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心理學發展之路：從哪裡來？到何處去？

譯者導言：

每每在學術探索中感到迷茫，我都會回看這篇文章，它彷彿一座指引方向的燈塔。它以積極心理學開創者的視角，向我們生動展現了積極心理學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前景；其中，我們也會讀到積極心理學人對於這個學科領域的責任、擔憂和熱忱。我決定把它通篇翻譯出來，希望更多人可以從中了解一個真實的積極心理學，了解它的深度、廣度，以及態度。我相信它可以解答當今時代許多人對於這個新興學科領域的質疑和困惑。不論是心理學者、實踐者，還是普通讀者，都可能從中獲得一份有價值的洞見。

作者：Mihaly Csikszentmihalyi 、Jeanne Nakamura

譯者：Helen Yan

（正文）

要我（Mihaly）試圖去講一場親身參與的歷史性變革，不僅是去描述，還要去解釋，這不免讓人覺得怪怪的。這是史學家試圖去完成的艱巨任務，去用全新的眼光回看過往，去更好地理解，要向未來的觀眾介紹過去，是一段怎樣的心路歷程。

十年前的一個冬天，我（Mihaly）和我的妻子到夏威夷島租了一間熱帶小屋度假。幾天後發生了一件令我出乎意料的事：那天，我正在海邊散著步，有一個人向我走來，熱情洋溢地打招呼，介紹自己說他叫馬丁·塞利格曼。當然，我們都了解彼此的研究，我們也曾在學術會議上打過照面，但是我們從沒有真正交談過。

原來，馬丁和他的家人也在同一個度假村度假。於是在接下來的時間裡，無論是早餐、午餐還是晚宴，我們都在促膝交談著我們對於心理學未來的想法。這個問題對於馬丁來說尤其應景，因為第二年他就要接任美國心理學會的主席，他在想，他能為後人留下一筆什麼樣的財富。

作為心理學家，我們都曾有過一些不同尋常的學術生涯。馬丁在康奈爾大學研究狗的習得性無助，其研究發現引起了轟動，可以說是把純粹的行為主義蓋上了棺材，送進了墳墓。他發現，狗在被點電擊無數次之後，會形成一種悲觀的「世界觀」，由此他認識到，也許這一現象的反面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生物體不斷地得到獎勵，它也可能發展出樂觀的個性。這一結論更加符合馬丁的價值體系（他小時候就曾夢想長大後成為一名學者），於是他決定研究相反的情況，他把它叫做「習得性樂觀」。

現在說說我的故事。我一直都對於「如何提升生命品質」這個問題深感興趣。這也許與我早年的經歷有關。在一段相當美好的童年時光之後，我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幸。早在那時我就深信，人生可能很愉悅，也可能很恐怖——而兩者的差別往往源自人類的選擇。卡爾·榮格在他的書中用一種無所畏懼而又心懷希望的眼光去看待人類的悲慘境遇，這使我愛上了心理學。

三十多年後，我成為了一名心理學家，在大學裡教研究生，可是，我對於當時我教的東西感到非常不滿意。大多數研究及其產生的概念理論似乎都很虛假——它們受到了特定實驗方法的限制，這種方法論被認定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關於人類的基本假設似乎是，我們是一些被隨機分類的生物，必須遵照基因的程序被動地採取行動。

因此，馬丁和我有太多的共同話題。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最終落在了一個上面：我們認為有一些重要概念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人生的價值，諸如勇氣、慷慨、創造力、歡樂和感恩，但是它們在心理學中被關注得太少，我們要如何把這些概念帶回到心理學的學術討論之中呢？

我們（米哈伊和馬丁·塞利格曼）還談論了歷史，可能只是心理學的歷史，但也許某些部分也是我們文化的歷史。

這是簡單的部分，還有更難的問題需要回答：我們是如何走上這條積極心理學道路的？我們具體想實現什麼？我們為此而做了什麼？已經發生的情況與我們所預想的一樣嗎？下一步可能的會是什麼？

