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方面軍的肅反的來龍去脈?
夏曦這種文弱書生為什麼能殺了賀老總手下這麼多人
周逸群 段德昌都會被他所害
夏曦可不是什麼戲文里的白面書生，他少年時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讀書，看到省立第一師範這個名字，應該能想到一個人，是的就是太祖。夏曦少年時與太祖頗有淵源，加入了太祖組建的新民學會，跟著太祖參加了驅逐張敬堯的鬥爭，還和太祖一起在長沙籌建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太祖推舉夏曦赴莫斯科參加了遠東各國CP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受到了列寧接見，這成為他今後的重要資歷。大革命時期，夏曦在湖南參與籌建了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與郭亮、柳直荀等人一起組織了轟轟烈烈的湖南農民運動，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TG湖南省委書記，是大名鼎鼎的CP黨人。
1931年初TG六屆四中全會之後，夏曦授命去湘鄂西建立中央分局，是中央在湘鄂西的代理人。
周逸群和段德昌也不能算是和老總的手下，周是賀的入黨介紹人和政治領路人，職務上周是二軍團政委和前委書記，根據黨指揮槍的原則周應該對賀負有監督指導之責。段是洪湖根據地和紅六軍的代表人物，賀龍是湘鄂邊和紅二軍的代表人物，湘鄂西根據地是是由四塊小根據地組成的，就是洪湖、湘鄂邊、巴興歸、襄棗宜。其中洪湖和湘鄂邊是兩大山頭，分別孕育了紅六軍和紅二軍，而洪湖又是整個湘鄂西根據地的核心地區。二六軍合組成紅二軍團後，賀龍任總指揮兼二軍軍長，段德昌任六軍軍長，紅二軍4千多人，紅六軍1萬多人，賀龍只是在軍事上對於段德昌有指揮權，其實兩人分頭行動的時間遠比統一指揮的時間多。
夏曦殺起人來也是根本不問出身，無論是湘鄂邊的人還是洪湖的人，無論是賀龍的老部下（如王炳南、葉光吉）還是根據地的早期開創者（段德昌、萬濤、段玉林、彭國才），無論是自己曾經親如兄弟的老同學柳直荀還是同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從蘇聯一起回國的宋盤銘，無論是中央派來做軍事工作的孫德清、董朗、唐赤英，還是派來加強黨的領導的潘家辰、張昆弟，無論是立三路線派來的人，還是王明派來的人……唯一的原則就是，誰反對他殺誰，誰挑戰他的權威殺誰。
湘鄂西肅反的背景
湘鄂西肅反不是孤立事件，放在大環境下來看，是王明一繫上位後為鞏固權力，解決中央與根據地關係的必然後果。1931年初，TG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通過清算李立三上位，但之前各根據地和紅軍在執行立三路線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卻引起了新領導人的注意，客觀上講，各根據地和紅軍基於實際情況對中央指令的靈活處置減少了立三路線造成的損失，但從中央的角度，這意味著中央指示得不到貫徹，對各根據地和紅軍控制力下降，根據地會不會獨立化？紅軍會不會軍閥化？這都是要打問號的，所以在中央的權力轉移完成之後TG便立即向各根據地派遣大員，先後派項英、任弼時等到中央蘇區組建中央局，派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到鄂豫皖，派夏曦到湘鄂西，組建中央分局。
而這些欽差大臣到達各區域之後，很自然的與根據地的開創者產生了策略和權力分配上的矛盾，所以幾乎差不多的時期無論是在中央蘇區、鄂豫皖還是湘鄂西都發生了擴大化的肅反，其實質是中央派遣人員從根據地開創者手中奪取權力的過程。這與現代公司中空降高管與創業元老之間經常會產生矛盾乃至權力鬥爭是一個道理。
