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喬治的出生經過

02-04

喬治出生於2009年4月9日。他出生的那一天早在開始之前就充溢著各種情感。與勞拉以及約翰相比，我對於分娩的危險性有著遠遠更加詳盡的認識；「懷孕期間一切都好，可是到了臨產的時候……」像這樣開頭的故事我已經聽得太多太多了。我試圖撫平自己的焦慮，但是當喬治的頭部露出來的時候，我的掌心還是出汗了。勞拉主動選擇了不使用止痛藥，這個決定使我再一次對她刮目相看。在過去九個月里，儘管我一直都知道她幫了我們兩個一個大忙，但是我心裡總覺得她的行為無非相當于于幫我們將一口袋越發沉重的雜貨搬上了一道越發陡峭的台階。但是此時此刻我突然意識到她其實為我們兩個創造了一個生命。眼看著她的分娩過程，我目睹了宮頸擴張的最後階段，目睹了她怎樣全身用力，感受到了從她體內擠出來的極端生命力。自從認識她以來，我第一次清楚看到了她體內的某些狂野而又豪邁的特質，看到了身為男性的人生經歷從沒教給過我的心胸與勇氣。她連續用力兩次，然後喬治就冒了出來，並且用一聲清亮的啼哭與手腳的擺動彰顯了健全的心肺功能。產科醫生宣布他非常健康。然後我們注意到臍帶扭成了繩結。

喬治的出生時機恰到好處。假如分娩的時間再長一點或者再晚幾天，繩結就可能收緊，致使他因為缺氧而腦死亡，並且讓勞拉遭受可能致命的胎盤出血。我就像其他人忖度命運那樣打量著這個繩結——只差一點就是另一個結果——並且親手剪斷了繩結下端的臍帶。其實從上端剪斷臍帶的效果也是一樣的，但是我只想讓這個危險盡量遠離我們來之不易的孩子。我只想把他抱在懷裡，看著他的眼睛，感受這具小身體的蠕動。我相信這個孩子將會為我們的餘生帶來不摻雜質的歡樂，同時我也知道這種信念無非只是稍縱即逝的幻覺，但是我依然希望這具小身體能將我的幻覺多延續一會兒。

接下來我們完成了健康分娩之後的一切半醫學儀式與個人儀式。我們拍了一大堆照片。我們脫去襯衣，用肌膚接觸他的全身。我們看著他接受了稱重與體長測量。我們看著護士給他點眼藥膏。我們將他介紹給了奧利弗與露西。布琳恩的兄弟從倫敦給我寄來了一盒香檳口味的太妃糖，我將這盒糖全都分發了出去（要不是產房裡禁止酒水，我就直接開香檳了）。我們還給我父親，我繼母，我兄弟，布琳恩，以及其他幾位對我們關係重大的親友都打了報喜電話。約翰欣喜若狂——我就知道他會這樣——因為分娩如此神秘，甚至比巫術或者星際戰爭還要怪異，以至於立刻就會讓目擊者感到自身的渺小。我再一次體驗了小布琳恩出生時我心中的感受。這個人以前不存在，現在卻存在了。我記得當時我的想法就和所有人一樣，相信他的降生能夠為我彌補此前人生的一切損失。

等到約翰與我終於在醫院的家屬休息室里消停下來，護士也為喬治完成了平生第一次淋浴，時間已經是凌晨兩點半了。我們兩個隨即陷入了幸福的夢鄉。我平時睡得很沉，這一次也不例外。約翰則會每隔幾小時下床看看喬治並且給他餵奶。等到我醒來的時候，約翰已經將喬治抱到了樓下勞拉的房間里。泰米帶著孩子們正在房間里吃肉桂麵包卷，氣氛非常歡快。約翰對我說他要合眼休息一下，讓我去找兒科醫生了解一下情況。根據我們之間的分工，一切醫學問題都由我來負責。我覺得這是喬治人生第一天里的例行公事——聽力檢測，乙肝疫苗注射，等等。我無憂無慮地坐在屋裡吃著麵包卷，指導奧利弗與露西怎樣抱孩子才安全，然後兒科醫生就滿面憂色地走了進來。

