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吳承學、楊煦生、周小兵——跨越四十年的對話

2017年12月10日，廣州·中山大學·小禮堂。

真的是難忘的夜晚，聽完講座後仍使我久久不能平復。

「1977—2017：跨越40年的對話」在中山大學康樂園小禮堂舉行。從中大中文系77級走出的四位知名學者陳平原、吳承學、周小兵、楊煦生，與大學生面對面交流，分享校園、人生、時代的故事。

今年是恢復高考70周年，在今年六月的時候，已颳起過一浪又一浪回憶的浪潮。但是，當這四個在各自領域頗有成就的學者相聚一堂，共話當年時，仍讓人感到十分激動。

首先是回憶了個人高考前、高考時、高考後的心理狀態。陳平原和吳承學都是中學教師出身，有良好的語文基礎，就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在這上面。而陳平原的高考作文，也被登上了《人民日報》。「其實當時我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念書就行。上大學前我沒走出過潮汕地區，連省會廣州都沒去過，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才，更不知道自己能考成什麼樣子。過完年，各高校開始寄送錄取通知書。中大的通知書到得很晚，眼看著別人都接到了，我還沒有，有點急。那時我很瘦，不知從哪兒聽說，上大學有體重限制，男的最少50公斤，而我體檢時才99斤，還差一斤，直感嘆，早知道，體檢前應多吃一個紅薯。為這事，父親專門帶我去請教韓山師專的校長，分析了大半天，估計特殊專業才有這樣的要求，學文學應該跟體重沒什麼關係。接到通知書的時候，我正在上課，聽說有我的挂號信，我就知道自己考上了。接過錄取通知書那一瞬間，我最想說的就是：以後，我自己能給自己的命運做主了。」

接著是回想個人的大學生活。從他們四人的對話中，都能發現，他們在20歲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自己這一輩子能做好一件怎樣的事。正如楊煦生說：「我知道我這一輩子是要做好學問的。」從文學到哲學，楊煦生認為這其實不是什麼學科轉變。「文史哲本來就是不分家的。」在堅定了自己對美學、哲學的興趣後，通過自己的努力，最後如願師從李澤厚先生。

在他們的大學生活里，讀書是頭等大事，大家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學習問題。在20多歲的青春年華里，時間和身體都很重要。「每天5:50起床，先去跑步，跑完步在回來的路上就拿出英語單詞大聲背誦，也有些同學在食堂排隊吃早餐的時候捧著英語單詞背誦。」楊煦生回憶道。在他們大三的時候，每個人基本都確定了自己以後要從事的方向。

而再看看我們的大學生活，都過得什麼樣了？讀書似乎卻成了卻不起眼的一件事。各種社團活動、文娛活動佔據了大部分時間，每個人在經歷應試教育後總想在大學階段放鬆自己，等到大四找工作的時候才一臉茫然，暗暗後悔過去四年自己到底都做了些什麼？四位學者在20多歲的時候已經有明確的目標，而我們現在很多人活到40多歲仍是碌碌無為。我們的迷茫，大多來自於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不知道自己想要過怎樣的生活。又或者，我們總是想得太多，做得太少。選擇太多，誘惑也太多。

八十年代是知識分子念念不忘的黃金時代。那時，他們有詩、有夢、有未來。倘若真讓你回到那個沒有手機、沒有網路、一年只能吃幾次肉的年代，不知道還有多少人還會懷念呢？我們之所以喜歡懷念，因為懷念的東西總是美好的。

在台上的幾位學者都是「長江學者」，在各自的領域都頗有學術建樹。尤其是陳、吳二人，都是各自領域的第一位「長江學者」，但是他們依然十分謙卑。這大概就是大學者的風範吧。

回望過去40年，您想對現在的大學生說什麼？（摘自南方日報訊）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練就取捨的眼光膽識，做文科學者要有恆心

