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制、政治腐敗與主觀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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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非原創，轉載自公眾號「政文觀止（ID：zhengwenguanzhi）"，轉載已經公眾號同意。原文作者政觀編輯部，鏈接代表制、政治腐敗與主觀幸福感。

文獻來源：Margit Tavits,「Representation, Corrup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1,No.12（December 2008）,pp.1607-1630

Margit Tavits，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政治科學系教授，研究專長為比較政治學，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政黨政治、政治制度、政治腐敗、後共產主義國家政治與性別平等。個人主頁：http://pages.wustl.edu/tavits 。

儘管政治科學家關注政府與民主滿意度，但很少像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那樣關注個人的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最近的研究揭示民眾的滿意度與宏觀經濟和社會進程有關，但是政府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民眾的滿意度這一問題仍然有待回答。儘管既有的研究都指向政府的代表性、政策輸出以及政府質量影響生活滿意度，但是針對個體的認知仍然需要通過實證研究加以檢驗。當前的研究認為代表制和政府績效是影響民眾生活滿意度的主要原因，本文以68個跨國數據和16個歐洲民主國家的調查數據為依託進行研究，其結論是更好的代表制有利於增強民眾的滿意度，而越高的政治腐敗則會嚴重地削弱民眾的滿意度。同時，相比宏觀經濟對幸福感的影響，政治腐敗的效應要更加穩健，這也是代表制增強幸福感的條件。只有當贏得選舉的政黨及其組織的政府清廉而不腐敗時，支持當選的政黨才與選民的主觀幸福感相關。

一、關於幸福感的文獻探討

經濟學、心理學和社會學對幸福感的探討已經卷帙浩繁，而且還在不斷推陳出新。在經濟學界，對幸福感的討論常常是與效用聯繫在一起的。而政治學更多地從政體類型、政治與經濟自由來討論個體的幸福感。此外，還有研究指出，左翼政黨的執政與工會的強度也和主觀幸福感存在強烈的聯繫。但是作者指出，這些既有的研究都過於具體，需要從更抽象的層面來談論民主政府及其行為。

二、代表制、腐敗與幸福感

儘管代表制是公民影響政府決策的關鍵機制，但是這種機制是否作用以及如何作用於主觀幸福感的質量對民主理論家而言格外重要。同樣，政府程序和產出也直接作用於民眾的主觀幸福感。因此，政府作為的質量和公正性就是探討民眾幸福感的關切了。

就代表制而言，當人們被真正代表時他們就會感到幸福。因為當選民支持的政黨贏得選舉並組織政府時，人民認為有理由相信執政者與他們具有相同的意識形態，會從他們真正的利益出發制定政策。同時，民眾通過參與投票實現了自身價值。但是顯而易見的是，正如變數之間的內生性問題，這些機制彼此之間也會相互影響。比如選民可以通過選舉來實現這個有價值的目標，也可能是這個目標有價值才促使選民去投票。基於此，作者指出本文的因果機制建立在選舉的結果和政府的形成作用於民眾的主觀幸福感這一邏輯基礎之上。

就政府質量而言，腐敗程度是目前廣泛使用的測量指標，其理由在於政治腐敗阻礙了公共產品服務於民眾的正常機制，影響到公共目標和公共價值的實現，同時也是加劇犯罪和社會不公正進一步惡化的誘因，明顯的降低公眾的幸福感，然而這只是傳統的表述。作者指出腐敗也會通過損害民主制度來降低公眾幸福感。為何如此？作者在本文中提出假設：更好的代表制與更廉潔的政府與個人幸福感之間存在正相關。後文的選取數據、建立模型也將圍繞這一假設進行驗證。

三、數據、測量與模型

作者首先選取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1995年數據。該數據來自對歐洲16個國家17166個居民的調查，其優點是可以統合個體層面和國家層面數據，因此用做主要檢驗。但是其缺點在於還不足以說明世界範圍內的情況，為此，作者選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數據中對68個國家的調查做進一步檢驗。

