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台灣成功地進行了土改,為什麼他在大陸沒有成功?或者為什麼他壓根不在大陸進行土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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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樹仁(2002a)已指出,國民黨內部,從北伐成功執政開始,對於土地改革議題,始終有支持與反對兩個陣營。這政治分歧並不因遷台而改變。台灣土地改革的關鍵,不是國民黨政府遷台,而是因為與土地改革無關的因素,使支持土地改革的陳誠在遷台前後掌握台灣軍政權力,得以遂行其土地改革理念。
而陳誠之熱心土地改革,遠在兵敗大陸之前就已如此。抗戰期間陳誠以戰區長官身份兼任駐地湖北省政府主席時,就企圖在兵荒馬亂之際在該省實施二五減租(陳誠 1951:8-15;1961:18)。
另一方面,繼陳誠之後接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吳國禎並不贊成土地改革。陳誠以行政院長身份推動耕者有其田時,閣員與立法委員也多不熱心支持。他們並未因失去大陸而變成熱心土改。
總之,陳誠在台灣推動土地改革,是個人長年政見的實現,而非對大陸變色的回應,更非大陸變色後國民黨人一致主張。不論是過去的外來政權陰謀論,或瞿宛文的國共競爭說,都不能解釋台灣土地改革的動機。土地改革的關鍵,是陳誠因為與土地改革無關的原因而主政台灣,得以克服黨內抗拒,遂行其土改信念。陳誠不等於國民黨。
論者公認,當年台灣得以土地改革,原因之一是台灣地主無力反抗國家。
廖彥豪與瞿宛文(2015,亦見瞿宛文 2015b)拒絕此種台灣地主弱化說。透過耙梳當年土地改革立法過程,他們指出台灣地主並未弱到任人宰割。他們事實上有能力動員博奕,對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因此在耕者有其田條款中爭取到許多有利於地主的讓步。
廖彥豪與瞿宛文對當年立法過程的重建,確實是重要的歷史研究貢獻。但所謂台灣地主並未弱化的結論卻很可疑。理由很簡單,不論地主們如何動員,爭取到多少讓步,但他們想阻止的土地改革仍然實施了,大筆土地仍然被徵收了。如果地主們可以選擇,他們必然選擇土地完全不被徵收,而非僅僅減少徵收。因此,國民黨政府仍然壓過台灣地主,國家仍然強於社會,不是嗎?廖彥豪與瞿宛文的研究確實指出地主不似過去論者想像的弱化,但並未能根本否定地主弱於國家的事實。所謂「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最終仍是地主被迫吞下的改革。
其實,廖彥豪與瞿宛文(2015)最大貢獻並不在指出地主並未弱化,而在指出遷台後中央政府弱化。讀史者都知道,大陸變色時,政府撤離南京,輾轉廣州、重慶、成都,沿途人員流散。最後從成都勉強飛出淪陷區到台灣時,各中央機關已僅存大印與骨架,連國防部也不例外,國不成國。而台灣省政府則組織與職能完整。動亂貧困中,中央也無力重設機構來與省府疊床架屋。因此,除了國防外交非省府所能與聞外,其餘民政與財經政策多出於省府,而非中央。也因此耕者有其田的規劃者是省地政局,而非中央機構。當然,這並不表示省府可以對抗中央,而是指中央在保留最後決定權的前提下,將許多政策的規劃與執行授權給省府。這中央政府弱化、台灣省政府實際主導民政與財經的現象,持續多年,過去被多數研究者忽略了,但卻是理解當年政治所不可不知。廖彥豪與瞿宛文的研究,對澄清這議題是很大貢獻。
他無法在大陸進行土改1,他的政治基礎是江浙商人地主,進行土改是挖自己的地基,那他撐不到49年
2,四一二反革命把自己國民黨的基層力量基本上殺光了,國民黨從此不具備完整的組織結構跟組織能力,也就是沒有土改的能力。
他可以在台灣土改1,政治基礎變了,變成軍隊了,土改以後軍隊有錢拿,能夠得到支持。2,從大陸拿走了巨量的黃金資源,台灣的土地又不是特別多,採用贖買政策雖然有強買強賣的性質但反抗沒那麼激烈。3,重建了組織結構因為他從大陸搜颳了大量財富,有錢了,所以隨便搞蔣氏父子從上海國庫帶走了約10億美元(當時的價值)的黃金、純銀和外匯,除了多年稅收外,還包括了他們用金圓券在民間搜刮的大量財富。然後他們用這些黃金在台灣搞土改,從本省地主手裡買地分給農民
國民黨政府並非是強有力的中央政權,辛亥革命後中國即陷入分裂局面,一直沒有強有力中央集權,各派努力多在實現這一夢想或加強自保能力。蔣介石哪有能力去做這樣的事,沒熬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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