當然，我可以試圖去回答其中一些問題，但是絕對不是所有問題。而且，我的回答是由我自己的個人經歷所決定的，所以它們不會是絕對客觀、公正和真實的。

在開始回憶和記錄之前，我想分享我關於文化變遷的見解，我認為這個見解是有根據的，而且它為我接下來要說的所有內容設定了基調。它關乎一些哲學家在「歷史的世界」與「自然的世界」之間所做的區分。

當社會發生了成功的改變，那些參與其中的人會認為改變是他們製造的——他們的行為創造了歷史。但在經過了一兩代之後，那次改變已經完全融入人們日常生活中，以至於人們視其為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是天氣，或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的形狀一樣。

美國憲法的制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創立並簽署憲法的人相信這份文件代表了他們真正的信仰、追求，以及他們對於人性和社會的理性認知。他們知道自己在創造歷史，但是我想他們不會認為憲法應該被視為一種自然規律——就像是潮汐或地心引力一樣。這種視其為根本規律的態度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

幾乎沒有機構不經歷這種觀念的轉變——被創立者視作人類施為的結果，隨著條件和知識的改變而改變，然後逐漸形成越來越嚴格而封閉的體系。從基督教、童子軍，到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建築風格，從社會主義政府形態到通用汽車和IBM，無不是如此。積極心理學是否也會淪為禁錮？我只但願不會。

從歷史的世界向自然的世界轉變，問題在於最初創造改變的原始力量被固化為一種教條，一個教會，一種政府形態，或是一種藝術風格。而在固化的過程中，最初為改變賦予生命的那股精神往往最終退隱幕後，而流於表面的形式主義則登上台前。無論基督教最初有多麼崇尚自由和解放，不過幾代人之後，它就會變成一個機構，捲入貪婪和壓迫之中。

這與積極心理學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有關。例如，馬丁·塞利格曼想把心理學視角從關注疾病轉變為關注優勢，其動力源於他相信心理學家可以做出比當時所做更多的貢獻。「心理學家要做的工作那麼多，」他總是這樣說：「而為心理學家提供的崗位卻那麼少。」我認為這是個很有洞察力的見解，也是推動改變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麼，十年後，塞利格曼的願望（也是我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一部分。數百名全新的生命教練正在廣泛傳播積極心理學的喜訊，可能還能以此謀生。而問題在於，當一個人兜售某項具體服務時，TA就不能對這項服務有公正的評判了，他唯恐客戶懷疑他的產品不如宣傳的那麼好。

也就是說，生命教練需要關於幸福的理論，需要能生產幸福的干預方法，而這些理論和方法仍尚待改進。這些生命教練是否能夠抵擋住這個壓力，保持客觀，我們還無從知曉。如果他們不能，那麼他們就會與學術之間形成矛盾，某種程度上，這就像是臨床醫師的需求超前於學者和研究員從而在心理學界產生矛盾一樣。

如此一來，積極心理學的發展則有可能重蹈教會機構發展的覆轍。例如，基督教會在發起不過幾百年後大獲成功，之後即刻就感受到了這種制度化的壓力。公元前313年，當君士坦丁皇帝對基督教態度發生聚變，開始資助教會，許多土地一下子歸於早已嚴陣以待的宗教。大塊田地被送予主教，較小的田地被送予了等級較低的牧師。

但是，誰有資格獲得它們呢？誰能站出來說「我是一個好基督徒，我願意當一個好的領袖；請給我一個教區和一匹馬，兩頭牛，四頭豬」？沒有，那樣會很尷尬——那樣，許多偽君子就會得到皇帝的慷慨贈予的錢財。於是，教會的長者決定，他們必須制定敬獻牧師和教主的規則和程序。

這聽起來是不是似曾相識？當然，當今時代我們有的不再是神聖的羅馬皇帝，而是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NIMH）、保險公司，以及健康維護組織（HMO），但是問題還是一樣的：誰有資格來提供治療或是教練？這樣的人像什麼樣？如果我們不用心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很可能就會下一個不成熟的結論。積極心理學應該優先側重什麼？（是什麼讓人生更美好？是什麼弘揚社會正氣？）對此我們可能會做出一個死板的規定。我扯遠了，現在還是言歸正傳，談談事情的進展。