在變數選取方面，作者將居民的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作為因變數，其中第一個自變數選自腐敗預測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而另一個自變數則參考歐洲政治研究雜誌（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和世界政治領導人（World Political Leaders）資料庫，該資料庫記錄了主要國家選舉之後當選政黨的情況，同時包括選民對該政黨及主要議題投票贊成、反對以及棄權的情況。此外，作者將人口學變數（性別、年齡、物質條件、家裡小孩數等）和社會經濟變數（收入、失業情況等）作為控制變數。

在模型層面，作者選用HLM（分層線性回歸模型）和邏輯回歸模型，用來檢驗自變數分別在國家和個人兩個層面對因變數的影響，並也可以同時實現Robustness的目標。具體而言，作者建構了四個模型，模型1是分層簡單線性隨機截距模型(random intercept model in HLM)，模型2採用邏輯回歸隨機截距模型(Radnom intercept model in LogR )。模型1和2和主要差別在於將定序自變數變成名義二分變數，並混合國家和個體效應，這樣做可以對沖異方差帶來的參數估計不一致問題，保持截距部分的「隨機特質」。模型3和4都採用邏輯回歸模型，並混合了國家和個體差異，模型3繼續採用因變數為名義二分變數的邏輯回歸模型，模型4則使用了初始的因變數形式，即具有定序性質的四分感知度，並代入回歸模型，從而可以用來觀測內部斷點處的影響效應是否顯著，在更高的水平位上比較變數間作用關係的「微觀有效性」。此外，針對樣本中存在的缺失值，作者採用了多重插補（multiple imputations）的方法，對比方差發現缺失值並未對整體結論產生偏誤。通過比對四個模型主要參數的輸出結果，自變數在兩層以及不同模型中都具有顯著影響。

四、結論

作者在建模前的假設得以論證成立，代表制與政府廉潔度能顯著地影響人們幸福感。具而言之，當人們認為在他們能更好地被代表時、或政府保持清廉時會感到幸福。因此，選舉不僅在於確保誰能得到權力，更是人們追求幸福的條件。進一步，腐敗有助於我們理解選舉的勝利或者失敗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公眾的幸福感。在變數的影響方面，政治腐敗顯著地削弱了以失業率和通脹率測量指標的經濟因素影響，同時，它還擴寬了我們對腐敗自身的理解——它不僅應當被用於測量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質量，也是測量民主健康程度的關鍵指標。同時，在政治系統的輸入端，政治腐敗是連接民眾與政府之間並使民主運轉起來的介質。此外，腐敗並不是同質的，它有各種類型，後續的研究需要研究腐敗的兩個方面及與公眾之間的相互作用。

作者最後指出，儘管結論經得起穩健性檢驗，但是當下數據中的觀察值只是一年的數據，對跨年度數據的使用和測算的結果還不明朗。其次，文章檢驗的都是歐洲發達民主國家，得出的結論並不能保證普遍化。再者，文章對政府績效作用的探討仍然是總體層面，但是個人與官僚機構打交道的經歷對自身層面的主觀幸福感依然會產生重要影響，而且這些經歷可能比總體性層面的腐敗發揮出更重要的影響。

編後記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使用的數據和模型都不是特別生僻，但因為將理論、機制和數據較為流暢地結合在一起，所以發在了比較政治研究的國際頂級刊物CPS上。作者在文末提了尚未解決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確實是我們現在需要持續追蹤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既有賴於民意調查技術和問卷設計的不斷更新，更需要政治理論和方法的不斷完備。當然，將民主與主觀幸福感結合在一起的討論非常有意義，儘管常用的民主評估體系，諸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和「政體4」（Polity Ⅳ）依然是研究民主與政體的重要參考標準，但是從公眾的主觀角度出發去省察也格外重要，只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得出的結論可能更為客觀。毋庸置疑，這種方法對當代中國而言更有持續深入研究的價值。

推薦閱讀：[美]唐文方.如何測量中國民主——關於民主與政治幸福感的討論[EB /OL].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講座，2016年12月，http://nads.ruc.edu.cn/upfile/file/20170306161409_643857_5601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