但革命環境下權力的轉移絕不是溫良恭儉讓的，各個根據地的組織正規化建設程度不同，領導人的風格也不同，造成不同的結果。在中央蘇區，組織路線執行的較好，權力轉移基本是通過組織方式來完成的，結果是老毛在寧都會議後被閑置；而到鄂豫皖和湘鄂西的中央派員都遇到了根據地開創者的強力反彈，所以只能通過掀起殘酷的肅反來消滅對立者，但由於個人水平的不同，造成的結果也不相同。派往鄂豫皖的張國燾有較強的領導能力，在通過肅反打擊了部分反對者之後，能夠贏得四方面軍中多數人的崇拜，從而確立起穩固的領導地位，取得絕對控制權；而派往湘鄂西的夏曦卻志大才疏，缺乏領導能力，他能夠通過肅反消滅反對者，卻沒有能力贏得廣大幹部的尊敬和認可，以至於不斷有人對他進行一輪輪的質疑和挑戰，為了維持自己的領導地位，他不得不先後四次進行肅反，造成的結果就是幾乎把湘鄂西有能力、有威望的幹部都殺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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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逸群之死
夏曦1931年3月到達湘鄂西，下車伊始即建立起湘鄂西中央分局，撤消了此前該地區的黨組織湘鄂西特委，免去了湘鄂西的開創者周逸群特委書記以及蘇維埃政府主席的的職務，派其以巡視員身份去洞庭湖地區開闢新區，結果不到一個月周逸群就在奉命回洪湖彙報工作的路上遭遇伏擊而死。
周逸群是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與賀龍相交莫逆。1924年賀龍駐軍貴州銅仁的時候就住在周逸群家，與當時剛從日本慶應大學畢業回國的周逸群書信往來。黃埔軍校畢業後周被派入賀龍部工作，先後任賀龍部師、軍政治部主任。國共分裂後，周逸群又和賀龍一起回到湘鄂邊地區拉隊伍，是賀龍的革命領路人和入黨介紹人。賀龍槍林彈雨闖蕩多年，一家為革命犧牲幾十口，從沒有掉過眼淚，唯有在得知周逸群犧牲的消息後失聲痛哭。周逸群於賀龍，就如段德昌於彭德懷，不僅是革命同志，更是精神上的指導者，政治上的領路人。
周逸群之死撲朔迷離，周去洞庭湖開闢新區是奉夏曦之命，但是不到一個月，卻又被指責是右傾逃跑主義，分散蘇區力量，要求其回洪湖彙報工作，結果周就在回洪湖的路上遭遇了敵軍。當時就有人認為是有人出賣了周逸群的行蹤，但一直沒有證據。
客觀上周逸群之死為夏曦掌握湘鄂西掃清了一大障礙。不到一年之後關於「九師錯誤」的爭論徹底拉開了湘鄂西血腥肅反的序幕。
肅反的序幕 - 關於「九師錯誤」的爭論
1930年9月鄧中夏被派到湘鄂西，督促二軍團配合一方面軍攻打長沙，但一方面軍在短暫佔領長沙後即被逐出，執行配合任務的二軍團也在澧州和松滋楊林寺一帶遭遇慘敗 ，縮編為紅三軍， 被迫脫離洪湖核心區，撤退到鄂西北山區房縣一帶。夏曦到湘鄂西的時候，根據地只有一個紅九師，是留在洪湖的原紅六軍軍長段德昌收集了傷病員和散兵組建的。
1931年夏，新任紅三軍政委萬濤和段德昌率領紅九師北進拓展蘇區， 於8月17日佔領沙洋以後得到了三軍的消息，遂決定改變原來向東進攻天門的計劃，轉而向西進攻聯繫紅三軍。 9月28日，九師在劉猴集與紅三軍匯合，傳達了中央指示，和三軍一起返回了洪湖蘇區。
九師的北上行動，雖然接回了紅三軍主力，使根據地紅軍力量大大加強，但是沒有按計劃完成開拓天門的任務，引起了夏曦的強烈不滿。前面曾經說到，夏曦是在中央希望加強對根據地和紅軍控制力的情況下被派到湘鄂西的，這次九師擅自更改行動計劃卻讓夏曦感到很難指揮前方部隊，一線將領非常自信，對上級指示並不完全服從，為加強權威，殺雞儆猴，必須要抓個典型。正好中央來電責問九師北上之後江南蘇區陷落的原因，夏曦順勢把責任歸因於萬濤帶領九師主力北進脫離蘇區。
萬濤帶九師北進，回來時不僅九師擴大了一個團，還把三軍主力七、八師都接回來了，自以為功勞不小，結果回來後卻被撤掉了政委職務，本就很不服氣，在了解到夏曦把江南蘇區失守的鍋甩給自己後不滿就更加激烈了，遂於10月18日和25日兩次致信中央，質疑夏曦對自己的處分。
