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更迭，我在這港灣看潮來潮去

02-04

來了香港17年，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但也說不出來是哪兒的，只是因為這裡有些我愛的人，用細繩將這支風箏捆紮在了這裡。哪有城市是10多年不變的？哪有一種變化是不合理的？我只不過是在這港灣里數著日月更迭，潮來潮去。

前幾天欄目組開例會的時候，大家都笑嘻嘻的，氣氛很輕鬆，因為剛剛一起熬過了一段瘋狂的日子，做完了一個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報告系列，終於可以舒口氣，辦公室里能聽到內地口音的香港話和香港口音的普通話相互交織著開玩笑。組裡一半以上是香港人，剩下的都是在香港碩士畢業的內地人。做電視媒體這行，感情都是熬夜熬出來的，背景，出身，經濟狀況，學歷都是浮雲，真心愛這行想要好好做下去的人都得互相挺著，才能挺到自己的作品在電視上光榮播出的那一刻。

1997年住在廣州的時候，我是沒想過會跟香港有關係的，那時候為了愛情來南方，第一次出國是去的新加坡，覺得以後就應該會變成一個廣州的小白領麗人，背著師奶包穿著小高跟在那城市裡為了老公和孩子奔波，以至於兩年後第一次來到香港站在中環皇后像廣場望著滿園菲佣的時候會有點懵，心想：「這裡從此就會是我的家了嗎？」

港語

廣東話對我來說並不陌生，語言小天分早在初到廣州時就拯救了我，那時男友家完全不能說普通話的奶奶迅速將我逼瘋，盯著香港的無線亞視兩個電視台屏幕下的字幕條，不分晝夜的一個月後，我就聽得懂所有廣州話，那種用力的將字句像磚頭一樣砸下來的語言讓人覺得，這人生原來可以這樣使勁地活著！

可香港話是不太一樣的，夾雜了太多的英文變音，發音的位置比較懶和鬆散，相比起來，廣州話更文言文更像古人更工整，香港話則像是古板的辦公室姑娘收工以後換了露背裝，帶著些輕巧和性感的味道。這種特質讓我少受了很多窩囊氣，因為口音是必然不準的，很多俚語直到現在我也不能說出來，只好用英文單詞來濫竽充數，結果那時在不少勢利的香港店員眼中反而成了高檔。因為許多香港富裕階層的孩子都是早早被送到國外去念書，成年了才回到香港，「怪腔怪調」的廣東話成了識別「海歸」或是「ABC」的標籤，我這麼個外語專業畢業的北京姑娘也莫名其妙的被高看了幾流。

有時很樂，一次去家樓下的DVD店租影碟，愣是把「韓片」說成了「咸片」，櫃檯的帥哥瞪著我，使勁全身力氣咬著牙不笑出來。那天我很感激他。可是這語言天分也曾讓我很是難過，那會兒一些香港同事以為我聽不懂，背對著說我是個鄉下工作狂，穿衣服品味很差，我只好嘆口氣，轉過去用廣東話說：「其實你們這樣我真的很尷尬…」

然而八卦雜誌有一度曾讓我迷戀得不行，當然不是因為那些小明星不重要的「偉大」緋聞，而是香港的這些雜誌是用口語寫的，像密碼書一樣，不會說廣東話的人根本看不懂。那些段落中有很多是文言文般的句式，沉迷在這些被書寫出來的口語中，你會覺得自己身處一個陌生而抽象的世界，打開書頁它就在，關上封面它就消失。這樣獨特的空間讓我在香港狹窄的生存環境中，發現了一個似乎更真實更有溫度的神秘存在。

歌詞和詩句卻是另外一個樣子。在油麻地有一間小小的詩社，經常半夜裡聚著詩人們和填詞手，他們身上有著旁人沒有的熱火，總是要急迫的把它吐出來，而繁體字型的複雜與美妙讓這些人更忍不住要把他們寫在紙上，然後反覆地看著，像是看著一幅畫從紙里升騰起來，照亮身邊這壓抑而瘋狂的小世界。只有看到這些港人的詩，看懂了他們的歌，看明白了八卦雜誌到底在為他們傾訴著什麼，你才會發現，原以為高樓林立滿街擠著人就是香港，把簡體字轉化成繁體字就是香港，插著一面紫荊旗就是香港，滿街廣東話歌就是香港，其實香港因著它這百年來所經歷的種種，早就累積了許多隱忍說不出的話在心中，也學會了哪些痛可以放棄，哪些夢卻一定得留下。

港人

不少香港人喜歡去日本，總覺得那裡乾淨整齊有禮貌。我在東京住過兩年，反倒是打心眼裡不耐煩，很武斷地覺得滿街的人要麼是性冷淡要麼是色情狂。相較之下，每次回到香港讓我很自在，儘管有些地方像旺角和尖沙咀銅鑼灣什麼的我是完全不能去的，因為一去就會暴躁，可是坐在雙層巴士上看林林總總的樓和層迭起伏的窗，以及那些小小窗口一閃而過的臉龐，還是會覺得這裡亂的方式很合我，就是什麼顏色都有，什麼形狀都有，總是因著某個緣由出現在這裡或者是那裡，有些自成一派的東西，形容不出，別人也學不來。我不會管這叫獨特，但我愛。

身邊的港人也是各有各的逗趣。

長這麼大我最感激的幾件事中有這麼兩件：1，爹娘送我進了媒體專業這行；2，鳳凰衛視香港的公司收下了這個看上去正常實際絕對瘋狂的姑娘。很難說是香港還是香港的這個電視台更多的塑造了我，只知道這裡從此成了我人生的飛機場，而陪伴在身邊的，全是土生土長的香港同事們。