喬治的雙腿並沒有像一般嬰兒那樣蜷起來，而是直挺挺地伸著，一連三分鐘都不打彎。醫生將這種現象稱作「肌肉緊張度偏高」，認為這一點可能是腦損傷的表現，並且打算做一下X光成像。我問她這種情況是否常見，她說在目前階段並不常見。勞拉歡快地搶著說道喬治肯定沒事，其他人也都沒有放下手裡的麵包卷。可是我卻感到我心裡平時總是熱乎乎的那部分突然變冷了，而暴露在外的身體其他部分卻突然像火燒火燎一樣。醫生冷靜地解釋道，喬治的反常表現可能是腦出血導致的，此類出血可能自行停止，也可能需要手術干預。她談到了臍帶打結的問題，並且表示我們需要確保這一點不會造成什麼影響。她注意到喬治的頭部尺寸大得有些反常，有可能是腦積水或者腦腫瘤的徵兆。此外她還補充道，喬治的兩條腿的僵硬程度並不一致，這可能意味著他的大腦發育不對稱，或者大腦內部有腫塊。這位醫生很年輕，我能看出來她之所以學會了如此穩健的發言方式就是為了與病人家屬開誠布公地交談。

從喬治受孕那天開始，直到這一天為止，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正在以非常態子女為題進行寫作，假如在此期間我自己也生育了一個這樣的子女，那可有多麼諷刺呢？但是我也知道自然界對於諷刺並不陌生。我問醫生X光的結果等多久才能出來，她說她會儘快安排，然後她就乾脆利落地離開了休息室。我看著喬治，突然間非常希望自己能夠不愛他。可是無論怎樣努力，我還是做不到這一點。這時我才真正意識到了自己究竟多麼愛他。我還記得我採訪過的父母們都曾經四處宣揚新生兒降臨人世的喜訊，可是一兩天之後卻又不得不拿起電話，向親友們講述一個不一樣的故事。我心中負責理性的那部分試圖決定我將會在怎樣的環境里支持一切可能有必要的英勇行為。我心中驚慌不已的那部分正在考慮是否應當將他送進看護機構。我心中最強烈的衝動則是將他緊緊摟在懷裡，根本不讓他接受任何檢測。我希望他能一切平安，可我也希望自己能一切平安。就在我反覆思量這道分界的時候，它卻轟然崩塌了，我意識到這兩者離開對方都無法存在。

我立刻給我父親打了電話，給我哥哥打了電話，還給幾位朋友發了郵件。我哥哥立刻開始聯繫紐約市的兒科神經學家，我父親則打電話找到了一位當醫生的熟人。我們將整件事徹底討論了一遍。許多父母都告訴我，應對此類情景的實務需求壓倒了他們心中的悲觀情緒，而我也在轉換進入解決問題模式之後略微鬆了一口氣。我相信自己會做到所有正確的事情，盡量推遲痛苦與焦灼。我記得有些父母告訴過我，醫生們並不會一開始就說你的孩子需要經受三十場大型手術，他們只會說這孩子需要接受一場手術，過一段時間再告訴你需要另一場手術，然是是另一場——這樣的逐級漸進剝奪了他們的自主權。因此我決心在每次做選擇的時候都要清醒意識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給護士站打電話，想問一下什麼時候才輪到我們做X光成像，結果卻得知剛才電腦系統出了故障，我們的申請沒有提交成功。然後兒科護士又說她要給喬治進行動脈抽血。她將一根針頭深深地插進了他的手腕。動脈抽血？我採訪過的五百多位父母有人提到過動脈抽血嗎？最後終於有人叫我們去接受掃描，可是一直陪伴我們的護士卻被調走了。現在負責照顧我們的是一位漂亮的年輕姑娘，她的舉手投足就像空乘一樣彬彬有禮，不過並不能完全掩飾她心中的厭倦與不耐。我問她以前有沒有參與過類似的診療，「剛出生的孩子就做X光成像？」她說。「不，這種事我從沒聽說過。」我感到兩種負疚感在我心裡相互衝突。首先，我孕育了一個可能會一輩子受苦的孩子，我可能會虧欠他一輩子；其次，儘管我見證了這麼多在非常規子女的養育過程當中找到深層意義的父母，儘管我從他們那裡聽到了那麼多振奮人心的故事，可是我依然不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當然，絕大多數此類父母都沒有主動選擇自己的處境；而且我也記得勇氣的培養無法遵循時間表。

成像室里的氣氛很陰冷，儘管也點綴著幾件用來營造歡慶友好氣氛的飾品。事實上這種故作歡快的友好氣氛正是導致成像室如此陰森的因素之一。如果換一個沒那麼可怕的環境，也就用不著這些裝飾品了。我們無助地看著喬治被人塞進了機器里。此時他多少已經睡著了，並沒有亂動。他的頭部與機器之間的空隙里塞進了好幾疊毯子，一條束帶勒住了他的額頭。醫生允許我們穿著鉛圍裙等在成像室里，我們試圖安慰喬治，這時我突然意識到對於一個還沒有學會向我尋求慰藉的人來說，我的存在多麼令人不舒服。