此次風波未息，緊接著關於紅軍的發展方向的分歧又讓萬濤和夏曦的矛盾白熱化了。紅三軍主力雖然回到了洪湖，但是根據地殘破，又面臨第四次圍剿，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應對是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有人提出向北部鄂豫邊山區發展，得到了夏曦的支持，但引起萬濤等地方幹部的強烈不滿。之前鄧中夏帶領紅軍主力脫離根據地，使得蘇區飽受蹂躪，遭受很大損失，這次又要把蘇區扔給敵人，省委堅決反對。在中央分局和省委的聯席會議上萬濤、夏曦就此問題激烈爭執，後萬濤乘機夏曦趕去前線之機於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在會上嚴厲抨擊夏曦，給夏曦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和取消主義的帽子，並推翻了之前夏曦代表中央分局做出的關於九師錯誤的決議，向中央要求撤換夏曦，並先後委託宋盤銘和省委秘書長蔚士鈞到上海向中央彙報情況。
1932年1月22日，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萬濤、潘家辰等反對夏曦的人在會前作了充分串聯，取得大部分人支持，在會上對夏曦的錯誤展開了徹底批判，本來成為眾矢之的的夏曦已經被批的狼狽不已，結果在大會即將結束的前一天，形勢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到中央告狀的蔚士鈞帶著中央代表關嚮應回來了。在中央看來，雖然夏曦的領導有不成熟之處，但萬、潘等人自下而上推翻中央分局領導的錯誤更不能接受，因為這從根本上動搖了TG高度集中統一的組織體系。作為一個列寧式的革命黨，依據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指揮槍等原則建立的嚴密組織體系是TG力量的源泉，是其最終取得勝利的關鍵，絕對不容挑戰。TG中央數年來一直在加強對蘇區的領導、強化高度集中統一的組織體系，夏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來湘鄂西擔任中央分局書記的，是代表中央的。萬、潘等自下而上推翻夏曦的嘗試，自然被當作對抗中央、違背組織原則的嚴重錯誤，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順便說一下，差不多的時間發生在鄂豫皖的肅反也與曾中生在雞鳴河召開紅四軍擴大會議對抗鄂豫皖中央分局決議有非常直接的因果關係。
大會在蔚士鈞和關嚮應趕到後形勢完全逆轉，蔚士鈞本來是萬濤派去向中央控告夏曦的，結果他反戈一擊，揭發了萬濤的私下組織活動。代表中央的關嚮應更加關鍵，他傳達了中央關於萬夏爭執的決議，將萬濤、潘家辰定性為反中央的，反國際路線的小宗派反黨活動。
萬濤、潘家辰等推翻夏曦領導地位的嘗試在中央干預下徹底失敗，但是事情並沒有結束，公開化的對抗在雙方心中都播下了不信任的種子，這顆種子很快就會開花結果。
湘鄂西的第一次肅反。
193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做出《中央關於同蘇區內反革命團體鬥爭的決議》，強調要「最堅決」、「最無情」的開展肅反，這給夏曦提供了肅反的政策依據，刀在手，所缺的只是一個引子而已。
引子很快就找到了，紅軍在戰鬥中捕獲的一個敵軍營長張錫侯，在審訊中供出了天漢縣委軍事部長楊國茂，審訊之下又牽連到了紅八師參謀長鬍慎已，在這種情況下夏曦迅速改組了政治保衛局，組織了軍事法庭和肅反委員會，大幕揭開了。
肅反中的刑訊逼供和層層株連使得牽扯進去的人越來越多，萬濤、潘家辰等人毫不意外的被供出了。省委組織部長楊成林本來是夏曦的支持者，在四大上曾力挺夏曦和萬潘唱對台，在肅反中他被派做監審，卻發現竟然有人供到了自己身上，他是了解肅反的手段和殘酷性的，於是當機立斷連夜逃跑，從此脫離了組織。
1932年9月，紅軍在反圍剿中失敗， 省委和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灣失守，紅三軍主力突圍到襄北，夏曦帶地方部隊獨立師退入洪湖，肅反才被迫中斷。
