在持續變冷。三國的戰亂主要破壞的是北方農耕區，因而北方的耕地面積下降也比較嚴重。應該說，寒冷天氣的一個最主要的後果是，適合生物繁衍的緯度區間會逐漸南移（相反，科學家們論述全球變暖也藉助了一個非常有力的證據:即跟蹤動物種群持續向北方遷徙）。這個後果同樣適用於人類，生活在漠北游牧區的民族因為寒冷天氣不得不南下尋找生路，而此刻他們面對的不再是秦漢時期溫暖濕潤，聚合了華夏文明絕大多數耕地和人口的北方。而是剛剛經歷過戰亂，人口凋敝，並仍在經歷寒冷氣候的北方。

可以說，晉武帝時期的盛世是建立在沙礫之上的，雖然太康年間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一度掩蓋了快速蔓延的政治危機，但是在士人們奢靡和頹唐的無病呻吟中，又一個大分裂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

由於朝臣的壓力和皇帝自己的僥倖心理，晉武帝選擇的繼承人是歷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晉惠帝司馬衷。同時為了防止賈氏控制太子，晉武帝又給本來十分弱小的外戚楊氏過多實權，這種用一個錯誤掩蓋另一個錯誤的方式最終將危機提前爆發。後來的歷史證明，司馬衷的皇后賈南風僅僅利用了一個邊緣宗室的野心就一舉奪取了大權，而晉武帝留下的制衡體系並沒有起到正面作用。相反，由於制衡體系過於臃腫，針對篡位者趙王倫的戰爭很快就讓長城內外的異族都欣喜地發現，整個華夏世界正沉溺於自相殘殺之中。

至此，總結一下西晉時期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西晉雖然結束了東漢崩潰後近百年的軍閥割據，但對於東漢的版圖來說，西晉繼承的十分有限（這是可以理解的，西晉初期人口較少，不足以奪回邊疆地區）。在東漢末年，大量原來屬於東漢的蠻族區開始獨立或者半獨立，更令人憂慮的是，在同漢人相處了數百年之後，華夏文明圈外圍的蠻族的政治能力有了顯著提升，他們通過參與中原動亂（如南匈奴參與曹操和袁紹的戰爭），一步步將勢力範圍擴展到一些戰略要地，比如陝北，關中地區和山西中北部。

第二，開國時期的勝利，地緣上的劣勢和轉型社會的內部矛盾讓整個國家轉向享樂和內斂，剛正進取的風氣遭到了主流輿論的抵制。

第三，新生階層註定要和皇權發生劇烈的衝突。皇權採取高壓手段會導致自己在政治上暫時獲得主導權的同時被輿論孤立，之後不得不選擇向輿論妥協，盡量將異見人士吸納入體制內，承認他們的經濟權利的同時，要求他們在政治上保持沉默。當然，對於堅決不合作的少數派，皇權也從不吝惜暴力。

第四，新興階層最終將引得這場博弈的勝利，除了開國的君主尚能保證一定的平衡，隨著時間的發展，皇權會愈發虛化，政治門閥和經濟寡頭終將控制政府。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這場博弈的代價是慘重的，中央政府被削弱的標誌性事件是南匈奴對首都的毀滅性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