下一步進展

我與馬丁達成一致，需要做點什麼來應對心理學消極與積極視角的不平衡，但問題是，我們要怎麼做？現在回看，我們當時做的第一個決定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我們從不認為這個新的發展方向與現有的心理學有任何矛盾。它是對心理學發展現狀的改進，而不是否定。我們從沒有想過要摒棄科學方法，或無視過去的研究發現。雖然我們當時沒有就此討論，但是這個決定讓積極心理學的發展與其前身——人本主義心理學截然不同，後者一開始就深深懷疑科學方法在人事中的應用。

第二，我們決定主要讓青年學者而非已有建樹的老學者參與積極心理學研究，認為這是最佳方案。這一部分是基於托馬斯·庫思（Thomas Kuhn）的觀點：老學者很少能在有生之年接受思想的轉變。雖然我們不是要顛覆你所有的思想，但是我們有理由預見，尚未被其他觀點先入為主的年輕學者會對此更加興奮，更加積極地投身於積極心理學的學術生涯。

於是，馬丁和我向全美50位最具影響力的心理學家寫信，請他們各舉薦一位之前的學生，這個學生的年齡須在40歲以下，能夠與我們同舟共濟，並很可能在其五十幾歲時擔任心理系主任。我們收到了每位心理學家的回信。我們請50位候選人發來簡歷和學術作品，並邀請他們到墨西哥「Riviera Maya」海濱度假暢談一周。45位候選人發來了材料，我們從中最終挑選了18位。

這就是第一屆阿庫馬爾會議（Akumal I），這是一場令人愉悅而興奮的會議，會談幾乎都是穿著泳裝和拖鞋在三座毗鄰的別墅中進行，其中一幢別墅原先還是屬於「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樂隊的。除了我們邀請的這18位青年學者之外，與我們同行的還有唐納德·克利夫頓（Donale Clifton）夫婦，以及Ray Fowler夫婦。唐納德當時是蓋洛普公司CEO，他開發了一種基於發展優勢而非彌補劣勢的管理方法。Ray Fowler是當時當之無愧的美國心理學會主席。

這場會議（以及第二年舉辦的第二屆阿庫馬爾會議）為積極心理學後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兩場會議的風格本身也在試圖打破傳統心理學會議的固有模式：在輕鬆而深入的交談間歇，可以海濱漫步和潛水；傍晚在享用完當地美食之後，志願者們會朗讀他們最喜愛的詩歌，並且在客廳圍成一圈促膝長談……

就我個人而言，在阿庫馬爾會議之後我認識到，工作完全可以是不無聊、不拘謹的，完全可以是其樂融融的，不論是我們彼此交談的方式、教學的方式，還是表達想法的方式，都可以如此。而這一切源於，我們相信積極心理學是重要的。

1999-2009年，第一個十年

馬丁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作為美國心理學會主席，他成功說服各類基金會（約翰鄧普頓基金會是第一個）為我們提供資助。這些資金支付了我們兩屆阿庫馬爾會議的成本；以及一系列暑期工作坊，其間，從阿庫馬爾會議走出來的積極心理學「老將」為更多其他青年學者傳授了積極心理學；青年學者們的研究也得到了各類積極心理學獎項的嘉獎（最高獎項10萬美金，這在當時他們的心理同行當中是極其可觀的獎勵）。總之，在這些資金的支持下，一個領域誕生，這支基礎隊伍將一系列想法不斷推進。

然而，一個領域本身還並不能推進得很好，因為它還不是一門學科，一門學科需要一系列規則、程序和知識將一些想法與其他想法區分開。在很多方面上，隨著心理學整體上的發展，積極心理學這門學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成熟。

馬斯洛、Antonovsky和羅傑斯他們，已經讓一個心理學思想（人本主義心理學）復甦了，而長久以來，這個思想都只能藏匿在一系列其他思想的霸權之下——行為主義和精神分析，後來是認知心理學。

近期，Ed Diener、David Myers、馬丁·塞利格曼和Rick Snyder等多位心理學家也在撰寫一些可以被視作「積極心理學」的主題。然而，由於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心理學者並沒有明確認同某一特定視角，他們的研究仍是孤立的，與心理學主流格格不入，找不到自己的身份。