根據後來夏曦彙報給中央的材料，在這一波肅反中，紅三軍共查獲重要反革命分子團級以上軍事幹部19人、政治幹部9人，下級幹部百餘人；軍委直屬機關查獲軍事幹部13人、政治幹部4人、醫生6人；地方黨組織（省委、縣委）查獲重要幹部23人，事務技術人員40-50人，地方幹部總共300人左右。其中包括前紅三軍前委書記和政委，省委常委萬濤，洪湖赤衛隊的創建者之一蘇區政治保衛局長彭國才，省委巡視員潘家辰，省蘇維埃副主席劉革非，紅三軍前委委員、政治部主任兼紅八師政委柳直荀（即太祖詞「我失驕楊君失柳」中的柳），紅三軍前委委員、參謀長兼七師師長孫德清，七師參謀長趙奇，七師政治部主任孫之濤，八師師長段玉林，八師政委王鶴，八師參謀長鬍慎已，八師政治部主任傅光夏，九師政委戴君實、九師參謀長張應南、九師政治部主任劉鳴先等蘇區創建者和紅軍領導人。
瞿家灣失守，紅軍忙著撤退，到處一片混亂，肅反中逮捕的犯人被批量處決，槍斃，刀砍，裝麻袋沉湖。萬濤、潘家辰、柳直荀等人都在這片混亂中被殺。可嘆的是在這一片混亂中竟然都沒有人知道他們被處決的準確時間和地點，甚至夏曦在2年後給中央的報告里還說據悉柳克明（柳直荀）逃到了上海，請中央幫助尋找。
第二次肅反
1932年10月，夏曦帶領獨立師余部和紅三軍主力會合。紅軍遭遇重大損失，根據地也丟了，部隊中悲觀失望的情緒很嚴重，紀律難以維持，有人開始反思失敗的原因。第一次肅反時的前方軍事法庭審判長，時任紅七師政委的朱勉之在與紅三軍會合後的團以上幹部會議上便對肅反中濫捕濫殺的做法，以及萬濤等人案件的定性提出了質疑，並取得了了一部分人的支持，但夏曦強行壓制了這次思潮，將此定性為混入黨內的改組派分子在興風作浪，給朱勉之扣上了「改組派」，「計劃將七師拖走」等罪名，並掀起第二次肅反。這次肅反主要發生在1932年11-12月間，紅三軍一邊在秦嶺、大巴山之間轉戰躲避敵軍的尾追堵截，一邊捕殺自己隊伍中的革命同志，整個過程行軍行軍7000餘里，又稱「火線肅反」或者「七千里小長征肅反」。
這次肅反共逮捕包括七師政委朱勉之，七師師長王一鳴，和紅三軍參謀長唐赤英在內的二百四十一人，因為轉戰中形勢險惡，大部分人都被直接處決。
第三次肅反
1932年12月底，紅三軍在巴東南渡長江，到達湘鄂邊的鶴峰。1933年1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毛壩召開會議，會上賀龍提出停止肅反，並向關嚮應提出通過選舉變更領導，但遭到關嚮應嚴厲批評和拒絕。
1933年1月，紅軍佔領桑植之後再次失敗，在毛壩召開的中央分局擴大會議上夏曦把湘鄂西根據地的喪失和紅軍的失敗歸咎於「湘鄂西黨團組織全爛了」，「黨和蘇維埃的幹部十有八九是改組派」，舊的幹部已經不能依靠了，不破不立，提出「要解散黨團組織和政治機關」，進行「清黨」（審查黨員、重新登記），遭到與會人員的強烈反對。
為了貫徹整黨方能建黨的理論，夏曦強行解散了紅三軍中的黨組織，說是要徹底清洗後重新登記，但實際上解散後很長時間內並沒有重新登記黨員，造成歷史上罕見的一支主力紅軍沒有黨組織的怪象。當時紅三軍只剩下四個黨員：賀龍、關嚮應、夏曦、蘆冬生。賀龍是這隻紅軍的招牌，關嚮應是中央代表和夏曦的支持者，盧東生是有特殊身份的中央聯絡員」。
之後圍繞紅軍下一步的發展問題，段德昌與9師政委宋盤銘聯名寫信給湘鄂西中央分局，向夏曦建議打回洪湖去，恢復洪湖蘇區。但夏曦卻認為這是改組派的口號，將段德昌之前反對解散黨組織的老賬拿出來一塊算，指責段德昌「一貫反對中央分局」，又扣上「企圖拖走九師，陰謀分裂紅軍」的罪名，逮捕殺害了段德昌。並捕殺了與段德昌意見相同的九師參謀長王炳南，湘鄂邊省委書記周小康、省委委員陳協平、楊英等人。
中央分局事後給中央的報告稱此次肅反逮捕236人，處決56人。
第四次肅反
第四次肅反發生在1933年5、6月間，段德昌死後夏曦派任了新的九師師長，但是九師上下卻對新師長湯福林不買賬，夏曦認為這是九師政委宋盤銘指使的，於是翻出老賬來說有情報表明宋盤銘1932年去上海向中央彙報（奉省委萬濤等的命令告夏曦的狀）時與改組派有過聯繫， 說「改組派殘餘又團結起來成立軍委，以宋盤銘為書記」，要搞「軍事叛變」 ，藉機開始了第四次肅反。這次肅反逮捕殺害了九師政委宋盤銘、七師師長葉光吉、七師政委盛聯均等一百七十二人。
肅反結束