回到剛才還十分溫馨的休息室里，我們默默地等待著。又來了一個輪班的新護士，我求她去把檢測結果拿來。值班兒科醫生給放射科打了電話。結果還沒出來，於是我們只能接著等。最後我終於擠到護士站跟前，堵住了一位剛上班的兒科醫生，他告訴我結果已經在護士站里放了一個多小時了。「我認為我們應當和你丈夫一起談談，」他語氣生硬地說道。我們回到了約翰一直等在裡面的房間，滿頭大汗的我脫口而出，「他的大腦出血了嗎？」醫生說沒有。然後他開始向我們解釋具體的檢測項目以及每一張X光照片的內容。最後他告訴我們成像結果完全沒有異常。喬治沒事了。這場虛驚終於過去了。

我覺得人世間所有的愛都由三部分構成，大約三分之一的自我形象投射，大約三分之一的接受與寬容，至於知識與見解的比重絕對無法超過三分之一。我的孩子出生之後，我投射了太多，也接受了太多，以至於知識與見解基本沒有發揮作用。我想起了莎拉.海登，她意識到兒子的殘疾多麼嚴重的時候第一反應就是讓他受洗，藉此堅定自己的信念，堅信這個孩子無論怎樣都還算是一個人。儘管此時喬治除了哭泣與進食之外還沒有做出任何了不起的事迹，但是對於我來說他已經具備了豐富且永久不變的人類特質。果實或許會掉落在遠離果樹的遠方，果樹卻不會生長在遠離果實的遠方。

當我與約翰成為父親的時候，同性*戀伴侶為人父母依然是刺激的嶄新冒險。在醫生正式宣布喬治一切正常的那一刻，我意識到希望並不是一隻羽毛斑斕的飛鳥，而是一個遍體粉紅、哭叫不止的小肉團，而樂觀主義的最高體現就是生兒育女。我們對於子女的愛幾乎根本無法擺脫具體環境與條件的影響。儘管如此，這依然幾乎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強烈的情感。這本書當中的事例與我對我的孩子們的愛相比，大約就是寓言故事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紮實的敘述能讓最抽象的理念也變得栩栩如生。我之所以成為了我現在這樣的父母，正是因為此前我在書中記述了這麼多關於頑強與堅韌的非凡事例。

在我剛出生的時候，社會主流觀點認為後天養育能夠決定子女的一切特質。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人們的關注重點轉向了先天因素。在過去二十年里，人們則開始更廣泛地談論先天因素與後天因素之間複雜的互動方式。此前我已經在智識層面上接受了這兩者之間的精妙結合，但是有了我自己的孩子之後，我開始思考是否還存在著獨立於先天與後天之外的第三種因素，比方說某種未知的精神或者靈性變換。每一個人的子女都如此特殊且具體，以至於人們難以想像要是當初未曾受孕的話這些子女居然就不會存在。我在本書當中採訪過的絕大多數父母都表示自己不想用另一個孩子替換現在的孩子。鑒於這些子女體現了如此艱難的挑戰，父母們的主張乍看上去很令人意外。但是既然所有的孩子都具有某些方面的缺陷，究竟為什麼我們當中還會有人更喜歡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另一個真實存在或者憑空想像的孩子呢？如果有一位腳踩祥雲的天使降臨在我家，提出要用另一個孩子來交換我現在的孩子——一個更聰慧，更和善，更歡樂，更可愛，更聽話，更有出息的孩子——我肯定會將我的孩子緊緊抱在懷裡，並且就像絕大多數父母那樣祈禱這個兇險的鬼影趕緊消失不見。

英國數學物理學家羅傑.彭羅斯曾經發問道，我們的物質世界與柏拉圖的理念領域是否是一回事。他認為人擇原理或許表明宇宙具有對於意識的結構性需求——換句話說，一切事物的存在都證明了存在的不可避免。人擇理論與哥白尼革命的理念針鋒相對，認為人類的出現絕非偶然，我們的存在就證明了我們必須存在；一切事物的可理解性都體現了我們自身理解能力的功能，反之亦然。這樣說來，主觀性或許反倒比客觀性更加真實。這一理念對於為人父母也有所啟迪。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相信我們的子女是我們不得不擁有的子女，我們根本不可能擁有其他的子女。我們的子女在我們眼中永遠都不會是偶然的產物；我們愛他們，因為他們正是我們的命運。即便當他們身負缺陷、行為不端、傷害我們甚至先我們而去的時候——即便在這些時候，他們依然是我們衡量自身人生的尺度之一。事實上他們根本就是我們衡量生命的整套尺度。我們為子女賦予了生命，而子女也以同樣深刻的方式賦予了我們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