但是不久，在阿庫馬爾會議指引了全新視角之後，年青一代的學者就開始改變這一局面了。第一個十年已經為積極心理學的發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從阿庫馬爾會議走出來的青年學者已成為這個新興領域中的佼佼者：Shane Lopez、Ursula Staudinger、Lisa Aspinwall和Corey Keyes編寫了文集、手冊和百科全書；Sonja Lyubomirsky、Jon Haidt、Ken Sheldon和Barbara Fredrickson撰寫的重要書籍成為了積極心理學書單中的必讀書目。

我們剛剛在克萊蒙特研究大學開設了第一個積極心理學博士課程，並完成了第一年的教學。很顯然，一個新興學科正在形成。

馬丁·塞利格曼和克里斯托弗·彼得森收集建立了有關人類優勢和美德的資料庫，提供了無比豐富的實證研究基礎，為臨床心理學、心理教練以及提升生活質量的心理干預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建議。品味、正念、心流、原諒和幽默等話題正在成為積極心理學的正當話題，帶來新的研究和應用。

未來發展方向

如果難以描述過去，當然也就不可能描繪未來。在我還是一名研究生時，我（第二作者Jeanne Nakamura）興趣盎然地見證了積極心理學誕生之時的澎湃激昂。我記得1998年在舊金山，在馬丁·塞利格曼擔任美國心理學會主席的就職典禮上，聽眾們都流下了感動的眼淚。演講結束時，他們站起身爆以熱烈的掌聲。

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想的已經不再是積極心理學是否會有未來，而是它最好的未來會是什麼。

在展望未來之時，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它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塞利格曼和契克森米哈伊在發起積極心理學之初就特意決定，應用創新系統模型來開創積極心理學。

該模型指出，要生成一個明確的子學科需要做兩件事：第一，描述這個學科——包括知識體系，一套受認可的工具方法，以及一系列有驅動力的問題和責任；第二，推動一個領域的發展，吸引人們到這個學科領域來工作，對於為知識體系做出貢獻的人予以鼓勵和嘉獎。

事實上，兩方面努力都在快速推進，已經產生了一個總體清晰的子學科，全新的知識，以及一個全情投入、日趨國際化的社群。

當然，我們可能會預見各種不好的未來，比如，過度的熱情導致不成熟的實踐和不切實際的預期，最終導致大眾興趣消散。我們的設想可能因為各種原因而失去可靠性：因為它們沒有經得起公眾的監督，因為它們承諾過多而提供得太少，或是因為它們的支持者利用這些想法只為謀圖一己私利。所有這些趨勢，乃至更多，都可能遏制積極心理學的發展。

因此，我們應該未雨綢繆，想一想如何讓這個視角得以生存和繁榮。

根據創新系統模型，如何才能為積極心理學創造一個積極的未來呢？——如何使其保持活力、貼合實際，同時不斷發展呢？是優先發展學科還是實踐領域，哪一個才是重點？亦或都是？最終要達到什麼目標？

關於這個學科的未來，存在著各種設想。有的人認為，積極心理學應該形成一個獨立的知識體系，整合出一個關於人類繁盛的總體理論。目標是發展為一門豐富的、有科學基礎的幸福心理學。而另一些人認為，對於積極現象的研究以及對於心理功能的積極視角應當最終與成熟子學科的其他知識融為一體，比如社會心理學、情緒心理學、臨床心理學、組織心理學等。在這個理念下，目標就不是建立一個普世的幸福理論，更不是堅持一個單獨的積極心理學，而是在每個心理學領域都能有平衡的視角。而這兩種觀點的共同之處，就是試圖在當下明確這個學科的未來要何去何從。

第三個可能的觀點避開了這種目的性的視角，認為無論如何，積極心理學的最好未來都將源於凝聚志同道合的人，這些人有著共同的目標，有一系列共同的問題或難題，從而這個學科領域可以有機地生長。

這些不同的未來暗示著積極心理學的不同發展路線。除非積極心理學最終完全融入現有的各個心理學子學科中，否則大多數積極心理學家可能會一直保持「雙重身份」，在屬於積極心理學陣營的同時，還會是（比如）認知心理學家、人格心理學家、或發展心理學家。