我所認識的地地道道的港人同行里，中文好的真是不多。英文教育和廣東話教育不知為何讓他們有些兩頭不到岸，所以很多人寧可躲在日式卡通片和漫畫書的背後，遠離文字的煩擾，可是他們心中明明有著好多好多的字句在不停隨著思維重組，那些和我一樣總是忍不住在腦海中自問自答的人都留在我身邊很多年，成了最好的朋友和家人。念過多少書，走過多少路，會說多少種外語，從來不是重點，我們之間只是靠著直覺交談，順手就拿得起話題，也隨時放得下。

他們通常不太聽人怎麼說，而是看人怎麼做。他們的動手能力通常都很強，手指老能靈活地變幻出我要的道具，圖形，燈光氛圍或是影像，總會讓我看到入迷。也許是因為做這行太久，非常清楚語言的排列組合能帶來多少種意思，我不太相信人怎麼說，只看怎麼做。但他們視我為內地人中的異類，因為我會說「真是不好意思…」或者「可以麻煩你這樣…？」只是聲音謙卑了些，禮貌了些，讓他們明白自己是被尊重著的和看顧著的，所以儘管他們也會常在我面前抱怨著那些內地遊客如何如何粗魯的壞話，抱怨內地的炒房團怎樣讓房價暴漲，卻總是在看到我的時候加一句：「不是說你。」

他們陪著我，好些時候是我領著他們，去到一個個奇奇怪怪的國家，好些在戰亂衝突里，外人老在問我，「你一個女人跑去伊拉克阿富汗蘇丹以色列加沙，膽子怎麼那麼大？」可我身邊這些人才知道這傢伙其實多麼膽怯，會在緊張的時候胃痛，狂吞口水結結巴巴，會在從這些地方飛回香港的航班上噩夢連連，會回憶起那些地方那些人的時候眼淚汪汪，所以他們信我，知道這個膽小鬼會想盡一切辦法拼了命確保所有人平平安安回家。

文化衝突

我的港人團隊曾經和內地團隊一起工作，港人經常被內地人的「殺熟」震驚。在我這班人心目中，朋友不是應該好好保護和照顧的嗎？不是應該寧可自己吃點虧，也不能讓朋友受委屈的嗎？為什麼你們可以為著點小利陷朋友於不義？「義」字不只是在香港電影里，在滿大街餐廳的關公像里，也在很多當地人心中的江湖裡。所以「說好了的事」是很重要的事，因為承諾既然許下，就輕易不能去改變。

內地不少人習慣了在無秩序的環境中野生長大，見招拆招，所以好些事做起來缺乏章法沒有計劃。港人卻是在嚴謹的英式公務員體制中受教化，每一層級責任分工明確對他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因為這能讓他們看到一個清楚的標尺，知道做到什麼地步這一環的工作才是完成了，可以放心的交給下家。所以內地人總是要一腳踢的幹完整個流程，港人卻強調一定要生產鏈條專業化，做事的策略不同讓內地人似乎更容易成為項目負責人，港人更願意變成工匠。我和這些同事們早期也起衝突，只是當他們逐漸明白出差環境中的現狀確實需要隨機排雷，他們就接受了這個因為無賴而無所不能的我，進而發現內地人總會在他們認定的思維和生活框架以外畫出新的邊界，這令他們覺得危險，卻同時也受到些啟發。許多港人與那些發達國家中的傳統保守派更相似，為了守著安穩富裕的生活，寧可小心翼翼地活著，哪怕有時候鼓起勇氣越雷池一步，腳也會很快收回安全線以內。

可他們因為從小的雙語教育，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而天生就是國際人，護照的靈活自由，再加上這裡的交通便利，飛去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是很簡單的事，說走就走的任性，對於許多香港人來說，不過是生活的常態。所以我很順理成章的在這環境中接受了自己狂躁、想要去流浪的內心，在十多年的實踐中跨越了88個邊境，用同伴手裡的攝像機，講述眼前的愛與怒，無數次的回到原點和重新出發。

我愛的人

家住九龍，正對面是灣仔。家樓下是寬闊的海。

最愛8號風球的時候，和狗一起趴在窗邊，看著勇敢的司機們在樓下海邊高速公路上小心穿行，也笑那些豪華的遊艇們就這樣窩囊地躲進避風塘。

一個維多利亞港就這樣隔開了港島和九龍，也似乎是劈裂了一個世界。幾年前，我有一個親戚決定從港島的半山搬到九龍這邊的太子道時，很是花了些時間來下決心，因為那好像是一個類似移民的重大人生決定。因為港島是一個形之於外的金錢世界，中環每天晚上七八點的時候，就能看見好些穿著講究裝扮成成功人士的洋鬼子們，以及另外一些花枝招展的office lady們下班了之後聚集在幾個固定的酒吧里喝酒，不知為何他們一定要站在pub外的街上談笑風生，pub裡面其實經常空無一人，那外在的喧鬧怎樣也掩不住內里的孤單。

其實也只是在近幾年，我的生活才跟香港社會發生些關係，因為以前總是覺得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是要離開這裡的，也許去到什麼小國家終老之類的。幾年前突然發現自己原來對香港是有著超深厚的感情，因為不管去哪，每次回到這裡，看到門前的這邊港灣，就覺得安全了，回了家。來了香港17年，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但也說不出來是哪兒的，只是因為這裡有些我愛的人，用細繩將這支風箏捆紮在了這裡。哪有城市是10多年不變的？哪有一種變化是不合理的？我只不過是在這港灣里數著日月更迭，潮來潮去。