夏曦能在肅反中肆意打擊消滅自己的發對者與中央支持離不開，而當中央不再支持他時，他的肅反也就進行不下去了。根據地喪失，紅軍實力削弱使得中央對夏曦的工作產生了疑問， 1933年7月中央對湘鄂西肅反擴大化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 「湘鄂西黨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你們以為湘鄂西蘇區的失敗，是因為黨、蘇維埃和紅軍的大多數幹部是改組派，這種見解是不正確的、誇大的。事實上改組派只是少數」 。但是因為當時紅三軍已經丟失了根據地，正在四處轉戰，也沒有電台，與中央失去了聯繫，這個意見沒有被及時送達。1934年5月，六屆五中全會後的中央再次嚴厲批評了湘鄂西肅反， 「除了你們自已少數人外，完全不相信群眾與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黨部與團部，而將反革命的力量反擴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以至使你們終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中生活著，這種恐怖遂造成了你們把肅反當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錯誤！實際上你們是作了反革命挑撥離間的俘虜，取消了兩條戰線的思想鬥爭，這是極大的罪惡！ 而且你們這樣的肅反如繼續向前發展，可以走到你們自己少數人也相互懷疑，猜忌與不信任的結果。我們絕對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黨蘇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這種估計完全是不正確的，誇大的！事實上改組派只是最少數」。所幸湘鄂西中央分局於7月下旬接到了中央來信，之後立即開會批評了夏曦的錯誤，終止了肅反，並由關嚮應取代夏曦成為新的領導核心。
1934年10月24日，紅三軍在貴州印江縣木黃與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會師，利用六軍團的電台和中央恢復了電報聯繫，在政治局委員任弼時的主持下，徹底糾正了夏曦災難性的領導，撤銷了他在中央分局和紅軍中的職務，改任為湘鄂川黔邊區革命委員會副主席和省委委員，因為紅三軍上下對夏曦怨氣極大，後又將他調到紅六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
關於湘鄂西肅反的遇害人數有多種說法，賀龍回憶錄中曾說到僅第一次肅反就殺了一萬多人，但賀龍當時只是軍事領導人，對於肅反並沒有領導權，並不能掌握肅反的實際情況，這個數字也沒有其他史料支持，與當時根據地和紅軍的實際情況不太吻合，有誇大之嫌， 而夏曦1934年3月17日在給中央彙報肅反情況的報告中曾說：「湘鄂西蘇區及紅三軍經過四次肅反，前後逮捕三千多人」，結合後來二六軍團會合後任弼時的調查報告，以及潘家辰夫人庄東曉1934年1月23日給中央的報告，四次肅反共計逮捕三千多人是比較接近事實的數字。由於殺人最多，波及範圍最廣的第一次肅反之後根據地便即陷落，檔案丟失，處置失措，很多人在撤退的混亂中被匆忙處決，準確的遇害人數已不可考。
理解：早期我黨確實是copy蘇聯並paste到落後農業國來的，copy的多是一群書獃子大棋黨，所以「武裝保衛蘇聯」、大城市暴動、盲目肅反等等看似愚蠢實則更愚蠢的事情，都會發生，毛主席辛苦創建的蘇區，都會被這群原本一事無成的混蛋搶了去，要不是發生反圍剿失敗與長征這樣的大危機，毛主席這樣的實幹派還回不到領導崗位上呢？延安整風就是徹底肅清這群書獃子！
而現在又有一群書獃子大棋黨卻把毛主席拜做自己的保護神，毛主席表示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中共是共產國際的遠東支部，蘇聯國內肅反活動如火如荼，二方面軍有樣學樣，不奇怪
這個題材已經有大量資料了。撇開眾多耳熟能詳的研究與分析。不得不說，"黨指揮槍"確實被貫徹得非常好，周逸群 段昌德確實是擁有相當純粹黨性的共產黨人，不得不令人由衷佩服。
段德昌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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