也就是說，還是會有一個生機勃勃、協力合作的積極心理學社群積極投身於有關人類繁盛的諸多話題的探討。此外，如果按此趨勢繼續發展，這個領域將形成一個更加全球化的社群。

積極心理學的形成不僅僅源於其自身內在動力，還源於它與其他外部體系的互動。這對它的未來有什麼影響呢？

積極心理學飛速發展的一個原因，在於人們對「積極干預」的巨大興趣。為了創造可持續性的未來，積極心理學將必須在發展基礎知識與開發知識應用之間保持健康的互動。對於應用的渴望可以確保基礎積極心理科學不至於成為一門自說自話、甚至不切實際的孤立學科。而同時，欠成熟的應用會對基礎科學的良性發展帶來威脅，這個學科的發展還需時間，對於那些看似有前景、實際上卻經不起檢驗的思想，要能夠摒棄。

在美國，積極心理學在應用心理學中最相關的點就是臨床治療領域；因此，面對提升個人幸福感的干預需求，這個領域做出了最快回應，比如，通過教練和個體練習等方式。在積極心理學社群，總體而言很明顯，未來的應用工作中此類干預將不僅包含個人層面，還包括機構層面和群體層面。

例如，我們現在已經在努力制定關於幸福的國家指標，以及有關環境管理工作的積極心理學。也就是說，積極心理學的最好未來可能預示著一門積極社會科學，直接為提升人類幸福感、創建繁榮機構和改善社會環境而做出貢獻。繁榮機構和社會環境會對個人幸福產生間接影響，但影響範圍會很廣泛。這些環境包括但不局限於家庭、學校、職場、文化機構和社區。我們相信，與專註於培養樂觀、希望或感恩等個人特質相比，通過改善這些現有環境同樣能夠實現積極心理學的目標，而且可能會實現得更好。至少毫無疑問，研究和干預的這兩個方向（一個專註於個人，另一個專註於生活條件）會相得益彰。

目前，積極心理學的研究和實踐剛剛開始進入第二個範疇，主要是將積極心理學原則應用於職場。積極組織行為學成為美國另一個重要的子學科，主要關注工作生活的改善。教育也開始受到重點關注。

然而積極心理學的應用前景幾乎是無限的，從設計電腦遊戲到城市社區，從政治決策到環境保護，都可以應用。當然，最廣闊的應用是讓那些追求第二個範疇（職場）的人清醒，因為在這個領域很容易讓人膚淺和浮誇。我們必須意識到為實現輝煌前景而須肩負的重大責任，帶著創造力和謙虛精神（兩大VIA美德）前進。

總之，積極心理學的一些洞見，似乎已經在幫助它創造一個積極的未來。

首先，我們已經了解到，積極情緒會打開全新的思維和行動方式。積極心理學以歡樂和好奇的精神在阿庫馬爾開啟。這種精神又在更大的舞台重現——例如，2008年在克羅埃西亞的奧帕蒂亞舉辦了第四屆歐洲積極心理學大會，來自世界各地的500多名參會者因共同的目標和興趣而相聚，交流彼此的工作；2009年在我們克萊蒙特校園舉辦的研討會迎來了650名充滿熱情的參與者，另有150多位通過網路直播關注了此次盛會。希望這門學科不斷發展，這種精神繼續蔓延。

第二， 有一個極其簡單的事實，引用克里斯托弗·彼得森的話——「他人很重要」。積極心理學社群的成員包含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的資深學者，都在各自領域出類拔萃，他們形成了一個引人矚目的高校社群。可能這一部分是源於他們一開始就特別注重通過培訓機構和研究職位來培養新一代學者。希望一直如此，這能是該領域得到健康發展。

第三，為了他人的幸福而工作會帶來希望感、意義感和目的感。放眼未來，我們認為，積極心理學最理想的未來將包含一門蓬勃而嚴謹的基礎科學，同時以應用為目標，通過多種途徑為人類的積極發展、整體幸福感的提升做出貢獻。

原文標題：Positive Psychology: Where did it come from, where is it going? (2011)

作者：Mihaly Csikszentmihalyi、Jeanne Nakamura

譯者：Helen Yan

公眾號：hquest幸福知道

（聲明：幸福知道原創編譯作品，轉載請標註以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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