大學4年，是你一生中最自由、最純粹也最快樂的讀書時光。此前有高考的千丈深溝，此後有事業的無窮追兵，絕大多數人在閱讀上不能不屈從於現實的壓力與偏見，很少能信步閑庭的。大學生活就不一樣了，對於中上智商的學生來說，課業其實不重，有大把時間可以自由地閱讀、選課、聽講座、談戀愛、參加各種校園活動等。可這種風和日麗，蘊藏著疾風驟雨。因為，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選擇期——經由一系列的試錯，你逐漸了解自己喜歡什麼、願意做什麼，以及能夠做什麼。這個過程，既有日新月異的進取，也含錙銖必較的捨棄。在熟悉美麗藍天的同時，終於有一天，你會突然明白，天高不一定任鳥飛，翅膀決定了你的高度、方向及路徑。這種取捨的眼光與膽識，是大學階段最大的收穫，一點不比具體的學業差。

做文科研究，除了知識積累和批判精神，還要有恆心。人文學科的成長總會來得慢一些，所以恆心很重要。

做學問不是靠拚命，而是靠長命。 幼稚點，慢慢走，總能到達。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承學：要有人格魅力、人文情懷和追尋真理的熱誠

高考是個人乃至家庭的重中之重和奮鬥目標。我並不完全否定應考教育，目前高考制度還是「最不壞」的形式。我想強調的是，學生在大學必須完成一次重要轉型：從應試教育轉到自主學習，儘可能快地消解應試教育所帶來的被動地接受與單純的知識儲備等弊病，轉向充分主動、自由的創造性學習和思考。學生應該有各種天馬行空甚至奇怪荒誕的想像。他們所探的問題可能既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統一、量化的評價標準。但這正是大學的特點與魅力所在。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就是接觸到不少大學生乃至研究生，還停留在應試思維階段，他們沒有想法，提不出問題。我想，在大數據時代，單純的知識和學問已經不重要了。年輕人要努力學習和嘗試那些只有人類智慧才能提出和解決的問題，要有人格魅力、人文情懷和追尋真理的熱誠。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或者儘可能避免將來被「阿法狗」們所代替。大學時代正是培養這種能力和品格的至關重要的階段。

中山大學國際漢語學院教授周小兵：機遇只給有準備的人

機遇只給有準備的人。我讀高二時傳聞恢復高考，就特別努力學習。傳聞未成真，但因成績好，被選派到培養中學教師的廣州第一師範學校，讀語文專業一年三個月，為日後高考打下基礎。考進中大中文系，我先熱衷文學，後研習語言學。畢業時學校成立中心教外國人漢語；我學位論文是漢語語法，留校當了老師。1981年中大首屆留學生僅6人，全國3000。現在外國人學漢語全球1億，每年來華約30萬。我培養的外籍碩士有22人，博士4人。大需求讓學科發展空間廣闊。我的研究從語法擴展到第二語言的漢語教學、習得、教材，跨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影響也擴展到世界。40年過去，大學條件真好：網路暢，資源多，跨學科，國際化。選擇與善用，顯得更重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出自《中庸》的中大校訓，蘊涵教育規律和成長哲理，值得一生體驗和踐行！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楊煦生：有夢很累，無夢很慘

從當代精神史的脈絡上看，我們成長的80年代及相關的精神要素正在成為過往或被重新改寫。作為80年代的過來人，我個人甚為忐忑，還是勉力說幾句空洞的話：保持夢想能力。技術的迅猛發展、教育的規訓化以及其他諸種因素的合力，正把人慢慢逼入無夢之境。有夢很累，無夢很慘。夢是人絕對本己的精神能力。在日益無夢的AI時代的前夜，如何保持夢想能力和內在的精神創造力，顯得意義重大。警惕流行價值。現代社會作為一個業已失魅的場域，恰也同時成為各種偽價值、精緻的謊言和騙術無孔不入的市場。珍視整全生命。在轉基因無遠弗屆、換頭術橫空出世的年頭，生命的整全性（身、心、靈的共融）再次成為一種需要捍衛的東西。這是我們需要共同警覺和共同祈願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本場對話的主持人彭玉平老師（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說話很逗，很能提問問題，成功掀起了對話的幾次高潮。

從1977年12月11日到2017年12月11日，整整40年。12月11日，中山大學中文系77級以高考的名義，聚首中大中文堂，活動主題是「高考改變命運」。這是他們40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聚會，當年的87位新生中，近60位到場。

恢復高考40年 | 中大中文系77級，經歷了一場改變命運的考試 南方網

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敬重與謙卑。

從這一代人身上看到了中文系的輝煌。

一生不枉入門中文系。

在世間所有虛妄的追求都過去以後，文學依舊是一片靈魂的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