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劍龍:耕耘與收穫——學術研究回眸與感悟

2017年12月25日 廣州·廣東技術師範學院·郭小東文學館

楊劍龍老師是上海人,(楊劍龍 百度百科)18歲離開上海到江西插隊,在農村插隊時與當地農民建立了深厚感情,這段農村生活也影響了他後來的學術研究及文學創作。他認為,農民在土地上耕耘,而學者是在稿紙上耕耘。他梳理了自己三十多年來的學術研究及文學創作,讓我感受最深的一點是,一個人能夠把自己的文字留給這個世界,就是人生中有意義的事情。從碩士論文談起,到博士論文,再到後來的國家項目,他認為,是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基礎。他也提到,自己一直和師範學校結緣。本科在江西師大,碩士在揚州師範學院,(即現在的揚州大學)博士在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留在了上海師大任教,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上海。

講座現場

他認為做研究首先要熟悉文本,不能一談某個問題就迅速到知網上找文章。這樣會被別人的觀點牽著走,失去了自己對文本的第一感覺。而在閱讀大量文本的過程中,其實就能發現問題。比如他談到自己在讀研期間就翻閱了《中國新文學大系》,運用最傳統的作家論、作品論,把作家和作品放到歷史語境中客觀評價。在平時參加答辯會議時,他發現很多人是以仰視的姿態看作家,一昧地讚揚。但其實我們應該以平視的眼光與研究對象對話,客觀地評價。錢穀融先生甚至認為有時候研究者應該以俯視的眼光,從上往下看,這才有真正的見解,從長處說長,短處說短,而不是人云亦云。

認真是著名學者都具備的性格品質,楊劍龍教授也不例外。在澳門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他碰到了謝冕、洪子誠等研究中國當代詩歌的大家。趁著開會的間隙,他分別跟他們幾個人在門外討論,會後把這些談話整理成文字,並且找到了一些引用的話的出處,最後收錄在《坐而論道:當代文化文學對話錄》一書中。而且,在每次這樣的對話中,每當楊劍龍收到稿費,雖然錢不多,他依然還會把稿費和對話者對半分,認為這也有對方一半的功勞。有這麼細心的想法,實在很難得。

最後他提到,要做一個學者,要給自己留一塊學術自留地,在這裡默默耕耘,挖深了,總會有收穫。除此之外,還要有廣闊的研究視野。比如他的研究領域還涉及都市文化(依託上海),學習文藝學理論、民俗學、心理學、文化學、宗教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從文化角度看文學,有時候可能更清晰。」又比如,在熟悉一套理論後,可以舉一反三。他寫過一篇文章《論魯迅小說中的「反諷」》,首先是搞懂「反諷」的內涵、意義,然後才能從作品中找到對應的點。除此之外,要學會站在巨人肩膀上找自己的觀點。我們知道,汪曾祺自稱是個儒者,但是楊劍龍在閱讀作品的時候,發現他也受到莊子、道家的影響,他就把作品中有體現這一點的都梳理出來,再做成一篇論文。而對一些自己不能把握的東西,他果斷放棄了研究。比如,本來打算寫《廢名傳》,除了到廢名故鄉考察,還找來了當時一本未出版的廢名著作《阿賴耶識論》,但是發現自己讀不懂。後來覺得既然讀不懂廢名的宗教思想,那還談什麼研究呢?

楊劍龍老師除了悉心指導學生論文,還能更好地集合這些資源。他曾主編多本著作,囊括學生的學位論文選篇。甚至到香港中文大學當客座教授期間,也將那門選修課的學生課程論文彙編成集,受到了港大校長的高度認可。他的腦子裡總能根據某個學生的特點提供一兩個選題,有時又把幾個學生的論文做成一個系列,彙編成集,這是讓人很意外的事情。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楊劍龍老師在上海師範大學任教,學校有校車來往於市區和學校之間。但是某一天,有小道消息說校車要取消了。眾多以校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的老師都感到很不滿,於是到行政部門搞靜坐活動。第二天,校方組織了座談會,互相交換意見。作為與會代表之一,楊老師事前做了很多準備功夫,查了校車的歷史、上海其他高校的校車服務。「我就像在做一篇論文一樣,希望把我們的願望告訴校方,校車應該是服務師生的。」即使這樣,校方也沒有採納。滿肚子怨氣的楊老師寄情於創作,寫了一篇小說《最後一班校車》。在傳閱的過程中,一位退休教師將此放在了自己的博客,並附上了上海師大的校園照片,引發師生關注,最終也發表在文學期刊上,曾一度引起熱議。原來,文學還有這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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